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另一种招人喜欢的方式是做饭。包里揣着酱油、胡椒、大料、干辣椒，两人在各地的青年旅馆展示糟糕的厨艺。“一出国门就算高手了，每次都引人围观。”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里，两人发现了一口中国炒锅，于是大展身手，土豆丝切成了土豆条，可乐鸡翅成了鸡腿，甚至炒到一半没原料了现从地里薅。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十多个人做饭，所有的饭菜被全部吃光。
　　
　　唯一的一次冒险在格鲁吉亚，他们不小心搭上了醉鬼的车。车主在曲折的山路上把时速开到100多公里，好几次差一丝就撞上了对面的车。闭眼准备接受撞车的两人每次睁开眼，都看到自己从一个惊险跌入另一个惊险。听到两人嚷嚷停下，车主更加来劲，越开越疯狂。终于停车时，两人赶快把东西扔出车外逃出来。
　　
　　快到土耳其时，新疆发生“七五”事件，家人和大使馆都发短信建议绕开。签证日期逼迫，两人只好打算硬着头皮面对可能的敌意。然而刚入境就遇上行程中第二热情的搭车人，年轻的大学副校长不仅请他们去家里吃饭，第二天还专门请假带两人看古迹。
　　
　　第一热情的搭车人也在土耳其，晚上10点多把两人送到并不顺路的地方，半夜带着参观城市，主动帮忙联系住处——一个四星级宾馆，房价100多美元。“我们要疯了，打算哄走他，再找便宜地方。”这位富二代却说：“你们坐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酒店钱我已经买单了。”
　　
　　谷岳的日记里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旅行，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可预知的事情让我感受到在活着。”
　　
　　他们在里海边遇到一个豪饮的独臂俄罗斯水手，听他怀念曾经辉煌的俄罗斯，对饮又辣又涩的伏特加。
　　
　　这算是刘畅为他的公路电影找到的故事之一。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克渔港，刘畅找到了最打动他的故事。把一个有毛主席浮雕的金色打火机送给老水手德鲁克，他竟用标准的汉语念出“毛泽东”3个字。几十艘废船搁浅在曾经的咸海、现在的沙漠里，铁皮斑驳，龙骨嶙峋，像一个渔船的墓场。而德鲁克，就是这里的守墓人。
　　
　　在穆伊纳克干枯的咸海边，谷岳拿出手机播放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
　　
　　完全听不懂中文的守墓人德鲁克，拿起手机竟然若有所思。
　　
　　那个在他看来无可匹敌的结尾

为生歌唱

2009年9月17日，德国和捷克交界处，谷岳和刘畅准备搭最后一辆车直达柏林。正支着三角架、准备拍纪念照时，一辆车已经停下。谷岳和刘畅竟然生出些不舍。
　　
　　到柏林后，两人搭着城铁奔往西柏林的伊卡家。谷岳酝酿出一句肉麻的话：“这3个月我每天都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因为在太阳落山的方向就是柏林，就是伊卡在等待着我。”
　　
　　走在窄窄的街道中央，谷岳听到伊卡在喊他的名字。转头看，黑衣黑帽的女孩扶着自行车，站在身后。他顾不得放下80斤的背包，她顾不得放下自行车。两人在街道中央拥吻。
　　
　　5分钟前，谷岳叮嘱刘畅，见了伊卡不要拿摄像机拍，伊卡性格内向。实际情况是，“我随便拍，两人根本不理我。”
　　
　　两星期后，谷岳挽着伊卡回到北京，兜里只剩下3000块人民币。落脚后头一件事是催促杂志编辑们快发稿费，房租该交了。伊卡仍回学校教德语。两人租了房子，一起过日子。
　　
　　如果谷岳是乘飞机，而不是穿山越岭去柏林，伊卡会不会跟他一起回来？谷岳字正腔圆地回答“不会”，却忍不住笑。
　　
　　在吉尔吉斯斯坦，谷岳遇到过一家瑞士人，爸爸、妈妈、11岁的男孩和一只狗。爸爸把军用越野车改造成房车，有桌子、沙发、洗手间、冰箱和厨房。两个大人辞了工作，从瑞士出发，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去老挝和泰国过冬，打算旅游一年，孩子接受家庭教育。这是让谷岳羡慕不已的将来。
　　
　　谷岳说他和伊卡还不想定居，喜欢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德国。
　　
　　这趟旅游刘畅花了5万多元，谷岳花了3万多元，除去纪录片播出后每人将得的1万多元，其余都是自费。“我们是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固定工作。”
　　
　　墙上贴着的大纸片上，写着“生命是一场传奇的旅程”。旁边的一排小纸条上写着“长期目标的准确和稳定，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你在曲折道路上的前进问题”。“各位，在明年一季度的贪婪、恐惧与通胀交织的火焰中，祝大家好运。”
　　
　　更醒目的地方，贴着《搭车去柏林》的碧蓝海报。最小的两行字最能打动人：“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在那次旅程中某辆颠簸卡车驾驶室的卧铺上，刘畅读完了《在路上》的最后一页，此刻，“车窗外是何时何地的风景都不再重要。”
　　
　　那个在他看来无可匹敌的结尾写道：“然而完全没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的趋向衰老外，还将有何遭遇。”

为生歌唱

我再也跑不动了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229次 　　我喜欢这么个残忍的故事。
　　
