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逆袭”惊艳我们的不是成功，而是向上的姿态

　　文/李筱懿

　　朋友知道我喜欢梁凤仪。

　　她是华人世界最富有的才女，一支笔打造出几亿资产——成功创业、才华横溢、嫁入豪门，女人所有的梦想，她几乎都实现了。

　　她开公司，1977年创办碧利菲佣公司，为香港家庭引进菲律宾女佣，成为香港社会史上很重要的一大创举，三年净挣9000万；2004年由她一手创立的勤+缘媒体服务有限公司上市，她宣布封笔从商，2006年转售自己部分股份，套现2173.75万港元。

　　她写小说，十年出版超过100部，仅仅1989年创作第一年，就分别在4月、6月、9月、11月出版了《尽在不言中》、《芳草无情》、《风云变》、《豪门惊梦》四本小说，封笔前总共写了1000多万字。

　　她选择爱的人结婚，丈夫黄宜弘是香港商界翘楚，出身显赫商誉极好，不仅担任香港永固纸业有限公司主席，合兴集团副董事长，金利来集团及亚洲金融集团董事，同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华工商会副会长，投资遍布世界。

　　梁凤仪的第一本小说名叫《尽在不言中》，出版时她已经39岁，那时，她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一个年近不惑的离异女子，因为厌倦不同派别的办公室战争而离职，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呢？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年之后，她不仅成功加盟永固纸业成为董事，并且重新开始了一段相濡以沫的恋爱和婚姻。

　　朋友问我，如果梁凤仪没有后来“逆袭”的成功，没有嫁入豪门，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你还会佩服她吗？

　　我也很认真地说，即便她是一个平凡女性，我知道她的经历依旧会打心眼里佩服——仅仅她敢于39岁辞职挑战新领域，并且一生不肯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就已经让我刮目。

　　甚至我深信，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逆袭”，那些柳暗花明的转折，都倚着背后“尽在不言中”的执着。

　　“逆袭”是现在很火的一个词，被它形容过的女人有还清赌债母女复合的蔡少芬，被渣男甩被暖男爱的洪欣，嫁给比自己年轻近10岁小鲜肉的贾静雯、伊能静，还有波兰那个变身名模的女清洁工。

　　男人有送瓦斯卖粉丝终成歌坛大哥的李宗盛，被太太养了6年拿到奥斯卡奖的李安，从武术指导升格金像奖影帝的张晋，因为饰演《花千骨》男二号而大红的洪欣老公张丹峰。

　　确实，“逆袭”是个特别讨巧的戏份，非常能够满足观众扬眉吐气的即视感，那种善恶各有报的如愿，就好像衣锦还乡的灰姑娘终于闪瞎了后妈的眼，白雪公主最后嫁给王子气碎了恶毒皇后的心，这些故事，都让善良的人们觉得生活美好，黑暗短暂，风水轮流转。

　　可是，那些走过黑暗的人，往往不是凭着“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的天真，而是做好了“或许永远都不会好起来”的决绝，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耐力、精力和体力与黯淡的生活长久共处。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梁凤仪陷落在“全职悲哀”中，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为离婚情绪低落，晨暮交接，昏睡和清醒之间，知道又要面对不可挽回的现实，内心灼痛。

　　一个传统家庭出身的女子，一生都把首次婚姻没有白头到老当作人生遗憾，难得的是，即便如此，她和前夫何文汇也没有形同陌路，他让她洞悉了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他们把对旧伴侣的感念转变为亲情，梁凤仪小说封面上的书名，大多由何文汇题字，她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很多主题曲由何文汇填词。

