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衫寨”故事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127次 　　小小一件文化衫，不经意间已成为人们宣泄情感、表达观点、讽喻时弊、制造话题的流动媒介。有网民说：“我无法在大众传媒陈述主张，那要看编辑脸色；我无法在马路上宣读主张，那会被公安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起诉；我也无法在墙壁上涂写观点，那要被城管监察罚款；算来算去，还是穿文化衫的风险和成本最低。”这样的解读，让不少年轻人找到共鸣，进而转为挑选、购买和穿着文化衫的直接理由。
　　
　　其实，文化衫在中国已逐渐从小众趋向流行。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电子商务平台，都开有相当数量的文化衫网店；每座城市的潮人出没聚集地，类似北京798、南锣鼓巷，广州流行前线、天河南，深圳东门等，文化衫的铺子必定门庭若市。从销量看，几大文化衫名铺，如“衫寨”淡季每天的最低发货都在300件以上，“创可贴”的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还有大量无品牌、Copy网络创意的“水货”大行其道，难以统计。
　　
　　从舶来品到大众“街服”
　　
　　文化衫绝非近年来才兴起的事物，在西方，文化衫即T-Shirt（T恤），是一种圆领或V字领的汗衫，翻领的则被称作POLO衫。

为生歌唱

从舶来品到大众“街服”
　　
　　文化衫绝非近年来才兴起的事物，在西方，文化衫即T-Shirt（T恤），是一种圆领或V字领的汗衫，翻领的则被称作POLO衫。
　　
　　溯源到17世纪，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卸茶叶的码头工人就开始穿着这种吸汗而又轻便的贴身衣服开展工作，人们把“Tea”（茶）缩写为“T”，T-Shirt据此得名。
　　
　　T恤原本仅作为内衣穿着。1913年，美国海军规定水兵工作服内必须要穿一件白色汗衫，以遮蔽水手们的浓密胸毛，这就是T恤一度被称为“水手衫”的原因所在。20世纪50年代，大片《欲望号街车》在全美公映，主角儿马龙·白兰度将一件白色T恤外穿，男性着装固有的稳重有余之风得以解放，并被视作敢于叫嚣传统、对抗礼节。紧身牛仔裤配以能够显现激凸肉体的T恤，这一形象让白兰度成为性感偶像，而这种着装搭配亦演化成品位符号，从时尚迈向经典，承袭至今。
　　
　　T恤真正开始被赋予文化属性，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975年的美国服装市场，T恤销量高达4800万件，而印制在衣服正面的图案和文字，“只要想得出来，就能够印得上去”：幽默的、反讽的、自嘲的、放纵的、政治的。有撰文称，文化衫是70年代的反文化首席代言。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衫才开始真正兴起，但囿于种种禁锢，未能大范围流行。
　　
　　彼时，王朔小说风靡，“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过把瘾就死”等王朔语录，受到“反崇高”一族的追捧，他们将这些“痞子气”十足的口号印上T恤，就如同给自己贴上“垮掉派”或是“嬉皮士”的标签。“别理我，烦着呢”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款，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虽然远远没能达到“满眼皆穿”的地步，但口号本身绝对路人皆知。而最遭到保守人士侧目的，当属那件“我是你爸爸”。
　　
　　到了2000年，印有名人画像或领袖语录的文化衫，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有“史上最完美男人”之称，头戴金五星贝雷帽，面容性感而又瘦削的切·格瓦拉，他的头像是最受国内青年钟情的T恤款式之一。而毛泽东和他那句耳熟能详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则是外国游客到访中国必购的时尚单品。
　　
　　从1998年抗洪开始，每逢重大事件发生，文化衫就最能代表大家的家国情怀。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遭遇阻挠，带有红心标志的“ILOVECHINA”T恤衫一时间成为“街服”。这一受20世纪70年代美国“ILOVENY”文化衫创意而生的简洁单品，伴随着之后到来的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2008年最具集体记忆价值的服饰元素。
　　

