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73次 　　201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走访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我发现，从拉萨、乌鲁木齐，到东莞、中山，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梁庄人的足迹。自己能力有限，就选取了能走的七八个城市来写。
　　
　　在这么大的旋流里，农民怎样进城，进城之后个人生活、精神状态又如何？怎么吃、怎么爱、怎么扭转心理？新闻里的农民是风景化的，是隔着玻璃的。我就想打破这块玻璃，让大家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和其他写打工者的书相比，我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这些农民怎样看梁庄。这样的意识，相互纠缠。
　　
　　城市化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始自西方。英国曾因为城市占据农村土地过多，农民涌入伦敦。伦敦当时各种脏乱差，还有瘟疫，农民私搭乱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就有不同人提出不同建议。有个叫霍华德的就说，要持有田园主义思想，建一个小城市，边上是农田，农民可以自由进出。后来，他们就这样试验了七八十年。
　　
　　还有法国。当时巴黎的市长奥斯陆觉得，贫民窟太乱，就拿了个尺子，在巴黎画了一条长线，线内的农民必须全部搬走。奥斯陆当时确实建成了一个很壮观、干净的城市，“奥斯陆大道”嘛，但是民怨很多。
　　
　　中国的城市要怎么发展？中国的拆迁越来越多，新建造的楼豪华、整洁。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的前身是什么？当这栋房子拆迁的时候，里面的农民去了哪里？原住民得到了巨额的赔偿，但是那些租客怎么办？
　　
　　2012年5月，我和一个研究农村的学者参加研讨会。对方说了两个观点，一是农村很落后，必须消失。他用的例子是，“居然端一碗饭走四五家，多么可怕！这样闲聊天，没有隐私，就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发展。”二是城中村一定要拆迁，因为严重影响市容。我当时在下面坐着，就想，如果我在台湾，我肯定就朝他扔鞋了！后来，我发言的时候反驳他，端一碗饭走四五家有什么不好？农村有自己的新闻传播中心呀！一顿饭吃两三个小时，大家互相交流，有家人的感觉。当然，也会产生闲话，但是拿一己之长去比另一物之短，是不对的。
　　
　　关于废除城中村，我也很反对。之前，我经过北京的一些地区，觉得乱，不喜欢。经过两年的调查，我才明白，幸亏有这些脏乱的城中村，农民才能有比较便宜的选择，用可以接受的价格住在离他们的工作地比较近的地方。就像当年北京的唐家岭，聚集了那么多蚁族。现在，唐家岭变成了花园一样的地方，但是蚁族去哪里了？受益的还是那些原住民。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考虑普通人，又是为谁呢？
　　
　　我去西安采访过我的堂哥们，他们在那里蹬三轮。我在那里住了八九天，住在他们家边上的小旅馆。我每天和他们一块儿出去蹬三轮，看他们怎么工作。第九天，小雨淅沥，我准备回城了，一转弯，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面是西安2011年的世园会，太美了，那些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景观在雨中朦朦胧胧；一面是堂哥他们住的城中村，断水断电，破陋不堪。我当时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完全二元、完全对立的世界里。我们老看到城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小贩。其实，那些城管也是人呀，也是别人的孩子、父亲、丈夫。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会那么暴力呢？因为他披上了制服，是制度的化身，他代表城市的正义，代表城市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三轮车夫，城市不包容他们的生活。西安的管理者说了，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三轮车、电动车，因为严重损害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影响群众出行。谁是群众？我的堂哥们不是吗？他们在西安生活了20年，仍然被城市驱逐。嫂子曾很高兴地对我说，她特别幸运，来了10年，才被抓了3次！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
　　
　　在这样的心理下，农民怎么可能变成市民？反过来，我们老说农民愚昧，穿得差，往地上吐唾沫，但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包容他们。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包容了他们，规划好、容纳好，还会这样吗？交警见到他们，也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还会横冲直撞吗？这里面，一定有相互塑造的过程。
　　
　　你去火车站看，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工。他们有很清晰的印记，朴素的衣着、一种不太敢看人的眼神，这些印记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眼神投射到他们身上的。