　　梁凤仪的父母甚至在遗嘱中写道：不管以后何文汇是不是我们的女婿，他都是我们遗产继承人之一。

　　多年后，梁凤仪谈到这段前情，说了六个字：情已远，恩尚在。

　　懂得反省和感恩的女子，做什么都不会太差。

　　而她和黄宜弘的婚姻，却是被一场灾难加速。

　　独居的梁凤仪回家后遭遇两个蒙面绑匪的侵袭，周旋近八个小时终于被释放，之后，绑匪打电话勒索，她不断拖延时间，让警方追踪到隐匿位置将其抓获。

　　她全程没有掉过一滴泪。

　　相反，从美国出差回来的黄宜弘闻讯后，却落了泪：“男人爱女人，就应该有能力保护她。我没有做到，所以我不配说爱你。”绑匪被公审时，黄宜弘坚决不让梁凤仪去法庭，不愿意她记住坏人的相貌成为终生阴影，他说：“我去盯着他们，看清楚他们的模样，保证以后绝不让他们接近你。”

　　他说到做到，放下手头工作每次开庭都坐前面盯着绑匪，连续两周，直到审判结束。

　　她后来说：“感情需要经过能表现品格和深刻地爱护对方的难忘事件孕育出来，才值得生死相许。”

　　这场磨难，加深了两人的依恋，相恋数年之后终成夫妻。

　　感情上的良性循环激发了她的创作才情，她开始创造另一个奇迹：每天写15000字的小说，每个月出两本书。

　　在很多人每天阅读量都达不到15000字的时候，她居然能够每天创作15000字，同样以码字为职业的我深知其中的劳动量，至少，这个天文数字我做不到。

　　所以，看看那些逆势而上咸鱼翻身的人吧，他们其实都特别善于把命运踢过来的冷板凳坐热。

　　Ta们在生活抛物线的底端积累了足够的能量，屏住气慢慢释放，踩过那些坑坑洼洼的小路，把自己送到高速公路入口，再铆足了劲儿全力出发。

　　Ta们把痛苦像糖一样吃掉，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能对着世界微笑，这样的人即便达不到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足以令人尊敬，那种就算“墩个地洗个碗”也比百分之九十的人优秀的认真和坚持，最终让Ta们释放出光彩——优质普通人温婉的光芒，或者明星们耀眼的灿烂。

　　所以，这根本不是“逆袭”，而是Ta们顺理成章应该有的收获，也是平凡的日子中自然而然的轨迹，只是，这种反转从来不是等来的。

　　幸运与不幸都像多米诺骨牌，有人天生具备把好运气延伸下去的能力，有人后天拥有止损抗摔的能力，那些“逆袭”的人，惊艳我们的并不是Ta们的成功，而是Ta们始终保持的向上的姿态。

为生歌唱

永远别说不可能

　　美国的一家报纸上登了这么一则广告：“一美元购买一辆豪华轿车”。

　　哈利看到这则广告时半信半疑：“今天不是愚人节啊！”但是，他还是揣着一美元，按着报纸上提供的地址找了去。

　　在一栋非常漂亮的别墅前面，哈利敲开了门。

　　一位高贵的少妇为他打开门，问明来意后，少妇把哈利领到车库，指着一辆崭新的豪华轿车说：“喏，就是它了。”

　　哈利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人念头就是：“是坏车。”他说：“太太，我可以试试车吗？”

　　“当然可以！”于是哈利开着车兜了一圈，一切正常。

　　“这辆车不是赃物吧？”哈利要求验看车照，少妇拿给他看了。

　　于是哈利付了一美元。当他开车要离开的时候，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太太，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少妇叹了一口气，说：“唉，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丈夫的遗物。他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只有这辆轿车，是属于他那个情妇的。但是，他在遗嘱里把这辆车的折卖权交给了我，所卖的款项交给他的情妇——于是，我决定卖掉它，一美元即可。

　　哈利恍然大悟，他开着轿车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路上，哈利碰到了他的朋友汤姆。汤姆好奇地问起轿车的来历。等哈利说完，汤姆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啊，上帝，一周前我就看到这则广告了！”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那些连奇迹都不敢相信的人，怎么能获得奇迹呢？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对未来并不主动。他们不是在动荡的日子里颠簸得太久，就是在四平八稳的时光里缠绵得太深。不是绝望了，就是变懒了，表现在想法上，不是怯懦，就是不思进取。动荡迷乱了精神，信念就会在迷惘里溃散；而在温柔乡里待得太久，斗志难免会忘了回家的路。