　　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好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象就令他更兴奋。
　　
　　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地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
　　
　　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宛若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负重他的灵魂。
　　
　　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没有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
　　
　　“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
　　
　　人在遗书中一般很难对自己诚实，往往会留下臭味、夸张、虚荣、恶感。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
　　
　　“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关于悲剧的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也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这一代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暨消化处决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牟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余的奢侈品。
　　
　　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跑动带来的心灵饥饿。
　　
　　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平方，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
　　
　　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
　　
　　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绣着你的名字标示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示，转瞬即逝，即被强拆，再转瞬，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赋闲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从前Stevenson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
　　
　　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式微地呼唤：“留点余地！”
　　
　　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着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为生歌唱

我再也跑不动了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229次 　　我喜欢这么个残忍的故事。
　　
　　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好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象就令他更兴奋。
　　
　　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地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
　　
　　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宛若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负重他的灵魂。
　　
　　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没有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
　　
　　“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
　　
　　人在遗书中一般很难对自己诚实，往往会留下臭味、夸张、虚荣、恶感。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
　　
　　“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关于悲剧的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也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这一代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暨消化处决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牟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余的奢侈品。
　　
　　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跑动带来的心灵饥饿。
　　
　　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平方，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
　　
　　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
　　
　　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绣着你的名字标示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示，转瞬即逝，即被强拆，再转瞬，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赋闲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从前Stevenson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
　　
　　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式微地呼唤：“留点余地！”
　　
　　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着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为生歌唱

白领定向扫盲记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65次 　　为爱情，“土鳖”变身达人
　　
　　马克就是传说中的“理工宅男”。他就职于一家美资公司的IT部，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写字楼上班，身边到处是打扮入时的OL小姐，出门就陷入时尚名店的包围圈。可马克好像是特地来给这花花世界拖后腿的，永远穿得像个学生或送快递的，用N年以前的诺基亚手机，话题一旦离开工作和网络，马上就沉默是金了。这种人在公司里有个共同代号——土鳖。
　　
　　“土鳖”马克没少在公司闹笑话。新近出名的一个是，老板的“潮人”秘书正跟同事炫耀她在美国买的kindle电子书，马克跑过去凑热闹：“哟，上网本都做得这么薄了！”“潮人”秘书连翻白眼，同事们拍桌子笑着叫“土鳖”，马克还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但“土鳖”也有转性的时候。
　　
　　马克的姑妈前阵子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在漫漫相亲路上屡败屡战的马克见姑娘清秀文雅，立刻倾心。难得的是，姑娘虽不甚热情，但也没有像以往那些难伺候的主儿似的，隔天就以“没情趣，说话无聊”之类的理由把他打发了。
　　
　　吃了几顿饭，看了场《阿凡达》，马克决定加快速度，邀热爱旅游的姑娘周末水乡游。结果就是这个水乡游，让马克遭遇了感情路上的第一道考验。
　　
　　两人在旅游集散中心碰头。马克见姑娘瘦瘦小小的，却背了个沉甸甸的相机包，立刻显示新好男人本色，将相机包背到自己肩上来，还投其所好，“你喜欢摄影啊，我也喜欢的！”马克想他也有数码小相机，回老家过年的时候还给父母拍过几张照片呢。
　　
　　但摄影爱好者马克一到目的地就露怯了。姑娘在小桥流水前立定，让马克帮忙拍照。马克连傻瓜机都难得用几次，这会儿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假装熟练地抄起沉甸甸的“黑家伙”，还装模作样地转了下光圈。
　　
　　摆弄半天后，马克困惑地冲姑娘喊：“怎么显示屏上看不到照片啊。”姑娘顿时仰天：“这是单反机啊！”马克越发困惑：“单反机？不是数码相机？”姑娘无语。
　　
　　后来那天的水乡游，马克就沦为“拎包马仔”，屁颠屁颠地跟在姑娘后面，看她拍照采风。
　　
　　晚上回家，在MSN上等到姑娘上线，马克小心翼翼问：“今天玩得还开心吗？”
　　
　　数分钟后，姑娘发来指令：我喜欢的人，一定要有个基本技能——会用单反相机，擅长摄影。马克如接圣旨，诺诺称是。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次日马克就冲到数码城拿下了一台新款单反机，又杀到书店捧回一套《美国摄影教程》，然后把电脑的主页改成“色影无忌”网站。“土鳖”马克要向达人，至少是摄影达人进军了。
　　
　　研究光圈、快门，下载各种PS软件，不耻下问地上论坛请教片子得失，马克拿出理科男的钻研精神潜心学习摄影技巧，迅速由单反菜鸟升级为初级学员。
　　
　　虽然在姑娘看来，马克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如今在公司，马克俨然已是“摄影达人”了。公司最近一次家庭日活动中，马克貌似专业的新款相机惹来了好几个同事的关注，“唉哟，时尚的。”他拍的照片也得到同事一致好评，“灵的灵的，看不出马克还有这一手啊。”
　　
　　马克一边现学现卖几个专业词语，一边美滋滋地享受达人光环。其实他最高兴的是，因为钻研摄影技巧，现在每天都跟姑娘热线联系着呢。
　　
　　为工作，“哑巴”开口说外语
　　
　　韩天没想到，上学时让他无比头疼的外语，在就业后依然是他的噩梦。
　　