　　
　　新闻里老爆出，有农民工给人让座，对方不愿意坐。为什么不愿意？的确，他太脏了，或许身上还散发着汗味、臭味。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建筑工地上有几个洗澡间，工人们可以洗洗澡、换个衣服，那问题不就解决了？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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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学什么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119次 　　十多年前我应邀访问斯图加特大学，到德国联邦统计局联邦人口研究所实习，那时候，感觉中国离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很遥远。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德之间的交流也热络起来。我也经常邀请中国企业家到德国访问。一次带领企业家访问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城市，市长亲自接待。德方参加的还有经济促进中心主任、几个企业家和一所大学的校长。市长首先对该市的基本情况和企业做了介绍，然后开始交流。中国企业家们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你们市长为啥没有公车？”“你们除了财政拨款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收入？”“政府如何管企业？”等等。当然，市长的回答令中国企业家感到很意外。他说，德国的市长都没有公车，政府的预算除了拨款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企业只要照章纳税，政府不会，也不允许去管企业的事情。听了这话，我估计中国企业家有些不理解：既然如此，还要你这个政府干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中国企业家习惯了政府的大包大揽，政府如果不严格管理，企业还不见得适应呢。对于德国企业而言，政府的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我经常对中国企业家讲，凭你们的聪明才智到德国发展，一旦少了那么多的行政束缚，该会爆发出多大的活力来？当然，也有中国企业到德国后并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在纯粹的市场环境之中，没有了政企结合、官商勾结，反而感觉赚钱很困难。在这些人看来，把一些好处给了官员，换来的是容易赚钱的项目和更大的利润。对于那些适应市场的企业而言，反而是如鱼得水，越来越壮大。
　　
　　这就是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差距之一。在德国待的时间长了，观察到的差距越来越多，比如空气质量很好、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奶粉无毒、水果无农药残留、交通便利准时、人与人之间礼貌相待、医疗和教育免费、退休后有钱花。最重要的是官员没有三公消费，还不能随便吓唬老百姓，民众见到官员没必要害怕，反而是官员要拍老百姓的马屁。如果这届政府干得不好或者你无缘无故不喜欢，可以投票给另外一个政党。
　　
　　原以为这么好的国家世界上并不多，看了王冲先生的新书《差距》之后才发现自己落伍了。我们的近邻日本竟然也和德国一模一样：对低收入的人群，孩子免费上幼儿园，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即使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也生活得很有尊严，比如孤儿住的是两人一间的单元房，里面有厨房、卫生间。日本也有钉子户，政府并不敢强拆。对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一位日本经济学教授跑遍半个中国后得出结论：“说差距100年有些夸张，差距50年有些保守，差距应该在80年左右吧。”这一观点与我对中德之间差距的判断大同小异。
　　
　　我经常说，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但一定要重视这个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相当大。即使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但人均收入还是差得很远，尤其在软实力方面相差可能不止100年。再看书中描写的美国：美国高官出门没有前呼后拥，在政府之外还有个问责局，专门和政府对着干。滑稽的是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元素。奥巴马上台后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有医保的社会”。在奥巴马的改革中，对通用公司的破产保护、对金融机构的改革无不折射出社会主义的特征。
　　
