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连体女孩，生死与共
时间:2014-09-03　作者:未详　点击:223次

　　我从未直视过我妹妹的双眼，我从未独自沐浴，我从未站在夜间的草丛中伸出双臂拥抱那醉人的月色。我从未用过飞机上的卫生间，没有戴过帽子，或是被人深情地亲吻。我从未开过车，或是一觉睡到天明。我从来没和人说过悄悄话，没有自己散过步。我从没爬过树，甚至从未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有那么多事情我从未做过，可是啊，我却被给予了如此多的爱！而且，即使让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也宁愿如我现在这样再活一千次，只为获得这无限的爱。
　　
　　我的妹妹露比和我，本应从一个单体受精卵分裂开来，不知是不幸还是奇迹使然，我们竟依旧连在一起，因此，我们便成了一对颅部连体的女婴，连体部位有面包盘大小。我们作为存活最久的颅部连体双胞胎（我们已经二十九岁了）而被世界医学界所熟知。我们被人们冠之以诸多名称：畸形、怪人、怪物、魔鬼、巫婆、弱智、奇观、奇迹等。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算是一件珍奇异物。但在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利福德小镇上，我们只是“那两个女孩”。
　　

为生歌唱

　　我身高约1。65米。我们出生时，我的四肢匀称，与身体比例协调。而现在，我的右腿比左腿足足短了三英寸，我的脊椎被压迫得厉害，我的右臀隆起，这都是因为从我自己还是一个婴儿时起，我就像抱着一个婴儿那样抱着我妹妹。露比两条细小的大腿跨在我臀部上面的部位，我的右臂支撑着她的臀部，她的胳膊一直缠绕着我的脖子。露比是我的妹妹，听起来奇怪却无法否认的是，她也是我的孩子。
　　
　　连体双胞胎总会有一些不便之处。露比和我要经历在颈部、下巴和肩膀部位的疼痛，或轻微或剧烈，为此我们每周要接受三次物理治疗。我一直身有重负，因为我要承受露比的体重，我要用臀部背负露比的身躯，躺着时我要挣扎着为露比翻身，还要在马桶边的凳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露比身患各种肠道和泌尿疾病）。毫无疑问，我们时时都在面临考验，但露比和我从来都不觉得躯体相连让我们感到痛苦。
　　
　　和正常人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笨手笨脚，毫无默契。当我们中的一人（通常是露比）生病时，我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就会出问题，但大部分情形下，我们的“双人舞”可谓顺畅自如。我们讨厌做事行动一致，比如同时回答“是”或“不是”。我们从不接替对方把话讲完。我们不能同时摇头或点头（即使我们能也不会这么做，原因见上）。我们有一套不需言传，甚至是无意识的制衡体系来决定谁在某一特定时间来带路。有冲突，也有妥协。
　　

为生歌唱

露比和我共享一个血液供给系统。如同我们的头骨一样，我们共享着一个大约由一百条静脉组成的血管网络。我们的脑组织完全融为一体，我们的血管系统如疯长的荆棘般彼此缠结，但我们的大脑却各自分开，独立运转。我们有各自的想法，我们各自拼命想要变得独一无二，不同于对方。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大多数同卵双胞胎之间都多。我喜爱运动，但我也爱看书，但露比更女孩子气，她喜爱看电视。露比感到疲劳想要睡觉时，我还完全没有一点儿上床睡觉的打算呢。我们很少同时感到饥饿，而我们的口味偏好也截然不同：我偏爱辣味，可我妹妹对蛋的喜爱可真让人受不了。
　　
　　我从未看过我妹妹，除了在镜子和照片中，但是从她肌肉和骨骼的一举一动我知道，露比的姿态也是我的姿态。我爱我的妹妹如同我爱自己，我恨她时，也是在恨我自己。
　　
　　在一本没有图片的小红书里，有一个故事像音乐一样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英国威尔士的米妮和玛丽，二人自1959年出生时起便胸部相连。
　　
　　她们都称彼此为“玛丽”，可两人都把这个名字念成“Me”。于是，喜爱她们的护士和医生也都称她们为“Me”。米妮和玛丽的身体与正常人无异，只是二人共用一个心脏，但在她们两岁生日前夕，她们的心脏开始衰竭。
　　

为生歌唱

　　各路医师前来会诊，所有的专家都建议牺牲相对孱弱的玛丽，把完整的心脏留给更加健壮的米妮。手术后过了数天，当小米妮终于睁开眼睛时，整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连小米妮也被感染，跟着拍起手来，随后她习惯性地伸出胳膊拥抱她的姐妹，却惊恐又疑惑地发现自己的孪生姐妹不见了。突然间，她似乎明白了，她的姐妹已经从自己的胸前被割除了。“疼。”她低声哭诉着，摸了摸伤口处的白色绷带。“Me。”米妮又念了一次，便闭上双眼，也死去了。
　　
　　洛薇阿姨很早以前便要我无所畏惧地书写我的故事，讲述我的真实生活，描绘我的理想人生，不仅仅是一个连体儿的故事，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的故事。过了这么多年，这也是我将要做的事。我想讲述我人生的真实故事——与你分享。

