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王瑞平

一.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瑞平

一.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瑞平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王瑞平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王瑞平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王瑞平

埋藏汉陶幽室中的贾平凹

贾平凹曾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现为西安市文联他妻子韩俊芳同是丹凤县棣花镇人，两人婚姻之美满在贾平凹的文中表露无遗，女儿倩情亦是贾平凹之深爱。贾平凹喜吃杂粮野菜，不动膏粱腥荤。平生无什么特别嗜好，唯独喜爱每日转动笔杆子，硬使当今文坛浪飞潮涌，无日安宁始心足。国外人士均誉他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王瑞平

文学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就是代表；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玩物，如《陕西小吃小识录》、《玩物铭》等。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

贾平凹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高老庄》后记里，夫子自道地说：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这是实话，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老贾又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这也许仍将是事实，然对于我而言，我却更愿相信：强弩之末的贾平凹已无法通过征服来吸引我了，虽然我仍将是他的读者。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位曾被认为是最具有天赋、最有特色的大作家如何一步步地走火入魔——这也许是一桩如同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般的残忍快事。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将一个人的主观意识和一次自然界的突变整合到一起，这便是《高老庄》开篇第一句，读起来还真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很容易让人想起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什么的。高老庄这个古怪的村庄是省城大学教授高子路的故乡，他此次携再婚之妻西夏回故乡的目的是为父亲做三周年的祭奠。在高老庄，他们将与子路那个离婚未离家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残疾却有异赋的儿子石头，以及子路小时的同学蔡老黑、苏红和无数令西夏遐想的碑文相遇。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神神鬼鬼、饮食男女，最后归结为一场变迁时代里的乡村混战。看上去倒也煞是热闹，但前松后紧的结构，游离不明的暗示与隐喻，人物性格上的矫揉造作，过分纠缠于一些下作举动的津津乐道，都使得这些热闹在很大程度上只让人感到了沉闷和压抑。

作为象征意义上的高老庄，是子路生长于斯的故乡，那里的人据说都是最纯正的汉人，却长得十分矮小粗鄙，一代不如一代。因而子路为了“更换人种”，为了一种迥然的生活，早年有幸离开了高老庄，并成为堂堂大学教授；但当他多年后再次回到这一偏远的小镇时，旧的文化、旧的环境和旧的人群却使他一下子又倒退到了从前，恢复了种种毛病，如保守、自私、下作、窝里斗、虚伪等等。从这一层面上讲，高老庄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旧的文化的衰败的人种和退化”(贾平凹语)。这样的立意自然有着与作者水平相当的深刻反思意识。然而反映到小说的具体撰写中，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混沌、絮乱、矫情和牵强附会。比如小说中曾多次出现的飞碟、神秘的白云湫、未卜先知的残疾儿石头、一块据说是死者馈赠的发卡，作者显然想赋予他们和它们某种象征和寓言，但缠七杂八的琐事描述和牵强的象征本身都是如此力不从心，犹如一个竭力想加快速度却不慎走火入魔的练功者，他的胡言乱语不但让我们领悟不到真正的练功心法，反而会导致我们和他一起走火入魔。（同时，这些魔幻主义色彩的物什，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了《废都》中那头哲学家般的画蛇添足的牛——败笔是也!）而小说结尾处，当城里人西夏毅然要留在高老庄，而乡下人子路只得独自回城时，我只读出了两个苍蝇般的文字：矫情!

无可否认，贾平凹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高老庄》的语言依然让人读起来有行云流水之势，保持了他惯有风格。但令人伤怀者仍是平凹在《后记》和他与孙见喜的谈话中多次表示，“我的努力是要走出这人工的编排，即使是聪明绝顶的作家，他笔下的故事无论多么美妙，也不及上天安排的真实人间那么大和谐大有序，这是历史的大壮大美。我总想偷偷接近这个境界。”追求自然是对的，可就《高老庄》来看，贾平凹依然徘徊于《废都》、《白夜》和《土门》等作品的阴影中，他还远没有跳出走火入魔的太虚幻境，用孙见喜和他开玩笑的一句陕西话来说，那是“前头死顽缠，后边鬼吹火。”