　　一个国家如何增强核心竞争力，如何做到民富国强？细细品味王冲先生的《差距》，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一、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有制度作为保证。二、这种制度必须尊重人性，并且具有包容的特点，保障个人的权利是制度的核心。三、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必须遵循一些共有的价值，如民主、博爱、互助等。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稳定和谐，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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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回望时热泪盈眶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213次 　　时间创办《东方时空》，离开播还有两三个月时，崔永元推荐了我。我一看是兼职，就去了。
　　
　　干了一段时间，时间让我当主持人，我跟他急了，我说不可能，兼职就怕单位领导发现，我要当了主持人，不就被发现了？
　　
　　时间是这么劝我的：你觉得中国人有早晨看电视的吗？我想了想，觉得他这个话特有说服力，我就同意了。
　　
　　当时中央电视台很牛，不像现在大家都在骂中央电视台。但调我进中央电视台，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电台办一份流行音乐的报纸。当时我们要打造经纪人，很前卫的。没想到时任广电部部长把这份流行音乐报给毙了，那时，视流行音乐为洪水猛兽。心存绝望的我，决定投入苦海，去了中央电视台。
　　
　　去了没几天，就被原来的领导发现了。“中央人”起得真是够早的。
　　
　　评论部是在《东方时空》火了之后才成立的，所以《东方时空》是评论部的妈。现在很多人会拿一个传统的体制去框很多东西，其实当时我们是先在荒原上长起来的，这棵树长得足够大了，才在周围弄了个围墙，叫植物园。很多人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我经常说，我非常庆幸赶上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现在都正常了，正常到领导来了部下要站起来，正常到领导跟部下都和谐了，没有互相拍桌子了，正常到有《劳动法》了之后，不可以随便进人、随便开人了，正常到制片人不可以自己去决定很多奖惩条例，现在都是台里统一结算了。但是我们很幸运曾经赶上过一段极不正常的岁月。请问，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那种不正常的岁月吗？那时你今天来了没干好，明天就可能被开掉；现在有《劳动法》会保护你，会给你上三险。我们那时候没有三险，现在回头一想，真挺险的，什么险都没上，因此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不正常的岁月。一个时代总是走着走着就走正常了，就把那些不正常岁月当中的毛病剪掉了，优点也顺便剪掉了。所以我心如止水，我既没有热泪盈眶地回望，也没有痛心疾首地针对当下，我觉得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逻辑在往前走。
　　
　　有观众问：点燃理想好办，点燃之后怎么办？我说，点燃之后就直奔废墟而去，哪一场大火最后的结局不是废墟呢？但是看烧成了什么，废墟也是一种养料。我觉得自己真庆幸，庆幸在哪儿呢？是你青春的时候正好撞见了不正常的岁月。如果你年老或者过于小的时候撞见了不正常的岁月，那很糟糕，年老的时候看不惯，年少的时候扒不着。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话题：为什么80后已经提前暮气沉沉？我很感慨这个话题，我说20年前做《东方时空》时什么都没有，但是唯一富余的是热情，对未来的好奇，激情，或者说是那个现在觉得特酸的词——理想。这些严重复古的，当时你到我们各个组去看，满屋子全是这些东西，其他的东西很少。现在是其他的东西很多，这些东西很少。
　　
　　现在我还在这儿。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巨大的新挑战就是，20年前我不知道未来《东方时空》会成为什么样，因此很自然地在那里成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东方时空》未来会火，坏了，我可能也去模仿，也去作假等等，因为有功利心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东方时空》会成为什么，以为就默默无闻，中国人没人看电视，我们凑合着做一个兼职领点工资走了就完了，没想到它火了。正因为没功利心才做对了。现在坏了，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还在这儿，得了很多虚名，我称其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现在新的考验出现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当时没有杨伟光、孙玉胜这些人放权，鼓励青春的梦想，甚至容忍完全不着调地跟人家拍桌子等等，怎么会有我们的今天。
　　
　　20年后，当我们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此时你在做什么？是开始跑马圈地，为自己的利益去继续，还是开始向下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去推动、去呐喊、去争取一些什么。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不要说我们这个电视行当了，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改革所累积的既得利益者接下来如何抉择，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如果他们像30多年前勇于改革的那群人一样，那中国未来会非常棒，值得期待。如果当初的改革者现在成了改革的阻拦者，成了自己利益的维护者，死路一条，不管是电视还是中国。所以我觉得所谓纪念《东方时空》20年可不是为了回望的时候热泪盈眶，而是为了当下你得思考你打算做什么。
