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威胁？》

彭娇妍

　（2）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对它的欧亚战略寄予的关注遭遇了中国委婉而坚决的抵抗，中国与俄罗斯联手运用各种手段，似乎正逐渐成功地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如双边合作协议、对美国撤军施加压力、中国能源公司调整定位等）。

　　（3）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促使中国进入传统上属于西方的领域（碳氢燃料、矿石等）。中国的能源战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华盛顿的每一个政策弱点、政策错误达到加强其在能源丰富国家的影响（如伊朗、“9·11”后的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等），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

　　（4）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上的半自由经济，这一新模式的成功带来了新的前景，并且打破了美国所宣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专制是无法兼容的意识形态理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就反映了美国理论的局限性，美国在1998年前一直支持印尼军政府，然而在这段时期印尼经济发展很快。诚然，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的政体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开放，然而从这次长期转型中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将与唯一受认可的西方议会制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也受到了美国力量的遏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被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定性为一种注定要消失的体制，而美国有责任推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导致针对中国的非对称战争。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北京本应该很自然地与美国这个遥远的大国结成联盟，借此来对付俄罗斯这个邻近的强国，或者对付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美国“对亚洲大陆没有特殊的野心”，并且“由于俄国和日本曾经趁中国衰弱的时候入侵中国国土而导致中俄、中日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很明显即使美国没有殖民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领土要求，美国的战略要求（能源和军事）以及美国散布民主信仰的热忱也构成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自从美国由于日本的侵华政策直接危害其经济利益而真正支持中国抗战以后，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动荡，这使得布热津斯基的呼吁被集体遗忘了。卡梅隆·福布斯，一位支持中国的著名银行家，在1937年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前景“无比光明”，并且“中国将给予美国的贸易、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前所未有的前景，当然是在目前的敌对状态开始之前”。

　　在经济领域，美国领导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坚信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经济模式无限扩张的基础上。一个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外交政策中被表述为“门户开放政策”，因为威廉·A·威廉姆斯将其称为“反帝国殖民主义”。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与这种持续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美国副国务卿弗朗西斯·塞耶在新政时期强调的那样，商业扩张计划是“一种工具，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力来对抗目前灾难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对新政的负责人来说，经济的重建和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接受。威廉姆斯同时提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任何挑战或限制这种扩张的国家（或公司）”视作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因此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前者在拉美、亚洲与美国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在其发动对被美国视为其经济命脉的地区的军事侵略之前就已经被美国锁定为打击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失去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了关于贸易平衡的难题——美国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足迫使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尤其是从中国进口商品。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699亿美元，而2003年更是达到了924亿美元，增长了32%！中国的“倾销政策”和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但这种解释掩盖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缺点，并且试图将目前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错误嫁祸中国。

　　虽然在中美相互接近的道路上有许多经济和政治障碍，但是那些最不可逾越的障碍主要在于战略领域。亚洲力量关系的缓慢转变是关键所在。美国总是自认为是亚洲稳定的唯一可能的保卫者，然而乔治·布什上台以来犯下了许多战略错误。由于美国推行激进的意识形态观念，使美国在亚洲领导人眼中，包括美国最好的伙伴眼中成为了可能破坏亚洲脆弱平衡的危险因素，他们认为这片大陆本身已经是“世界上各种民族主义派别的最大集中地”。就像美国曾经为了遏制苏联的实力而在亚洲、非洲、拉美支持不合理的政体一样，现在中国也选择与那些至少暂时能够保证各方平衡的国家结成联盟。2003年4月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次行动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稳定的力量以及让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陷入混乱的能力，而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民。

　　中美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以及中国的核威慑力。北京充分考虑了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问题，对“台独”的态度足够坚决，因而排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现在或将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危险。然而，如果美国强烈感受到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而这种威胁来自于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以及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那么仍然很难排除它会采取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政策从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彭娇妍

