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威胁？》

彭娇妍

（3）19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 (2)
　但是被人们描述为“21世纪主要威胁”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并不总是这样。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使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看到了未来中国将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中国也接受了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西方满腔热情、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人腼腆地把关注的重点从工人的劳动条件上移开了。最终，中国人被划入了戈宾诺在他的《人种不平等论》中定义过的一个类别，在这个类别里，工人们永远操劳忙碌但却缺乏想象力。他们响应了“国际劳动分工”，但这种“国际分工”，就像在殖民主义盛行时期一样，总是对发达国家和他们的工业有利，并且使那些人口大国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很自然，新中国诞生后的30年时间里政治上的传统至今在人们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但是看到中国完全地彻底地放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希望还是很大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迹象都使中国看起来在向这个方向前进——这对一个服从于西方利益的自由经济模式是有利的。没有什么能使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速度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觉醒”的传说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面对经济上如此惊人的巨变以及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西方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观察中国，回忆起“黄祸”这个论题，并意识到了他们错误的分析。当时的中国，已经认识到其经济在世界上要不断开放，同意向想要迅速从她的发展中获得利益的外国资本及企业敞开大门，并谋求获得还在孕育中的大国地位。无论其他地方是怎样，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强的影响，似乎证明了这种对中国的认识是正确的，而且她也愿意承认。当时还存在种种缺点，要走的路还很长。这种国际上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在20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所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表现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经历了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平等对话。然而对于西方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对于真正的统一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统一的进程本可以解除中国所遭受的武器禁运惩罚。很多美国官员，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观点里把中国政治体制中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和彻底的无神论联系在了一起。一个这样的体制只能是扩张主义的并且是威胁到世界和平的。原始的救世主式的摩尼教不能设想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它主宰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定位对布什政府来说表现在中国从克林顿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在中国政府严格奉行“防止战争”思想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被怀疑正在策划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敌对计划。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战略牵制上去，这与冷战时期用来对付苏联的战略极其相似。美国对北京的政策看起来犹豫不决，因为布什政府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力量的影响和压力。华盛顿的犹豫不决直接关系到了美国工业界，他们要求对中国的一个更明朗、更开放的行动。一部分民众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就业情况造成的影响感到担忧，然而今天美国的一些地区还在欢迎中国资本的到来，它们使得一些受到威胁的工作岗位得以维持，人们为此感到高兴。在政界，反华集团、新保守主义者和极右势力混合在一起，使出浑身解数以便使那些在所有领域（人权、污染等）详见《旗帜周刊》上马克斯?布特的一篇文章。都对北京更加严苛的法律得到通过，与此同时其他人则试图使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得胜利。媒体方面不停地播放着负面新闻（生产事故、失业统计……）。在美国和欧洲大量的反面信息中，很难找到针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明确观点，不过无论那些分析是怎样的，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忽视这个正在动摇着21世纪国际关系秩序的新兴强国是不可能的。

彭娇妍

　                                                   四、“中国是祸”？“中国是福”？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外媒体蓄谋已久的“狂轰滥炸”。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奥运会是一次赌博，赌上了整个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也给经济和思想都在大步前进的中国带来了一次在国际大舞台上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而中国人民是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识中国的发展和在过去30年中做出的牺牲，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果也是很振奋人心的大事。在文化发展的浪潮下，中国朝着全新的方向前进，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保障人民的生活，继而达到目前的小康社会水平，同时还对世界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非常渴望国际社会对她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而不是依然被深深地烙上苏联和美国冷战时期“政治集团”的印记，更确切地说这个烙印是由不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这一理论由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演说“文明冲突”提出。因为西方世界还不能用理智而客观的态度接受“中国崛起”，而这一现实也给欧洲和美洲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西方的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就开始惴惴不安，他们展开了攻势，不断重复污蔑中国的阴险恐怖言论。而许多目睹中国实情的人（中国人民占了很大一部分），亲眼看到某些西方、政治及情报机构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来诬蔑中国，妄图达到减缓乃至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确”来干涉别国的很多领域，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而打击中国也演变成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关注的焦点。

