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一柿情缘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116次 　　中国北方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天空又高又蓝，白云如丝如絮，连空气中都隐约飘着丝丝甜味。这时候坐在院子里发会儿呆，忽然就会从高高大大的柿子树上“咚”地砸下一个大柿子来，恰好就摔扁在布满青苔的树根旁边，稀烂的柿子渗出金黄色的甜浆来，虽已面目全非，却依然勾起了食欲。
　　
　　小时候在上海，其实并没有太多机会吃到甜糯熟透的柿子。买回家的柿子多半是硬邦邦的，不能立刻解馋，而是要放一段时间，方可开吃。为了捂软柿子，大人会找个纸箱，把柿子和苹果之类的其他水果放在一起“过过日子”。小孩子对这种行为的直接理解是，要让柿子染上些苹果或者梨的香味，但吃的时候使劲闻，也觉察不到串味。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催熟、去涩。柿子果然是性情慢热的水果啊。
　　
　　在北方，人生中第一次吃到了脆柿子，甜似桃，脆如瓜。在朋友的小院子里，硕果累累的柿子树下，摆上木桌条凳，切好脆柿子块，加点葡萄干和些许黑醋，拌成了一道爽口又应秋景的柿子沙拉。切好的柿子薄片腌渍一下，再用烤箱做出一个异国风情的焦糖柿子挞。朋友说，就这么使劲吃，使劲想，每天发明各种柿子的吃法，好像也还是吃不完这一树的柿子呢。沉默了一整年的柿子树，正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忽然就捧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尽管每年都会结，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是满满的惊喜啊。”朋友感叹。年复一年的守望和收获，这便是人类与食物最美好的关系吧。
　　
　　对于吃不完的柿子，朋友最终研究出了做柿子果酱的方法，切好的柿子块加上白糖，放在大锅里长时间地熬煮，最后做成果酱，口感倒是出人意料地清甜。然后，自己买来玻璃瓶，一瓶瓶地封存起来，贴上签了夫妻俩名字的小纸片，作为秋天最特别的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这让我想到了某位北京大厨，也是柿子的爱好者。每年柿子丰收季，他都会囤下大量的柿子，放在自家的冷库里冻起来，到了来年夏天酷暑难当的时候，就把这些冻柿子拿出来，给每一位来自家餐馆的客人作为饭后免费的甜点吃。大家看到这甜点的第一反应都是：“哇，冻柿子，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啊！”丝丝的爽快，透心凉的甜，这一份心意造就的，是童年时的冰激凌。
　　
　　手工柿饼也是近些年很难见到的好东西了，制作全靠手感。我所见过的柿饼制作过程是：先削掉柿子皮，将果肉在太阳底下晒脱水分，风干出紧实的质感，然后进烤炉用龙眼木熏烘，再脱一层水分，接着继续日晒风干。这其中有一个步骤不可少，便是定时用手按摩柿子果肉，这个动作尤其需要掌握力度，为的是不让柿子在晾晒过程中变得太过僵硬，也可以让柿子里的单宁酸尽快地转化成葡萄糖，变酸涩为甜美。而柿饼做成之后，最诱人的，莫过于表皮上那层浅浅的白色糖霜，称为“柿霜”。柿霜是柿饼晾晒过程中从柿子内部析出的糖分结晶体，不仅从外观上将柿饼晕染成晶光覆面的橘红色。吃的时候，先含化表面的柿霜，再咀嚼韧性十足的果肉，也是一种别样的乐趣。
　　
　　又圆又大的柿饼就算不马上吃掉，放在家里也有种丰收满盈的喜气。总有人不知道要怎样吃掉一整个柿饼，觉得太甜。我见过客家人炖鸡汤，里面要放十多颗小柿饼和土鸡同炖，出来的味道自然鲜甜无比。还见过有人写回忆自己童年的散文，说父亲总喜欢在白米饭上放一个大柿饼同蒸，蒸出来后，连饭都是甜糯的。下次，这两种做法都可以自己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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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管家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196次 　　观看最近上映的电影《白宫管家》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流泪，不仅为了在白宫工作的黑人管家，更为那才华横溢却遭到歧视的一代人无法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他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这样感慨道。
　　
　　《白宫管家》背后的真实人物尤金·艾伦就经历着这样的人生。
　　
　　唯一受邀参加国宴的管家
　　
　　尤金·艾伦每天都很晚回家，妻子海伦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等他。
　　
　　在白宫，他与肮脏的盘子关系亲密，与椭圆形办公室的大桌子却显得遥不可及。但海伦不介意，她为丈夫骄傲。
　　
　　他是历史书背后的故事，是白宫厨房里沉默的背影。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在白宫工作的34年里，目睹过8位总统来来去去的艾伦没耽误过一天工作。
　　
　　这对夫妇生前，客厅里挂着里根总统夫妇和艾伦服务过的其他7位总统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福特总统正在打开生日礼物，艾伦站在不远处。
　　
　　艾伦跟福特总统同一天生日，每次举办生日派对，他都是头一个被邀请参加的工作人员。笑容甜美的福特夫人总会提醒众人，“今天也是吉恩（艾伦的昵称）的生日”，并带领所有人为他唱歌庆祝，直到这位穿着燕尾服的管家不好意思地走开。
　　
　　一天，南希·里根突然来到厨房，提醒艾伦，总统将与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共进晚餐。艾伦保证自己已准备就绪，连瓷器都选好了。但南希告诉他当晚不用工作，这吓坏了这位兢兢业业的管家。
　　
　　“你和海伦将作为客人，出席里根总统和我举办的国宴。”南希笑着说，“我告诉你，你绝对是唯一受邀参加国宴的管家。”
　　
　　那天晚上，海伦打扮得格外光彩照人，与国家首脑侃侃而谈。值班的管家似乎特别注意往他们杯中倒香槟，就是艾伦放在白宫储物间里的那些。
　　