为生歌唱

“布衣”的力量
　　
　　从手机发端的山寨文化，在“衫寨”、“衫国”等呈现的所谓“布媒体”上得以直观放大。它们继承了“山寨”、“不在官方管辖范围”的文化基因，破除那种“人必须穿过同一筛孔”的循规蹈矩，掀起反主流、反精英、反权威的“三反运动”，恶搞到底、解构到底、反智到底、娱乐到底。
　　
　　《城市画报》创意市集的总策展人刘琼雄有一个大胆的预想：在文化衫愈演愈烈的时代，“若有‘相T先生’一行，生意肯定好过相面先生”。在他的理解中，“无论在哪个国家的街头，T恤都是最能看出一个人身心状况的东西。而且，看星座、看血型、看属相多是看未来，只有看T恤是看现状”。一个人今天穿的T恤应当可以折射出当事人的心情状态。
　　
　　“衫寨”寨主史振海的寄望亦充满期待，他将致力于把文化衫打造成“第五媒体”，并高调喊出“布衣的力量”口号。有国际知名公关公司从业经历的他，如此定义“布媒体”的横空出世：“布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来自于民间和大众所关注的热点，同时又表现了公众对于热点事件看法的真实态度和直观反应。“我们为‘故事’买单，把媒体事件进行娱乐化的表达”。

为生歌唱

　走在“衫寨”的小路上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目前国内文化衫的质量和素质良莠不齐，尤其是在原始“胚衣”的选择上，挡住了相当一批愿意尝试另类T恤的消费群体。不少买主抱怨，市场上大部分文化衫的用料粗糙，并非优质纯棉制造；油墨药水味浓重，“洗一水，掉一层”。而且，廉价面料和劣质墨水对皮肤及健康的不良影响，尚无从知晓。
　　
　　在国外的文化衫品牌专卖店，最显著的特点是面料考究、舒适、环保，提供多种质地的“胚衣”供买家挑选，并当着顾客的面，选用上等药水现场喷印、烘干、包装。
　　
　　发达国家的文化衫市场形成了“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制衣的全部流程均由一家公司完成，谋求控制整个链条上的利益；一种是以上游的品牌优质胚衣、中游的先锋设计师和下游的数码印制及终端销售为轴线，各自为王，好处在于能把自己手上的一亩三分田耕耘到登峰造极。
　　
　　中国的文化衫市场“缺乏名牌、缺乏名设计师、缺乏环保性能、缺乏更高层次消费者的认可”。不过，国内文化衫市场运营现在最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出现了像“衫寨”这样紧密与网络联姻的“社交营销”模式。
　　
　　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到文化衫的队伍里来,包括舶来品,这也让不少人遭尽尴尬。郭晶晶2009年的“不雅文化衫”事件就曾爆笑网络：出席宴会时竟穿着一件全英文的T恤入场,大意为“你若是单身就来夜店交际吧”。而不少国内小作坊以汉字“嫖客”、“贱民”等为主图,制成旅游纪念品,在阳朔西街、凤凰古城等知名景点叫卖,引得许多不明真相的老外纷纷慷慨解囊。
　　
　　不管怎样,文化衫就这样火起来了。不过最令商家不满的,是消费群仍高度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他们正绞尽脑汁,寻求让多个年龄层心动的方式。卖家的口号是：绝不忘记60后,积极等待70后,牢牢抓住80后,热烈欢迎90后,无限渴望00后。