　　韩天在一家大型芯片N公司任职。刚跳槽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几个旧同事都满脸羡慕，N公司的薪酬在业内属于高端，没工作经验、非名牌大学毕业的，想都甭想。韩天也对自己信心十足，他想凭着自己名校化工专业文凭、扎实的专业知识、吃苦耐劳的性格，到了N公司定有一番作为的。
　　
　　没想到一进公司，韩天就发现自己的一个知识大盲点——日语。虽然招聘时N公司的要求上写着“具有一定的英语＼日语应用能力”，但作为一家中日合资公司，它生产线上的操作系统都是日语，管理层一半是日本人，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家，也全都是日本人。
　　
　　韩天想起求职时战战兢兢递上英语四级证书，HR部门的人也毫不在意。他当时还得意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够扎实，才PK掉那些拿六级证书的，其实人家这里根本就是日语工作环境啊！
　　
　　韩天什么都不怵，就是怵外语。当年那个四级证书，他都是在宿舍室友的帮助下，赶在毕业前重考才拿到的。说是过了四级，自己心里也清楚，他就是应试型的四级，“哑巴英语”，完全开不了口的。
　　
　　刚以为逃离了英国人的压迫，没想到这会儿又落到了日本人的陷阱里。韩天暗暗叫苦，早知道当初投奔台湾人的公司算了，老子还一口标准京腔普通话呢。
　　
　　韩天还想过，要不努力努力先把英语补上去，毕竟不像日语是零基础，短期内提高还有点儿可能。可是他斗胆试着跟日籍专家说英语，两个人都吭哧吭哧说得满头大汗，却半天也没说明一件事。韩天立马向现实投降了。
　　
　　工作压力所产生的学习动力，比毕业证书、奖学金有效得多。N公司也提供日语培训，但韩天觉得等公司安排进度太慢，他自己上网订了教材，又报了晚上的培训班，老老实实从五十音图开始啃起来。
　　
　　职场竞争激烈。韩天明白，在公司光靠专业知识，不懂得与上级沟通交流，进阶是很难的。同批进公司的人中，有个家伙就是因为学过《标准日本语》上册，会点日常用语，半年后居然被日本经理点名派去日本实习3个月。
　　
　　韩天当然眼红。《标日》上册，不过就是4个月的培训班课程，只不过人家抢了先，就抢走了培训机会。所以被平假名、片假名弄得晕头转向想要放弃的时候，韩天只要想起那个幸运的家伙，就又有了啃下去的动力。
　　
　　虽然现在也只会说些工作专业词汇和日常招呼用语，韩天却不再发憷开口说洋话了。碰上专家、老板，他厚着脸皮连比带画地乱说一气，磕磕巴巴的，但沟通的好处显而易见。
　　
　　韩天鼓励自己，这辈子学好英语是没希望了，不如另辟战场学说日语吧。多一门语言能力总是好事。至少，外语不再是他的死穴了。

为生歌唱

　为发展，理财白痴学财会
　　
　　周雨的职业困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几个月她几乎一有机会就抓住前辈朋友，寻求解惑良方。
　　
　　说白了，周雨对目前这份工作不满意。虽然任职一家颇有名气的地产公司企划部，跟她的广告专业也很对口，但工作4年了仍是文员；虽然薪酬税后也能拿到五千多，但扣除房租交通各种杂费，白领其实就是“工资白领”。
　　
　　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案已经让周雨陷入沉重的审美疲劳，“弄点青山绿水的效果图，把N年后的规划都编进去，再配点奢华时尚的字眼，客户说OK就过关了。”工作四年，周雨觉得自己就靠当年大学的那点老本混饭吃，只是完成了工作任务，却没有从工作中获得进步。
　　
　　然而跳槽也非易事。周雨的一位学长帮她做过分析：学历和工作经历都平淡无奇，往上跳，想跻身人才济济的4A公司，难度蛮大；平行跳，换个公司，工作内容职位都差不多，做生还不如做熟。其实别说换岗位，换部门都不容易。学长说，就你这温吞水的性格，让你拿底薪拉广告挣提成吧，十个周雨都早饿死了，你还是适合文职岗位。
　　
　　学长建议周雨趁年轻多学学。“广告那点东西，文字比不过中文系，画图比不过设计系，你不如再去进修点专业技能，英语也好，财务也好，实用的，将来跳槽就是‘复合型人才’，比别人竞争力大一点。”
　　
　　周雨深以为然。不过她不打算再精修英语了，这年头不是英语专业的都英语说得倍儿溜，她不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周雨把目标放到了财会上，用途广，求职范围宽，哪家公司不需要财会？周雨想起之前也有一些前辈出来自己做公司，伸来过橄榄枝。小公司都是一个顶三个用的，自己若身兼文案和财会，或许薪酬的筹码就能更高吧。
　　
　　闺蜜们听说周雨去读财会，都觉得好笑。这可是出名的理财白痴啊，大牛市的时候都没摸过股票基金，唯一的理财方式是存钱，每个月看到银行账户有进账就觉得安心。就这么个不会计算的人，现在居然要去学习管钱了。
　　
　　周雨可不管这些嘲讽，坚定地报了培训班，她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考下会计上岗证。周雨当然不会冲动地辞职去求学，这年头儿求职多不易啊。反正工作压力不大，那么白天她还是当她的广告文员，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晚上就安心上课，认真学习。
　　
　　周雨是很适合读书学习的，文静心细，坐得住，看得进，拿下会计上岗证并没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但周雨也知道，财会之路漫长，上岗证不过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有了从业资格，还要再通过职称考试，才算真正向财务生涯迈步。再往上，还有注册会计师等等高难度考试。
　　
　　闺蜜们见周雨来真的，打趣她：“真要一步一步考下去吗，你别把这个证那个证都考了，也留口饭给别人吃嘛。”
　　