　　
　　表面上，20年前我们的第一目标是来兼职挣点钱，话必须这么说，但事实真不是这样。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如果不给我们钱，倒贴钱也会干。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下依然要有这样的劲头，要放弃一些东西。我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社里是最受重用的年轻人，我有辉煌的未来。我当时走的时候，上面已经找我任某个官职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放弃就是你不觉得它是什么。就像当下如果依然有很多人不觉得权力那么重要，不觉得财富那么重要，不觉得名声那么重要，中国就有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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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新款苹果手机？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159次 　　我在美国参加一个饭局时，掏出了一部旧款的苹果手机放在桌上，被在座的其他人满脸疑惑地问道：“你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不是都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吗？”
　　
　　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你使用什么样的手机，可能会令一个你从未谋面的外国人对你的国籍有所猜测。
　　
　　我不得不解释说，那是我插了美国SIM卡的手机，是以前用过的旧手机，在中国确实用的是iPhone5。闻言，在座的客人都松了一口气。
　　
　　中国人爱用最新款苹果手机、爱买限量版奢侈品和水景豪宅的名声，确实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大概也是最近苹果公司放下身段，首次在中国发布其最新款手机的原因。
　　
　　与中国人拼命追捧苹果手机、唯恐自己没有最新款相映成趣的是，在欧洲和美国，即使是设计如此精美的手机，也没有办法一统天下，常常需要靠捆绑运营商、分期付款等方式争夺市场份额。
　　
　　这大概与欧美人相对多元的“手机观”及其背后的人生价值观有关系。尽管苹果手机在欧美的都市白领中间非常流行，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高度关注苹果公司“血汗工厂”的相关报道，并为此坚决不买苹果产品。还有不少欧美人是强烈反对高科技侵蚀传统生活方式的，他们平常只用最老款、只有最简单的打电话发短信功能的手机，并且在周末或休假时彻底进入关机状态。
　　
　　此外，在欧美商界人士中，黑莓手机仍然占有很大市场份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美的企业文化中，工作交流更多是通过电子邮件来进行的，以保证透明公开并备日后查询，手机联系一般只用于紧急事务和家人朋友之间。黑莓强大的电子邮件功能因此显得非常重要。而在中国，常常事无巨细、无论公私都是打电话，因为很多事情都要靠“商量”而非仅仅按规章办事。
　　
　　最近我去欧洲出差、旅行时注意到的一个新现象是，不少欧洲人开始认同中国人看不上的中国产手机。一位英国朋友专门向我提及，华为手机功能全，耐用，价格还不到iPhone的一半，性价比很高，他已经给公司的员工每人买了一部。我笑说，这些优点中国人倒是没有充分意识到。
　　
　　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乔布斯粉丝”雷军从北京郊区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创业，梦想生产“中国苹果手机”的故事之后，就不断有欧美朋友问我，小米手机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好用。在一次饭局上还碰到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日本朋友，她是小米的忠实粉丝，席间热心地向我这个中国人展示了小米的种种设计优点，并说她已经在日本的媒体上专门撰文介绍了这款“比iPhone还好用”的手机。
　　
　　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中国人似乎更热衷于攀比各款iPhone，却从来没有像韩国人那样，只用三星，并且真的忧心忡忡于三星和苹果的官司打得到底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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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零点后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209次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伴随着愉悦、痛楚与混乱，在深夜里尤是如此。每当有孕妇被送进医院，待产室就响起急促的警铃声，正在休息的夜班助产护士会立刻起身撞开产房的门，开始自己的工作。
　　