　　“政治上正确”的思想能够一直占统治地位也是一种因循守旧的表现，人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仍然对中国保持陈旧的看法。如今在伊斯兰教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些国家既让西方国家得到好处又让他们担心。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想深入了解中国，对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他们通常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只有开放的媒体、杂志或多媒体课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加电视台或媒体的收视率，媒体的负责人仅仅把一些能得到好处的信息放在了首位，例如火车晚点之类的消息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而报章杂志为了“生存”，也只是报道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新闻以及政府的失误和个别人的错误。由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媒体，污染了西方国家民众的思想，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误会，这些西方媒体也没有很好地解析中国的发展和政治体制。如果有人挑剔中国还没有做到自由的民主政治，我要申辩的是，这仅仅是因为她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反，苏联倒是彻底学习了“自由民主”，但是给他带来的只有快速解体。中国则抛弃了这些“政治集团”的条条框框，也不照搬接受西方社会的体制，她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和历史背景及传统相关的体制，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激励中国发展的催化剂。而西方媒体则制造出这样一种假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不同，因此她对西方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另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将会带给中国人幸福。这两种观点从未达成共识，而且也越来越呈现一种对立状态。

　　基于这种背景，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媒体已经对中国发动进攻，并且在整个奥运期间也一直持续，为了快速达到“效果”，甚至还出现没有教养的不雅动作和言论。在2008年七八月间，有专业媒体评论：完全可以总结出从2007年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攻击的媒体，这也充分揭露了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诬蔑诽谤。很多欧洲的日报也登出这样的标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之前，就注定了她会失败》，而这一过分言论也被女演员米娅?法罗推到了顶点，她为了能在媒体中出名，不惜以一首《屠杀的奥林匹克》来哗众取宠。这一行为也大受那些西方政客的欢迎，更可恶的是居然将北京奥运会和1936年纳粹统治时期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

　　面对那些对中国极尽毁谤的无赖媒体，也有反对的声音站出来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008年1月7日，法国国家日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没有中国我们能生产什么？》的文章，作者首次发表“中国是福”的理论，并且提醒大家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肯定了中国政府在促进农村发展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同时指出“对抗极端不稳定中国”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类文章并没有提高欧洲报章杂志的素质，他们还是大量刊登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起，一些体育评论员也在公开散布一些尖酸刻薄的反华言论，攻击对象包括中国的领袖、经济体制和体育运动。“散布”这个词非常准确地暴露出这种恶意攻击，除了这些文章和一些名人的不良言论之外，还有一些无聊的市井词句也在繁殖蔓延。

　　在欧洲应当有一些能缓和这种诽谤中国体制言论的声音。事实上，欧洲国家和中国并不是敌对的，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媒体和议会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都为中国古老而悠远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也非常钦佩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无限的活力和勤奋刻苦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曾经提出过“古老的欧洲”一说的美国国务卿和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对中国特有的古老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欧洲人经常会有一些自发的运动，如“抵制美国”，这反映了欧洲人对自己原有传统文化及对基督教文化的喜爱和眷恋，这也是世界千百年来发展的印记。欧洲人讥讽美国人的文化通常会说：他们能称霸因为年轻。中国则不同，她和欧洲一样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二者之间，一定能够找到彼此政治和经济的融合点。欧洲的政治观点是比较分散的，通常还需要媒体来维护；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给人一种很完美的感觉，她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非常有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在2008年秋季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极力挽回金融家的利益，同时使国际社会折服于她28年来所树立的威信。我们也能看到，目前欧洲几乎每天都在“问询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和特色如何用于欧洲的发展和增长。

彭娇妍

这是第一次，中国在自由经济体制出现失误的时候，开始以一种“最高救援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西方的领袖们（包括美国，他们不正是被中国的30年发展而折服吗？）也致电中国政府，希望他们伸出援手尽最大努力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此时，西方的媒体又在叫嚣：中国的外汇储备根本不足。媒体散布这种流言意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然而却会直接导致西方经济的大灾难。简言之，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她不是简单的、像她在这两三年中自称的“世界工厂”，很可能在2013年，中国会超越经济已经呈现衰退状态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前景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美国在制订未来计划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把形容和中国的关系与“交锋”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很自然的，这个预计中国未来实力的报告也引起了美国一些战略家的警觉，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种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为了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对中国实施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围堵，围绕中国采取不平等“战争”的策略，但是这种观念对今日的美国来说无异于自杀。两个国家在经济和金融上完全独立，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中国也备受冲击，毕竟在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开始改变，他们之间已经在协商如何为对方提供一些特权或优惠政策，以期达到保持双方实力平衡的目标。如果中国有一个国际关系互动的意识，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新情况，也必然会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新的国际关系策略。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放在一个协商者的位置上，并且附加了一个补充性的研究，同时也和欧盟达成了联盟，甚至和俄罗斯也有一些合作。过去只有民主或共和单极理念的美国正在逐渐向多极和多边方向发展。

