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王瑞平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之际，宋庆龄留在了中国大陆，没有和宋美龄、蒋介石等一起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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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0年代宋庆龄曾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她有很多名誉官职，她并没有实权，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宋庆龄很早就活跃在妇幼卫生、文化教育领域。早在1938年她就开始办基金会，为世界各地妇女和儿童的福利筹集资金。1951年，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和平奖，她把奖金全部捐出，在上海建造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与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她与董必武两人再次当选为国家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她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

文革期间，在江青指使下，上海的造反派指宋家是资产阶级，故把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毁坏，并对宋庆龄进行迫害，令宋庆龄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和国务院各部委官员，宋庆龄被列为点名保护的第一位。文革结束后她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愤怒的痛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表示自己的不满。

关于宋美龄的称呼也再不直呼其名，改回“美美”，还特别关注宋美龄的新闻。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在1949年以后没有公开往来，但在私下仍有联系。宋庆龄曾托人捎带过丝绸和中医药品，宋美龄也回赠过一些珍贵的国外产品。

1981年2月，宋庆龄的贴身仆人李燕娥去世，宋庆龄悲痛万分，为其立碑安葬于宋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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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信仰
宋庆龄的青少年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宋家宗教氛围浓厚，母亲每日举行家庭祈祷，送子女到主日学，并要求他们去教堂听道。宋庆龄童年常跟随母亲不求回报外出救济穷人，体悟基督教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博爱”。

宋庆龄婚前一直被教导不可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与孙中山结婚后，看到了另一个耶稣基督。宋庆龄对于孙中山作为基督徒的理解，认为孙中山“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基督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随着年龄、阅历和科学文化的提高，宋庆龄愈益淡化宗教观念而强化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

宋庆龄从1950年代开始有反基督教的言论，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1966年，宋庆龄致函友人爱泼斯坦，在信中否认了孙中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明确表示她和孙中山俩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基督教教义中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以及牺牲、宽容等精神深深地留存心中。1978年，宋庆龄致函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坦言：“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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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抽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平常是吸烟的，但从不公开。1959年她在会见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时互相吸了烟，这是宋庆龄吸烟秘史难得的一次公开。宋美龄惟一的嗜好就是吸烟。据说蒋介石生前多次劝她戒烟，但都未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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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读书

宋庆龄一生酷爱读书。书，书，到处是书，证明了宋庆龄对知识的渴求。无论是参观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共同生活的故居，还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个人在北京和上海的故居，人们都会惊奇得看到这一事实。他们的藏书可以看出他们的现代化以及他们广泛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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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众多

宋庆龄养鸽子不只是因为他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喜欢鸽子，重要的是鸽子象征着和平。

她爱鸽子，每天亲自喂它们、看着它们。她学会鸽子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就都飞回来。她去世后，这群鸽子还留在花园里，总共有100多只，常在过道上吃食，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

宋庆龄还利用工作之余绘制花卉、动物小品。宋庆龄喜爱音乐，尤其弹钢琴，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她从不在公众面前弹）一面哼着她小时候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作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同一些新的爱国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其中有《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身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歌》（1907年印制、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合唱及独唱歌曲集》（福音传教士艾拉·桑基作）。宋庆龄对烹饪情有独钟，宋庆龄的妈妈（倪桂珍）把做美国饭的窍门和乐趣都传给了她。在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宋庆龄有时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试制；在北京时她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是出人预料地是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它们。在北京的故居书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西法尼亚州荷兰菜”的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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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房屋、汽车和稿费

1928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一幢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山休息之用。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1953年7月，她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看了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全靠工资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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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皇家”待遇，心不安

建国后，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来，而她是国家副主席，故在北京的时间较多。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她婉言谢绝，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导致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

鉴于此，尽管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仍研究决定，破例为她新建一所住宅，并委托王光美将新宅设计图纸寄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接信后，依然坚持不建新房，回信说：“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宋庆龄多次不同意建新宅，但中央考虑到她是古稀老人了，必须为她晚年着想，因此决定安排一所较幽静的花园式住宅给她。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为她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当年宋庆龄就乔迁新居，在这里欢庆了她的七十大寿。周恩来日理万机，还如此关心她，使她非常感动。

然而尽管已搬进了新居，她的内心还是常常不安。1966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回答是否迁入新址时，吐露了这样的心绪：“是的，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但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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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补衣物，变旧为新

从外表看，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一样，仪表雍容，使人感到既美丽大方，又具有民族传统风尚。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宋庆龄是一个非常节俭朴素的国务活动家。她经常穿着由保姆为她做的便装和布鞋。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她很少做新衣服。体形变胖了，她就将以前的旧便装、睡衣、旗袍的两边剪开，接上相同颜色的布条或料子。由于缝接精细，熨烫平整，使人难以看出破绽。

宋庆龄的风湿性关节炎较严重，腿部经常痛得难受，而她又有凌晨起床办公的习惯。为了对付寒冷，她因陋就简，用旧毛线织成毛线护套绑在腿上。同时她还在业余时间跟保姆一起，用26块零碎布料，拼做了一件棉背心，取名“八卦衣”，用以护背保暖。此外，书桌旁的落地灯罩破了，她就剪下一块旧窗帘布，缝制一个布灯罩代用。她与孙中山结婚时买的梳妆镜，镜面两边的水银都脱落了，只有中间是好的，可她舍不得换新的，一直用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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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总理


1966年“文革”伊始，尽管周恩来总理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下了13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然而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还是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后非常愤怒。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总理反映。周恩来得知后，与宋庆龄同样愤怒，在百忙中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长途电话，指示尽快修好宋氏墓地。后来，宋庆龄获悉上海民政局已妥善修复了墓地，便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

1966年8月，南京有的红卫兵提出，要毁掉孙中山铜像。周恩来得知后，代表中央郑重地指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已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并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每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对面都要竖起孙中山像，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今年全国将要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南京的同学准备毁灭孙中山铜像，中央绝不赞成！”宋庆龄对周总理这番斩钉截铁的话极表赞赏，对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很快清醒而深感欣慰。

宋庆龄在与中共长期合作过程中，跟周恩来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由于“文革”的折磨，周恩来最终积劳成疾，癌细胞逐渐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得知江青在周恩来病重中还闯进医院干扰他治疗时，异常憎恨。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朋友：“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宋庆龄听说鸽子蛋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她便把自家的鸽子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23斤半重的胖头鱼。她立即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了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以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她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