　　其实周雨也并不是铁了心要吃财务饭。她只是觉得多学一门技能，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有好处。或许什么时候就有个机会从天而降呢。退一步说，财务这样实用的技能，即便不用于工作，用于家庭理财也是大有裨益的。周雨打算重新规划自己的理财思路，因为现在，她觉得自己有点懂了。

为生歌唱

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好工作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83次 　　贾晓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督导师。
　　
　　这个时代，读书这种行为的终极目的貌似就是工作。把脑袋埋在书本里近二十年，为的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然而，很多抱着高学历游荡在人才市场上的高材生们却不断抱怨——为什么我们总也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对“好工作”有误解
　　
　　《青年心理》：在天涯论坛上有一位网友爆料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用的是“不堪回首”四个字：“2006年我硕士毕业，原以为找工作不会太难，奔着月薪过八（8000元）和户口留京的双重指标去的。谁料，晃悠了三个月，最终却只找到一个民企业务员的活儿，收入很不稳定。凑合着干了两个月，我就辞职回家复习了。当时的想法是，博士毕业后薪水肯定能高些，而且可以留高校，这样也比较稳定。
　　
　　2007年顺利考上博士，但是怎么也没想到，等到2009年毕业时，碰上的是博士就业高荒年。各大学留校指标超级少不说，被经济危机这么一闹，博士的薪水也直线下降。在跟二十几个名牌大学的博士拼命后，我终于进了一家国企，但是得从最底层做起。同学聚会时，我发现六年前本科毕业的同学都比我月薪高。”
　　
　　类似的抱怨还有很多，人们似乎发现，越是高学历的人越是难以找到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贾晓明：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好工作？按照这个人的标准，显然民企业务员算不得好工作。我觉得如果做个调查，大概大多数人也都这么认为。文案、营销、服务类等行业，大学生都不屑于去做，在他们看来不是好工作。
　　
　　为什么这些工作就不好？这些工作不用花费太多体力，工作时间弹性较大，你可以错开早晚高峰上下班，这些不都是好处吗？就因为它们的门槛低，人人都能做，于是高学历的人就觉得它不好。
　　
　　回头再看看一些人眼里的好工作：高薪稳定，不用吃太多的苦，工作环境还要舒服体面。这就是对好工作的定义，当然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随便翻看几本杂志上几个网，你看里面推崇的人是怎样的？都是IT精英、股市牛人，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年纪轻，身价高。他们很能干没问题，但是千万人中出几个？最重要的的是认同他们并不代表否定其他人，不代表其他的工作不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好工作的“好”不光体现在薪水上，还关乎这份工作是否体面。大家都喜欢IT精英，但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农民企业家，靠卖袜子起家的，那大家好像就不那么推崇：呀，你是袜子大王呀？！即使同样是身价上亿，袜子大王就不如做计算机的、搞软件开发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潜意识中早就把行业分了三六九等。民族文化中有些劣根性的东西影响着我们去找工作，而且这些影响潜移默化、根深蒂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青年心理》：我们想要的好工作，其实是让自己看起来有面子的工作，而不是考虑它是否适合自己。
　　
　　贾晓明：这个案例里的主人公说了，民企业务员他不满意，不符合他硕士的身份。但是如果让他去送快递，他肯定又不去，宁愿选择做业务员。尽管业务员收入不稳定，但他也会选这个，因为跑业务总比做快递好听些。
　　
　　但我也想说，送快递为什么不行呢？年纪轻轻体力正好，骑着自行车还锻炼身体。如果自己有本事又用心做，你就一定能比别人送得好，你慢慢的就可以自己做个快递公司，自己做老板了。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能养活自己，而且能让自己越过越好，这不就是一份好工作嘛。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就业难，大学生抱怨找不到好工作，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层意思，隐藏了我们对自己、对社会不切实际的定位和期望。有的人收入已经很高了，但还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自己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呀？觉得丢脸。再一问又不是什么不正当的行业，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职业的理解有偏差，这是一种心理定势。
　　
　　《青年心理》：其实我们说的“好工作”、“坏工作”，都是投射了我们的某些职业幻想，而不是这份工作真的就如何如何。
　　