　　在北京的深夜，大多数即将临盆的孕妇都要拨打急救电话，然后搭乘呼啸而来的急救车前往医院，接受助产护士们的帮助。急救车上的标准人员配置是一名医生、一名司机、一个担架工。
　　
　　急救医生会在凌晨1点去路边解救一名撕扯自己上衣的酒鬼，并看着他呕吐在价值8万元的史塞克轮滑式担架上；这个担架在2点的时候搭载了一名破水的孕妇，她的丈夫在旁边无法抑制地尖叫；到了3点，因为疲劳驾驶发生车祸导致断手断腿的情况就多了起来，伤员通常会被强制送到最近的医院。还有些时候，急救人员会在一名严重痔疮患者的强烈要求下，默默将其送往医院，然后站上两三个小时等待患者从担架上下来。他们也会碰到半夜打不着车回家假装脚扭了打120的家伙，或者是听到电话里一个快哭出来的男声：“我儿子快不行了！快来！”然后在开了一个多小时车，闯了10个红灯之后，发现他的“儿子”是只狗。
　　
　　北京的深夜默许着诞生与死亡的交替出现、秩序与混乱的共同存在，全城超过40万个摄像头是相当可靠的见证者。除此之外，分布在这座城市9164万平方米面积和6258公里道路上的夜班巡警、公路交警和小区片警，也在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
　　
　　有时，他们要去追捕一个危险的杀人者，他刚刚在火车站售票厅用割喉的方式残忍地杀死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有时他们会发现隐藏在人群中的女毒贩，并从她的文胸里搜出1斤重的冰毒；他们也会告诉你，在朝阳区香河路上，曾有一个专偷出租车的计价器和发票的小偷；而一名姓杨的中年人，正拿着手电筒偷偷溜进一处新开的工地，用小铁锹、改锥挖掘古瓷片，然后用鸡蛋清把碎瓷粘起来，白天拿去潘家园售卖。
　　
　　深夜里，还有一些你意识不到的重要部门在默默运转。在东直门附近的北京油气调控中心，60名夜班天然气调度员正在直接指挥1000多条天然气管道，为这座城市输送它赖以生存的血液（平均每小时输送200万立方米）。而当冬天夜间的修路工把一卡车沥青卸到地面时，地面温度瞬间能达到130摄氏度，如果不小心踩上去，2厘米厚的胶靴底也会被融化。
　　
　　平均每年，北京的深夜会发生2022起火灾，其中40。5起是由于自燃导致的，而有55人会在半夜放火。大部分的火灾都会在一小时之内被北京市消防局的108个消防中队、622辆消防车扑灭。他们最新型的水泵能够覆盖两座国贸三期（北京现在的最高建筑，330米）的高度，在6553名消防员中，有10人以上拥有六块腹肌。
　　
　　北京几家都市报的热线部门工作人员，通常是这座城市里最先知道深夜发生偷窃、命案与火灾的一批人。
　　
　　在很多警察与记者没有注意到的豪华场所里，欲望正在不受约束地滋长。北京拥有63家五星级酒店和127家四星级酒店，每间房每晚的平均消费分别是792元和473元——这只是官方数字。很少有人知道豪华酒店一个房间的单日成本只有100元，其中毛巾和床单的清洁费用30元，供暖、照明、磨损折旧费15元，房间服务员每打扫一间房工资大约是12元，而她使用的清洁用品只要3元钱。但这样一个房间每晚的价格大多在千元以上。在一些酒店，一张床在5年间要承受300吨以上的睡眠重量和2000对以上的情侣。
　　
　　没有人统计过北京有多少家酒吧。但在广渠门内大街16号，一名叫周飞的调酒师能够用花椒打成泡沫，再以姜和薄荷搭配在一起，调出一款名为“川朝”的鸡尾酒；而在工体北路的一家酒吧里，一位姓张的网络通信工程师可以将15只骰子同时摇出最大点数。北京有上千个酒吧驻唱歌手，其中约有10多个能够唱出高难度的海豚音。大多数普通人在深夜的故事是不为人知的。一个叫林欣的新婚男子在凌晨两点排队过户买房，夜里太冷，他身边的排队者被冻哭了；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的一家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曾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位赤身裸体的女士跑出了门，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位于京沈高速附近的一家汽车影院里，裹着羽绒服的年轻放映员总是幻想着能像《搏击俱乐部》里那样，在影片中插入几帧色情图片。
　　
　　毫无疑问，出租车司机是北京深夜最活跃的人群之一。一个喜欢在深夜用车载对讲机聊天的出租司机会竖着食指跟你说，世纪坛其实是海军的长波雷达，那根针是长波天线，目的是为了和我们的核潜艇联络，所以那根针会不规律地摆动；而一个家住房山的慈眉善目的的哥，会和蔼可亲地讲述那些发生在本市的出租车司机杀害乘客或是乘客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子，当他讲到某个“司机杀死乘客后直接将受害者推进水里但是不巧被摄像头捕捉到”的段落时，车刚巧开到河边。在北京，至少有20个以上的司机以前是股神，还有10多个破产的前商业大亨和数不清数目的退伍军人。他们的故事通常以“想当年”开始，以“要不是，我才不干出租车这一行”结束。
　　
　　当太阳升起，地铁开动，人们出门上班，深夜的一切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但如果你用心，也许会发现，饭店门外摆着一箱箱等待清洗的肮脏碗筷，马路还留有些许渣土，刚刚出街的报纸上登着夜里的新闻，医院门口，一对夫妻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家，带着欣喜而略带疲惫的面庞。这便是它深刻存在且不容忽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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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早餐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164次 　　1
　　
　　不知道还有谁记得2012年7月山东临沂市的那场大雨。
