【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日本人缘何迷恋相扑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60次 　　在西方人眼中，相扑是一种荒唐的运动。他们无法理解，一些少年因体格超常被专门挑选出来，离群而居，过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他们像填鸭似的被喂得肥重不堪，就是为了从事这样一项枯燥乏味的比赛。
　　
　　西方人更不服气的是，相扑比赛不分级别，所有选手不分体重，参加只有一个级别的比赛，这等于承认以强凌弱的合法性，根本不符合奥林匹克公平竞赛的原则。崇尚平等的西方人，无法容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平等竞赛。然而，这样一种西方人看来不公正的比赛，日本人却如痴如醉。相扑在日本被奉为国技，受到全体国民青睐，不仅一般平头百姓，就连大学教授乃至天皇贵胄，也乐此不疲。
　　
　　日本人何以如此迷醉于相扑？我曾问过很多日本朋友，回答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赤身裸体、返璞归真的比赛方式能满足现代日本人的怀旧情绪；赛场气氛激动人心；比赛雅俗共赏、人人都能看懂；有很强的模仿性等。
　　
　　的确，当两位超级胖子梳着古代的发髻，挺胸凸肚，八面威风地登上用土袋堆筑成的圆形赛台，按照古法鞠躬行礼，伸开双手岔开两腿蹲下，抬起硕大的脚丫子把赛台砸得咚咚直响，以示没有任何武器的时候，当那位身着古代官服、精瘦如猴的神官裁判，在一旁挥动着扇子，忙碌不停地围着两个大胖子打转，以一种古怪的声音不断地喊着双方的姓名，为他们加油鼓劲时，观众的确可以充分领略到一种久违了的原始古朴的情趣和快乐。
　　
　　礼仪繁琐、等级森严、工作紧张而喜欢集体活动的日本人，在观看相扑时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补偿，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日本人喜欢相扑，我以为另有更微妙的理由。
　　
　　相扑是巨人的运动，作为力量的象征，个头越大越好。日本人的身材向来以矮小出名，相扑大汉是从身材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威风凛凛的大汉，实际上代表了日本人内心深处渴望伟岸、向往强大的愿望，就像过去日本当局同外国打交道时动不动就自称“大日本帝国”一样，日本人自卑和自大的双重性格，由此得到了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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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有更好的生活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72次 　　1
　　
　　我，曾经逃离北京回到家乡，现在又逃了出来。
　　
　　我是4年前某刊《逃离北京》一文的主人公。
　　
　　2010年2月，报道发表后，一些老家单位的同事，仅点头之交，追踪到我的微博留言，很神秘地表示：知道杜若是我。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或许会再次让我成为大家的谈资。也仅是谈资。
　　
　　2013年在丽江，采访一个刚与“天后”离异的明星，他讲：“你们是真关心我们的生活吗？其实只是拿这些当谈资罢了。”这话好精准，这世上的人大抵都只关心自己，所谓谈资，谈完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老家方言里把这叫作“嚼蛆”，字面很脏，但脏得一针见血。
　　
　　《逃离北京》报道中提到一位说“小杜很神秘”的领导。他有一天中午跑到我们办公室，看着我，当着一屋子人发问：“你是同性恋吗？”他语气平静，并不像是在开玩笑。我当时气得血一下冲上脑门，心里各种骂人的话，但忍住没说。等我忍下这口气，再看他，他已经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了，想必是刚喝了酒。
　　
　　这只是过往故事中的一则。平心而论，我的老家真的不错，沿海城市，虽是三四线但也富庶，重教育，少土豪气，出过一些风雅之士；也不闭塞，因紧邻上海，被视为同一个经济圈，近些年更是商业化得厉害，有些国际品牌入驻得比广州还早。但在生活的肌理层面，一些所谓的常识，却常让人错愕，“理所应当”变成“理所不应当”。比如那位领导，仅凭我无男友、约女性朋友看电影，就推断出我是同性恋，并公然发问，这就是“错愕”。或许他只是开玩笑，他习惯于拿手下人寻开心；但对于我，这是冒犯，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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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没有哪里有更好的生活，只有更合适的生活。
　　