　　贾晓明：是的。我们总是觉得找工作心理落差大，这跟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关系，也跟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关——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定位？在职业取向上，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你是认为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就是有价值的？还是非得做社会推崇的体面且高薪的工作才有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你就业的范围越来越窄，心理压力肯定越来越大。
　　
　　“好工作”要符合自我定位
　　
　　《青年心理》：您刚才提到一点，我们对好工作的定义其实要跟自己的价值取向相吻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贾晓明：对于不同人，“好”的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谓价值取向就是说，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是个很大很老也很难的问题，要找到答案可能也需要一个阶段去摸索，去成长。
　　
　　拿我自己来说，从二十几岁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老师，这个目标从来没变过。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有价值的。当然，这个目标还有一些附加的东西，比如老师当到什么程度？学生认可肯定是一个，还有职称也是一方面。但是，这些都围绕着老师来定位。
　　
　　《青年心理》：但如果换给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说，当老师还不够，要当校长才行。
　　
　　贾晓明：我不这么认为。难道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没有做成校长就是失败吗？我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老师，所以有机会竞聘一些领导岗位时我从来不去，那不是我的人生追求，所以跟我就没有关系。这可能是很多人感到迷茫的原因，他们其实并没弄清自己要什么，或者弄清了，然后在现实诱惑面前又彷徨了。
　　
　　当然我不否认，当领导有当领导的好处，但你必须知道，也要付出相应的辛苦。人的追求各不不同，有的人喜欢拿出时间去应酬，去处理各种事务，但我就喜欢有时间给学生讲讲课，跟他们一起做社会公益活动。我选择让我快乐的事儿去做，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才是好工作。
　　
　　《青年心理》：如此说来，我们找不到好工作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只追求社会推崇的，却不知道什么才能让自己真正快乐。
　　
　　贾晓明：我不反对大家去当校长，这很好，这也是他的选择。但是，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可能只要它光鲜美好的一面，而不去受相应的辛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觉得当大学老师很体面，工作很稳定等等，在决定考研前向我询问大学老师的工作情况，好帮助他决定是继续读研究生直到博士，还是做别的。等我们谈完以后，他说“我不当大学老师了”，他说没想到大学老师那么忙，有那么多的事，有那么多的压力，收入也不高。对于我自己来讲做老师感到快乐是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事情多、要求高所带来的压力不太觉得什么，或者说还是可以处理。但如果不是这种心态的话，大概会觉得当大学老师并不一定是个好的选择。
　　
　　我常说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梦想》，百分之八九十写的都是科学家、作家、解放军什么的，这其实是比较糟糕的教育。实际上科学家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科学家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研究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有多辛苦，他都不知道。但我们的教育只夸大了这份工作的荣耀，隐藏了其他更真实的部分。回到刚才说的“袜子大王不如IT精英”的问题上，其实这就是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的根儿，也是最致命的心理枷锁。
　　
　　《青年心理》：说到这里还有一点，那就是很多人觉得大学毕业了，自己肯定能做比较高端的工作，于是不屑那些基础性的工作。
　　
　　贾晓明：这涉及到自我能力的评估。刚才说了，IT精英只是少数人，你必须承认个人能力的限制。好工作不是让你发挥到别人的水平，而是发挥出你自己的潜能部分。
　　
　　其实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这里面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有毅力，耐得住寂寞，付得了辛苦，这种人的创业成功率可能就是高。但有的人就是受不了等待，喜欢速成，那么创业可能就不太适合他，但是这也是一种性格，也有适合他的工作。
　　