　　“杰克·肯尼迪人很好，”艾伦回忆说。“肯尼迪夫人也是。”海伦在一旁附和。
　　
　　肯尼迪遇刺那天，正在厨房工作的艾伦受肯尼迪夫人邀请参加葬礼，但他自愿留在白宫服务。肯尼迪夫人送给他的那条总统戴过的领带被他郑重地收藏起来。
　　
　　有时，人们会问艾伦最喜欢哪个总统，这个老人总会回答：“我喜欢他们所有人。”
　　
　　“我跟8位总统都握过手。”他曾骄傲地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我也在那儿，亲爱的。”海伦在一旁提醒，“也许在后面，但我也握过他们的手。”
　　
　　杜鲁门总统叫他“吉恩”，福特总统喜欢和他谈论高尔夫球，他曾乘坐“空军一号”陪尼克松总统造访罗马尼亚，还和卡特总统在戴维营喝过啤酒。
　　
　　1986年告别白宫时，艾伦收到了一大堆送别礼物和各式各样的照片。里根总统为他写了一张甜蜜的亲笔信笺，南希则紧紧地拥抱他。
　　
　　离开白宫后，他去葛底斯堡看望年迈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此后，每年过生日或圣诞节时，他都能收到来自众多前第一家庭的贺卡。
　　
　　黑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比他梦想中的更近
　　
　　在白宫厨房里，种族主义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的高墙在这里消失，单看“白宫”这个名称，就不难想象。
　　
　　1952年刚到白宫工作时，年轻的艾伦只是个负责洗盘子、收拾橱柜和擦拭银器的厨房员工，每年能赚2400美元，但一周工作6天的他甚至不被允许使用公共洗手间。
　　
　　“我们从未拥有任何东西，”他回忆起当时美国黑人的艰难处境，“但我希望事情变得更好。”
　　
　　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处理小石城学校种族歧视危机时，曾就取消一个电视节目征求艾伦的意见。这位临时“顾问”告诉总统，这个节目很难吸引广告商，因为他们担心南方白人观众联合抵制这个节目。
　　
　　1963年2月，肯尼迪邀请800位黑人来到白宫，纪念《解放奴隶宣言》生效100周年。原定出席的黑人明星小萨米·戴维斯因娶了瑞典白人演员梅·布里特，被白宫从宾客名单上划去，却被民权人士偷偷写了上去。看到这对“黑白组合”出现在白宫时，肯尼迪“吓坏了”，他“脸色发红，指示摄影师千万不要拍这对人种混合的夫妇”。
　　
　　但这并不是戴维斯最后一次造访白宫。艾伦曾亲眼见证他受尼克松邀请，到白宫与之谈论越南战争和黑人问题。
　　
　　1963年，马丁·路德·金应肯尼迪总统之邀到白宫做客。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
　　
　　3个月后，肯尼迪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5年后，金倒在了追梦的路上。但艾伦始终记得，那天自己在厨房一抬头，看到门口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当时，金坚持与所有工作人员谈话，还称赞艾伦的礼服“剪裁合体”。
　　
　　后来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决心推行《民权法案》，甚至任命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位黑人成员，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黑人并不多，当时负责白宫内务的艾伦没有资格被视为其中之一。
　　
　　1967年3月，当愤怒的人群站在白宫外抗议越南战争时，是艾伦为狼狈不堪的约翰逊送上一杯杯牛奶和威士忌，安抚他的辘辘饥肠和满心恐慌。
　　
　　随着《民权法案》的确立，黑人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科林·卢瑟·鲍威尔是第一个黑人上将，第一个黑人国务卿。艾伦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到鲍威尔时，正在为对方提供茶点。多年的仪态训练让他没有露出异样的神情，但他忍不住骄傲：黑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比他梦想中的更近。
　　
　　他希望自己只是个谦卑的管家
　　
　　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诞生前夕，艾伦和年迈的妻子坐在客厅里，激动地谈起这件事。
　　
　　“想象一下！”她说。
　　
　　“真了不起！”他说。
　　
　　他们商量着为奥巴马祈祷，约好一起去投票。海伦拄着拐杖，挽着老伴，缓缓走向投票区……他们的选举日计划早已演练过不止一遍。
　　
　　奥巴马当选后，艾伦收到了总统就职典礼的贵宾邀请函，但海伦没能见证这个让无数黑人刻骨铭心的时刻——就在投票的前一天，她永远离开了相伴65年的丈夫。
　　
　　从地铁站到演讲台前，这个88岁的老人走了1英里，就像踏过自己人生旅途的每一步。看着奥巴马发表演讲，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我还记得科林·卢瑟·鲍威尔来白宫时他有多开心，但奥巴马成为总统，他无法想象。”艾伦的儿子查尔斯说。“那时我们才意识到这真的会发生。他看着我，什么也不说。他不是个多话的人，那种眼神让我明白，他有多满足、多高兴。”查尔斯向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描述了艾伦当时的感受。
　　
　　出席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让艾伦一夜之间出了名。他收到了数百封信，有些来自遥远的瑞士；人们打电话来，感谢他为国家服务；邻居在路上“围堵”他，向孩子们介绍他。
　　
　　美国各地的电视台邀请他做节目，出版商邀他出书，许多组织请他演讲。这些邀请，艾伦统统拒绝。直到2010年以90岁高龄去世，艾伦再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查尔斯说：“他希望自己只是个谦卑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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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到契约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81次 　　我最近正在阅读着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其中乔布斯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