第二部分：中国的军事挑战与主权质疑
     传统上来说，军人职业在中国是被看不起的。一句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好铁不作钉，好男不当兵。”皇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由无赖组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尽各种敲诈勒索手段。富裕或尊贵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选择军人职业，而是更倾向于让他们做行政官员。当民国取代清朝后，军阀和国民党的部队使得掠夺和恐怖的传统延续下来。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军队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特别关注建立一支“工农革命军”，这是自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军队使用的名字。这只军队不仅在对抗日本的军事战场和反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尤其体现在“攻心为上”的政治征服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她在面对人民时采取一种模范态度，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彭娇妍

中国于1978年开始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以美国为目标，并在欧洲引起许多疑虑。西方专家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发表各自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无法达成一致。这场辩论深受意识形态影响，遮盖了理性，限制了对时代变化的理解。

　　在华盛顿看来，欧亚大陆早在10多年以前就被明确定位为优先打击核心。在1999年11月19日，候选人乔治·布什在他第一轮外交政策演说中宣称：

　　“今天我想谈一下欧洲和亚洲……世界的战略核心……我们最应优先考虑的。”

　　后来他又补充说：

　　“北京投入到战略核武器当中的财力不断增加……新的弹道导弹……拥有更大作战范围的海军和空军。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谍报方面的危机。”

　　美国行政部门提出一个纯粹意识形态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冷战遗留的最后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共产主义制度因富于侵略性的传播而活跃，它通过政治颠覆和武力来推翻民主制度，以将其制度模式推广到全人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现今国际组织的主要威胁，她的军事现代化只是为了确保她在扩张到全世界之前，继美国之后成为亚洲的绝对霸主。在欧亚大陆，积极致力于其军事现代化的中国与地区强大势力结盟（指俄罗斯），越来越成为一种令人生畏的威胁。

　　在这方面，欧洲人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欧洲大部分领导人都不相信中国能超越其界限而形成军事威胁。他们都认为，关于武器销售的国际条约的严格执行甚至强化、地区安全国际条约的增多、武器竞赛的限制，都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足够约束性的框架，以抑制或消灭任何一种势力的霸权主义意愿。美国和欧洲在对华武器禁运解除方面存在分歧，在美国看来，从长期战略前景分析来看，应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抑制中国，以阻止一个强大势力的出现，这个势力可能反对由华盛顿制定的多个领域的政策。对欧洲来说，只要确保遵守1998年签订的关于武器销售的行为法规就足够了——这一法规是为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重返此领域，同时限制军事技术在敏感地区的转让。欧洲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多是基于政治考量，而非商业利益。实际上，因为可能卖给中国武器的国家数量众多，共享市场之后只剩下了有限的利益。除了限制中国在共同安全方面参与国际论战，防止北京加强自身科学技术的研究，禁运实际上主要是避免参与国雇佣外国专家，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在市场上人数众多……另外，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不像美国那样在远东地区有驻军，他们在中国军事力量上所持的观点更加微妙，而且他们比华盛顿更少聚焦于台湾问题。美国于2005年第一季度实施的压力目的在于引导英国重新关注这一问题，而英国一开始是支持取消禁运和推迟决定时间的。最近，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安吉拉·默克尔被任命为联邦德国的总理后，在未来几年里取消禁运的前景可能被终结。

　　作为中国随和谨慎的邻居，俄罗斯抓住了西方对中国武器禁运所提供的机会，迅速成为中国第一大武器供应商。这个市场对莫斯科来说代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另外，至少现在，这一举措可以确保建立俄中战略核心，其目的在于限制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扩张。然而这种战略默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其局限性，只要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俄罗斯自己军事实力的一个可能威胁，俄罗斯领导人就会发出指示，减慢其军事技术供应。考虑到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这种情况除非是很多年之后，否则不太可能出现。