为生歌唱

老子和孔子打架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如果老子和孔子有一天打架，你会帮助谁？”这是清华大学2010年在上海自主招生的一道面试题。据报道，此题一出，很多考生立刻就蒙了。
　　
　　这道题出得确实有点怪。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他们都是中国古代的先哲。孔子主张积极入世，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孔子讲究进取，老子讲究避让；孔子讲在顺境中怎么做，老子讲在逆境中怎么活。
　　
　　他们的基本主张虽然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说，老子和孔子，为什么要打架呢？论年龄，孔子约出生在公元前551年，老子约出生在公元前571年，两人相差20岁左右。论出生地，孔子是鲁国人，老子是楚国人，两个人相距甚远。
　　
　　论工作，孔子在自己的家里办学，老子在国家的图书馆里管书。不在一起评职称，也不在一起搞课题。难以想象，孔子会带着一群人，千里迢迢去找老子打架。消极避世的老子，更不会挽起袖子，要与孔子争个高低。
　　
　　这样一想，我们就明白了，要孔子和老子打架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些出题的老师。
　　
　　如今的考与被考，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博弈和斗争。成万上亿的考生，悬梁刺股，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答案都背得滚瓜烂熟。成千上万的老师，则绞尽脑汁，想出奇形怪状的考题，来捉弄和为难学生。
　　
　　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回答的问题，不等于别人不能回答。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的答案是：“如果是我，我中立。我不能用儒家否定道家，也不能用道家否定儒家。”作家方英文的答案是：“我帮孔子，因为孔子弱，老子会打太极拳。”还有网友回答：“出题的老师帮谁，我就帮助谁。”“谁也不要帮，赶紧拨打110。”
　　
　　可能，出题者的本意，就是要考验考生的临场应变能力和综合知识水平。要帮助老子或者孔子打架，首先要了解老子和孔子。在分析和评价这些历史先哲的过程中，也便展示出了自己思维和表达的基本功。
　　
　　“老子和孔子打架”的考题，告诉了我们几个道理：第一，时代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了；第二，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复杂了；第三，世界的变化越来越离奇了；第四，人生的考验越来越严峻了。市场无义，考场无情，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积极去应对。

为生歌唱

道德本能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213次 　　下面几个人中，你觉得谁最可敬？是特蕾莎修女、比尔·盖茨，还是诺曼·博洛格？他们之中，你又觉得谁相对来说最不那么可敬？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绝非难题。特蕾莎修女，因在加尔各答行善，帮扶穷人而受到梵蒂冈的赐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一次美国民调中被列为20世纪最可敬之人首位。比尔·盖茨，因给其用户带来的蓝屏死机和Office软件的跳舞别针（早期Word软件的蹩脚屏幕助手）而臭名昭著，其肖像在“我恨盖茨”网上惨遭毁容。至于诺曼·博洛格，他又是何方神圣？
　　
　　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想，你可能就会重新考虑你的答案了。博洛格，“绿色革命之父”，采用农业科学来缓解世界饥饿，被誉为十亿生命的救星—历史上再没有谁像他这样拯救过如此之多的生命。盖茨，在决定如何使用他的财富时，出人意料地把钱投入到抗击发展中国家常见病中，希望以此来减轻大多数人的苦难。而特蕾莎修女，则弘扬了苦行的美德，并据此来经营她的资金周转不灵的使团：他们的病号主顾得到了许多的祷告，但生活条件严酷，没有镇痛剂，医疗设备也原始得令人堪忧。
　　
　　不难发现，这三个人的道德名声跟他们所行的善何其不成比例。特蕾莎修女是神圣的化身：白色的袍子，哀伤的目光，禁欲克己，照片中的她常与大地上的贫苦人群相伴。盖茨则是一个书呆子中的书呆子，还是世界首富，他要是能上天堂那骆驼都能钻过针眼了。而博洛格，现年93岁，一个农学家，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和非营利组织中，极少走上媒体，也就压根没走进过我们的视线。
　　
　　可能没人会承认盖茨比特蕾莎修女更圣洁。不过这些例子足以反映我们的头脑是会被神圣的光环所左右的，因此无法对于行为本身（无论是让人贫困还是让人富裕的行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断。仿佛我们在道德错觉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这迷惑人的道德错觉无异于麦片包装盒上的不真实的广告图片，或者是心理学课本上的变幻线。
　　
　　“有两种东西，我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就越是使我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爱慕和敬畏，”康德写道，“那便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如今人们越探索道德准绳，心里就越发感到敬畏，而人类的道德感（是非观念）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结构。