　　自设的绝境，往往比生活给的绝境更让人难以逾越。这个世界最大的绝境就是：在希望到来之前，绝望已经到来；在“可能”到来之前，“不可能”早已抵达。

　　其实，许多地方往往不是人到不了，而是心到不了。只能在方寸之地回旋的人生，一定是跟在了别人的后面。一条路，当被前人走绝，自己也只有重复的份儿。实惠的生活哲学，往往都是挑选“能”的事去想、去做。这样看似规避了风险，却同样堵死了通往人生广阔天地的路。

　　生活是扑朔迷离的，它给你一些，也拿走一些，让你快乐一阵，也让你痛苦一阵。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看似不动声色，却让每个人都过得不尽相同。

　　乐观的人，总能在生活的有限中走出无限来，因为他们更善于在绝望之处看到希望，在不可能中捕捉到可能。希望看似渺茫，却伏在了时间深处。它一动不动，等在那里，等着与心性坚韧而明亮的人相逢。你放弃的时候，或许它也在涕泪交加，因为，它与你只是咫尺之遥。人生的好多转机，不是等不到，而是常错过。

　　有时，消极想法太盛，会绑架我们的意志。先入为主的暗示，会让我们在否定自己时，愈发地理直气壮。如果你习惯站在庭院里吹风，不妨踩着木梯爬上屋顶。不仅是因为屋顶的风更大、更凉爽，重要的是，你会眼界突然一开，看到庭院里看不到的风景。

　　可惜，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给过自己登上屋顶的机会。他们被心底的院落囚禁得太久、太深。人生的明媚，他们无缘看到。

为生歌唱

俯下身子去接近梦想

　　当你驾车行驶到成渝公路中段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个门外排着长队的路边店，店名叫“唐僧柚长生店”，也许你会好奇地停车看一看。

　　说起这“唐僧柚长生店”，还有一段温馨的故事呢。这家店店主叫张可，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前年，张可大学毕业，揣着毕业证到处找工作，但由于他学的是动画设计专业，别人虽然对他的作品和才华表示欣赏，但对他的工作要求无一例外地摇头拒绝。实在没有办法，他也只好留在妈妈开的水果店里扫地打杂，他自我解嘲说：“斯文扫地嘛，我读了十几年书，也算成了斯文人，那就让我从扫地干起吧。”

　　因为本地盛产柚子，不仅外形美观，而且个儿大汁甜水分足，颇受外地人喜爱，因此张可家的果品店主要出售柚子，但当地这种售卖柚子的路边店特别多，竞争激烈，所以生意不免有些冷清。

　　一天，店门前来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孩，手里拿着五毛钱，声称要买“唐僧柚”。张可说：“哪里会有唐僧柚？去，到一边玩去吧！”谁知小孩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张可有些不知所措。张可妈见小孩哭得挺伤心，不像故意调皮的样子，于是抱过来轻声抚慰着，经过细细地询问方才得知：这个四岁多的小孩叫嘟嘟，最喜爱他的爷爷得了病，嘟嘟听到邻居说爷爷得了什么癌症，活不长了。嘟嘟回家大哭起来，爷爷安慰他说：“乖孙子别哭，你看西游记里不是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吗？爷爷要是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于是，嘟嘟就自个儿出来买“唐僧肉”，可是小孩发音不太标准，大家就听成“唐僧柚”了。找了几家店不是不被搭理就是被轰开，也有耐心一点的，叫他到柚子店来问。张可理解了孩子的委屈，原来是爷爷用善意的谎言安慰孙子，不料孩子却信以为真。孩子抽抽噎噎地说：“爷爷说吃了唐僧柚可以长生不老，我要买好多好多唐僧柚给爷爷吃。”这可怎么办？张可突然一拍脑门，心想：“我在柚子上画个唐僧，不就成了唐僧柚吗？”张可挑了个最大的柚子，拿出画笔画起来，也就几分钟时间，一个活灵活现的卡通唐僧就“跃然柚上”了。他对嘟嘟说：“拿回去吧，爷爷吃了病就会好的。”嘟嘟欣喜不已，蹦跳着跑过来抱起“唐僧柚”回家了。

