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悲哉，上将军时间:2013-10-06　作者:未详　点击:68次 　　张自忠，字荩忱，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一
　　
　　那是几年前，为了写作赵登禹将军在采访29军老兵的时候，我提到了29军的主要的主政者，从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吕秀文，师长赵登禹、张自忠都是山东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是有种的汉子，铁骨铜声。那个老兵说：张自忠是汉奸，后来变成了烈士。说毕，摇摇头。
　　
　　我当时吃了一惊。将军殉国多年，而汉奸一说还在某些人心里发酵，不由使我心颤。
　　
　　张自忠是1936年6月赴任天津市长的，当时日本人为了钳制拉拢宋哲元，把华北从中国划出去，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哲元组团访问同文同种的日本，一切费用由日人支付。宋哲元面有难色，他要是作为一把手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于是宋哲元就委派张自忠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日方要挟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勃然而起断然拒绝，拂袖退出提前归国。“七七”事变后，随着佟麟阁、赵登禹血洒沙场，宋哲元7月28日率29军撤退到保定，并决计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都由张自忠全权代理。
　　
　　当晚九时，枪声稍歇，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临别，张自忠黯然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语言沉痛，但沉痛里自有一种担当在，将军让人追溯到了古之中国的烈士之风，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度，使我心中悲慨地回旋着两千年前李陵的那些句子——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为了免于炮火下生灵的涂炭，这委屈是那样的悲凉锥心。
　　
　　尽管张自忠将军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压抑怆怀。
　　
　　对于这一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在《痛悼张自忠将军》文中予以澄清，冯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爱国的情怀非是一种，张自忠选择了荆棘。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别样层次上对民族一种苦爱，是一种含泪的凄异壮烈的美。

为生歌唱

二
　　
　　在西北军里，张自忠向以带兵严格，部下勇敢善战而著称，西北军里流行的顺口溜：“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自忠在北平市长任上只短短八天，他宣布辞去一切职务。两天后，他化装离开了北平南下，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还是有增无减。就在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张自忠失望了，
　　
　　当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张自忠却被赋闲，他形单影孤地困处南京，整天无事可做，度日如年。我们不难设想，张自忠将军后来一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怕也是下于这极端苦闷的时候。
　　
　　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军军部。与大家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哭了。
　　
　　就在接敌的时候，那些行军的队伍却听到了传令兵疾驰到队伍前，宣布军长的命令：暂停前进！原地待命！接着是凄厉的军号，大家感到一种威压和不详。
　　
　　魁梧的骑着高头大马的张自忠将军，在卫队的簇拥下，来到军前。
　　
　　张自忠将军双脚站立在马镫上，右手按住佩剑，他用山东方言吼道：“弟兄们，就是这两个无耻的东西，昨天市镇宿营时，拿了人家小老板的伞，不仅不给钱还动手打了人，我们的弟兄还没有上前线打鬼子，现在我却要先杀了他们，这都怨我，怨我没有教好他们。”将军把手一挥，声音有些哽咽。
　　
　　五花大绑的两个兵士被带到了野地里，接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声低低的划过天空，如夜枭的低鸣。
　　
　　然而也是在处决那两个兵士的夜里，还发生了一起强奸民女的恶劣的事情，最后查出竟是敢死队长孙二胡，59军上下谁不知道，孙二胡是张将军手下能征善战的功臣，从喜峰口到卢沟桥，每役必与，将军冷冷的吐出几个字“依法从事”，枪又响了一声，还是如夜枭的低鸣，部队又继续前进了。
　　
　　三天后，部队到达临沂，阻击日军坂垣师团，大胜，这是国民党正面抗日以来取得的第一次真正的胜利。
　　
　　一个月后，张将军率部驻扎休整。传令兵脸色苍白的进来报告，结结巴巴的说：“军长，他，他回来了”，军长纳闷，斥责道：“谁？谁回来了？”传令兵气喘不过来：“是，是孙队长回来了。”
　　
　　孙二胡被带了进来，满脸黑碳，衣衫褴褛，头发胡子一样长，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