　　新一届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在思想上更开放，也更有意识去缔造一个以欧洲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平衡关系，以期达到控制管理国际上大的危机事件的目标。在目前这种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是有利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奥巴马当选后，美国会更加动荡。当然，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会随政府的变革而改变，所谓的变化只是执行和公关的方式不同罢了。如果布什总统已经跨入美国历史上最可怜总统的行列，那么他的一些错误正逐渐被纠正：例如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军事困境。当然他也有一些正确的领导路线，如用战争对抗恐怖主义、控制人口激增等。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奥巴马也是理想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毫无疑问他将成为稳定国际大局的好伙伴。中国将会在这一牢固联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中国通过其外交地位帮助斡旋。而这次全球的动荡，世界已经逐渐在向多极化发展。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俄罗斯的普京已经有成为 “黑牲口”（喻指难以驾驭）的倾向，随之而来的则是“俄罗斯威胁论”，就像当初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对于欧洲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很高天然气储备且很有实力的近邻，欧盟国家或多或少地依赖她的能源，甚至她已经掌握了某些国家的能源命脉。从美国的角度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二是她从苏联继承的军事实力。因为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实力也大大削弱，华盛顿很喜欢这一结果，并预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会转化为从属关系，也意味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战略经济合作，但是普京的发展方针是希望俄罗斯和美国能发展到接近“冷战”时期的关系。当然，这需要莫斯科恢复以前的实力且下定决心对抗美国的“同盟军”（这里是指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美国部队驻扎在黑海地区，这些部队主要是用来对付中亚地区恐怖势力的）。现在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欧洲，从平衡制约俄罗斯的角度，中国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那张牌，稍稍一动就会立即改变局面。

　　在2008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北京夏季奥运会、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世界金融危机等，而中国在各种谣言诽谤如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仍然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事，拥有极其不凡的魅力，其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从今以后，世界需要中国”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世界需要中国》，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21日。的共识。当然也有一些敌对势力在不停地诋毁中国，“揭发”中国的所谓缺点、社会矛盾及失误，但是中国也只是很谦卑的“一笑而过”。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并且取得如此高的国际地位，与其不断完善社会体制和扩大改革发展的范围是密不可分的。外界目光盯紧了中国的发展，不断地搜索、剖析和研究“中国的成功和困境”，想阻止中国发展。还有一些激进且令人不悦的诽谤，常常出自一些错误的宗教信仰，以及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群体或个人、别有用心的机构所操控的媒体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中心。不过中国也不会因为西方一成不变的偏见而感到沮丧，毕竟西方国家在14世纪就已经诞生了发展的思想，而中国发展的速度却是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制订的方针倒是对美国的发展很有利，而且基督教的文化底蕴也制约了欧洲发展的速度。宗教的愚昧使欧洲在14世纪后的500年里发展缓慢，欧洲的发展思想也备受排挤打击。现代的欧洲虽然基本认同美国霸权主义，但是责任感和良知使欧洲人逐渐放弃了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面对这些，中国表现得既宽容又张弛有度：她尽力维护国家利益，却没有很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她很坦然地面对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历程（尤其是19世纪所经历的）；她制定执行的是“和平崛起”政策，尽最大努力促进多国和平会谈、国际的和睦，同时也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中国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的特质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的重要“决策者”。

彭娇妍

第二章  中国的国家战略


今后，关于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政策，以及其在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取得的进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将在世界各地引发激烈的争论。事实上，争论的关键是如何解读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讲话，并依此展望他们的行动和战略选择。在美国和欧洲，最为常见的是将这种调查研究建立在意识形态标准之下，把中国视为魔鬼，或是戴着旧世界的有色眼镜描绘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光芒遮掩的中国，甚至曲解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决策。而事实上，这些政治决策都是非常务实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量，虽然他们继续保留了共产主义基本纲领中的一些口号和参照标准。在紧邻中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关于中国的争论受到美国言论的极大影响。美国将中国描绘为历史上除蒙古帝国对亚洲大陆的征服外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另外，面对世界级大国，中等国家甚至微型国家不可避免地感到脆弱。在印度，1962年的战争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自2003年以来，北京方面尝试亲近印度引起怀疑。由于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竞争和边界地区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始终十分复杂。为应对美国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干预，俄罗斯选择与中国结为战略联盟，但仍保留着对于中国真实企图的某种不信任感。日本方面，在奉行公开仇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首相上台后，最终选择倚仗华盛顿而对中国妖魔化的战略，为压抑了60年的民族主义开辟畅通无阻的道路。日本民族主义只等时机允许，便会死灰复燃。