　　
　　2009年1月，乔布斯终于接受了医生和家人的劝说，同意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他首先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他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除了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献者数量有限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定美国器官移植政策的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所规定的程序，是优先考虑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不是像乔布斯这样的癌症病人，因为前者更有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在美国，即便像乔布斯这样的名人和富人，想绕过合法程序在排队过程中“插队加塞儿”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乔布斯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过。美国的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结果而被筛选出来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候的时间长短。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查，网站上将公布相关数据，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自己的排位情况。
　　
　　从排队那一天开始，乔布斯的妻子劳伦·鲍威尔成了这个网站的忠实访客，她每天晚上都去仔细查看排位和积分的进展。按照当时的积分，乔布斯大概需要等到6月份以后才能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一个肝脏，但医生们认为，乔布斯的肝脏在4月份前后就会出问题。劳伦获知，尽管有人持有异议，但同一病人同时在两个州进行排位是被准许的（至少当时没有法律对此加以禁止），但病人必须承诺两点：一个是排位者必须能在8个小时内赶到选定的医院，乔布斯有私人飞机，可以做到；另一个是，选定的医院必须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最后，在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州排上了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份的第一周，乔布斯的病情开始恶化，到了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然后到第二，终于到了第一。有人预测，这一年3月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疯狂球赛季节里可能会因为喝酒而导致交通事故飙升，因而会带来较多的器官捐献的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2009年3月21日，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乔布斯因“祸”得福。他和家人立即飞往孟菲斯进行移植手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手术是成功的——它让乔布斯又多活了两年多。其间，乔布斯带领团队推出了享誉全球的iPad，昭示了后PC时代的到来。
　　
　　一定会有人对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公正”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疗费用，这种规则也是形同虚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实行全民医保福利的西方国家，即便你是个穷人，只要你排位在前，你的权利就无人可以侵害。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曾亲聆一个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张先生的真实故事：张先生被医生确诊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可以全免），当他的排位到达第一位时，他和家人依旧忐忑不安，医生肯定地告诉他，此刻即便加拿大总理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总理阁下也只能排在你的后面。
　　
　　150年前，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代表作《古代法》一书中道出了一句不朽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今天，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依照等级、身份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中国人而言，改革开放，至今仅仅30多年，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大致还处于初始阶段，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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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这个父亲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215次 　　在很多人眼里，爸爸是个“狠”角色，甚至有些人用“痞气”来形容他，但我始终觉得爸爸的“痞气”是建立在他深厚学问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只读书不骂人，那么他可能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只骂人不读书，那么他可能是个流氓学家；而如果两者兼备，那他就是李敖。