　　
　　原来那天行刑的士兵，敬慕孙二胡是条汉子，手有些发抖，结果子弹没打中要害，孙二胡也是命大，被好心的百姓救回了家，休养了几日就恢复元气了。老百姓劝他逃命去，但他打听到张自忠带部队在这一带驻扎，就又赶了回来。
　　
　　张自忠将军忽地从地图前站起，接连下了三道命令：“换衣服；备酒菜；关起来等候处置。”孙二胡，早就被处置过了，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处置了，还能怎么处置呢？
　　
　　第二天，副官再去见张自忠，指挥部里仍是烟雾缭绕，看来将军又是一夜未眠，满脸憔悴的坐在军帐里，身前落满了烟蒂，桌子是堆了一堆的纸片，副官用眼睛瞅了瞅，蓦然发现每张纸片上都写了一个大大的“扒皮”的字样。
　　
　　军法处长再次来到孙二胡面前，宣布张自忠手令。孙二胡似乎早知有此一天，面不改色，听完命令，标准的敬礼。然而没等孙二胡提出面见将军，军法处长就又宣布将军备好酒菜为他饯行，孙二胡一脸的茫然，然后嘴角抽搐了一下。
　　
　　将军来了，酒菜也只是几只烧鸡和红烧的肘子下水之类，这在战争期间，也是丰盛之至了，几位师长低头陪酒。席间无话，师长们轮流给孙二胡劝酒。孙二胡眼圈红红的，只是每劝必喝。几巡酒过，孙二胡突然抬头，眼直直的盯着将军，张将军接过着目光，双方仿佛都要刺透对方。
　　
　　突然，孙二胡把上衣扒去，从腰盘到肋骨，从前胸到后背，满身的伤疤，如铜钱如石子如树瘤，或凹或凸，也如起伏不平的山川河流，师长们有的不忍心，扭了头去。
　　
　　张自忠将军一愣，随即指着身边的一位师长说：“你把衣服脱了，”师长规规矩矩地就脱了，一身伤痕累累；军长又指着另一位师长，说：“你的衣服也脱了，”师长脱了，也是一样的凹凸不平伤痕累累，后面的军人在将军的目光逼视下，齐刷刷跟着脱掉上衣，就像是一次展览，一次检阅，每一处伤疤简直就是一次血与火的重塑与回溯，每一处伤疤简直都是战争馈赠与荣耀。
　　
　　最后，张自忠将军猛地撕去了自己的上衣，胸口一处致命的碗口大的伤疤，红红的震撼着人心。大家都低下了头，孙二胡也把头埋了下去，目光有点游移躲闪，然后就咚地跪在地上，“我对不起将军！”
　　
　　张将军把孙二胡缓缓扶起，头扭在一边：“你放心的走吧，弟兄门会替你多杀几个鬼子的。”
　　
　　翌日，孙二胡躺在了定身量做的柏木棺材里，张自忠跟他握手作别。

为生歌唱

　三
　　
　　在张自忠将军殉国前一年，他来到重庆看望隐居读书的冯玉祥先生。
　　
　　最难风雨故人来，那时心情抑郁的冯先生阴霾一扫而空。他在巴县中学设宴为张自忠洗尘，张自忠将临沂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刀作为礼物赠给了冯先生。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抗日战争终于胜利。冯先生感慨万千，睹物思人，在军刀上刻下一句话：“此刀是张上将自忠在临沂大战得的日本鬼子的，民国28年送给我。”
　　
　　相见那天，俩人联床夜话，苍穹大地，圆颅方趾，巴山夜雨，喋血烽火，相谈甚惬。张自忠对冯先生再一次说到慷慨赴死：“我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做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要活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
　　
　　第二天，俩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马鸣风萧萧，落日照大旗。张自忠走出不远，却又心事重重地停住了。是预感到他生未卜今生休？已经预感到今生今际再难再与冯先生相见？
　　
　　张自忠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向冯玉祥磕了个头。冯先生被这一情景惊呆了，忙说：“荩忱，你这是干什么？”只见张自忠眼含热泪，神色庄重地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你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明白，荩忱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就这样的一跪，这是一个血勇的将军作为震撼抗战历史一瞬，这是名将忠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对历史的承诺和最古老的仪式，被岁月记住把后人感动了。
　　
　　作为一名位膺封疆并指挥着几个集团军的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统率的部队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但他个人的生活却依然保持着西北军时期艰苦俭朴的本色。除非重大场合，他从不着呢料或哗叽制服，也不佩戴上将军衔，而是与土兵一样穿老灰布军装，一样剃着光头，只有一条武装带可以表明他的军官身份。平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同士兵一样每日两餐。
　　
　　有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写道，他对于吃是不考究的，只要是菜，随便是青菜、毛豆，几个馍馍，一碗小米稀饭，这些便可算是他一顿丰盛的午餐，有时候，因招待来宾而改善一下伙食，他也感到不安。
　　
　　在一次战斗中，给养中断，总部人员和特务营几乎一昼夜都没有找到吃的，勤务兵把随身携带的一点烤馒头片和炒豆子送到跟前让他吃，看到弟兄们挨饿，将军不忍心吃，说：“要吃大家吃，这个时候，怎么能一个人吃呢？”大家共同忍着饥饿同日军作战。
　　