　　
　　雨是在晚上9点多下起来的，彼时，我刚刚自医院回到住处，关上门后，听见雨打窗棂的声音。几分钟后，暴雨如注。
　　
　　一整晚，雨滴和雨滴之间便再也没有了任何间隔，那种声音的紧密，在某个瞬间，带给我几乎无声的错觉。
　　
　　整夜未眠，期待着它可以停下来，在天亮之前。
　　
　　终究是未能如愿。4点半，雨势似乎渐弱。我去厨房，用微波炉熟练地蒸了3只鸡蛋。蒸好后，倒入保温桶，在上面撒了厚厚一层白糖。
　　
　　平常，是6点钟准时把鸡蛋蒸好，6点一刻出门。但这样的天气，无法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步行，所以，要早早出发。
　　
　　换好衣服——T恤和短裤，平底凉鞋，为简捷方便。然后把保温桶放入斜挎的背包，挂在左肩，右手撑起一把伞，5点钟准时出门——计算了一下路程，步行一个半小时应该足够。
　　
　　下到一楼的时候，看到楼道里涌进的积水，踩过去，推开楼道的铁门，整个小区已是一片汪洋。
　　
　　往前，积水顷刻没过了小腿。
　　
　　2
　　
　　趟着水走出小区。这个城市东高西低，小区在中央的位置，街道已犹如湍急的河流，水自东向西，急速地奔涌。街道两旁的门面房，齐齐陷在河流里。
　　
　　简单目测，水深至少半米。
　　
　　试探着踏进水流，水面立刻没过膝盖，到了大腿的位置，打湿了短裤的裤边。街灯昏暗，除了雨幕中灰蒙蒙的建筑物和这条漫长不见尽头的河流，没有车辆和行人，没有任何其他声音。
　　
　　我必须逆水前行。
　　
　　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八一路口，用去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天色已微亮，那种被阴暗笼罩的光线，依然让人觉得沉闷和压抑。
　　
　　看着没有尽头的四下涌动的水流，心底忽然生出深深的恐惧，若是哪一处有丢失了盖子的窨井，一脚跌进去，恐怕很久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寻到吧？
　　
　　陡生的念头让我的身体开始在水中打战。但也只是那么一刹那，我便将这个念头抛掉，继续前行。
　　
　　短裤已经完全湿透，深处的水已至腰部，湍急处，水流和身体撞击后会泛起水花打到T恤上，我尽量抬高左肩，不让雨水打到保温桶上——虽然知道无碍，潜意识里，还是怕会把鸡蛋羹弄凉。

为生歌唱

　　3
　　
　　过了八一路，继续向东，挪到沂蒙路的时候，也终于到了地势略高处，水流依旧湍急，但水深明显下降，露出了膝盖。
　　
　　看了看时间，已经6点半，也终于看到同我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出行的三两个人，撑着伞趟着水艰难前行。
　　
　　沿沂蒙路向东，走了几百米后，在市政府的门口，远远看到有保安站在路边。快走近时，他边比画边冲我喊，两米之外有台阶，留神别摔倒。
　　
　　我放慢脚步，小心试探前移，果然探到一个略高的台阶。
　　
　　小心迈下去，路过他身边时，他说已经站了一早上，生怕有行人在大门外这一左一右两个高台阶处出意外。“还好，一早上也没过几个人，”他问我，“姑娘，这样的天不在家待着，出来干吗呀？单位放假，学校停课。”
　　
　　我笑笑，没有答，只是谢过他，继续朝前走，并用力加快了在水中的脚步。
　　
　　终于到达东端的沂州路，到达这个城市的高处，终于看到了路面。行人也渐多，看看时间，已是7点钟。两公里的路程，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
　　
　　这时，雨已经彻底停了。收起伞，我开始下意识奔跑。皮凉鞋在脚上觉得很重，跑了几步我把它们脱下来，和手中的伞一起丢掉。也不知道还有谁记得那天早上，临沂市的沂州路上，一个女子穿着湿漉漉的T恤和短裤，光着脚，抱着一个保温桶在被雨水冲刷过的柏油路上奔跑。
　　
　　4
　　
　　终于在15分钟后，我跑到了目的地——临沂市人民医院。在呼吸科二楼的住院部，右转第一个病房，我冲进去时，一屋子的病人、病人家属及换药的护士，全都愕然地看着我。
　　
　　我望向靠近窗边的位置，哥哥正用毛巾给父亲擦手。然后哥哥也看到我，那么不动声色、沉得住气的男人，眼睛一下就湿了。
　　
　　他转开身去。
　　
　　我抱着保温桶走到病床边，喊了一声，爸。
　　
　　父亲看着我笑起来。没有愕然，没有惊异，甚至没有说我浑身湿透的狼狈。他的脸上，只有笑容，虚弱到极限的笑容。然后，他轻声问我，放糖了吧？
　　
　　放了，放了很多，保证甜。我拉过凳子坐在床边，打开保温桶。两个多小时后，嫩嫩的鸡蛋羹依然发出暖暖的热气。可以嗅到味道的香甜。
　　
　　我一勺一勺盛起蛋羹，慢慢喂给父亲吃。
　　
　　甜吗？
　　
　　他点点头。好吃。他边吃边笑。
　　
　　一下子，我如释重负，此时才感觉腿上和脚上有几处尖锐地痛起来。低头，看到腿上、脚踝处和脚背不知被什么划出了清晰的血印。然后，浑身力气耗尽般地疲惫到整个人几乎瘫软。
　　
　　那个夏天，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从53公斤降到45公斤。但是，这一场艰难的“跋山涉水”，我竟然丝毫没有觉得累，前行的力量满满的。
　　
　　直到这一刻。
　　
　　我累了。
　　
　　父亲似乎也是，吃了几口之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为生歌唱

5
　　
　　那是父亲入院的第39天，他已经虚弱到除了微笑，连挪动身体的力气都不再有。那段时间，每天早上，他只吃蒸的鸡蛋羹，并且，要放很多糖。他只要吃甜的。
　　
　　于是每天早上，我早早把蒸好的鸡蛋羹送到医院，6点半左右，喂给他吃。
　　
　　那是父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因为吃饭对他来说，已经非常艰难，每次吞咽，都会影响到他的心律和呼吸，一顿饭，要用去很长很长时间。所以这一顿早餐，这碗甜鸡蛋羹，重要性已超过任何昂贵的药物，是它们的能量，在延续着父亲最后的生命。
　　
　　所以，这一顿早餐，值得我付出一切来送达。