　　
　　与其他父女不同，我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在我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却深陷囹圄，无法为童年的我遮风挡雨。爸爸曾在《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里写道：“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是我一身的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很好地教育她。”
　　
　　其实爸爸只是亏欠了我很多父女相依的日子，他从不亏欠对我的教育。记得小时候，爸爸每隔一周就会从监狱寄信给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那是爸爸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选择的办法，他把自己对女儿的牵挂凝注在字里行间，笔锋过处仿佛铿锵有声，丝毫不见牢狱生涯的凄凉困苦。
　　
　　父亲性烈如火，直言敢骂，即使身置险地也浑不在意。父亲用言行教导我：要做强者不要做弱者。他灌输给我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相的道理。但强者并不好做，尤其要改变一个社会长久形成的制度和观念，其反弹的力道会让触及者付出惨重的代价。“先驱”只是功成后的标榜和称颂，被视作异类，遭到排挤、压制，才是斗士无法规避的宿命。
　　
　　爸爸用他一生的时间，以一己之力对抗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之处。有人形容他是战神，我想并不为过，但很少有人能够读出爸爸慷慨激昂背后的辛酸无奈、沉痛悲凉。爸爸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养成了对簿公堂的嗜好，喜欢打官司。为什么喜欢打官司？因为有很多愤懑，很多不平，很多不公正的遭遇。
　　
　　最初，被人称为“天才”的爸爸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治疗这个社会疮症的良方——口诛笔伐。这种方式在大众媒体普及的今天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可也仅限于“一定”，对根本问题还是无法起到太多实际效果。那么，“实际效果是什么，是要靠诉讼——我打官司，我告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李敖就开始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爸爸的言传身教，极大地影响了我。
　　
　　爸爸说，不认识我们的人喜欢看我们的文章，认识我们的人喜欢听我们的讲话，了解我们的人喜欢我们这个人，我们做人比我们讲的话好，我们的讲话比我们的文章好。光看我们的文章，一定会以为我们是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了我们的讲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比我们的文章更可爱，等对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就会发现我们又厉害又善良。别人是恶霸，我们是善霸。我们也是一霸，绝对不是窝囊没用、被人欺负的滥好人。
　　
　　爸爸在过完七十四岁生日的时候对我说，他感觉自己老了，头脑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有时候甚至会做错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人世，而他也已接受这个事实。爸爸让我将“逝去”原文语录找出来，在此献给爸爸：
　　
　　“Oldsoldier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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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我的归宿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74次 　　描述二战中抵抗运动的电影不少，《白玫瑰》《红发女郎》《最后一班地铁》《无耻混蛋》都算，但我很少听到一个老游击队员，会这样对女儿说：“我希望你活下去，这也是你妈妈的愿望。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投降了，有的在战斗，有的在等待。你是个姑娘，应该等待。”最后这九个字多好，当时只觉温暖，现在回想，方知此言神圣。这种对年轻女性的珍重爱惜，非关父女之情，而是革命者心中的公理，是最保鲜的人道主义。可是电台的电影录音剪辑里，这九个字被剪掉了，是因为柔情和体恤，而被电台领导嫌弃吗？我想，负责剪辑的那位同志，应该是先被感动，再冷静，再迟疑着下手的吧。
　　
　　这是一部南斯拉夫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可我不急着谈神出鬼没的英雄瓦尔特，我想谈一谈老钟表匠谢德·卡布丹诺维奇，就是刚才那位父亲。
　　
　　女儿阿兹拉最终还是不肯等待，她跟男友冒险冲击德军卡车，中埋伏死在萨拉热窝街头。
　　
　　“萨拉热窝的公民们，德军司令部最后一次向你们宣布公告：死者的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这又是一次埋伏，游击队员在人群中提醒：“别过去，会打死你。”
　　