　　天将黄昏时，一位士兵因饥饿而犯了疟疾，张自忠急忙叫勤务兵把仅有的一点干粮拿出来让他吃，这位士兵无论如何不肯吃，流着泪说：“总司令都不吃，我也不能吃，我不能破坏总司令‘要吃大家吃’的规矩。”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是岳飞的理想。张自忠身为武将，不光是不怕死，更不爱钱。他为将多年，且数绾政要，而私储无几。张自忠牺牲后，大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曾翻箱倒柜地寻找他关于家事和经济方面的遗嘱，但终无所获。他的侄子廉卿在旁边说；“你们不要找了，一定没有，如果他顾及家庭和金钱，就一定不会战死了。”
　　
　　当时，他的司令部设在襄樊与当阳之间的一个小镇上，名快活铺。著名作家梁实秋在张自忠将军驻防前线时候，曾作为慰劳团成员，记下了当时访问张将军司令部的情形——
　　
　　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间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叠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
　　
　　张将军的司令部固然简单，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着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招待作家们一餐永不能忘的饭食，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筒慢抱歉的话，但梁实秋看得出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这一顿饭吃得作家们满头冒汗，宾主尽欢。

为生歌唱

　四
　　
　　为一洗身上所谓汉奸的污垢，张将军渡河赴死了。在襄河东面一个叫南瓜店的地方，将军殉国。
　　
　　那是下午3时许，天空有沥沥细雨，厮杀在雨中持续，张自忠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将军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就在这刹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将军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将军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孝堂一身。
　　
　　伤口还未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已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短剑要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然后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第四分队的一等兵藤冈，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楞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地轰然倒地。
　　
　　时间仿佛摹然停滞，历史留下了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一代抗日名将，怀着平安的良心死去，时年49岁。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五百多人，张自忠殉国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
　　
　　硝烟笼罩在战场上，细雨无声地飘落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上，血迹随着雨水缓缓流淌，那染红的泥土，分不清是日军的血还是国军的血。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他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俩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靠上前来，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二十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有过交往；“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
　　
　　遗体被抬进陈家集39师团司令部时，天色已黑。专田盛寿手举蜡烛，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着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君！”
　　
　　在场者一齐发出庆祝胜利的山呼海啸声，接下来则是一阵压抑的静默与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就在当天夜里，当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被国军的士兵抢走后，前线日军接到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但为时已晚，坟头上只有那一方墓碑。
　　
　　日上午，忠骸运抵快活铺，33集团军将士痛哭相迎。将军的属下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8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
　　
　　然后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将军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
　　