　　
　　这一次，父亲却没有能够吃完这一小碗鸡蛋羹，尽管他说“好吃”。
　　
　　然后，父亲亦无法再进水和说话。两个小时后，他陷入昏迷。
　　
　　当天下午，在被接回家20分钟后，父亲去世。
　　
　　那场下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雨，新闻里说，60年不遇；那顿他最后的早餐，跟着我在雨水里跋涉了两个多小时的鸡蛋羹，是甜的。他说，很甜。
　　
　　很多年前，奶奶说过，一个人最后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下辈子过的，就是什么日子。
　　
　　所以，老家有风俗，人过世之前，弥留之际，亲人会放一口白糖在他口中。
　　
　　那么，冥冥之中，我是预感到这是父亲的最后一顿饭吗？所以才不顾一切地，要在这个雨水淹没城市的早上，赶到他身边，给他送这一碗甜鸡蛋羹？而他，耗尽最后的心力一直等到了我，等我来完成做女儿的最后使命。
　　
　　这是他和我，一对父女，从没有过任何约定的一场人生最重要的约会。还好，我们都没有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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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的理想世界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76次 　　一
　　
　　成成有1。7米高，大咧咧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影帝。”我问：“你演什么？”他说：“我以前演一个有钱又霸道的坏蛋。”
　　
　　他12岁，幼年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家人给学校出钱，得以让他在私立学校的普通班就读。他上课时乱跑，抢别人的书，别人骂他“傻子”，成成用自己的方式维护自尊：“我是有钱人，等有一天我把你们都买下来，你们都得听我的。”
　　
　　妈妈去找老师，说：“你们得包容我们，我们是弱势群体。”老师也这么想，总是批评普通孩子。时间长了，成成心里没了任何权威，身高1。8米的男老师劝他，他也会对着吵，对着闹。妈妈说：“我是他亲妈都容忍不了他。”
　　
　　二
　　
　　妈妈试着送成成到台湾接受融合教育，在那所学校特殊生占三分之一。
　　
　　成成一开始对同学说得最多的是“我是有钱人”，可没人理会，一个男生说：“这只是他的自我保护而已。”成成试着追打同学，但没人怕他，也不烦他，只是说，咱们不要跑，不要闹。他玩不起来，讪讪的。成成嗓门大，一层楼都能听得见，普通生就说：“你小声一点，会吵着别人。”表情和声音里并没有反感。
　　
　　妈妈有时觉得没面子，当众呵斥成成，别的孩子让她不要着急，“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普通生已经习惯了特殊生，他们带着特殊生上厕所，笑嘻嘻地催促他们洗手、做习题、擦眼泪。
　　
　　其实老师对如何对待特殊生并没有具体要求，只是说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学校创办者吴教授说：“学生不需要老师界定他们是什么样的小孩。他们耐心地对待特殊生，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种气度吧。”
　　
　　三
　　
　　成成对我说：“我有女朋友了，是漂亮又对我很好的天使。”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我问：“她怎么对你好呢？”
　　
　　“她就是笑笑，简单跟我说句话，就行了。”女孩子叫云君，隔壁班的普通生，10岁，长发大眼，很秀丽，全校孩子都喜欢她。成成每天下午5点等云君下课，在门口聊几句。云君对他不躲不避，送的巧克力也收下。成成这次回北京前，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陪着云君等车，说：“云君，你回家得做个名片给我，我们才好联系。”云君微笑，答：“好。”成成拉了一下她，她没躲闪。成成这么做只是想让她注意自己的话，他殷殷地说：“记住在电话号码前面加个0086。”
　　
　　他帮云君拉行李，送上车，返身摸着大脑袋跟老师说：“我想唱歌给云君听，可不可以跟她说些我的好话？”说完大红脸，害羞得不得了。
　　
　　我问成成：“现在你要演一个什么样的人？”
　　
　　“尊重女生的人。”
　　
　　四
　　
　　老师的存在就是示范。
　　
　　在融合班，普通生与特殊生一起上课，用一套教材，但是教法、进度不一样，考试题目根据每个人的程度来设计。学生只要尽力，都能拿到90分，也会有很多个第一。成成做了一个PPT介绍北京，同学们觉得很新奇，给他鼓掌，他得了第一。
　　
　　他也有难受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拖地，成成家境优越，有贴身保姆照顾，不肯干，说老师虐待他。若在以前，老师和母亲就放弃了，吴教授则很淡定，“哭没关系，要遵守规则。”妈妈钦佩这“温柔的坚持”，可又担心成成回家骂老师是大坏蛋。老师说，让他把愤怒表达出来就好了。成成回家果然骂了，第二天果然没事了，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双手递上，“老师，我的作业。”
　　
　　进入青春期后，特殊孩子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教导学会自制，最容易与外界发生冲突。成成偶尔会行为失控，从背后突然抱住女老师，吴教授问他是否愿意女老师离开学校，他说不愿意，吴教授就在女老师的讲台前画了一道线，“那么你不能冲过这道线。”吴教授并不声色俱厉，只是把这话写下来，念完，让成成签字。
　　