　　谢德当然知道，可他看着女儿惨白的脸颊离柏油路面那么近……小时候，只记得此刻画面虚了一下，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父亲走过去了，人群中的瓦尔特只能选择跟过去，然后是瓦尔特的手下苏里，还有一位文质彬彬的陌生老者，人们都走过去了。德军只想杀几个人示威，没想扫射这满街的民众，最终只能退去。我为这一幕激动，很多年后我还以为，只要人们都走过去，都不迟疑地走过去，他们就只能退去——我被电影害了。
　　
　　新的圈套出现，假联络员来到钟表店约见瓦尔特，向谢德说出了全片最诗意的接头暗语：“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
　　
　　警察局的乔斯科（他真名叫斯特律）来报信，盖世太保在清真寺有埋伏，谢德明白没时间通知瓦尔特了，“他像旋风一样，从来也不停留”。谢德只能自己抢先出现在圈套里，他说：“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剩下的交给我吧。”
　　
　　谢德告诉小徒弟凯亚姆：“我要走了。”“您到哪儿去？”“去找我的归宿。你多保重吧。没有人欠我的钱，你要记住。有个犹太人，叫米尔维特马伊的，我欠他二十克金子，如果他还活着，替我还了。到天黑要是我还不回来，把钥匙交给我弟弟。”“跟他说什么吗？”“不用，他会明白的。”
　　
　　到这里，徒弟似乎已没什么话能劝了，当然，他也许还迷茫，不知道师傅是在说什么。不，他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他说：“我能帮您干点什么呢？”谢德看着他，像看着自己的儿子：“要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
　　
　　这句话说得很平淡，语气很郑重，跟“你是个姑娘，应该等待”一样郑重。老游击队员谢德，是给世间留下了两句遗嘱才上路的智者，那遗嘱像诗一样朴素。
　　
　　随后，他离开自己的钟表店，走在铜匠街上。他迎着镜头走来，一路不断跟人点头，轻声回答：“你好，你好。”这是本城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在跟他的街坊告别，在跟他的城市告别。他一共说了四次“你好”，中间看了一次自己的怀表。
　　
　　在清真寺院子里，见到了假联络员，谢德说的是：“瓦尔特让我捎个信，对你我都是最后一次。”枪响，他干掉了心慌意乱的假联络员。然后，他像是等着风吹过，他等到了更为密集的枪声。
　　
　　时辰到了，这是舍身的时辰，是与同志们诀别的时辰，也是与女儿相会的时辰。老钟表匠准时诀别，也准时赴约，他的归宿，就在钟摆的叹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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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科技盗去的时光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71次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生命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里都在和互联网打交道。一项新近的研究表明，人一生中至少有5年时间用于上网，更确切地说，是在“网上冲浪”。
　　
　　你肯定知道“网上冲浪”吧，就是漫无目的、跟着感觉走地在网上“瞎逛”，通常毫无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可今天上午我就已经花了两个小时上网，我甚至想都懒得想我的一生中有多少时间花在这上面了。现代生活中，其他浪费时间的行为还有：
　　
　　边走路边在头顶举着手机寻找3G信号：3周
　　
　　翻调料柜，寻找食谱里面一种并不重要的配料：8天
　　
　　接听广告推销电话：2周
　　
　　收听银行、抵押贷款或保险公司电话的菜单选项：13个月
　　
　　寻找最合适的手机套餐、水电费、电视和互联网交易资费：7个月
　　
　　一边假装照顾孩子，一边在智能手机上玩愤怒的小鸟、水果忍者游戏：11个月
　　
　　徒劳地按F5刷新页面，希望收到某人的邮件：3周
　　
　　等待人工服务重置自动付款机：6周
　　
　　等待买来的水果慢慢成熟，最终却将早已腐烂的水果通通扔掉：26个月
　　
　　诸如此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长久以来人们期望技术带来休闲生活的梦想，在我们行将就木之前早已破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同时间的关系正步入第五纪元。按照我理解的史前顺序，我们在挖洞穴和钻木取火等方面耗费了过多的时间，接着以物易物和劳动分工出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开始相信——如果我们为别人提供一根萝卜，可能有人正在给我们做衣服。然后便是滚滚而来的工业热潮，催生了福特主义和空话连篇。20世纪的消费革命为普通工人带来了好处，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和汽车的发明，以及上述各种机器的转动，为人们省去了在培育驿马、刷洗地毯和拎着水桶从井里取水上花费的大把时间。
　　
　　接下来……再接下来……好吧，人们似乎都碰了壁。在后消费时代的不断变化中，对科技文明无休止的欲求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同时又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诱惑使我们去浪费这些时间。感谢现代科技。感谢所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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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和49个的轻重权衡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100次 　　在广东东莞中学初二7班，青青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上课随意走动，开关电灯；他午休时火烧床单，用剪刀剪断电线；他脾气暴躁，曾把热水泼到同学脸上。因为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除了青青妈，全班49名同学的家长在开学第一天，提交了一封联合署名的请求书，罗列上述“罪行”，要求学校将青青调离这个班，否则就集体罢课。