　　闲着无事时，张可又在一个个柚子上画了林黛玉、张飞、李逵等名着人物，顾客见了，喜欢得不得了，都挑着有画的柚子买，有的顾客主动加倍付钱。张可来了精神，没人的时候就画个不停。一天，张可正在专心作画，突然听到店门外传来鞭炮声，只见嘟嘟拉着他爷爷，捧着一个牌匾笑盈盈地进来了，一进门，就连声说：“感谢您的吉言，吃了您的唐僧柚，我的病果然好了！”说着，把写有“唐僧柚长生店”的牌匾递给了张可。

　　原来转省医院复查得知，嘟嘟爷爷的癌症属于误诊，在心情上起死回生的他十分高兴，特地请人制作了这块牌匾，一为表示对张可的感谢，更为自己从地狱直通天堂的欣喜制作了这个牌匾。这个与众不同的牌匾引来了很多人的好奇，一传十十传百，店里人气越来越旺，很多人都为一睹张可的柚画而来。渐渐地，店里人手不够了，他母亲干脆把店全权交给张可打理，自己在店里帮张可扫地打杂。张可受到鼓舞，经营热情大增，张可正式把水果店取名为“唐僧柚长生店”。有人建议他用小刀辅助作画，这样即使吃了柚肉，果皮可以作为艺术品收藏还可以长期欣赏。于是他把果品根据顾客的需要打包销售，每个包装里放一个画有唐僧形象的柚子，这样，很多人不管远近都慕名前来购买，尤其是那些专门探望病人的顾客。有成都、重庆的客人还专门开车来买，渐渐地张可的“唐僧柚”需排队购买，远近的顾客只为买个热情，买个可口，买个吉祥如意的好心情。

　　今年六月，张可在一年多实体店基础上，又在淘宝开了一家名为“唐僧柚长生店”的网店，张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生动形象地介绍自己的网店、自己的家乡及家乡的特产，不仅把自己的网店装饰得生气勃勃，而且还把自己的创业故事等以动画、漫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再配上幽默有趣的解说，网店的点击率和下单量节节攀升。各地订单如雪片般地从四面八方飞来。为此，张可给自己经营的具有独特包装的果品申请了注册商标“唐僧柚”，接下来的目标是要把它推向全国，销出国门。不久前，本市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记者笑着对他说：“看目前的状况，你的‘唐僧柚’可有扫平天下的趋势哩！对于现在的成功，你有何感想？”他谦虚地说：“自己还谈不上成功，只是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而已。我们只要愿意俯下身子，从一屋扫起，那么我们就会一步步接近梦想。”

为生歌唱

体制内的完美人生

　　文/江夜雨

　　一

　　1997年冬天，齐齐哈尔。

　　张伟从厂办的小学里放学，顺着那条小路，第几百次走进灰色的大门。

　　很久之后他回忆那天，依旧有着一点魔幻主义的色彩。机器单调的、巨大的仿佛永远不会停下的轰鸣声消失了，他看到寂静的人群围着那面熟悉的墙壁。那里曾分别出现过爸爸和妈妈的照片，下面有红色的五星标记的字符——先进劳动者。

　　那种不安的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人群开始躁动：“凭什么不让我们干了？！”“要生存，要吃饭！”“和他们闹！”

　　他透过暴躁人群的缝隙里看去，红色的纸张贴在玻璃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写着父亲的名字。

　　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着稀稀拉拉的黑烟，天空开始下雪。

　　那年冬天张伟学会了一个新的词汇——“下岗”。如果词语是有重量的，他几乎看到它压弯了父亲的脊梁。

　　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土地既慷慨又吝啬，小时回老家，他见过爷爷奶奶弯腰播种、收割，他们腰永远挺不直，保持着一个轻微的弧度。

　　爷爷最得意是将父亲送进了技校，让他成了家族第一个走出农村的人。父亲认识了同样在工厂的母亲，而后结婚，从单身宿舍搬进福利房，当工长，当主任……

　　他像这个重工业城市的很多人，以为这会是自己的一生，甚至是儿子、孙辈的一生。

　　1998年冬天，父母开始剧烈的争吵。父亲所有的技能都依赖于那条走了无数年的流水线，他就像这个工业城市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失去了机器，螺丝钉就是一个多余的部件。在这个满是下岗工人的城市里，他找不到所谓体面的工作。