为生歌唱

至少他还活着，只是依然孤独
时间:2014-09-03　作者:未详　点击:222次

　　接到小峰的电话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听筒里冒出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你还记得我吗？那年你还在广场上看我跳舞呢。”
　　
　　这和我记忆中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两年多前我去采访时，小峰还是个14岁的小男孩，笑起来嘴角咧得连蛀牙都露出来。如今，他度过了变声期，声音听起来像个大小伙子。
　　
　　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我简直太惊喜了。
　　
　　小峰住在辽宁丹东的一个村庄里，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他出生时就携带着HIV病毒。小峰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他入学时，其他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罢课抗议。最后，村委会只能从外村聘请了一位退休教师，在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单独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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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去采访的时候，小峰的父母已经病发身亡，他寄住在同村的姑姥姥家里。我原以为采访会非常困难，这种经历过心理创伤的孩子大都比较内向、孤僻。可或许是太缺少朋友了，小峰倒是很喜欢和我聊天。
　　
　　午饭后，小峰喜欢晃荡着去隔壁村的池塘看别人钓鱼，或者站在村口看火车经过——村里没有同龄人搭理他，甚至看不到同龄人的影子，村小合并后，他们都去乡里读书了，只有小峰被剩下来。
　　
　　钓鱼老人沉默的背影和匆匆驶过的火车是小峰最亲密的玩伴。有一次，几个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着从旁边经过，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们不跟我玩”，小峰小声告诉我。只有火车在中午1点30分的时候如约而至。
　　

为生歌唱

　附近的村民给小峰起了个绰号，“艾哥儿”。我和他走在路上，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有一次，几个正在挖地的外村妇女甚至停下手里的铁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是不是这小孩？”一个女人问，声音足以让我听见。还有一次，我打了辆出租车，打算接上正在路边等我的小峰，小峰拉车门的那一瞬间，司机的脸都僵了，“你认识他啊？”他的声音里透露着嫌弃。
　　
　　也许是已经习惯了，小峰对这些表现得毫不在乎，他的脸上总挂着一种超越实际年龄的不屑感。正值青春期，他也像叛逆的同龄男生一样，学会了抽烟，说脏话。他还在村里放过狠话，说谁敢欺负照顾他的姑姥姥，他就割破手指把血往那个人身上抹。
　　
　　我想，他可能想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让别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采访结束前，我去县城最大的超市买了一本相册，小峰的生日就快到了。他说，这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他毫不留情地撕掉蓝色包装纸，把相册捏在手里，低着头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我真挺高兴的。”他对我说。

为生歌唱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一起走到村口，他要去看钓鱼，我要回宾馆了。我目送他过了马路，那条马路特别宽，他好不容易走过去后，停住脚步，回过半个身子，冲我一招手：“阿姨再见。”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见”。前一天，去县城的防疫站采访时，站长说，小峰没有按时服用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他的免疫力在下降，已经出现了疱疹等症状，这意味着潜伏期结束了，他已经是个艾滋病人。
　　
　　回到北京，报道发表后，我把报纸寄给小峰的老师，但是没给他打电话。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小峰的病情、他偷偷抽烟的叛逆，还有他说过的那些狠话。我有点儿后悔写了这些事，担心别人看了会给他带来新一轮的歧视。
　　
　　再后来，我就更不敢联系他们了，因为怕听到坏消息。
　　
　　和采访过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多以后接到他的电话。小峰说，几天前姑姥姥在家里翻出了我的名片。我以为小峰家里遇到什么事情需要记者的帮助，可他什么都没提，听上去只是想和我聊聊天。
　　

为生歌唱

　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他说，已经在接受新的治疗了，每天晚上喝一种味道很冲的药酒，还定期去沈阳检查。“王阿姨，我的病快好了。”他突然在电话里说。
　　
　　我听了没吭声。不过，一切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得知他没有因为那篇文章受到伤害，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本以为他会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没想到，过几天他的电话又打来了。
　　
　　“王阿姨，你现在忙吗？跟你聊会儿呗。”
　　
　　那个时间，他本该在广场上跳舞。小峰晚上经常去县城附近的广场上玩，那里有人跳舞，有人摆烧烤摊儿，人很多，比他的村庄要热闹。他曾经在广场上认识了一个同龄人，对方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还愿意和他一起跳舞。可小峰说，这个唯一的舞伴早就搬离县城了，现在没人跟他跳舞，“没意思”。

为生歌唱

　那天北京正降温，我从电话里听到丹东那边也在刮大风。
　　
　　后来，小峰又打来了好几次电话。有时我在采访，有时我在写稿，有时我漏接了，有时我没接。可他锲而不舍，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的工夫，手机上就有16个未接来电。后来他又学会上网，总在QQ里执着地呼叫着我：“王阿姨，你在吗？”“王阿姨，咱们什么时候聊啊？”“王阿姨，你还聊吗？”“王阿姨，你醒了吗？”
　　
　　丹东的电话已经无法再带来惊喜，对于我来说，更像一种负担。有时，我也很内疚，觉得自己“利用”完他的故事之后，怎么就连陪他聊天的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我真不知道该跟这个16岁的小男孩聊点什么。他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周围的人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读的课本还是小学的，村里人曾经说，他的智商和情商都比实际年龄要低一些。
　　
　　每次在电话里，我只能不厌其烦地从头问一遍：“老师最近怎么样？姑姥姥、姑姥爷身体还好吗？你最近干什么呢？上课上到哪里了？”
　　
　　“挺好的。挺好。最近啊，没干啥。上课……想不起来了，哈哈。”
　　
　　我不问，他就不说话；我没得问了，就没人说话。他也不挂电话，好像特别需要有个人在电话那端陪着他，即使那个人只是沉默。
　　
　　他16岁了，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6年。我不知道成年对于他来说是否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至少他还活着，只是他依然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