　　
　　1个和49个，如果将一个学生拒绝在教室门外，就可以留住49个学生，这样的做法是否就算公正？对于这个班的学生来说，这应该是他们需要上的“开学第一课”：一个人的权利是否就一定要让步于一群人的权利。
　　
　　幸好校长没有以人多还是人少来做决定。他说，每个孩子都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学校不能落下任何一个学生。因此，“1个”直到现在还继续留在教室里。
　　
　　可是，出于群体压力，更多时候人们会理所当然地站在多数人这边。比如在辽宁一个小村庄里，为了61个孩子，学校就剥夺了1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这个有点特殊的孩子出生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走进小学教室的第一天，村民就把自己家的孩子领走了，学生集体罢课，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罢课第三天，校长顶不住压力，让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领回家。
　　
　　1个和61个，至少他的离开让众人回到教室。如果只从结果来看，这或许算是公正。
　　
　　后来，“1个”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有了自己单独的教室和老师。可他没有同学，只有年迈的老师做伴；他也没有校园生活，只能在空旷的村委会院子里一个人打篮球。因为撤点并校，他成了唯一被留在村里的小学生。
　　
　　如果在美国，拒绝他的这所学校很可能面临高额赔偿。美国一所私立中学曾因拒收一名13岁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学，被司法部裁定违反《美国残疾人保护法》，需向这名学生赔偿7万美元并缴纳1。5万美元罚款。当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少数群体权利的时候，就需要法律的引导。
　　
　　令人遗憾的是，另一个“1个”以更大的悲剧收场。河南一所县城中学里有个“问题少女”，她打起架来比男生还厉害，被称作“惹事妖精”。班主任让大家民主决策，投票决定她的去留。全班38个同学，26人希望家长把她带回家。
　　
　　得知结果的她先是大笑，然后哭着跑出教学楼。3天后，人们在学校后面的水渠中找到了她的尸体。
　　
　　她的同学和老师可能并不知道，民主不是只有少数服从多数，还包括个人发展的自由、容忍以及平等。他们在以一种隐性暴力，对抗她的肢体暴力，这种隐性暴力的名字就叫“大多数”。
　　
　　出于利己的考虑，很多人的确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闭症患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问题少年同在一个教室，让孩子处于潜在的危险中。作为个体，你有选择留下和离开的权利，但没有替别人做决定的权力。况且，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少数”。
　　
　　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谋求共同体的幸福最大化。但没有尊重个体的权利，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很可能恣意践踏个体。幸福也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被社会圈禁的男孩，死在水沟里的少女，都可以成为这个社会不幸福的痛点。
　　
　　一个，还是很多个，这似乎是个艰难的选择。美国学者迈克·桑德尔曾在哈佛公开课上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让他的学生陷入道德困境：如果你是电车司机，正沿着轨道疾驰，突然发现前方有5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你试着停下来，可刹车失灵了，这时你注意到右边还有一条岔道，上面站着1个工人，撞死他能救另外5个，你会不会拐弯？
　　
　　大多数人举手同意转动方向盘。“当可以只撞死1个人的时候去撞死5个人，这样做不对。”一个女生说。
　　
　　少数人觉得应该直行。“这与种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诡辩一样，为了拯救一个民族而消灭另一个民族。”一个男生说。
　　
　　桑德尔没有给出“正确答案”，他只是想让坐在底下的学生意识到，有时候觉得理所应当的选择，不一定是公正的。或许，在这个9月，青青的班里也应该展开一场这样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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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吻过的天使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上帝之吻
　　
　　2010年4月初的一个周日，我带着刚会走路的爱女坐在店外的长木凳上，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春日里冰激凌的滋味。忽然手机铃响，好友茭白发来短信：“我要和安德士分手了。”我愣在那儿，一时回不过神来。
　　
　　好友茭白是很有气质的美女，但身世令人唏嘘。她是弃儿，三四岁时被派勒夫妇从中国孤儿院收养，来到瑞典。上帝从此为茭白打开了幸福之门，派勒夫妇将这个乖巧安静的养女视若掌上明珠。茭白三年前去希腊旅行，遇到安德士，两人共筑爱巢。
　　
　　结婚三年，他们达到了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两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个孩子。
　　
　　如今，年逾三十岁的茭白终于成功怀孕。可这才几个月工夫啊，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怎么就要分手了？带着疑问，我赶紧联系茭白，想问个清楚。
　　
　　原来，经过半个月反反复复的检查，最终确诊，茭白肚子里四个多月的宝宝，属先天性唇裂。
　　