　　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中充满使人放心的言论。虽然中国政府企图减弱伙伴国家的担忧，但她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其经济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固有影响，无法使其在西方民主国家赢得信任。另外，华盛顿采取的攻击性政策（单边主义、对国际法的屡次践踏、“先发制人战争”概念的推行）所塑造的新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倡导的为各方所乐见的言论。如今，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理念备受推崇，从而彻底摧毁任何顽固抵抗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像中国所做的那样——以对话为基础、用谈判方式解决国家间冲突，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工具在国际社会推行一国霸权倪建民、陈子舜著：《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8页。——从何谈起呢？21世纪初的中国战略，哪一部分是真相？又有什么隐情？中国公开要求获得信赖，有哪些限制性因素？如何证实其可信度？思考中国力量的未来，也就是思考世界的未来。对以上这些疑问无法回避的解答，直接关乎我们的未来。这是因为，如果在今后的几十年内，随着中国继续崛起的步伐，世界格局将发生深刻变革。布什政府以所谓的民主和宗教的理由，奉行修正主义并且决心在美国霸权下建立和平世界，当今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盘打乱。但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将被迫适应新的国际形势，而不是挑起无疑会造成悲剧性后果的冲突。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几大优先战略目标（其中几个将在后文详细阐述），将以如下方式安排：经济发展，周边环境和平，能源供给安全，大国地位获得承认，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自然而然地，中国的这些优先战略目标带来一个问题：与美国的冲突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战略建立在两大主要忧虑之上，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政治进程表与美国或是从前的苏联并不相同。尽管还存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信仰的宣传，大规模教授其中的格言以稳固共产党的权力，但意识形态对于内政和外交的影响都消失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趋于瓦解，只余下几个小国，如古巴、越南和朝鲜。由于属于苏联集团的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最后，中国并不传播有可能在外国扩散的宗教教义或哲学思想。欧洲国家外交政策中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很自然地利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却不寻求有系统地推广文化和语言。但是，中国最近实施的旨在向海外推广中文教育的“孔子学院”计划，显示出中国有了新的觉悟，认识到了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彭娇妍

（1）谁把手伸进西方的势力范围？
一、谁把手伸进了西方世界固有的势力范围？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选择摒弃理论高于实践的过时教条，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一战略决策让中国开始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长期期望进入强国俱乐部。在经济领域，面对现实状况，诸多禁忌都被消除。而且1979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具有实用主义特色，粉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不效仿特定的模式，而是来源于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革命激进主义时期，中国遭到孤立。但为制衡苏联的威胁，促使华盛顿和东京与中国建立了亲近关系。中国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战略背景突然改变，美国成为主要威胁。然而，美国的经济实力促使中国对美国采取缓和的实用主义政策，以保证改革的继续。90年代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身上，克林顿政府采取为双方所乐见的政策，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暂时缓和的机遇。地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为改革的深入提供了条件，白宫的执政集团支持经济干预政策，并暂时放缓了对中国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才正式获得了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地位，并且重创美国反华集团，从最惠国条款中获利。因此，2000年乔治?布什上台时，中国是美国不可回避的经济伙伴。由于美国新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美关系进入到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更大威胁的新时期。北京方面迫切需要保持20年来8%10%的年经济增长率，并为未来几十年确立了很高的目标。这不仅事关经济崛起，也关系到共产党的未来及其作为领导国家的单一政党的合法性。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之上。

　　正是在这样与美国相互不信任的背景之下，北京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新战略建立在与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建立战略联盟以及经济扩张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扩张的特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和对国际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介入（收购外国公司，购买美国国库券，创立自由贸易区等等），以期从全球化中获益，并发展紧密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经济战略的成功，有可能深刻动摇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甚至颠覆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是建立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上，这对美国战略家而言是来之不易的。如今，中国的经济战略能够抑制国内的政治压力，以及竞争对手发起的旨在破坏中国稳定的种种行动。