　　刚去北京的第一年，回家过年，与家中的一位爷爷谈笑。爷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后举家返乡。他讲了一个老作家的段子，说此人到了北京后讲，“占码头就要占大的”，爷爷先是揶揄“其口气像青帮头子”，继而又赞其有谋略。占码头要占大的，可不是嘛，每个行业最优秀的资源、最杰出的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人往高处走，这是本能。
　　
　　如今中国的“北上广”就如同20世纪初的纽约、巴黎，其巨大的吞吐力不仅面向中国，也面向世界，它们吸引着全世界不安分的年轻人，精英、“屌丝”、嬉皮士、劳动者……大家被巨大的城市吞没，隐身其中，摘去过往的身份标签，做一个真实的“个体”，而非组织架构下的零件，或哭或笑，或跋扈或失意，都是肆意而真实的，这是熟人社会无法带来的快感。一个开放的叙事场景要比封闭的场景有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激活肾上腺素、让人永葆青春的良药。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写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人到中年，却抛开一切去了巴黎，穷且病，只为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原型是画家高更。
　　
　　在网上看过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故事，最让他们欣慰的是：在这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而在老家，所谓的小地方，这是很难的。在观念形态方面，整个中国出现了不同时区，有的是21世纪的商业社会，有的则是20世纪的乡土社会。
　　
　　上海长宁区，我所租住的居民楼，可视为大城市各阶层人群的切片样本。地下一层，住着外来务工者，他们中有餐厅服务员、锁匠、快递员、发廊小弟，这里终年散发着霉味和潮气，拥挤、混乱、不洁，大雨后老鼠会窜出来，每间的租价500元左右。楼上的单元房，住着本地人以及外地或外国租客，两居室的租价在5000元以上。每天晚上，楼道里充斥着各种语言：上海话、英语、类普通话的北方方言以及无法辨别的南方方言。与这栋居民楼相隔500米处是两幢高档公寓，售价在每平方米5万多，出入着大量日本和欧美房客。
　　
　　有时在路上走一走，会有一种不在中国的错觉，各种肤色的外国面孔随处可见。商场大楼的大幅广告牌，同时写着中、英、日、韩、法5种语言，仿佛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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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08年回到老家，工作是家人安排的，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
　　
　　2009年6月辞职，临行前去闺密家。她妈妈对我的辞职表现出巨大的费解和惋惜，其表情浓烈到仿佛这是一场灾难，让我羞愧万分，许久不敢再去她家。
　　
　　逃离或逃出都不是扭转乾坤的法术。生活是点滴，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再次出逃并不顺利。在上海的起点比想象中困难很多，事业与在北京时相比一落千丈，离开了北京，切断了过往的人脉和气场，连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也被抵消成零。从月薪3000元的工作做起，6点多爬起、搭1个小时公交车去上班。2010年3月，到北京面试，5分钟的面谈后就得到了一份薪水高又体面的工作。当下诧异：为何在上海那么难的事儿，在北京就那么简单？在此之前，失业了好几个月，穷途末路。
　　
　　那年春天，北京下了雪，我一人待在朋友的公寓里，像一只困兽，跑上跑下，不断接打电话。我又要来北京了，怎么办？
　　
　　曾经把一个家打包寄回老家，又要再重新打包寄过来吗？另外，住房问题又一次像一只庞大的怪兽向我袭来。
　　
　　一个个打电话，和朋友商量，甚至开始求借宿。最后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我再来北京，她说可以，但语气像是被逼无奈。气氛突然很悲情，我当即被催下热泪，觉得自己不忠不孝。
　　
　　回到上海时，正是大好春光，阳光让出租屋呈现出美好祥和。我陷在沙发里不愿意起来，很累，也很舒服，心想，就这样算了吧，还是待在上海吧。
　　
　　从2009年夏天到现在，一直待在上海。搬家次数比北京少很多。2011年看过房，没有买，2012年夏天上海出了限购令，非沪籍单身人士不让买房。这问题怎么解决？房产中介的小伙儿是上海人，说话见水平：“可以假结婚，但总归难看。”于是横下心，专心租房。
　　
　　事业有了进展，从3000元的网站干起，一家家跳槽，总算跳回了“北京水平”。领教过“高大上”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被小公司坑过薪水。苦尽甘来的好处是：底线低，易满足。当听到别人吐槽单位潦倒领导刻薄时，我会说：“比起那谁谁谁，这里好太多。”然后说些过往的辛酸史，当成笑话讲，众人哈哈笑。
　　
　　“我的日子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这个月过得好，我就很开心了。”2011年夏天，我这样对朋友说。
　　
　　有时遇到低潮期，也会想：若当年不离开北京会怎样？若当年一毕业就听从家人的安排，那又会怎样？