为生歌唱

哈佛的博士才自卑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147次 　　每次翻书，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纳闷—这些家伙，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地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公布在大家面前，一定是因为—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总能代表或证明些什么吧？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合适的对象。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的时候，他就会很干脆地回绝：“算了，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这时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你是哈佛的博士哎！”我这好友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大学不对劲
　　
　　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
　　
　　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大校的风范
　　
　　我在向好莱坞周边的学校索取研究生申请书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
　　
　　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发现他们在筛选时，并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而不至于沦为“职业训练班”。
　　
　　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地受了惠，因为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为生歌唱

每个谎言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171次 　　法新社1997年4月6日刊登一则消息：美国南加州一项研究结果指出，人们平均每八分钟说一次谎，即每天说谎200次。
　　
　　20世纪美国的另一项调查说，每个成年人每周至少要编造15个较大的谎言。
　　
　　之前的当红美剧《千谎百计》告诉我们，普通人十分钟里要撒三次谎。
　　
　　人自以为生而求真，其实无时不身处谎言之中。谎言未必可怕。所有研究谎言的学者都肯定不少谎言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人类生活很大部分—甚至大部分由谎言构成。真相和快乐，二者不可兼得。谁受得了全面的真实？如果生日蛋糕上奶油裱出的贺词是“你肯定会死”或是“死期愈近”，寿星还吃得下去吗？
　　
　　谎言审美现在已经是我们日常的娱乐。娱乐圈，从作品到八卦，处处造谎。《千谎百计》本身就是一个大谎，测谎博士的原型保罗·埃克曼只是大学里的教书匠，哪里是什么破案神探。他那套测谎方法，非常有趣，但非常不可靠，参考一下无妨，真的拿来充当刑侦神技，天地间将平添无数冤魂。
　　
　　大多数人不会喜欢谎言。“每个谎言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通常是恶果。
　　
　　我们最熟悉的故事，发生在SARS期间的中国。当时一个谎言说香蕉会传染SARS。它以手机短信的形式迅速流传。结果香蕉掉价百分之九十，差点把欲哭无泪的蕉农逼到吞蕉自裁。最可气的是，说谎的元凶至今依然不知藏身何处。
　　
　　和香蕉作对的人躲得过，和“苹果”作对的人就躲不过。今年1月—差不多就是《千谎百计》上档的同时，一个18岁的小孩在CNN的爆料园区发帖，说苹果电脑的老板乔布斯心脏病突发，正送往医院急救。谎言像野火一样顿时烧遍互联网。苹果电脑的股价十分钟内暴跌10%，90亿美金的市值瞬间蒸发。小孩后来被发现，发现又能如何？
　　
　　比较悲惨的是墨西哥。不是在爆发甲型流感的今年，而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墨西哥最有名的啤酒科罗娜大规模地输入美国。这款啤酒酒瓶透明，酒色淡黄，气泡密集，长得有点像—尿液。于是有一个美国小子在酒吧里言之凿凿地说，墨西哥酒厂的工人不满意老板，在酒罐里撒尿，又对了点石灰，你品到的独特口味就是墨西哥男人的尿香。
　　
　　这个谎言带着酒意从一个酒吧流向另一个酒吧，最后全美国都知道了，都相信了。啤酒公司用了七八年的工夫才恢复它的正常销量。
　　
　　最悲惨的谎言悲剧发生在七十多年前。1935年，纽约哈林区发生种族骚乱。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万美金—按照通货膨胀率，相当于今天的200亿美金；造成三人丧生—按照人口膨胀率，相当于今天的三万人丧生。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波多黎各的男孩子偷了哈林区一家文具店的一把铅笔刀—按照文具膨胀率，相当于今天的一台戴尔电脑。他被文具店的店员抓住，送到警察局，后来就释放了—按照治安膨胀率—今天的处理程序也差不多。这时候，谎言登场。
　　
　　一位妇女宣称她看见一辆灵车停在波多黎各男孩的家门口，男孩被抬进灵车，“波多黎各的孩子被白人打死了”。哈林区的老百姓立刻包围了那家文具店。到了晚上，事件现场到处都是“男孩被毒打致死”的传单—按照传播膨胀率，传单相当于今天的聊天论坛和新闻博客。是夜，大批商店被砸，骚乱爆发。最后，警察广泛散发波多黎各男孩和警察合影的照片—按照媒体膨胀率，相当于今天全国电视网直播男孩的现场访问，谎言才不攻自破。骚乱随即平息。