　　西方阵营中，中国寄望的另一个主要经济实体自然是欧盟，不仅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希望欧盟的参与能够重新平衡已经被单极化的世界。由此，中国将有可能在国际决策机构中获得一个重量级盟友，从而催生建立在对话与合作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同时，欧洲摆脱美国赢得更大的独立自主，削弱了美国阵营，从而稳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法国对美国和英国出兵伊拉克的坚决反对，以及其对部分欧洲国家的影响力，隐约体现出欧盟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能力。中国以一己之力不足以在联合国内部抗衡美国，但正如我们屡次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的时期，中国能够联合俄罗斯与法国在安理会中封杀中国不赞成的美国提案。巴格达陷落美英军队之手后的几个月，法国表现出和解的态度，投票通过在伊拉克采取干涉行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赋予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过渡时期的管辖权，3年后，又延长了这一管辖权的期限。法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中，享有代表缓和与理性力量的声誉。在伊拉克问题上，混乱困扰着欧盟内部，而缺乏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在对美关系上的分歧，又导致了欧盟的力不从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全民公决在法国与荷兰遭遇的惨败，佐证了欧盟的急剧衰弱，这促使北京在美国面前放低了姿态。

　　现在，中国将欧盟视为重要但相对受限的经济伙伴。事实上，相较于大部分欧盟传统核心国家十分低迷的经济形势，中国市场及其发展潜力令人觊觎。2004年，欧盟已成为贸易额接近美国的中国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为1477.3亿欧元，中欧贸易额为1461.2亿欧元）。欧盟越来越受困于这种关系。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享有788亿欧元的年贸易顺差，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不过是486亿欧元。2003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到226亿欧元。根据国际机构统计，中国和印度是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而美国和欧盟则会强化他们的投资政策。因此，在中国的总体战略中，欧盟由“潜在的外交与战略盟友”的位置，过渡到“特殊经济伙伴”的地位。

彭娇妍

为保障经济的持久发展，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为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平息危机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不断重申对于稳定的重视，其他强国毫无疑问都应该将中国外交政策中传达出的这一事实纳入到各自的战略中。具体来讲，尽可能透明地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将保障这种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外开放使中国能够吸引外资并且大规模出口产品。这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更加有利的经济环境。今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应该接受向中国资本敞开大门，而迈向这一新阶段则是颇为微妙的问题。诚然，这一进程刚刚起步不过几年时间，但取得了巨大飞跃。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观察到针对中国投资的强硬抵制行为，譬如，2005年中国一家国有集团（中海油）企图收购美国能源巨头优尼科(Unocal)而遭失败，或是近期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科技放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厂商3Com的计划。总体来看，保护主义又被西方政治人物旧话重提，而中国恰恰成为保护主义的受害者。乔治·布什设置了旨在保护美国钢铁工业的关税壁垒，并且大幅提高农业补贴，2005年法国在处理达能集团被收购案件时的惯常做法，这些措施无疑在昭示，未来几年中保护主义倾向会不断加强，并且与一个更为高尚体面的潮流遥相呼应，即民族主义的强势回归以及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如果西方政府因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力，而认为有必要在经贸领域谨慎对待中国的话，那么只会周而复始地屈从于保护主义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在选举之前，企图为自己找到有说服力的替罪羊。

　　中国企图将外国公司置于其监管之下，特别是要监控“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如能源和信息部门。这种做法与欧美保护主义的碰撞越来越激烈，并在威胁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事实上，西方人创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活力照亮了西方世界——这一资本主义的中心，并向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扩散，但却没有预见到形势逆转，发展中国家采取独立于西方利益的自主政策，投资西方市场和股市。然而，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国家，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军事保护，都处于某种形式的美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一点上，中国向西方领导人提出了真正的挑战。他们将面对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吸引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中国能够摆脱美国的霸权并且越来越有可能扭转某些游戏规则。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卷入了一场改变游戏规则的真正的革命。中国崛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堪与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海军的胜利相比，当时日本的这一胜利吹响了亚洲民族主义对抗殖民势力的号角。

　　如果中国志在推行新的国际秩序，目前并不具备相关手段，只能利用其经济和政治实力首先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对于国际关系的构想。因此，中国的目标将是，通过防止危机来促进地区经济活力，并用构建地区性安全机制（包括东南亚、中亚及东北亚地区）的手段来吸引和取信于邻邦，从而逐渐摆脱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影响。中国这一战略首先建立在对邻邦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承诺，因为这一周边地区能够对中国的稳定造成主要威胁。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寻求巩固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并指使它的盟国在亚洲事务中阻挠中国的行动。在这一背景下，《与台湾关系法》具有尤为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并且如同中日关系一样，被中美双方利用，成为争论的主题。由于对石油储量终将会枯竭的担忧，能源领域是国家间战略争夺的中心。如果华盛顿与北京方面处于敌对的轴心，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就不可避免？这仍然是个问题。