　　
　　2012年夏天，在出差的火车上，我翻开了黑塞的《悉达多》，豁然顿悟：人生的正面和负面都要去尝，在自己未经历、未体验之前，书本或他人的经验等于零。那之后，我放弃了对自己的苛责，不再对以往的选择耿耿于怀。
　　
　　德勒兹有“褶子理论”，本意是用来解释物质的，意思是褶子越多，所蕴含的能量越大。我觉得用来解释人生也通。一个非直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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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一年总要找机会去趟北京，以解相思。每一次都要感慨时过境迁。一来，它变得更加庞大、拥挤、生存困难；二来，从20出头到30出头，小伙伴们多已成家。与青春缠绕在一起的北京，似乎与青春一起消失了。前几年返京是故地重游，去曾经居住的社区、工作的报社，后来干脆做起游客，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倒是发现了不少被忽略的美。
　　
　　朋友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上海，这几年入乡随俗，我连普通话的腔调也改了，柔软很多，北京话年久失修，不再顺溜。在北京时是“大妞”，现在一点点打磨自己，成了江南“小妞”，性子平和，说话不冲，但也少了趣味。
　　
　　还是不断有人“勾引”我去北京。北京的旧友们，这些年都长了出息，而我在上海止步不前。
　　
　　2012年端午节前，我在上海接待了一位台北朋友，他刚从纽约读完硕士，正踌躇着要不要来北京或上海发展。我说：“生命是流动，我们不要抗拒变动。”
　　
　　现在，当朋友再问“要不要回北京”时，我会想：为何只有一个选项？我不会再抗拒去北京，心中的魔兽已被驯服，过过好日子，也过过坏日子，没什么可惧怕的。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被否定、被压抑时，一定要跳出来，去一个对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缝隙、各种道路，每一处缝隙里都有一番天地，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往自由。
　　
　　18岁以后，自己选择了大学、专业、实习单位、工作单位，一次次放弃长辈给予的安稳道路。妈妈有时会叹气，说我太固执。其实，我只是想自己走一走。路走得比较慢，也会出错，但没有试过错怎知道什么是对的？
　　
　　几次逃离或逃回，并没有让生活发生质变，我没有飞黄腾达、没有成为“白富美”。若把我放入一个比较的语境，和待在老家的同辈比房子、车子、孩子，和公务员比安逸和实惠，那会把我比得一无是处。但人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判断标准中？
　　
　　这些年总以工作之便，向各路高人请教人生困惑。
　　
　　2010年，在上海，我请教张鸣教授户籍制度。他讲，这是中世纪的制度，用来把农民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老家、北京、上海有3个公积金账户，无法并入一个账户。我的户籍在老家，在上海和北京需要办理暂住证，被纳入另一套人口管理系统，出境时比当地人要麻烦几倍。
　　
　　2013年，台北。我问詹伟雄：“为何台湾青年的生存空间不逼仄，大学毕业了可以去摆地摊，可以辞职去开咖啡馆，而我们那么做是要被鄙视的。”他讲，早年台湾也逼仄，他父母那代人，年轻时也遭遇逼婚，但现在没有了。这是集体化社会与个体化社会的差异，而个体化背后所对应的意识形态是：个体是最大的。
　　
　　嘿，我心想，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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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光明接力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63次 　　这是一场光明的接力。10年前，张子丽得到了来自闫阿红的馈赠，2013年，她把这份礼物给了丁凤芹。原本毫无关系的3个人，因为同一只眼角膜，产生了联系。经历过两次移植手术，这只圆圆的、半透明的眼角膜，仍在眺望着未来——
　　
　　这只眼角膜，今年43岁了，它帮3个人“打量”过这个世界。现在，它的主人已是花甲之龄。
　　
　　如今，它正安稳地附着于丁凤芹老人的右眼中，在北纬45度、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的小村庄里，迎接冬日清晨从窗口射入的阳光。
　　
　　在黑龙江哈医大一院眼科分院的仪器下，这只眼角膜呈现半透明的晶体状，透过它，能看到淡棕色的虹膜，分辨出虹膜正中黑色瞳孔的轮廓。
　　
　　它也曾帮助张子丽老人看清了女儿的相貌，让她在人生中最后的9年里，得以欣赏生活中的五颜六色。
　　
　　而它最初的主人，是黑龙江阿城市的记者闫阿红。
　　
　　这只眼角膜，曾陪着那位年轻的女记者，看望过阿什河畔3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收养他们的家庭，拍摄过街头的市井百态，探访过阿城知名泥塑艺术家。它直面摄影机镜头、采访对象、观众将近10年，直至闫阿红的生命画上句号，年仅34岁。