　　“别他妈的瞧不起我，”他喝醉时变得格外暴躁，拿着酒瓶指着母亲：“如果不是老子让给你，你能留厂？！”

　　张伟并没有小到对家里变化懵懂无知。他能从寡淡的饭菜里发现家庭的财务危机，从逐渐沉默的氛围里体会到父母关系的紧张，但这一切都不如看到父亲骑着三轮车载客来得有冲击。

　　他尴尬地站在人群里，喊不出一声揽客的话，张伟的第一反应躲在了人群里。

　　永远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令人心酸的忍耐力。很快，父亲习惯了抽劣质的烟，母亲习惯了接裁缝的活儿。那年过春节，他们回到奶奶家，一家人如常地包饺子，他被久违的肉馅儿香撩动咽着口水，父母少见地平和地聊天，直到电视里那个知名的小品演员说：

　　“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忽然死一般的寂静。

为生歌唱

　二

　　张伟读大学时离开了那个城市，去了一直向往的首都。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那就像旧旧的球鞋和深刻的不安全感，越是掩饰越是明显。

　　他比所有的人都努力，因为知道什么是一夕之间失去所有。

　　七年的大学生活足够改变你很多，他足够优秀得拿到奖学金、保研、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友；他学会了收拾自己，消除了本就不太明显的地方口音，学会了和这个城市相处……

　　毕业K歌有人戏谑地唱起《重头再来》，屏幕上，成名的歌手在风雨中甩着头发，喝到半醉的他忽然泪流满面。

　　他想起父亲在下大雪时出去拉活，一个冬天手上长满了黑红色的冻疮；想起母亲低腰缝纫着低廉的布料，总要挑最偏僻的地方摆摊儿，偶尔碰到熟人就慌不迭地躲开……

　　所有对下岗生活诗意的诠释，都是一种无知而高傲的残忍。

　　毕业后张伟顺从了父母的心愿，考上所有人艳羡的公务员，拿到一张珍贵的进京名额。不能说他没有想过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骨子里他多么需要一份安稳。那就像是热气球上一个针眼，让那些高飞的梦无声地消失在空气中。

　　张伟再回去过春节，沉默讷言的父母掩饰不住地高兴，所有人都为他高兴。

　　就像他捧着一个金色的不朽的饭碗。

为生歌唱

三

　　张伟的女友研究生毕业时，那一年就业形势特别差，她没找合适的工作。还好，女友有个伯伯，是一所三流高校的领导，他说考博吧，毕业来我们学校。

　　“女孩嘛，当老师多好，能照顾家。”

　　于是女友专心考博，延迟了就业时间。在张伟工作的第五年，他们结婚了，依靠单位的政策优惠，他购进了按市场价根本无法企及的海淀区的房子，有地铁直达她的学校和他的办公地点。

　　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她在读书，他去上班，生活平静，毫无波澜。

　　虽然很久没有学过新东西，张伟仍然有着固定收入；忘掉了80%的专业知识，仍然可以轻松胜任工作；不用费心去买什么学区房，孩子就能在寸土寸金的海淀区得到一个入学名额。

　　他觉得自己该有安全感，但总是隐隐感到不安。

　　就像是半夜忽然下坠，睁开眼却发现还躺在床上。

　　两家的父母开始催促他们生孩子。“趁着读书时生，生完正好毕业去学校工作。”“再拖下去，就不好生了”……理由是如此不可辩驳，于是他们照做了。

　　2015年的春天发生了两件事。妻子怀孕了，她的伯伯因贪腐被抓。

　　工作泡汤了，挺着肚子找工作又不现实。“导师让我跟他做博后，”她叹口气：“我先读下去吧。”