　　这对情侣备受煎熬，尤其是茭白，检查结果出来后的每一天都是以泪洗面。在心碎中回过神来以后，她决定打掉这个孩子。
　　
　　安德士坚决反对，可说破了嘴皮，依然无法使妻子回心转意。他不明白为何一向知书达理的茭白，在这件事情上会如此固执。唇裂，那只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缺陷，只要在出生后做手术，甚至可以完全不留痕迹。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缺陷而毁掉一条生命，他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亲爱的，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宝宝现在的样子，宝宝的大脑和内脏已经发育完全，是一个小宝宝的样子，小心脏有节奏地跳动着。你怎么可以这样杀了宝宝，毁了这样一个鲜活可爱的小生命？”安德士拿出四个月大的胎儿图片给茭白看，流着泪亲吻着茭白的手，乞求她改变心意。
　　
　　但茭白比他更痛、更难过。痛过之后，她一意孤行，去医院预约了流产手术——胎儿越大，失去时心就越痛，她不能再等。
　　
　　“好吧，如果你一定要打掉这个孩子，那么我们的关系将到此为止。我和你，永远，永远，也不再见面。”安德士心碎地说。
　　
　　生命之痛
　　
　　第二天就是茭白预约流产的日子，安德士几乎要发疯了。按照瑞典人的习惯，他自然要尊重茭白的选择，这里的法律也是以女士意愿为第一意愿。安德士深爱着茭白，他不可能因为孩子而与爱妻分手。
　　
　　关键时刻，我想起了茭白的养父，那位慈爱而睿智的大学教授。茭白是孤儿，从小被他领养，也许从茭白当年的经历中能找到一点原因。
　　
　　半小时后，安德士坐在了茭白养父的书房。
　　
　　“你朋友猜得不错，的确事出有因！”教授拿出了一张茭白小时候的照片递给安德士。安德士接过照片才发现，照片上的小女孩嘴唇上有一条明显的痕迹。“你是说她……”安德士吃惊地看着岳父。
　　
　　教授严肃地点点头说：“是的。茭白出生时因为先天唇裂，遭到亲生父母抛弃。被发现时，她躺在雪地里，已经被冻得气息奄奄，身上只裹着一条薄薄的棉被。”说到这里，教授的眼睛湿润了。他停了停，继续说：“她天生聪慧而敏感，我们领养她的时候，她小小的模样，本身还是幼儿，竟开始照顾比她更小的弃儿，给坐在摇篮里的婴儿喂饭！”
　　
　　教授停下来，看了一眼女婿，说：“因为有生理缺陷而遭到亲生父母抛弃，即使她做了世界上最完美的修补手术，但内心的自卑仍是无法抗拒的。即便我们给了她如此多的关爱，但那种心理的孤独和不安全感，我们也无能为力。”
　　
　　听到这里，安德士终于明白了茭白如此决绝的原因。生理缺陷给她带来的伤痛太深刻，而他们还没有爱到彼此完全信任和交付的程度。
　　
　　母亲的信
　　
　　就要去医院了，茭白坐下来，给肚子里的宝宝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你惧怕死亡吗，孩子？是的，我也惧怕死亡，比你更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感觉到我的恐惧，一个此时此刻不够资格，却正在做着你妈妈的女人的恐惧。
　　
　　我不爱你吗，孩子？不，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你。你还在我的体内，以我的血肉形式存在着，你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遗弃你，也等于连同我自己一起被遗弃。
　　
　　亲爱的孩子，我如此爱你，以至不忍你一生下来，便遭遇任何的打击和不公。哪怕这种打击，只是别人带着同情的目光偶尔一瞥，在妈妈心中也无异于天崩地裂，妈妈体会过，所以不愿无辜的你再去体会。孩子，如果我们有缘，请你这次之后，再来做我的孩子。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亲爱的孩子，请你在天国等我，总有一天，妈妈也会去那里和你相聚，到那时，妈妈再看清楚你的模样。
　　
　　写到这里，茭白已经泣不成声，她再也写不下去，独自去了海边。茭白将写好的信折成心形，小心地装进漂流瓶里，封了口，像推摇篮一样，将装着信的瓶子推进了大海。
　　
　　然后，她开车朝医院方向驶去。就在走到医院门口的那一霎，她再次失声痛哭。每向妇产科方向迈进一步，她都要付出十分的努力。就在这时，她突然看见我们——她的好友，她的养父母，静静地站在那里。还有，她亲爱的安德士，几乎是飞一般地向她跑来。
　　
　　就在安德士将她抱入怀中的同时，腹中的胎儿奇迹般地给了她一个轻微的悸动。这暗示虽来得如此轻微，在茭白的身体里却足以翻起惊涛骇浪。
　　
　　爱是珍惜
　　
　　这就是我在瑞典的好友茭白的一个关于爱和生命的真实故事。
　　
　　信任和托付，永远是婚姻的基石。
　　
　　几个月后，在最美的秋季，茭白和安德士的孩子诞生了。虽然一出生，这个小公主就带着上帝的吻痕，但她也因此得到了她的母亲、父亲所能给她的世上最丰厚甜蜜的爱。孩子驱除了她母亲茭白几十年的“心魔”：从一出生就被抛弃的无法释怀的痛苦和孤独。现在，通过孩子，茭白又一次发现了爱，认识了爱。爱，就是珍惜。

为生歌唱

不因一文不名而放弃慈悲与善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181次 　　如果不是一阵婴儿的啼哭划破夜空，属于邓小明的那个凌晨，注定庸常烦闷。
　　
　　这位50岁的农民工浪迹在成都街头，半夜起来闲荡，无意间邂逅了草丛里的新生儿。
　　
　　这个刚刚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除了呼吸，一无所有。被老邓发现时，他全身赤裸着，脐带还没有处理好，耳朵和脐带的位置甚至生了蛆虫。
　　
　　而邓小明比他多的，不过是一身脏兮兮的衣服，以及一个写着“善者”两个字的灰黄色布袋。他没有工作，也没了老伴，连仅有的一部手机都被偷走了。半个月前，他带着两百块钱来成都找工作。如今，钱花完了，工作还没找到，他有时一天只花一块钱买碗稀饭喝。
　　
　　有活儿干，有饭吃，能挣点养老钱，是他对生活最大的期待。
　　
　　但是那个凌晨，他似乎忘了对明天的期待。他屏住呼吸，在昏暗的路灯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孩子的位置。当看到这个小生命时，他赶紧脱下衣服，裹起婴儿，并用手掐断脐带——这个大老粗并没忘记，自己手脏，怕孩子感染，所以留上一截。
　　
　　孩子被送到医院，医生、护士忙着给孩子剪脐带、洗澡、喂奶，而邓小明就在病房外面守着，整整一夜没合眼。清洗过的婴儿单眼皮、大眼睛，胖嘟嘟的。
　　
　　草丛附近的摄像头没有记录下丢孩子的人。或许对那个抛弃他的人来讲，他不过是个不会说话、也谈不上有尊严的生命。他（她）也许正在暗自庆幸，成功丢掉了一个不愿承受的负担——对生命的漠视，有时无非是对自我的解脱。