　　
　　但这只眼角膜的使命，没有就此结束。准确地说，它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把能看见光明的眼睛，捐给那些看不到光明的人，让他们享受光明，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啊。”躺在病床上的闫阿红，已经瘦得看不出结婚照上的美丽，但目光依旧明亮。
　　
　　临终前，这只曾经很少流泪的眼睛，最后一次饱含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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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阿红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个履行了眼角膜捐赠协议的人。在她去世9个小时后，她的一只眼角膜为72岁的张子丽的左眼带来了光明。9年后，同样是这只眼角膜，又为丁凤芹的世界抹去了灰暗。
　　
　　“一只眼角膜移植两次，这在全国都是首例，在世界上恐怕也罕见。”黑龙江眼库的岳超英大夫回忆，当从张子丽的遗体上取下这枚眼角膜时，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污染，她们不得不把整只眼球都取了出来，就像之前从闫阿红那里取下时一样。
　　
　　当时在场的的几位医生都不确定，已经被移植过一次的眼角膜，是否能第二次被移植。最后“拍板定案”的是哈医大一院眼科分院的刘平院长，他也是两次为这只眼角膜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
　　
　　如今，这只顽强的、周围还带着16条缝合线的眼角膜，给家住七台河市勃利县振兴村的农妇丁凤芹带来了光明。这被视为“眼科医学史上的奇迹”。
　　
　　这位在灰蒙蒙中摸索了50余年的老人，打小就“闹眼睛”。角膜炎摧毁了她的视力，50多年来，在她眼前20厘米处，用手比画一个数字，她都无法看清究竟有几根手指。
　　
　　2013年11月12日的上午，在眼科医院的暗室里，缠在丁凤芹头上的白色绷带，被人一圈一圈地拆下来，纱布快摘掉的那一瞬间，丁凤芹感到有点害怕，不敢立刻睁开眼睛，怕还是看不见。
　　
　　连着好几天，她都梦见张子丽对着她微笑，虽然，她当时“并不知道张子丽大姐长什么样”。
　　
　　最后，右眼的纱布揭开了。丁凤芹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细缝，又迅速闭上，接连眨巴了五六次，才半睁着抬起头。
　　
　　“大字儿能不能看到？”刘平院长指着视力测试表。丁凤芹仰着脸，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那就是个山，下边那是往下倒的山。”
　　
　　女儿们欢呼起来，一起围在母亲周围，让老人家挨个分辨她们。
　　
　　“这是我大闺女，后面那个是我二闺女，这是小闺女……”这种“一眼看到3个闺女”的情形，曾经是她“不敢想象”的。
　　
　　同样一只眼角膜，同样的场景却是第二次出现了。在刘平眼里，这一切就像“影像”的回放。
　　
　　10年前的2004年，也是11月12日，黑龙江眼库的医生们，正带着这只眼角膜，从阿城市人民医院，风驰电掣地赶往哈医大一院眼科分院。
　　
　　在闫阿红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里，这只眼角膜所能看到的，只有病房里雪白的墙壁，吊瓶里一滴一滴不断滴落的液体，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告别时，闫阿红的父母最后一次拥抱了装着女儿眼角膜的绿色的消毒瓶。闫妈妈勉强维持着平静的面容，闫爸爸已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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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眼角膜必须在6小时内摘取，并尽快进行移植。在回程中，装着眼角膜的消毒瓶，被刘平医生用双手紧紧抱在怀里。他们既要赶时间，又不敢让车子开得太颠簸，50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哈尔滨。
　　
　　当天下午3点，在黑暗中摸索了40年的七旬老人张子丽，躺在眼科分院6楼西面走廊尽头的一个手术台上。巧合的是，9年后，丁凤芹躺的，也是同一间手术室、同样位置的手术台。
　　
　　“哎呀，看见了！”拆线的那一天，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哈哈大笑着，用力地拍着巴掌，随即搂着医生和女儿，眼泪流了下来。
　　
　　目睹拆线一幕的记者回忆，张大娘“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把自己的手伸到眼前，数着说“一二三四五，我都能看见了”。
　　
　　“这是我姑娘，穿着红毛衣，”张子丽拍了拍女儿，紧接着，她开始辨认周围每个人衣服的颜色，一个一个指过去，“你穿米色的，你穿黄色的，你穿黑色的，你也是穿黑色的。”
　　