　　两个月后，一个传了几年的消息尘埃落定：

　　北京市政府将迁往通州。

　　周围哀鸿遍野。北京这个城市大到残忍，无数人将面临实际上的两地分居。大家抱怨着、打听着，却鲜有人行动。

　　张伟人生第一次想跳出围城。然而，在这个经济糟糕的夏天去寻找一份得体的工作，是如此的艰难，年龄、资历、经验，他甚至不知道该在简历上写些什么。

　　而有些招聘上更是清楚写道：只要85后、只要90后。

　　在第N次失败后，他走在热得发烫的北京街头，却突然想起了在齐齐哈尔漫天大雪中努力蹬三轮的父亲起伏的背影。

　　对怕极了动荡的人来说，改变，是一种奢侈。

　　稳定，又一次压倒了一切。可问题依然存在：要么张伟每天花4小时通勤、行程140公里，要么让举家搬来通州，妻子在东边再谋职业。

　　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妻子，不想在通州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仿佛是一种讽刺，君在永定头，妾在西山尾，住在一个城市的他们，却面临着一种“双城”生活。

　　他和她无数次争吵，直到发现争吵并没有意义。于是决定等，等着靴子真正落地。

　　很奇怪，曾经在报告里无数次写过战略、思路、优势，写过狠抓、落地、执行，但张伟忽然明白了，谁才是承受这些东西的客体。

　　进入体制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它赋予你所谓的安稳，用看得见的身份来抹掉棱角，用看不见的文化来改造灵魂，让你习惯平静和中庸，最终换来无法反抗的服从。

　　温水煮青蛙，最大的诱惑在于那种舒坦的温暖，让人不用去面对世界的冰冷和颠簸。

　　等到快要煮熟时，哪里还跳的动呢？

　　张伟今年32岁，有一份得体的工作，妻子快博士毕业了，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

　　这是他的，完美人生。

为生歌唱

人生的第二条辅助线

　　文/张军霞

　　着名主持人白岩松，有一次应邀到厦门大学去演讲，鼓励学生们花时间做些无用的事，也许不经意间，就改变了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对他本人来说，改变思维方式的原因，源于童年时一项特殊的任务。

　　白岩松的舅舅是中学的数学老师，当白岩松还是一个孩子时，这位舅舅每天都给他出一道题，有趣的是，他不等白岩松思考，就会抢先画出一条辅助线，然后让白岩松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白岩松对此非常恼火，却又不得不坚持完成这项看似没有必要的特殊任务。直到多年之后，白岩松才认识到，舅舅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因为就从那时开始，他相信所有的问题不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候，他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创造力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诞生了，而它恰恰来自不带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

　　白岩松的这段经历，让我回想起自己的中学时光。那时，同学们都在埋头苦读，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奋斗，我却因为对数理化的恐惧，每天生活在自卑和自责之中。语文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一天，他拿来一本古诗词选集，让我每天早自习时背诵其中一首。当时我并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样做，只是把它当成任务来完成。直到多年之后，我拿起笔来写作，可以轻松地引用古诗词时，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原来他早就看出来，凭我当时的数理化成绩，肯定升学无望，不如让一直痴迷文学的我，多学习一些古典文学的知识，当时看似无用，后来却让我受益终生。

　　邻居家有个独生女儿小娜，从小就学习一般，大家平时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谈到各自的孩子成绩如何，唯恐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小娜的父亲却从来不焦虑，也不急着给孩子报培训班，反而经常利用假期带她出去玩。小娜上小学五年级时，跟着父亲到北京去看了一场书法展览，忽然对书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主动要求上培训班。于是，从小学到高中，当别的孩子埋头在题海之中时，总能看到小娜不慌不忙地骑着自行车去上书法课，对此，邻居们纷纷摇头，感觉小娜是在做无用功。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小娜，开始在书法界崭露头角，一次次捧回金灿灿的奖杯。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让小娜凭兴趣学习书法，正是一位聪明的父亲给孩子画的人生的第二条辅助线，尽管她不够聪明，最终却一样可以成功。

　　正如白岩松所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另类”，做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比如寻找人生的第二条辅助线，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与众不同的美好人生。

为生歌唱

一生只跳一次槽

　　文/王小莉

　　1959年冬天，在美国奥马哈俱乐部的一间包房里，一名资深律师会见了一位新客户，两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