为生歌唱

土瓦罐。青玉罐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171次 　　急用钱。银行不放贷，需要借款，就直接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与朋友认识三年，只见过一面。那次我跑到千里之外去找她，她把一切放下，陪了我十天：看西湖、拙政园，吃东坡肉、鱼、虾、蟹，坐船，下着雨听昆曲，看周庄河桥两边蜿蜒的红灯笼；还有一个浅醉微醺的老人，萍水相逢，在丝丝细雨里唱歌给我们听……
　　
　　这次我要借十几万，她二话不说就把钱打过来了。我说给你写张借条吧，她说不用，那多不好意思！接着她又说：“你的信誉就值一千万！”遍身微汗，这话真让我惭愧不安。
　　
　　曾经读过一则故事，至今难忘。一个小孩乘船失足落水，拼命挣扎，船长发现了，返回救他。船长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救我。船长白发苍苍，跪在小孩面前，说谢谢你，是你救了我，我为到底要不要回来救你时的犹豫感到耻辱。
　　
　　我也感到耻辱。我为自己对人类善意的不信任感到耻辱。长久以来，心如瓦罐，颜色晦暗。朋友的信任像柔软的稻草，把斑斑土锈擦掉，渐渐让它显出美好的青玉色。时日长久，我都忘了，自己的心原来是一只青玉的罐啊。
　　
　　从今以后，想欺瞒的时候，不敢欺瞒；想使诈的时候，不敢使诈；想阴暗的时候，不敢阴暗；想毁约的时候，不敢毁约；想自暴自弃的时候，不敢轻易举步，怕一举步就是深渊。
　　
　　因为不光天在看，还有人在看；甚至不管别人看不看，还有我的朋友在看。
　　
　　对待生命，也就不敢漫不经心—朋友的信任让我对自己格外尊敬。黑格尔说：“人应当尊敬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我尊敬了自己，只为能够配得上更高尚的东西。
　　
　　所以，哪里是我的信誉值一千万，是朋友的信任值一千万。
　　
　　夜色已深，朋友打来电话却不说话。那边传来鼓掌声、笑声、歌声。是蔡琴的专场演唱会，她特地从千里之外让我听。静夜温软，一如花颜。一颗心又痛又痒，宛如嫩芽初生，叶头红紫，跳荡着星光。