彭娇妍

（2）邻国太多，脾气都不好

二、邻国太多，脾气都不好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一些国家发生过领土纠纷。1962年，中国与印度间因领土纠纷出现过紧张局势。其他的几例领土争端常常造成地区性武装冲突（尤其是与苏联、越南的冲突1979年2月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是冷战导致的最近几场冲突之一。），政治和战略的分歧往往以边界争端作为托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其最友好的邻国（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解决了领土争议。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亚新诞生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随后又与老挝、越南关系正常化。俄罗斯也在1991年5月同意结束自1949年以来一直困扰中俄关系的领土争议。2004年10月，一项划定中俄共同边界的指导性协议的签订，消除了两国建立战略联盟的最主要障碍。

　　中越领土争端尤为激烈。随着1999年12月30日在河内签订的边界条约，以及2000年12月25日签订划定北部湾国界的协议，中越边境争议得到解决。北部湾地区因其蕴藏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争夺的焦点。2004年6月15日越南方面批准这一协议生效。

彭娇妍

（3）领土争端由来已久

三、领土争端由来已久

　　今后，中国还需同印度、日本、东盟一些国家解决领土、领海争端。

　　为了建立亲近关系，中国与俄罗斯解决了领土争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目前优先解决与印度的领土争端。2003年6月，借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之机，两国做出了重要举动，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及印度1975年已将锡金并入版图的事实。尽管北京和新德里方面都“以事实为依据解决问题”，开始尽快解决领土争端，但是一些地区的主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阿鲁纳恰尔邦地区（中国要求9万平方公里主权），以及克什米尔地区。同年4月，两国签订协议，明确了划定边界的主要原则，即以明显的地理自然分界线为基准，以便双方都能够接受。中国总理清楚地表达了中国的愿望：“我们要在两国间架起友谊的桥梁，共同创造未来。”在北京方面看来，适当放弃部分领土要求也是建立与印度互信关系的保证，并且能够阻止美国吸引印度的种种行动。近几十年来，美印关系中充斥着相互不信任，印度拒绝加入某种形式的美国联盟，拒绝与大国结盟符合印度领导人参与建立的不结盟原则。但自2000年比尔·克林顿访问印度后，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变热。2004年以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双方关系更加亲近。2004年1月，两国签署了题为《与印度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部署》的协议，尤其显示出两国将在民用核能、民用航天项目以及高科技经贸领域扩大合作。这一协议很快施行，美国也于当年9月解除了对印度出口核设施的禁令，与之相对应的，印度也保证尊重美国最为忧虑的核不扩散原则的执行。2005年6月，美印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防务框架协议》，随后，在美印首脑峰会上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明确了双方在核能、航天、经贸领域开展合作的范围和条件。在民用核能方面，布什政府在2006年美国总统访印期间又再次予以确认，印度的核工厂主要用于民用核能，将来会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监控。

　　对于中国而言，美印亲近态势是一种长期的威胁，但她却不能够真正在印度的政治圈内制衡美国的影响力。一方面，目前印度的领导人，尤其在国大党内部，都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并受西方文化影响。他们将中国的亲近表现视作企图离间印度与其西方盟友的行为，对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没有丝毫认同。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它在这一地区许多领域（恐怖主义、核扩散、能源、技术合作）的重要盟友，而俄罗斯是印度重要的武器供应商，目前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取代。最后，尽管在这一地区的局势有了很大缓和，尤其是印度虽然改善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但它对待联盟仍然十分谨慎。北京与新德里方面真正持久的关系缓和以及密切合作正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忧虑之一，美国极为关注中印合作关系常态化的进程。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在印度洋的地位上升是中印关系的障碍，并在长期内使得印度在开放经济领域之外，不愿与中国发展紧密关系。尽管近期两国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在地区范围、世界市场内进行合作，但两国的竞争关系也阻碍了合作的发展。

　　但是，印度也同时预料到美国极有可能像1998年印巴核危机爆发时那样背弃印度。2005年3月，美国不顾印度的反对，同时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机就体现了美印的这种持久的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在这一地区军备竞赛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事实上，布什政府宣布这笔交易时，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为印度提供新一代高性能战机（F-16、F-18），是为了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尤其是旨在建立反导系统。很显然，美国为印度提供精密军事武器使其能够马上攻击巴基斯坦落后的战机……这样的政策只会佐证中国的言论，即指责美国为了实现经贸和霸权目的，挑起并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

彭娇妍

　　中国在南海地区还面临与许多国家的边界争端。这一区域不仅蕴藏着具有经济利益的碳氢燃料资源，对中国还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世界一半以上的商业船只途经这一海域，尤其是大部分运往东亚的能源供给船只。日本、韩国及台湾超过80%的原油运输，还有运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煤和液化气都要取道南海。如此一来，韩国三分之二的能源供给以及日本和台湾60%的能源供给都要依靠这一地区的安全。