　　总之，中国满足于表明其军事现代化在各方面的无害性。中国领导人认为其军事现代化仅仅是为了追赶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落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将是自然历史进程的结果，她在一个多世纪中遭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现在的发展使她得以重新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她的人文和经济潜力，而不是她的出现会威胁合作伙伴的安全。更确切地说，她的做法旨在恢复传统的帝国政策，在于确保其发展的和平环境。以前是通过缴纳贡品，现在是经济的相互依赖，而不是觊觎邻近区域以外的任何影响。然而，几十年间积累的军事方面的落后使她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一方面要面对可能出现的地区性危机(伊斯兰恐怖主义、台海危机、与日本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阻止美国在中国事务方面直接或间接的任何干涉——美国公开表明反对中国的制度。

　　面对他们的不同观点，迅速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直到1978年的发展变迁是很有趣的。

　　传统上来说，军人职业在中国是被看不起的。一句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好铁不作钉，好男不当兵。”皇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由无赖组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尽各种敲诈勒索手段。富裕或尊贵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选择军人职业，而是更倾向于让他们做行政官员。当民国取代清朝后，军阀和国民党的部队使得掠夺和恐怖的传统延续下来。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军队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特别关注建立一支“工农革命军”，这是自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军队使用的名字。这只军队不仅在对抗日本的军事战场和反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尤其体现在“攻心为上”的政治征服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她在面对人民时采取一种模范态度，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1929年12月关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讲话中，他指出：

　　“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但是，即使军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应超越政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彭娇妍

　　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在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才于1955年开始重组，并采用苏联模式才迈出了专业化的步伐。征兵制度的引入取代了简单的革命性自愿原则，使得能够对候选人进行筛选控制质量标准。军队内部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军人职业化开始优先于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拥有300万军人，自此中国军队在地区性危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像1962年在与印度战争中所证明的那样。共产党牢牢地掌握政权，以维持政治正统地位。有很大一部分的官员是其他党派的成员（在50年代，年老者中占90%，年轻者中占30%J·吉尔马兹，Editions Payot著：《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1979年，第208页。）。这种情况是受到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鼓励的，他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因公开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罢免。1959年，林彪代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军队要完全忠实于意识形态”的观点的坚定维护者，即使这要以削弱军队正规化建设为代价。为了确保军队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林彪使意识形态在军队内部的作用重新活跃起来。1962年对印度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似乎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新政治化过程并没有损害其军事专业技术的进步。军队甚至成为政党的榜样，鼓励政党从其组建中汲取灵感以促进自身运转。就这样，1964年2月发起的“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运动中，军队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尽管一部分军事领导人（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试图使人民解放军远离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自1957年开始就在中国周期性上演，中国还是在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在战略领域不犯错误”的要求下艰难前进。尽管零星的争议迅速被遏制，全中国对于新中国建立者的忠诚从没有中断。1966年2月，恰好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她是这场新的根本性的政治运动的掌控者之一）1966年2月在军队组织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由江青主持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尽管她先前与军界的联系甚少。突然介入军事事务，强化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化，这服务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由于对越南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对文艺问题所采取态度的各种争论，在人民解放军中林彪的潜在对手被排挤了。从1966开始“文革”小组控制了军事组织和文化机构。毛泽东亲手将人民解放军卷入这场暴风雨，并号召它“支持左派的大多数群众”，停止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供庇护，“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为左派革命群众提供积极支援”。军队自此不能再摆脱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否则就自身难保。1969年4月第九届党的代表大会上，20名政治局委员有12名是军队的。

　　1971年9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家人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坠机后，几位和其有牵连的将军被指控，人民军队的势力逐步减弱，政治作用降低，国防部部长职位一直空缺。1975年，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接任这一职务。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重新开始发挥它在维护国家稳定方面的作用，尤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国防部长是人民解放军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其职权与军委副主席相似。

　　因此，军队从1978年开始自然要求加入到改革和军事现代化的行列中，后者是党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之一。然而，军事大权仍完全掌握在中央军委手中。

　　伴随1978年开始的改革，人民解放军也进入了变革进程，同时它的地位和影响重新受到质疑。华国锋继任之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0年8月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政党和军队力量关系的问题突然提到议事日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实力受到极大削弱。然而军队虽然相对削弱，但仍然举足轻重。