　　通常大人不会和孩子签书面协议，尤其是连字都写不好的特殊孩子。但是吴教授说：“叫孩子不要做什么，有时孩子根本听不明白，或者一会儿就忘了，但是他对签了名的书面协议，会有深刻的印象。”
　　
　　五
　　
　　很多人喜欢把自闭症孩子说成“天才”，似乎这样才能激发爱心来接受他们。吴教授说她并不偏爱弱势的孩子，只是认为每个孩子都要学习，都要进步，而学生之间相处，首先要合作而不是竞争。“接受不一样的人，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成成妈说，在校外，也没人对她和孩子格外留意，高铁和捷运上残疾人很多，人们习以为常。她希望儿子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走到大街上别人不会侧目而视。他需要帮助时帮助他，他帮助别人时，人们能感受到他的善意。”
　　
　　一个看似边缘群体的命运，折射了社会中每个人的处境。好的世界不会凭空而来，它需要人人参与创建，大人怎么生活，孩子就怎么游戏。

为生歌唱

只有香如故时间:2013-12-19　作者:未详　点击:204次 　　梁罗杰在桃姐的葬礼上说：“能有桃姐为我们梁家服务60多年，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而能有许鞍华拍《桃姐》给我们看，也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
　　
　　和《天水围的日与夜》一样，许导的片子总是用平淡得近乎透明的琐碎细节，从真实平凡的生活里，渗出浓浓的文艺味。这种文艺，不是那些现代派头的文艺，爱恨纠葛死去活来，而是矜持稳重的老派头，香港灰灰的天，密集的居民房上格子防盗窗冷峻的锈铁条，窄窄的巷道，烟火味浓厚的菜市场，仿佛可以穿透屏幕而出的老火汤的诱人香味。
　　
　　桃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乐滋滋地登场。从13岁被卖到梁家帮佣，本名钟春桃的桃姐在影片故事开始时，已在梁家服务了60多年，现在唯一要伺候的是梁罗杰这个从小被她背着长大、现已事业有成年近不惑的第三代少爷。日子很平淡，也很循规蹈矩。桃姐总要一早去市场挑各式新鲜蔬菜和海鲜，因为精挑细选的习惯让菜贩敢怒不敢言，只好在她进冷库拣蒜头时把温度调低，逼她快走。回到家，梁先生一餐普通的午餐，汤品周到，鱼蟹齐全，饭后水果随餐附好，桃姐才开始进食。梁罗杰同学一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理所当然的样子，甚至话也没几句，仿佛时光自走它的，我们的日子自有规矩。
　　
　　这样平缓的节奏因桃姐的病倒戛然而止。梁罗杰身为一名电影监制，经常内地香港两边跑，家里有桃姐，有猫咪卡卡，不带钥匙自是必然。这次回来的他没想到遇见桃姐中风倒在家里的情况，桃姐住院后，一切变得混乱。梁罗杰不会使用各种家用电器，包括洗衣机、微波炉，不会做饭、削水果，甚至在去探望桃姐之际，也只是呆坐着，在桃姐因中风双手颤抖而无法进食时，丝毫“不解风情”地询问饭菜是否可口。
　　
　　桃姐因为不能再胜任工作，决定住进养老院，罗杰决定负担桃姐的养老送终。养老院里各色人等，依然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只不过都衰弱了，行动迟缓了些。桃姐一贯地与人为善，渐渐成了重要的一员。
　　
　　很多评论说这部电影主要关注老龄社会，关注香港的养老状况；许导自己说，她更希望大家感受到的是社会温情的复苏和感染，显然电影从很多细微之处实现了化解冷漠呼唤温情的初衷。
　　
　　梁罗杰一有空便去探望桃姐，渐渐学会了煲汤，打扫，照顾人。养老院里住着完全没有人探望的高龄婆婆，只有女儿探望却一心念着儿子的阿婆，依然衣冠整洁举止绅士思维严谨的退休老校长，古稀之年依然春心荡漾的老伯，还有因为母亲老迈家境贫寒只好在养老院廉价洗肾的中年女子。老迈病弱，似乎都成了社会的边角料，不再有人需要，也就更不会有人关心，甚至连中秋节来敬老院探访的社会团体也都敢在录影结束后公然收回分发给老人的月饼，说是去下一家探访还需要的道具。
　　
　　很多人会说，这样的养老院算好的了，志工不欺负老人，老人有饭吃有床睡，还能出门活动。诚然，这样的养老院确实已令内地那些令人发指的养老院望尘莫及，但是当镜头用俯拍的角度展示那些挤挤挨挨的床位，以及桃姐上洗手间时塞进鼻孔两团面纸防止被污浊不堪的气味熏倒的情景，还是让人心酸不已。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吃喝睡等死，无论什么年纪，何等身份，尊严都是人性的底线。年老了，不等于情感消逝，欲望死亡，只要是人，便有对美好事物和亲情友情的正当渴求。老年人和所有其他年龄的人群一样，需要温暖，需要慰藉，需要交流，需要理解，而不是被可怜，被屈尊招待。
　　
　　桃姐总是和大家分享梁罗杰送去的美食燕窝，总是对坚叔借钱泡妞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因为“让他去找吧，他还能找多久呢”；她记得梁罗杰所有要好的小学同学的名字和糗事，柜子里藏着多年积攒的《南国电影》杂志和所有梁罗杰自幼成长的点滴纪念。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有属于自己人生的记忆。无论什么样的记忆，幸福，辛酸，阴霾，欢乐，都是构成这个人生存于世的痕迹，爱过，笑过，哭过，恨过，终于一切随风飘去，零落成泥，只有细腻的温情充斥在生前身后的空间里，淡淡飘香。
　　
　　桃姐手术前，为其祷告的牧师说了句话：“我们只有亲身经历过艰难，才懂得怎样安慰别人。”语出《圣经·使徒行传》，言简意赅。艰难是个广义的词语，不是撕心裂肺才叫艰难，世上每个人，从活着，到死去，都经历着大大小小甚至只是之于自身的难题，一道道坎出现，需要迈过。这过程中若是无人帮助，自己也当坦然走过，若是有幸有援助之手，则人世间的温暖，便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传承，甚至可以跨越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