《沙滩上的房子》刊于2009年8月5日《书法导报》）作者：汪运渠

王瑞平

贾平凹爆得书法大名：当今书坛之怪现状

作家学者中不乏书法高手，如鲁迅、沈从文、乔大壮、台静农、吴小如、顾廷龙等，那个才、学、识都是一流的，在书法功力上都有着童子功（发蒙就手握毛笔），为何国人知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家学者将精力放在了做学问上，在书法上名利心很淡。贾平凹与这些前辈的不同之处，就是其名利心过重。有了文学上的名声，还要书法、绘画上的名声，要书法、绘画上的名声主要是利益驱动。贾平凹曾得意地对走走说：“其实我写字画画挣的钱比稿费多。”现今贾平凹的字已是一幅四尺整张2万元了。有人卖字，就有附庸风雅的商人、大款买字，在现今这个经济社会，是正常的。但是，是什么使贾平凹爆得书法大名，将错字满篇的作品“豆腐卖成了天鹅肉的价钱”，这就不正常了。利用国人的崇名心理以达到个人的利益目的进行媒体炒作，这就是贾平凹在书法上爆得大名的真正原因。在炒作过程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书坛的浮躁风气与艺术批评的怪现状，这才是我要说的重点。

在七、八年以前，评价贾平凹书法的人绝大多数是和其有交往的、不喑书法三昧的作家、诗人、记者，如雷抒雁、孙见喜、胡耀辉等，这些人跑龙套、摇旗子、抬轿子的文章，使世人知道了贾平凹还会写毛笔字。贾平凹依靠在文学上享有的大名，写的字慢慢有了市场。就如“第一任贾办主任”何丹萌在《贾平凹透视》一书中所说：“就包括他（贾平凹）的毛笔字，如果不是因为文学作品使他出了名，谁也不花钱去买他那字的。” 又说：“但严格意义上讲，还属于名人字，人们买字，主要是买他的名气。其次才是书法。”随着大、小报刊吹捧文章的增多，贾平凹的字价随之上涨。但在这一时期，书法界对贾平凹字的评价几近于失语状态。近年来，贾平凹约一些书画界的名家、大名家为自己的书画撰写评论文章，其目的是要将自己的“名人字”提升为“高品位的书法”，将自己由一个书法爱好者提升为“高品位的书法家”。所以，书画界的一些名家也加入到评论贾平凹书画的队伍中来了，这些人所作的评论文章多为丧失学术立场、混淆视听的溢美之词。如果说那些不懂书法的作家、诗人、记者是“目盲”，那么这些书画名家对贾平凹毫无根基、错字频出的书法以及毫无根基的绘画倍加褒扬，真可谓是“心盲”了。其原因何在？原因是：互相抬轿、投桃报李。比如陈传席，贾平凹在2003年给陈传席的一本薄书（不到300个页码）《悔晚斋臆语》写了一篇评论，倍加赞扬：“这是一本真正称得上才子的书。它得意，元气淋漓，爆发有力，控制得当，在平常里悟出的是常人悟不到的东西，又能有常人不可有的说法。可谓：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不禁感慨：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鲸鱼，鲸鱼在海中游着，我们仅看到的是鲸鱼的背鳍，而正因为海洋中有着鲸身，这背鳍才为此而与众不同。”后来在中华书局出《悔晚斋臆语》增补修订版时，陈传席将贾平凹这篇吹喇叭的文章作为《后记》。2004年，贾平凹给陈传席寄画约稿，陈传席就写了一篇《一超直入如来境》，刊登在《中国艺术报·画苑·中国书画家》专刊上。文中说：“贾平凹的书法浑厚逋峭，一派西北气象，比当代很多著名书法家好得多。”“贾平凹的画生拙、古淡、高逸，而且浑厚、朴实、大气，金冬心之后，画界无此格也。今之画人，无此天才也。”连贾平凹看了都说：“说得太高了，我有些浑身出汗了。”陈的言论，引起了一场“贾平凹是不是画界天才”的争议风波，在网上引得网民们“板砖”纷纷。再如朱以撒，其散文常在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刊登，贾平凹2004年约朱以撒撰写评论文章，朱以撒写了一篇《大精神与小技巧》刊登在当年的《福建艺术》上，文中曰：“真是无技者无畏，大精神驾驭了小技巧。”然后，贾平凹送其一幅字，内容为：“大道撒缰”。再如杨吉平在《感觉贾平凹书画》一文中，竟然劝贾平凹万勿临帖，放弃基本功训练，免得像其他书法家那样因临帖、练基本功出现创作障碍。王为国在《稳健平实厚重洒脱——贾平凹的书法艺术》一文中说：“20世纪，中国出现了几位既是文学家又是书法家的双重身份的艺术家，一是伟大的作家鲁迅，第二位是著名作家周而复，再就是当今的著名的作家贾平凹。”那么，我只问一句：“郭沫若在哪里？”更为离奇的是，2007年12月12日，《贾平凹书画展》暨《贾平凹书画》首发式在西安举行，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国勇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华5000年出了两个艺术奇才，一个是苏东坡，另外一个就是贾平凹。贾平凹的作品无论是从品味还是高度上，都和苏轼站在了一个对等的位置。”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在场多名嘉宾的哄笑。身为副教授的陈国勇，胡乱吹捧到了没有边际、信口雌黄的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教授、书画名家视书坛、画坛为名利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胡乱折腾，折腾得乌烟瘴气，折腾得天昏地暗，真不知折腾到何日方止。