　　后来华国锋的失败部分由于他在试图强化自己权力时无法得到军事将领的支持。1977年，邓小平恢复权力，担任军委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职务时，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一致拥护。1980年12月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时，军队的秩序得以重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都全力支持他。邓小平的目标是在军队内部重建严格的军事纪律，并赋予党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

　　那些忠于“文革”路线、享有一部分特权的军官们，对为刘少奇的彻底平反，以及对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讨论不满。1980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削减预算，1981年予以再次削减。1982年9月第十二届党代会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指出几位文化部门领导支持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观点。大会召开后几天，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海军参谋长被免职。邓小平意识到他必须对军队的领导结构进行重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的高级领导由于自身过去的革命历史使他们拥有强烈的正统性，他们在“文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从历史上来看，是人民解放军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合法性，并依靠人民夺取了政权。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它尊重人民和财产，由堪称榜样的官员领导。这也是第一次，士兵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的一员。因为在夺取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解放后党的机构中有很多高级官员都出身于军队。人民解放军已经与“文化大革命”连在了一起，而“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度使得军队形象受损。军队在共和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只有重返职业化才能使其重整旗鼓并恢复它的合法性。

　　从此，军队不再被号召去积极参与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支持国外的世界革命，它被要求远离政治活动。政治曾使它身陷“文化大革命”，从此它要全部投身于自身重组和“四个现代化”框架下的国防现代化中去。1982年，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第94条），1979年被平反的彭真在新一届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道：“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的，这自然包括它对军队的领导”。这个决定是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因为它打破了人民解放军一直受中共中央军委独自领导的枷锁，将控制权转移给国家。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军队成为一个简单的机关。邓小平当选为这个国家军事力量机关的主席，同时保留他党的军委主席的职位，使党和国家的决策达到一种和谐。军事领导机构逐渐职业化和专业化，从而使具有相同经历的职业军人保持步调，并试图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构思军事政策。

彭娇妍

（1）穷兵黩武的不是中国

一、穷兵黩武的不是中国

　　对北京政权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展开的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的努力，其目的在于获得或建设现代化军备，使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名至实归，并致力于军人职业化。

　　中国的军事预算成为美日共同攻击的目标，这种情况在布什上任之后尤其严重，即使这个问题早在前任政府当政时就由中国问题观察家提出来了。华盛顿以特殊方式宣称中国实际军事预算不透明，这基于两个主要因素：除了官方文告缺乏其他消息来源，以及国防预算在几个部委和行政部门的分散。有些不容忽视的开支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每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的预算中：在国外的采购、军事化开支（人民警察）、核武器计划和战略导弹、国家对国防工业联合企业的补助，某些关于研究的开支和预算外的收益《中国军事现代化：机遇和限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空军项目”，2005。等问题。美国分析家认为，从这些因素来看，中国的实际军事开支可能会比官方数据高出40%到70%。

　　然而，可能被北京隐瞒的部分国防开支并不能证明中国威胁的事实。为了给出一个与情况更为相符的证明，需要考虑到几个因素：

　　（1）美国国会2005年投票通过的预算上升到4740亿美元，是中国官方军事预算的15.6倍（302亿美元）。就像美国某些信息来源所坚称的那样，假如中国真正的军事预算提高到780亿美元，它还不及美国军事预算的五分之一。至于日本方面，它从未停止对中国军事支出的批评，而它2005年在国防上的投入超过440亿美元。

　　（2）在1978至1996年间，中国的军事预算相对停滞《中国军事现代化：机遇和限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空军项目”，2005，第105页。。自1996年开始正常增长，并于2000年开始加速。这期间发生了这些事情：一方面，1991年的海湾战争展现了美国的技术实力，使中国军队及其政治指挥机构陷入紧张；其次，同年末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在军事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美国领导人乔治·布什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是“宗教的仇敌和无赖国家的支持者”，并不再像之前比尔·克林顿所做的那样，将其视为“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这样，中国被列入美国头号敌国行列，她可能受到惩罚……