　　但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比方说，有一些性格相对比较外向，有热情有活力，总是愿意研究新鲜事物的人，他们比较有弹性，能忍受不确定感。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性格特征。而与之相对的，有的人就做事按部就班，有条理，但是有点墨守成规。这种性格做很多事情也挺好，比如一些规则性强的工作，但是它也带来很大的缺陷，就是创造性可能不够，缺乏灵活度。实际上，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巨变的社会，每天都有新鲜东西出来。可能这种墨守成规的人就比较痛苦，而灵活多变的人会觉得更如鱼得水。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多。
　　
　　其实这没什么不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但是问题出哪儿了呢？很多人看着人家那个好，非要做人家的工作。尤其是现在社会推崇的可能都是些灵活度比较高的工作，另一种性格的人就会要求自己改变，但是自己做不到，于是就痛苦。
　　
　　《青年心理》：很多人不是提倡要改变自我、超越自我吗？也许这正是一个契机，可以通过工作改变自己？
　　
　　贾晓明：现在的确很多人提倡要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改变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我想对于超越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也会不同。我觉得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就是超越，而不是别人有的我一定有，通过改变自己达到和别人一样才是超越。

为生歌唱

《青年心理》：您认为性格是不能改变的吗？
　　
　　贾晓明：能改变，但不能完全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性格是人格的一部分，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我不能说一点都改变不了，比如说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你平常多带着他玩玩，他会变得开朗一点的。但即使这样，他跟那个生来就特别开朗幽默的人比，还是差一大截。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从一种性格直接跳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上去。
　　
　　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另一个极端才是好，一定要征服自己和环境，要达到哪个程度才算理想。这就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绊脚石，因为你花了很大精力要修成人家的那个好，结果把自己的东西都忽略了、丢失了。你过得还特别不开心，内心极度挣扎，能量都被自我否定、自我对抗给消耗掉了。
　　
　　所以，每个人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你适合找怎样的工作，什么工作能发挥你的特长。而不是别人说这个工作好，社会推崇这个工作，你就非要去做。这又回到你对自己有多少了解，有多少坚定，以及你能不能为自己负责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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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姆的储蓄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79次 　　从印尼归来的舅舅讲了一个关于他的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名叫达拉姆，此人三十多岁就担任了一家大银行的行长，比起那些六七十岁的资深金融家，银行家，他是地道的小字辈。他掌管的这家银行尽管在本市大名鼎鼎，但他浮浅的履历还是受到金融界巨头，银行翘楚们的嘲笑，认为由他掌舵银行业的旗舰，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果然，达拉姆上任伊始就做出了一个贻笑大方的决定，他要求手下把距本行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新生儿全部列在一张名单上。员工们对他的举措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办了。三天后，名单上所有的新生儿都收到了银行的一封信，恭喜他们在如此幸运的时刻来到这个美妙的世界，来到这个漂亮的新区。从那时起，每年的适当时候，这些孩子都会收到达拉姆银行的信，提醒他们生日即将来临。当他们长到可以阅读故事的年龄，达拉姆的银行就会寄给他们一本故事书，以讲故事的方式说出储蓄的好处。如果是小女孩，她会收到一个芭比娃娃作为生日礼物，后面印着达拉姆银行的全名。如果是小男孩，他会收到一支棒球棒，上面也贴着银行的名字。几年来，仅这笔开支就着实不小，但收益并不明显。达拉姆还把银行办公大楼最重要的一层装修成孩子们的游乐室。里面有旋转木马，溜滑梯，跷跷板，碰碰车，沙堆，还有一名能干的管理员，指导孩子们玩得尽兴。达拉姆把银行办成了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地方，很多年轻的妈妈舍近求远来达拉姆的银行存储，有的母亲甚至办完业务也把孩子留在这里，然后安心地去购物或访友。达拉姆的做法开始显现一些效益，但比起前期的投资来，收益并不大。有人开始质疑达拉姆的能力，觉得一个只会吸引家庭主妇的行长不会有大的作为。