贾平凹将评论其书画的文章结集出了两本评论集，一本是由与其交情甚深的马河声主编的《贾平凹书画艺术论》，一本是由与其交情甚深的木南主编的《贾平凹书画》。这两本评论集中绝大多数文章极尽吹捧之能事，只有几篇文章勉强守住了学术底线，如朱以撒的《如是我观》、张渝的《人到中年：走向颓废与寻找天真》，虽然也多有牵强附会的溢美之词，但还是指出了贾平凹在书画技法上致命的欠缺。朱以撒总算清醒了，在2007年写了一篇《贾先生》，这是他写贾平凹的第三篇文章，文中说：“一个人没有什么基本功却如此大胆，的确让人惊奇。象书法线条，在一根线里要写出神韵、气象， 贾做不到，就靠蛮力了。” “贾领悟不了细腻之妙，他挥毫致命的就是笔提不起来，无法做到提按交替，轻重相生，粗细相激。就像面条都是粗的，没有细的。这一个不能改善，他的用笔就永远套在这么一个死结上。有的人却说，啊，多么厚重苍劲。” “一年又一年，贾平凹除了写书，又画了许多画，写了许多字，既送人又卖钱。量是大大增长了，质还是停留在老地方。”当然，这篇文章没有收入评论集。张渝曾在《文学自由谈》撰文指出贾平凹的绘画在众人的吹捧之下，是“皇帝的新衣”，胡乱涂抹也绝非大气。倘若为了一己“畅美”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涂鸦固无不可，但要印成集子行销于市则未免有些欺世。文中有言曰：“读先生的画，耳边似乎总能听到那个小男孩的声音：看呵，皇帝他什么也没穿！”当然，这篇文章也没有收入评论集。过了两年，也就是2001年，张渝转了个身，撰文《人到中年：走向颓废与寻找天真》，欣赏起贾平凹绘画的颓废之美来了。

以书法水平而言，不要说贾平凹够不上大家、名家，就连一个普通的书法家也不够格，充其量是个书法爱好者，就这还得好好临帖、不写错别字。白居易老先生有句诗曰：“名为公器无多取”。如若多取、取大名，还名不副实，利是得了，财是发了，但只能落个“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下场。君不见互联网上网民们发的帖子铺天盖地，说贾平凹的书法是“垃圾”、“臭狗屎”，“板砖”乱飞、骂声不绝于耳，连同陈传席、孙见喜、杨吉平等人也一起跟着挨骂。媒体能将一个名不副实的人捧上天，也能将这个人摔下深沟，前段时期的“文怀沙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媒体是大众的媒体，不是某一个人的媒体、也不是某一群人的媒体。

王瑞平

作品赏析

《月迹》贾平凹

已选入苏教版语文课本

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第一单元第七课

王瑞平

文章内容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缠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

“它走了，它是匆匆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我们都走近去，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了，倏忽间，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哦，一个女子。我想：月亮里，地该是银铺的，墙该是玉砌的，那么好个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啊，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羡慕起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却有了一股嫉妒。我们便争执了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说：

“孩子们，瞧瞧你们的酒杯，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的，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使人可怜儿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

奶奶说：

“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起来。妙极了，它真没有走去，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磁花盆儿上，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灿灿地闪着银光。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了：“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月亮在这儿！”

我两处去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沿着河沿跑，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我们都看着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噢，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哩。

我们坐在沙滩上，掬着沙儿，瞧那光辉，我说：

“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

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