　　（3）2005年兰德公司对中国军事预算的分析表明，军事开支在公共开支中的比例从1978年大约15%大幅降到2002年的8%。另外，1978年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为5.5%，而2003年为1.73%。美国人均军事投入为1443美元，而中国仅为23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中国穷兵黩武。

彭娇妍

（4）中国的地理处境尤其困难：她与14个国家有陆上交界（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老挝、越南），其中有三个是有核国家（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另外六个国家面临伊斯兰好战分子的侵扰，而中国自己面临西部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

　　（5）相比较而言，美国只有两个陆路邻国，一个是议会民主制的加拿大，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墨西哥，而后者在经济上强烈依赖美国；令人更为惊讶的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直到现在它还不能对美国形成唯一可信的威胁；而朝鲜却对美国形成了尽管非常有限的威胁。

　　（6）美国庞大的国防开支的合法性，通过华盛顿自我授予一个职责来实现，即作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和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的推广者。然而，这种强加的“民主化”不但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还要在伊斯兰世界开花结果，正如“西方化”一样，注定会激起暴力反抗。

　　（7）核领域方面：中国的核计划的实施始于1954年终止于1955年，是在1950年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及1952年受到其继任者艾森豪威尔的恫吓之后做出的反应。他们都曾明确表示将在朝鲜半岛战争中不惜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中国的核计划从最小威慑阶段升级到有限威慑阶段，而后者假设面对常规战争、地面战争和战略核战争的威胁，目的是在对抗时足以控制战争升级。同时，中国不仅关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核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也关注对手的核实力。就像我们近几年在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所看到的那样，使用核力量的威胁成为它对外政策的一个手段。这种危险的战略在2005年5月遭到美国前国务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斥责。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

　　“冒着显然过于简单以及具有挑衅性的危险，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核武器政策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在军事上是无用而且极其危险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业现代化，迎来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军事工业改革，直到90年代末才得以实现。实际上，这项工业曾因官僚主义、预算困难和组织机构上的软弱无力而陷入瘫痪。1998年3月，军队的重担在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委员会解散后大大减轻，这个委员会是1982年建立的，被一个同名的非军事组织但受国务院领导的机构所代替。埃文?S?门德洛斯著：《对中国国防工业的分析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启示》，兰德公司，2004年2月，第6页。它在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设备购买方面的决策权力大大降低，并主要成为一个行政实体和中国国防工业的调节机构。同时，1998年4月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解放军总装备部，负责军事物资的采购和集中，直到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储存战略物资的其他部门。2002年10月，在江泽民倡导的新一轮改革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物资体系由此被合理化，旨在进行整体的优化管理。同上，第7页。

　　90年代中期，中国仍然强烈依赖武器和军事技术的进口。中国渴望其重要部门，尤其是航空航天工业和海军建设能够取得进步，逐步削减这方面的进口。自主的现代化军事设备制造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是西方武器禁运中第一个受益者，这场禁运使它成为中国第一大武器供应商。

彭娇妍

（2）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现实主义假说
二、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现实主义假说

　　对西方领导人来说，现在核心问题是对亚洲出现一个在国际社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其军事实力所导致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为了不使之成为美国政府扩张政策的束缚，这个分析应考虑到客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因素。现在大多属于新保守党党员或美国右派最保守势力的许多美国观察家，偏执地曲解中国的每个新方针，认为这是中国制度“自然的”挑衅性表现。这种观点自然使中国成为西方战略分析家讨论的焦点，转移了人们对白宫追逐的真实目标的注意力。这样，对美国来说，揭露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争霸野心的证据是合乎情理的。许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这个反华诡辩的桥头堡，并在涉及中国“威胁”的概念时模棱两可。2001年1月掌权的布什政府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同时否认了比尔·克林顿关于中国是战略伙伴的观点。每年，国会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通过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的渲染，旨在引起美国当局更大的警惕，尤其是渲染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基于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实际影响，威胁西方社会稳定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的日趋活跃，已经被公众舆论断定为“敌人”。现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成为美国势力“不在场”的证明。这些警告经常被国会议员所采纳，而且布什政府要在使民众对当选者放心的必要性和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之间找到支撑点。这种策略的回旋余地很小，难免发出模棱两可、甚至有时矛盾的宣言。当然，这项政策另外还使美国过于庞大的国防开支合法化，其中的收益维持了几个与华盛顿支配的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公司的财政。2003年4月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表明，布什政府的政策和与军工有关的工业巨头之间明显沆瀣一气。