　　月21日晨，6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挥泪跪拜祭奠。
　　
　　车抵宜昌，10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张自忠灵柩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28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样、何应钦、孔样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志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后来人们说，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就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张自忠将军殉国时，按山东老家的计算方法是虚岁五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痛上伤，一直拒绝粒米，七日后，阖然而死；也许夫人的死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男人为国尽忠，女人为夫殉身，但我们要求李夫人什么呢？还有比随为国尽忠的丈夫而死的最好的结局吗？我不提倡为男人殉节，但我为李夫人殉身所感动，自己深爱的人死掉，自己也绝不独生，苟活世上。
　　
　　这一仗，张将军所部虽全军大多战死，但敌人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数字是冷酷的，但数字的背后，是将军的鲜血染成的，流血五步的将军，使倭寇流血何止百步？有一组数字，是将军殉国后，从五月一日至十六日之战果，计伤毙敌四万五千人以上，缴获大炮六十馀门，马二千馀匹，战车七十馀辆，汽车四百余辆。
　　
　　张自忠将军死了，对于将军的死，如果我们归结于凶手只一句：日本人，那就太轻巧也太机巧，淡化悲凉之雾成云霓；在“七七事变”后，将军留在故都含泪说：恐怕你们成民族英雄，而我成了汉奸了，这句话的沉痛，怕只有用血才能抵偿，这也就是为何一个上将军，只有在血与火的呐喊里一死才心安的内在缘由吧，但死是容易的，赴死前他的隐忍与血泪，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竹简，是青的，也是易朽的，血是红的，也是易褪色的，但由血书写的竹简却坚比金石，那上面的文字也就有了金声玉振之效了。
　　
　　“良心”二字，在张将军的手令及谈话中时常出现，我的家乡与将军的老家同属鲁西黄壤平原，同属黄河故道，相距不及二百里，我知道这两个字在山东话中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用语。山东人做事常是捶着胸脯说：做人要讲良心，“求良心得到安慰”，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中国人的血只有流在脚下，流在生养自己的黄壤上，那良心才不负国家，那良心才安妥。这正是张自忠作为一名传统贯骨的军人，在民族危殆之际，不惜以命为所求的一种大悲壮大境界，诚如古语所云：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时忘身，军人之武德，于斯尽矣。
　　
　　《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词严，力陈抗金军功，爱国何罪之有？并当着何铸面“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岳飞背上的忠字刻在肉里，而张自忠的忠，镌在辜里。
　　
　　千年前的岳武穆，千年后的张荩忱，在为国尽忠的这一坐标下重合了，他们都是抗击外地入侵的汉子，死了就死了，但谁说的：老战士永远不死，他们只是逐渐消失，是啊，中华民族的这些绵延不绝的老战士何尝死呢，他们只是小憩在我们的血液里，鸟巢睡了，鸟醒着，血管睡了，血液醒着，老战士睡了，他的眼睛依然醒着。
　　
　　如今，汉奸汪精卫的诗集、胡兰成的散文风靡世间，在腐蚀着某些国人的骨头。也许这个民族有了汪精卫胡兰成们，倭寇才会把中国人看成蝼蚁和猪狗，但张自忠将军殉国了，他支撑起了历史，平衡了这个民族，使我们后人不至于脸面羞愧。当有人问我，在日本侵华有百万甚至更多的汉奸使中国人蒙羞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有铮铮的“骨头”和胆气吗？
　　
　　重庆的梅花山，有冯玉祥将军手植的梅树，那里供奉着这一节“骨头”，我要走向我的民族的梅花山，那里有刺在对手喉头的“骨头”，让对手吐不出咽不下的一节“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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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中抠住两颗石子时间:2013-10-06　作者:未详　点击:192次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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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为生歌唱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为生歌唱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为生歌唱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为生歌唱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