　　相关国家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1974年及1988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尤其激烈。中国与其他一些南方邻国也因边界争端爆发过冲突。1992年2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引起了东盟国家对于领海分歧的担忧。但相关各方都表现出了以协商方式解决争端的意愿。2002年11月签署了《多方行动共同声明》，承诺以和平途径解决分歧而不是诉诸“威胁或武力”。在那之后的争端（2005年1月与越南八名越南渔民在越南政府承认的中国领海死于中国巡逻舰艇的行动，当时渔船正在河内以南200公里的沿海行驶。，同年9月与印度尼西亚的争端一名中国渔民在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行动中中弹身亡，四艘中国渔船被指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非法捕鱼，其中一艘船被抓获，船员被扣留。）都是在政治层次得到了有效解决，也没有被媒体大肆宣传。

　　这一地区对中国有双重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海上油轮的运输安全对中国的经济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南海一直受到海盗的骚扰，他们经常袭击过往船只，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同时，南海也是世界上大规模海盗为患严重的海域。此外，一旦与日本和台湾地区产生冲突，中国在南海的驻军使北京具备了扰乱它们的能源供应的能力，尽管美军在该地区也驻有以日本为基地的第七舰队。为此北京坚持她关于太平洋入口和南沙群岛的领土要求，谋求通过协商找到一个解决争端的方法。

　　存在争议的边界中最敏感的，也可能是最具火药味的问题是中日之间关于中国东海一些小岛的主权问题。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两国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进展。2004年3月，就在关于钓鱼岛主权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之时，突然出现了关于钓鱼台群岛（日本称其为尖阁群岛1972年，在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抗议声中美国将冲绳群岛交付日本。1895年日本在占领台湾岛的同时，吞并了冲绳。）的第一次警报，声称将在中国福建的厦门和这些岛屿之间开设经常性的航线。同年8月，台湾当局又掀起了一场风暴，他们指责北京方面“威胁地区稳定”。20042005年，中国的监视船只曾经20多次在邻近日本的海域出现。台湾方面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打破日本、琉球、‘台湾’和菲律宾建立起来的岛屿封锁线，并与美国对抗”。另外，2004年11月一艘中国潜艇闯入琉球群岛南部的日本海域，日本反应强烈。接下来的两天，共同社曝光了这一事件，声称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或能源竞争，中国将会对日本或台湾地区发动攻击。2005年1月以来，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由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发表的关于亚洲邻国的挑衅言论，随之而来的是中日之间的重大政治危机。在靖国神社中供奉着历次战争中为日本牺牲的亡灵，包括1068名战犯，其中14名为甲级战犯主要指经过同盟国（美国、英国、荷兰、中国等）军事法庭审判的战争罪犯。。

　　正是该地区的能源资源使日本下定决心在冲突中采取主动。小泉用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强调了他捍卫日本能源资源的决心，同时向议会保证“会尽其所能捍卫日本在海洋资源上的权利”。2月，东京宣布取得了钓鱼岛上由极右翼组织于1978年建立的灯塔的控制权，钓鱼岛是尖阁群岛的最大岛屿。建灯塔的人无力继续管理，因此东京决定由国家来接管。与此同时，日本与韩国发生了另一起冲突：日本的一个地方法院通过决议，认定日本拥有对目前处于韩国控制之中的竹岛（韩国称其为“独岛”）的主权。对此，韩国总统卢武铉以“外交战争”作为报复手段，并且提醒日本对可能的经济损失做好准备。至此，日本在美国的无条件支持下所采取的对亚洲邻国的政策一无所获，只是增加了地区紧张，促使中国揭露了日本的霸权企图。关于这些岛屿的领土争端无法在中短期解决，如果中、日其中一方的政治或战略利益有需要的话，甚至很可能演变成小规模的军事事件。不过自从安倍晋三被任命为首相后，目前的趋势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双方都有意愿去除双边关系中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从而集中力量解决分歧，缓解紧张局势。

彭娇妍

（4）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

四、 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

　　对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美国政界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当中的意识形态论者主张华盛顿应该掌握权力的缰绳，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政体性质的迷惑，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霸权（这种霸权在2001年的“9·11”袭击后已经被彻底神化了）造成了威胁。虽然那些现实主义论者也对中国经济、战略上与美国的竞争表示忧虑，但他们仍然倾向于继续深化与北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并且期待着中国的政治演变。中国方面则在强硬和灵活两种政策之间游刃有余。