　　如果说美国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首要推广者，那么它的盟友日本也摇旗呐喊，不甘居后。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首相任期内遭到极大破坏，日本自2004年12月就正式把中国视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东京方面针对北京的言辞越来越有挑衅性，试图将保守阶层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努力合法化，该条款禁止日本拥有真正的军队和进行军事活动。这项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了出来，并于1995年获得确认，当时国家防务计划首次将“日本周边地区”纳入日本防卫战略之中。但是，来自日本国内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立场抑制了这种发展，直到小泉纯一郎上台才出现转变。面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日本政权不间断地重申它的忧虑，并在美国的支持下，越来越明确地表明它逐步重建“正常”军事机构的意愿。2005年2月10日，约翰·博尔顿在东京明确指出，日本力求提升它在地区和国际的地位并改变其防卫政策，它不断增长的信心是它正成为一个只对自己的安全感兴趣的正常国家的标志。他补充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提升其军事能力，尤其是在太平洋的投射能力。”日本甚至在2007年1月9日，自1945年战败后首次重新建立防卫省。现在东京的战略是效仿美国的做法，它包括过度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威胁，同时也对朝鲜的威胁夸大其词，这是基于在与美国沆瀣一气并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下，致力于其自身的军国主义进程合法化。近年来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不仅在掌权的右派中非常明显，而且也体现在对立阶层和人民大众的观点当中，这种推波助澜打破了二战遗留下来的禁忌，并开启了不希望受美国控制的自主防卫机制的重建道路。

彭娇妍

　　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相比，中国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她具有固有的扩张主义本质，同时也无法表明她现在的军事现代化有助于其扩张。当帝国的舰队在海上远航至非洲沿岸的时代，中国绝对没有任何建立商行或军事基地的企图。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极度衰落时期后，中国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重新找回了统一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承载着数以亿计中国人民的希望，并最终摆脱了西方的轻视、日本的奴役和内战的蹂躏。然而，她很快又陷入了30年的意识形态风暴，这重新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内战——“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组织了唯一的三次境外军事远征（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有这些都注定会缓解苏联和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包围政策的束缚。

　　1979年2月针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正处在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时刻，而此时越南刚刚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占领了柬埔寨。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表明中国明显感觉到在其反对苏联在东南亚影响力扩张的战略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越南1978年6月加入“经互会”后开始彻底倒向莫斯科，这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1年突然出现的两个重大事件打乱了中国的战略布局：一、二月份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12月的苏联解体。第一个事件使中国看到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优越地位，并使她感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与这个日后自己的主要对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但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警告。苏联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上的明显失败使其在人民面前完全失去合法性，并最终导致垮台，中国领导人应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涉，以及它在全球碳氢化合物最大产区的核心区域长期驻军，对中国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形成主要威胁。而且在此之前，美国已在中亚建立基地，并同样在盛产碳氢化合物的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美国的第二个行动加速了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和缓，并使得俄罗斯和印度走得很近，尤其体现在军事领域。