　　没过多久，这名律师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辞去律师工作，跳槽到这位客户的公司。

　　他这个决定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毕竟律师已经35岁，并非20多岁的小伙子，早就过了心浮气躁的频繁跳槽年龄段，而且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加州法院当律师已经有11个年头，工作稳定而体面。假如要跳槽，也一定要朝着更加专业、更加高薪的大型公司法律顾问的方向去努力。

　　可是，律师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去律师工作，成为客户公司的合伙人，开始从事新的工作——投资。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跳槽成了律师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跳槽，这份无人看好的投资工作他一做就是55年。时至今日，律师已经90岁高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查理·芒格，他的合伙人就是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他们的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公司。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这对黄金搭档联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伯克希尔公司股票账面价值以年均20.3%的复合收益率创造了投资神话，每股股票价格从19美元升至84487美元。

　　假如当年查理·芒格没有勇敢地跳槽，那么极可能一辈子从事着波澜不惊的律师工作直至退休，也许会成为一名不错的资深法律顾问，却绝对成不了今天的投资大师。

　　我们常常羡慕别人取得的成就，却往往会忽略了自己也有创造奇迹的可能。反观现在的年轻人，要么是眼高手低且心浮气躁不停地跳槽，最终无槽可跳；要么是不满现状却害怕变化不敢跳槽，导致抱憾终生。

　　跳一次槽需要勇气，但一生只跳一次槽除了勇气还需要毅力。像查理·芒格一样拿出勇气再加上毅力，你也可以创造奇迹。

为生歌唱

做一条有梦想的咸鱼

　　文∕刘永宗

　　为了激励自己业余积极创作，我在QQ签名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生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许多朋友给我点“赞”，有位女孩子却跟我唱“反调”：弱弱的说，我觉得咸鱼挺有梦想的，不然怎么就咸鱼翻身了呢？

　　一语点醒梦中人，把我又带回自己寻梦之旅的源头。19岁那年，高中辍学的我来到厦门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日复一日的艰辛劳作，将我磨得几乎没有了棱角与梦想，每每满身疲惫地躺到床上的时候，总是想：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吧，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性格内向……有人说“乞食嘛也会有出头天”（就是乞丐也有一天能出人头地），我在低矮的工棚里仰望，却似乎看不到前方的光明。

　　一日，我在厦门夜市的书摊上淘到一本写作的书，如获至宝。下班之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第二天下班之后，准备“再度赴约”去书中遨游。在床头翻找了好一阵子，却没有找到这本心爱的写作指南。和我同住的师傅看我翻箱倒柜，说：别找了，那本书被我藏起来了。有那么勤奋，早就上大学了，现在还用来这里打工？！安心打工，赚钱养家要紧！因为他是长辈，又是我的师傅，如此苦口婆心，我只能一边担心着那本省吃俭用买来的书的命运，一边反问自己，莫非真像师傅所说，我这样的咸鱼，原本就不该“心高”？

　　或许是源于对梦想的执着，又或许是年少轻狂的叛逆心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只是更多时候转为地下了，比如到工地附近的路灯下或者公园里面的广场上——夜晚来临，我就寻找有灯光的地方，偷偷地揣上纸笔或者是街边淘来的书，坚持读写。半年后，我的坚持逐渐有了小小收获，每当得知文章刊登的消息，我都欣喜若狂，哪怕它只是一块“豆腐干”——一则简短的资讯而已。

　　然而，我的文学热情却经常遭遇来自身边的尴尬。曾经，我把刊有自己文章的样报拿给工友看，想一起分享这份喜悦。结果几日后想要回报纸时，才知道它早已被工友当了厕纸；另一次，一位热心的工友帮我“炫耀”一本刊有我散文习作的《黄河文学》，结果这本杂志被工友们“哄抢”而去，几天流转，这本回到我手中刊物已被摧残得面目全非……那时的我是又心疼又无奈，只好苦笑，这怪不得这些工友，生活的粗糙让他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而我，也只能坚持自己的“另类”，用文学给自己取暖，让精神层面不再荒芜。