　　关于在中亚、东南亚和一些在国际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热点问题上（伊朗核问题、石油价格、美国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调整等），中国既不准备，很可能也并不想与美国正面对抗。但是中国也不打算为了美国或是欧洲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增长，例如中国坚决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显然只有一个问题北京是决不会让步的，那就是“台湾问题”。对于其他问题，中国领导人懂得适当让步，缓解紧张局势，以便迷惑和打乱华盛顿的遏制战略。以下这些原因可以解释中国为何对美国采取这种谨慎的、非对抗的态度：

　　（1）中国的传统思维认为，世间万物是根据阴、阳二“气”融合的原则运行的，是建立在“万物皆有联系”的基础上，即“共存，协调，相联，互补……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观，世界不是由分散的、每个成分都自成一体的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相互联系的网络，没有超越其他部分的个体存在”。安妮·程、Seuil著：《中国思想史》，第37页。这一思维在中国经常被提及。在中国领导人设想的多极世界中，美国是中国互补的、必不可少的伙伴，是另一个能够维护当今世界平衡的因素，而不是与中国对立的。通常在外国看来，中国是如此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此的颠覆传统，以致于无法找到贴切的语句来定义中国的战略，然而，千年传统思想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比只有百年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深远得多。中国领导人反复发表宣言，强调中国经济是完全建立在世界经济长久稳定基础上的，这恰恰印证了上面的观点。对北京来说，美国确实如她自己所选择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承载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代表着“历史的终结”，而且因为一个周期性的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中的中国不能满足于做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中国会像21世纪初的美国那样脆弱吗？

　　（2）与西方大国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反，中国完全没有准备向外输出他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曾经被看做是能够拯救世界劳苦大众的意识形态，但从20多年前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社会的尝试失败后，这一观点受到了长期质疑。从此，中国从自身经验出发，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中国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不会有神奇的解决方法。另外，宗教里的救世主降临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并且中国不打算输出她的传统儒家思想，虽然现在儒家思想应该逐渐被重新发现，并且能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这就是如今在中国发生的转变过程——而不是断裂的过程，中国人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的唯一方法。

　　（3）中美关系被深深地打上了相互怀疑的烙印，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经济和宗教领域采取救世主式的论调，不再持有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这将使其自闭于现实世界，威胁脆弱的地区平衡，这一烙印是能够被很快消除，甚至消失的。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譬如很多领导人的子女都在美国的中学或者大学就读。与一些强调意识形态的美国作家分析的相反，中美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接受以下观点，即根据历史上的一系列帝国的命运，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没有竞争的单边主义只能是短暂的，并且现在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遏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这种崛起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是惊人的。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坚持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并肩负着实现“消灭独裁暴政”的历史使命乔治·布什在联大发表的演讲，华盛顿，2006年1月31日。，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几个以发展和稳定为愿望的大国齐心协力对抗破坏稳定力量的场景。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他们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细腻性来化解危机，同时又不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那些如纺织业贸易纠纷的问题，北京懂得通过展现善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美国经常以自己的内政问题为工具来指责中国（例如人民币贬值，虽然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会对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产生任何影响）。面对这些指责，北京的态度很坚决。如果那些在华盛顿眼中的敏感问题受到了指责，诸如一家中国的能源集团公司试图购买优尼科石油公司，而这一行为被布什政府视为一次带有敌意的战略举动，中国领导人同样懂得通过让步来缓解紧张局势。中国的这种策略是对美国的更谨慎政策的回应。美国的这种谨慎政策在1999年布什发表的挑衅性演讲中是看不到的。虽然美国曾经为了割断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联系而对中国采取积极的遏制政策，并且显示出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对手的决心，但是直到现在美国也没有真正表现出好斗性——它并不想把秘密战争变成公开的对抗。

　　至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两国互相玩弄“两面手段”的时期，这一时期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虽然两国之间将长期存在竞争，但是并不一定会产生公开的冲突。与美国和苏联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不同，这种竞争更多的是经济竞争，而不是政治竞争。在美国关于人权和自由民主的言论背后隐藏着美国政府的两大主要忧虑：成为霸权国家和带有宗教色彩世界观的推行愿望受阻。

　　关于第一大忧虑，中国的崛起在许多领域阻碍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亚洲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使美国走向了反对苏联霸权，支持反共产主义国家的道路。中国在消失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重新找回了亚洲中心地位，这对华盛顿的战略计划构成了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