　　病房的窗台上，一盆粉红色的蝴蝶兰正在盛开，张子丽用手轻轻抚摸着花瓣。她终于可以不再用“手”，而是用“眼睛”看花了。
　　
　　回到家里，她经常一天到晚开着电视机，让各种各样的画面，走马灯一样从眼前闪过，“怎么也看不够”。
　　
　　这只眼角膜让她的视力恢复到0。8，“和正常人没有区别”。
　　
　　她带着这枚眼角膜，千里迢迢到北京，看长安街、故宫，还和天安门城楼合了影。她还专程去北京动物园，看了多年活在她想象中的大熊猫。
　　
　　年龄太大的她，已经爬不动长城了。女儿在长城上拍下的照片，张子丽凑到左眼前，一张一张翻看着，还笑着说，“和电视里一个样”。
　　
　　9年后，她带着这枚“还没看够世界”的眼角膜去世。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很遗憾没去眼科医院，看看那些大夫、护士，她还想回吉林省四平，看看她的老家。
　　
　　离世前，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带着全家人一起签订了眼角膜捐赠协议。
　　
　　“让更多人能有这种幸运。”张子丽去世后，她的女儿回忆起全家人当时的决定，哽咽着说。
　　
　　如今，丁凤芹也说，想去北京，去看看故宫、长城、天安门。
　　
　　如果眼角膜也有记忆，那一定会留有张子丽的左眼捕捉过的关于北京的影像。
　　
　　每天早上，丁凤芹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老伴儿的脸。她看到，院子里的积雪“老大了”，得“铲出去”了；家里养的小鸡小鸭，都不敢出窝了。
　　
　　丁凤芹格外爱惜这枚先后“落户”在3个女人眼里的眼角膜。大部分时间，她半眯着眼睛，担心“光太亮了”，晃眼。洗脸的时候，她也会刻意避开右眼，“不敢把水泼上去”。
　　
　　如今，这只眼角膜，属于丁凤芹已有两个多月。“感谢闫阿红，感谢张子丽。”丁凤芹反复说着这句话。
　　
　　离开医院前，她专门去看了哈医大一院三楼候诊区墙边的闫阿红半身像。塑像是闫阿红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泥塑艺术家制作的，眼睛的部位，被雕得格外大，眉眼弯弯的，在微笑，格外显眼。每天，这双眼睛都“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
　　
　　从哈尔滨回到400多公里外的家后，丁凤芹把衣柜翻开，把自己的旧衣服一件一件翻腾出来，“想看看过去都穿的是啥色儿的”。
　　
　　“喜欢颜色鲜艳的，喜欢花的。”丁凤芹呵呵地笑。对记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正穿着一件黑色底子，上面印着五颜六色碎花的衣裳。
　　
　　到家的当天，她和老伴儿做了4个菜，好好“庆祝了一下”。看着小孙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丁凤芹坐在床上，说“眼睛、心里都特别亮堂”。
　　
　　她说，她希望这枚角膜陪伴自己这个老太婆的时间久一些。她也想好了，一旦死亡来临，这只眼角膜还会踏上下一段旅程，继续“看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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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穆那里选定人生道路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00次 　　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那种老派的不现实。
　　
　　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上小学时，在杨绛的散文《车过古战场》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小孩，怎么能理解钱穆这种书呆子气的自尊心呢？
　　
　　那年头，经济迅速发展，万事都有新景象，老规矩彻彻底底地过时了，不懂变通的人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那篇平淡的散文，也很快被我置诸脑后。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了。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我在学校的方柱子上磕破了皮，有人建议我向校长反映此处设计的不合理，并相信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你们的校长，那是钱穆的学生啊！”
　　
　　再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大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在一座破房子里，先生和学生都穷得没饭吃，但即便这样困窘，为了传统文化的使命和尊严，钱穆先生还是穿长袍来授课。
　　