　　
　　但就是这样一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弱小生命，遇到了另外一个食不果腹、前途未卜的弱势个体，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因此而改变。
　　
　　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但邓小明拖着疲惫的身体不愿离去。“只有亲手交给警察，晓得娃娃有个安全的去处，我才能放心。”他一直站在医院走廊，等着民警过来将孩子接走，却忘了自己身处困境：他本应早早去排队找工作，他要挣钱吃饭，或者说，早点找份工作，才能避免挨饿。
　　
　　只是，比起孩子的生命，穷困、饥饿或许已经算不得什么。一个被遗弃的生命，比之自己被遗忘的生命，根本无所谓孰轻孰重。
　　
　　把孩子送到医院后，邓小明的衣服已经沾满了孩子身上的血迹，医生送他一件绿色的手术服。孩子被接走后，他穿着这件松垮垮的怪异服装，挎着那个写着“善者”的布袋，又出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门口。他旁边放着一张纸板，两角压着两块砖头，纸板上写着四个大字：工作不限。在过去的六七个小时里，他已经用自己的双腿与双手，以及布满血丝的眼睛，让自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善者。
　　
　　不同的人，对善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于生活优越的人，做件好事，很多时候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对邓小明这样平凡甚至卑微的人，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仍能给予别人生的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气，这就是他内心坚守的最大的慈悲与善。

为生歌唱

没有点奢侈又算什么生活时间:2013-12-16　作者:未详　点击:214次 　　母亲经常和我们讲发生在她们那个时代的故事，她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津津有味。她讲的关于“老戏迷”的故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
　　
　　母亲那时候还小，村里有一个从外地逃荒来的人，我们这里管这些人叫“跑盲流”的。他是外地户，自然没有他的土地，只好在村里的煤窑出苦力。他每日几乎都是窝头就着咸菜，再加一碗汤，终日里不见细粮，更别说荤腥了。他爱抽烟，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弄些劣质旱烟卷着抽。赶上村里开个群众大会啥的，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拿一把扫帚把人们扔掉的烟蒂扫到一起，然后挨个扒开，眯着眼睛，极贪婪地掏取里面所剩不多的烟丝，存储到自己的烟盒里。
　　
　　这样一个人，荤腥沾不到，烟也买不起，却迷恋上了看戏。平日里一分一毛地攒，攒够了一张票的钱，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县城里看场戏。他可真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老戏迷了！
　　
　　有好事的人纷纷猜测，有的说他看戏是假，“逛窑子”是真，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全都搭到狐狸精身上去了。还有人兴致勃勃地给他编了一首打油诗：“一个窝头一碗汤，十斤汗来十车砖。盲流有劲不觉累，出了砖窑逛花窑。”也有人说他看中了那个唱戏的花旦，几天不见一回就会魂不守舍。各种谣传不一而足，他并不反驳，只是一味地笑，嘴里不忘哼哼着刚刚学会的几句唱腔，一副陶醉的模样。
　　
　　在村人看来，他是不务正业的，因为他不该享有那份“奢侈”，他就该守着他的砖窑，日复一日地劳作。有人奚落他，有那钱不如买上二斤肉，一壶酒，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何必呢？听那两段戏，能长一二斤肉啊？
　　
　　他不置可否，只是喃喃地说，隔几天听一回戏，心就不那么空了。
　　
　　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儿，因为没有人照顾，再加上年轻时身体被严重透支，刚过六十岁就去世了。临终的时候，他把这些年攒下的很大一笔积蓄都给了老支书，说自己无儿无女，让老支书用这钱为村里做点事，修修路，或者翻修一下村里的学校，也算让村人对他留个好念想。
　　
　　出殡的那天，老支书请来了一个戏班，唱了小半天的戏。如果他在天有灵，定会对自己这奢侈的谢幕仪式感到十分满足吧。
　　
　　这是个令人心生敬意的人，他于贫瘠的时光里，主动给自己订购了一份奢侈，这件事本身的意义甚至高过他生命尾端的那个高尚之举。
　　
　　白岩松说，当下时代，最大的奢侈品，不是香车别墅，也不是金钱地位，而是心灵的宁静。
　　
　　奢侈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一样可以。没有人规定，清贫的人就该守着清贫，循规蹈矩过日子。也没有人规定，苦难中的人就必须千疮百孔、唉声叹气地活着。
　　
　　美国电影《战争与爱情》中医生与护士有过一次对话。医生认为该给伤员截肢，护士却努力争取为伤员保住那条腿。“对他来说，失去腿，生命也不再有意义。”“可你知道，若这次不截肢，失败了，第二次手术的费用会很昂贵。”不过医生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说：“冒这样的风险的确很奢侈，可没有点奢侈又算什么生活呢！”
　　
　　有时候，生活需要一种奢侈，那是给疲惫的灵魂敬的一杯酒。
　　
　　如今，每次回农村老家，我都会为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感动。那些农民累了一天，有的连衣裳都没来得及换，就拿起扇子扭了起来。
　　
　　秧歌是劳动者的翅膀，不论多劳累，也可以扇动出一份奢侈的激情来。
　　
　　死水尚且有微澜，更何况是有花有草、有风有雨的生活，岂可就这样白白地沉寂、默默地荒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