　　也许是我蜗牛般的勤奋终于等来了机会之神的眷顾，2005年的那个夏天，挥汗如雨的我正在简易木梯上面安装天花板时，接到了一位中学老师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北京发展，虽然那个时候还并不知道“文案策划”是做什么的，只是听说可以用电脑，从事的又是文字相关的工作，我就已经兴奋不已了。

　　从南到北，一路辗转走到现在，我已从一个初级文案成功向营销总监转身，业余仍然坚持创作，已出了自己的散文集《漂泊是条青春的河》……虽然写作已不是谋生的初级需求，但是我依然告诉自己不要忘记走过的每个艰苦的日子，要感恩写作。

　　工作之余，在窗口俯瞰北京站熙熙攘攘的人流时，我总会生出一些感慨，偶然间，我想到了“咸鱼”一称的由来——据说以前的香港是渔港，渔民出海打鱼没有什么先进设备，更没有冰，也就没有冰鲜鱼。但渔民们又想多捕鱼，于是他们会把先捕上来的鱼用大量的盐腌着，不让鱼发臭。等渔民回港时，鱼已被腌制多时，就跟木乃伊似的。假如渔民在捡这些鱼的时候，突然发现其中一条是活的，而且还能蹦起来，人们把这叫做“咸鱼翻生”，这条生命力极强的“咸鱼”也通常会被赋予美好兆头的象征，寓意生活会360度大转弯。

　　是啊，咸鱼也可以有梦！做一条有梦想的咸鱼，即便你感觉困顿无奈、生活无望的时候，也请不要轻易给自己下定论！只要有梦，就要一点一滴勇敢去追。其实很多时候，成功也需要“峰回路转”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生歌唱

贫寒是凛冽的酒

　　文/王磊

　　我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很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黑，恍惚会觉得每一次响号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起来，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味，就是我在14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一千米跑，中考也会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快点。

　　那时候穿的是双星跑鞋，英文名叫Double Star。我第一次听说Double Star的时候以为是Nike之类的名牌，但翻译过来才知道就是双星。那时候男生都穿双星吧，班上只有那么几个总能穿名牌鞋的，上课的时候会把脚撑得很远，裤腿也会撸得比旁人要高。他们那几个的坐姿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那么崴着坐，现在想想大约就是那样的原因。在那些街灯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是只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很多年以后，我在那么多的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得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压注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一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抛弃县城的优渥，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上学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父母是在我小学毕业时带我来北京玩，玩了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两千。所以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父亲的工资当时才八百。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里挤，虽然说那时是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乡县，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解释。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晚上呵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两百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就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也总后悔说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就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女人四十》，上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听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的泥鳅。母亲买回泥鳅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每次见着都可以买，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有一回母亲穿拖鞋上屋顶，下来时滑到，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有一个月，我每几天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敷药，走过的那条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初有看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都像她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于是一切关于那条路那个医院的印象都集中在母亲周围的几尺之内，其余的都早已模糊。

　　当年住过的小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记得电饭锅里的锅巴香，记得书桌被热锅烫过的油漆味，还有后窗飘来的厕所味道。

　　家里就两张床，一张桌，一个电灯，一口锅，最高级的电器是我学英语不得不用的步步高复读机，那也是我们全家的娱乐工具，一家人吃了饭总能围着它唱歌录音。父亲有时候出差，两三月都不能回家，想他的时候我就抱着他的歌声听。有回半夜在外面的厕所里放，母亲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却发现我从厕所里出来抱着复读机，她骂我神经病。还有次我踩翻了晾在电饭锅里的开水，烫了一脚的泡，哇哇地哭，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儿地哭，心肝宝贝地喊。那么大的北京，好像就这么一对母子，母亲哭喊着，“真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的干吗到北京受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里会这样烫着脚了。”那倒是真的，我们用电饭锅煮开水，不就是为了省下一个热得快的钱么？

　　但忧患就是如此，会让亲爱的人抱得更紧。父亲在日后与我的散步中曾对我说，那时他与母亲的感情比新婚还要恩爱。有太多的夜晚，他们都会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