　　
　　可是在印尼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工商企业破产，银行的经营步履维艰，有些大银行宣布破产。达拉姆的银行却靠吸收大量家庭存款而坚强地支撑过来，这时人们才发现个人储蓄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金矿！经济困难期过后，达拉姆的银行良好的信誉给顾客带来巨大的回报，达拉姆一度名声鹊起。
　　
　　三十年后，一场席卷全亚洲的金融风暴再一次把银行业推到悬崖上。已经六十多岁的达拉姆又一次得到上天的青睐，当年那些在他的银行里玩耍的孩子，很多已经成为著名的企业家，社会精英，并且一直与达拉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他们纷纷注资达拉姆的银行，使它又一次化险为夷。他们说，他们只是在挽救童年的梦想，达拉姆的银行存着他们童年金色的梦，他们是从达拉姆的故事书里开始懂得理财的。
　　
　　达拉姆当年的储蓄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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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记忆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28次 　　雪是从年三十晚上开始下的。我和妻乘坐的大巴车一路慢行，回乡者一个个都从各自的城市站点下车，等到了我们所在的县城的车站时，车上就剩我们俩了。
　　
　　那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劳碌了一年的人们此时早已进入梦乡，偶尔，未眠者燃放的焰火一遍遍腾空而起，灿烂的焰光与漫天的飞雪映照在一起，引发人无限的遐思。
　　
　　我们下车时，偌大的车站已是空无一人。正想走着回去，只见车站广场的边上，有一个人披着雨衣，顶着大雪，俯着身子，吃力得推着一辆三轮车向我们走来。
　　
　　蹬三轮车的，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诧异间，那人已到眼前，把雨衣、帽子掀了下来，我这才看清楚，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岁月的风霜在她的脸上已刻下明显的痕迹。她看到我们憨憨地笑了起来：“走，我送你们回去，刚想回家，你们可是我最后一批客人啦。”
　　
　　一路上我们攀谈起来。她说她是晚上八点多出来的，已经在风雪中忙活了近五个小时。
　　
　　“都已经是大年初一了，怎么不在家团圆？家人呢？”
　　
　　“儿子和他爸在北京打工，他们没买上火车票，说是初二到家，迟就迟两天吧，没事！”那女人还是憨憨地笑着。
　　
　　“还有一个闺女，在南京上大学，今年大三了，寒假在那儿做家教，人家小孩不让走，硬是把她留下来过年。她打电话说要回来照顾我，我没让，我身体好着呢。我婆婆八十多了，平日里我一边蹬三轮，一边在家服侍她，今天一天我就挣了将近两百块！
　　
　　“晚上吃完晚饭，本想歇歇，我一看雪下大了，车站连夜回来的人又多，出租车、三轮车都很少，人家肯定急着回家，哪个家里不盼啊。反正他爸他们也没回来，干脆就到车站搭客了，和人说说话，拉拉家常，心里挺敞亮的。”
　　
　　那女人一口气跟我俩讲了许多，脸上依然堆着笑，言语间满是开朗豁达。下车的时候，她只收了我们两块钱，我们要多给，她坚决不让。说她好腿好脚，挣钱的机会多着呢，大过年的，不能多收人钱。临走前，还一个劲地送给我俩一大堆祝福的话。欷歔之间，我们回家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夫妻俩从小区门口坐上了一辆三轮车，去参加一个宴会。巧的是，半路上又碰到了年三十夜里拉我们回家的那个女人。她正骑着三轮车拉着客人从旁经过，瞧见我们立即热情地打招呼。
　　
　　“你们认识啊？”三轮车主很是好奇。于是，我们就把大年初一凌晨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唉，这个人命苦呢！”
　　
　　三轮车车主的话令我们大吃一惊，细问之下，我们才知道那个女人的不幸家事。
　　
　　原来，八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也是一个大雪天，她在北京打工的丈夫和儿子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双双罹难。儿媳后来带着孙子和人跑了，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家里三代人相依为命，她一个人靠蹬三轮，一边侍奉着婆婆，一边供女儿上学。为了女儿不受罪，为了婆婆不伤心，她一直未嫁人。女儿很争气，最终考上了大学，年年获奖学金，平时还兼职家教贴补家用。
　　
　　“她人缘好，心地善良，搭客从不多收一分钱，我们这圈子里的人知道她不容易，都让着她，尽量让她多挣几个，她倒好，排队总是排在后面，让别人先搭客走。
　　
　　“想起来就为她难过，你知道她为什么每年三十都要到车站去搭客，一搭就到深更半夜？大伙说她每到这个时候就想念那死去的爷儿俩啊……”
　　
　　在我们周围，每天总有一些平凡而动人的故事发生，这些故事穿过城市喧嚣的天空，穿过功利纷争的灵魂，温暖着我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