　　所以校长深有感触：“知识是有生命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在战乱中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血有泪。书院的重建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支援生命。这样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只是学位，而是一生要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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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得动情，教学楼外的建筑工地也正一片热闹，学院的教学楼只建造了一半，无人知晓它能否坚持下去。报考的学生，多是奔着这里国际化的“全英文教学”与一纸港校文凭而来。学校最热门的专业是商科，大家最大的目标，无非练好英文，顺便从严苛的教授那里争取好一些的成绩，以便日后在外企找份光鲜的工作。
　　
　　这时候，竟然有人来跟我们讲，学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是从钱穆那里传承来的书院教学的理念！一个大一新生从人群中站出来，带着老成的姿态对郭校长说：“您现实一点好不好？”
　　
　　说到现实，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看起来可比年过六旬的校长更现实。入校第一年，能让大家联合起来嚷嚷的事，是让学校引进英语四、六级考试——因为有四、六级证书，求职才保险。后来学校增设了党支部，尽管只在五楼的一溜教师办公室里占了一间，计划去体制内的同学便安心了，能体验港式大学教育而又不耽误入党，体制内外两周全，于是皆大欢喜。
　　
　　我也不例外，上大学是为了有个好出路。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史，喜欢中文的写作，但那又怎样呢？学好英文，准备出国，这才是正经路途。梦想，又不能当饭吃。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犹豫是否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追求未来的道路：要不要出国？是不是从此走在英文的世界里？
　　
　　一度我对此丝毫不抱希望，但读着钱穆的书，我还是动了心。他想必也曾饱受质疑与挫折，也是在疑惑与动摇后找到自己最终想走的路。这个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常州读中学时，还曾与瞿秋白一起带头闹学潮的乡间少年，最后却长成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在95岁高龄时，就因为有人质疑其享受特权，钱穆便搬出住了30多年的素书楼，他也只说一句“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
　　
　　这份固执，让我想起在火车上婉拒杨绛的钱穆。合上书本，我只能深深叹一口气，相信自己绝没有这么彻底而孤高的心。
　　
　　本科毕业时，尽管一位教国文的老教授建议我“试着去写点值得成为铅字的文字”，我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更保险的道路，出了国，继续读国际新闻专业。
　　
　　可是，即便身处伦敦的课堂上，我也常常想起钱穆。这里的师生会激辩资本家掌握媒体对言论自由的损害，痛斥“默多克与卡梅伦要好得共进晚餐”的传媒现状，那情状，竟像极了老辈人笔下的“东林风韵”：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曾以为钱穆对主流的不妥协是一种偏执，原来，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
　　
　　在英伦三岛的雨雾中浸淫，看着这里高校中知识分子对自由与真理不懈的追求，我明白了20世纪50年代的钱穆，在饭都吃不饱的境况下，还穿着长袍去上课的意义所在。那是在花朵凋零的绝境中，依然要守护知识尊严的努力，是到困窘之际，也依然心怀天下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傻气”。
　　
　　他们不向现实投降，不向污浊妥协。因为即使整个世界都贫困无力，只要教育还在坚持着对人类灵魂的关怀，不放弃激发学生更高贵品性的努力，社会总有希望。
　　
　　要读过这些书、走过这些路、见过这些人，我才终于相信，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没有那么古怪；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并不一定那么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现实，生活中才有那么多美好。
　　
　　终于有一天，处理完课业后，我打开文档，决定学学钱穆的“傻气”，开始写一些自己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把对现实的顾虑都扔一边去。“不论未来如何，我都想在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对自己说，“只要饿不死就好。”
　　
　　现在回头看，就从那一刻起，我已经踏上了回国的道路。还好，够不切实际的我，还没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