为生歌唱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时间:2014-01-23　作者:未详　点击:149次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谦恭地活下去。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国两个惊天大案的凶手，都与一本书有关，这本书叫《麦田里的守望者》。
　　
　　1980年12月的一天晚上，当马克·查普曼掏出手枪指向摇滚乐巨星约翰·列侬时，枪上盖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查普曼向列侬开了五枪后，不慌不忙地坐在街道边，读起了塞林格的小说。他告诉警察：“这本书是写我的。”几年后，查普曼透露，他杀害列侬，就是为了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
　　
　　四个月后，里根总统遇刺。罪案现场，警察在凶手小约翰·欣克利的口袋里，同样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书已被翻得破烂不堪。
　　
　　当然，这并不是一本专门陪伴凶手的书，它同样陪伴过无数卓有成就或循规蹈矩的美国人。写作这本书的作家，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他的名字叫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谜一样的人生
　　
　　塞林格在他离世的地方，隐居了近60年。他成名后，深居简出，据说只接受过一个中学生的采访。塞林格的一生始终是个谜。他的生活经历简单，但内心世界却被人们视为一个幽深的洞穴。“塞迷”们只能从他有限的作品和传闻中，去揣测他的精神世界。
　　
　　塞林格1919年元旦出生，父亲是一个犹太拉比的儿子，做奶酪和火腿的生意，家境富裕。塞林格对学习兴趣不大，中学时就退过学，读过一年军事学校，后来又先后进过两所大学，也都草草退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夜校，他听一位小说家讲授写作技巧，并自此写起了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塞林格应征入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和阿登战役。1945年，他因精神问题住进医院，离开了战场。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在欧洲为美国国防部工作，负责追踪纳粹。此间，他娶过一名纳粹女医生，但很快两人分手。
　　
　　塞林格的感情生活复杂，讳莫如深。与他同居过的梅纳德回忆说，塞林格有强烈的控制欲，非常在意自己的健康。他的饮食习惯很怪，早餐吃冷冻豌豆，晚餐是半熟的羊肉汉堡。女儿则说他讨厌女子怀孕的身体，常对母亲恶言相加。他还有很多其他癖好，比如会在一种据说可以治病的木盒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写的是“富二代”
　　
　　塞林格酷爱写作，从军时也带着打字机，有空就写。1948年，他的短篇小说《香蕉鱼的好日子》在著名的《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由此成为让人羡慕的“《纽约客》作家”。此后，他基本只给这家杂志写稿，共发表过14篇作品。
　　
　　1950年7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塞林格一举成名，两个多月内再版了10次。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美国文学总是将童年理想化，孩提时代永远是快乐天真的。塞林格的作品，使“成长”染上了一些悲剧主义的色彩。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产阶级增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民众理想幻灭、信仰缺失。有人把美国的这个时期称为“懦弱年代”。
　　
　　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的口吻，讲述了他被学校开除后，独自在纽约游荡了两天的经历和感受。霍尔顿只有16岁，很像今天的“富二代”。他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内心矛盾、精神空虚；他渴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但没人能给他指导。他既是叛逆者，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对学校和教育的控诉，在今天看来仍然直指人心：“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的凯迪拉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
　　
　　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他们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塞林格也由此成为美国战后一代的代言人。一时间，模仿霍尔顿的言行举止成为一种时尚，风衣和倒戴的红色鸭舌帽成为美国的流行街景。
　　
　　尽管如此，评论界却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纽约时报》赞其为“异乎寻常的、才华横溢的处女作”，批评声则围绕道德败坏、虚无主义、性描写和过度使用粗鄙语言等焦点。有位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更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讲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然而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时至21世纪，《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然成为了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只为自己的快乐而写作
　　
　　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三版开始，封面上的作者照片便被塞林格强行撤下，他开始显出隐遁世外的迹象。不久，他便买了一块90多英亩（约36万平方米）带小山的土地，隐居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他住在山顶的一座小屋里，四周都是树木，竖着高大的铁丝网，网上装着警报器。他似乎在践行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梦想，“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不再“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
　　
　　他的书房，是一间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每天早上八点他就带着盒饭入内写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人们想拜访他，也要事先递送信件，陌生人被他拒之门外是常事。他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出现在附近小镇上,也几乎不与人说话。几十年里,媒体要找到一张他的照片都很困难。
　　
　　他还在写作吗？这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十多年里他只出过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1970年后便不再发表作品。有人认为他一个字也没写；有人说他一直在写,但会像果戈理那样去世前将手稿付之一炬；也有人说他写了很多作品,将在死后发表。梅纳德则说,她虽没亲眼见过,但她相信至少有两本小说锁在他的保险柜里。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成功,让塞林格衣食无忧,这本小书至今每年在美国销量仍有20万册以上。生前,他除《九故事》外,不同意将其他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多年来,很多出版商都在打他的主意。1974年,有人将他未被收录的小说结集出版售卖。塞林格打破沉默,致电《纽约时报》说：“不再出书使我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我喜欢写作,不过,我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快乐而写作。”
　　
　　几十年来,人们只要谈到社会对儿童自然纯真的破坏,就会想到塞林格这位孤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到书中的那道“悬崖”。“悬崖”上是孩子们纯真的童年,“悬崖”下则意味着世故的深渊。或许塞林格想永远守住自己的童年,所以他最后选择了逃避成人世界。书中的一段话十分适合成为塞林格的墓志铭,愿塞林格在天堂能实现他的愿望：
　　
　　“那些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个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责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