　　为了适应唯一超级大国的出现，近25年不仅使中国政权修改了其经济政策和战略理论。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有时面对中国政治制度公开表示反对，这种言论经常隐藏在其表面随和的演讲中，而这些演讲的主要目的都以不影响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尽管美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发表或挑衅或随和的言论，但中国不给美国留下实现其目标（用尽一切方法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消失）的任何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密切注意美国的举动，破译其长期战略，并预见其敌对行为。尽管“中国现在并不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任何威胁”，国防秘书办公室：《中国的军事实力2005》，国会年度报告，第13页。美国军事分析家还是坦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能为北京提供“远远超过台海，而且能在亚洲进行一系列活动的军事力量”的吃惊。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美国自然不应该被中国认为是一大军事威胁，而且中国由于“在地区（亚洲）致力于军队现代化而体现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具有挑衅性。因此，美国从太平洋到阿拉伯—波斯湾地区部署了大批军队。假如中国海军冒险在安的列斯沿岸巡逻——维持受到美国和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威胁的拉美的脆弱平衡——华盛顿将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实际上，辩证的对立是有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在2001年9月11日后新保守主义者在华盛顿掌握大权开始后，战略分析以“善”与“恶”的观念为依托了，这样，世界以极端善恶二元论的方式非常明显地加以区分。美国被赋予不受时效约束地在海洋穿行和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力，这是因为它保证“善”的力量终将胜利。中国作为共产主义国家，代表“恶”并应该在其领土上保持防守姿态。这种基于国家间关系而浓缩的极端观点代替了美国战略的指导路线，并使美国的军事霸权（当然还有经济上的霸权）具有合法性。美国分析家天真地认为中国将“试图更快地诉诸武力和强制措施以便从外交优势中获利，她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国防秘书办公室：《中国的军事实力2005》，国会年度报告，第14页。难道这不是用典型的美国式习惯方法来臆断中国吗？实际上，中国追求的是通过经济发展展现实力，这需要她保护中长期的重要利益。在军事力量的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她要确保其可靠的威慑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几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和她在现代化上加大投入的现实，都不应该引起特别的恐惧。倘若台湾方面宣布“独立”的前景是一个能够引发危机的因素，华盛顿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台湾当局施压，并强制推行更加现实主义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只有一种可能迫使北京进行军事冒险，那就是美国对“台独”失控。现在，考虑到地区的力量关系和台湾新政权的愿望，2008年3月马英九当选后，重新开启恢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的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

彭娇妍

中国的主权质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她的思想观念和商品以越来越惊人的速度传播着，跨越了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不同的主体周期性地建立的，以期保护他们的经济、安全以及政治体制。随着从今以后不可避免地对外开放，全球化的趋势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华民族是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而且人口呈现出多样性的构成形式，不同的人群起初被遏制政策分隔开来，一些分隔要塞负责控制和稳定帝国的边境。为了确保中国整体安全，通过对毗邻地域的吞并，将这些人纳入了同一帝国。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依靠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该网络由隶属、服从、同盟的关系组成，朝廷制定的严格规则决定了它的运行方式。

　　在历经19世纪中期的穆斯林大规模叛乱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行将结束。中国的历史中心地区被居住着异族人口的外省围绕着，这些异族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但愿承认清王朝（由满族建立）的统治权。然而，三个周边地区给帝国制造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东边，台湾岛曾因《马关条约》（1895）而割让给日本，并且长久地脱离中国的统治；1933年，伊斯兰分裂主义势力企图利用日本入侵在中国制造的混乱，将新疆分裂出去；西藏承认其从属于清廷的地位，但部分贵族和上层僧侣利用清朝的衰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野心，试图让外部世界承认其“独立”。一个世纪以后，这三个省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仍是难题，并且对北京、外部和跨国势力而言，都构成了一个战略关键。出于某些宗教或民族原因，某些政治势力心存削弱中国的崛起、破坏将这些省份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野心。

　　这些运动发生在人们的身份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是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宗教、文化、种族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恋差异癖”的基础上。那些分裂团体试图在国际秩序中崛起，并质疑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教育成果，他们怀疑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福利。一些曾在国民教育的过程中采用文化灭绝政策的统一国家，如法国（强制消除科西嘉、巴斯克或不列塔尼的文化特征）或西班牙（以巴斯克地区为例），在几十年间它们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且经常伴随着暴力，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根除。美国和澳大利亚则选择了完全灭绝——从肉体上灭绝异族人（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这样就避免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幸存的异族人数不足并且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不得不提及未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犯罪手段，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在美国，除了屠杀和流放，对印第安人的灭绝采取了真正的生物战争的形式。譬如1763年美国独立前，英国将军艾姆赫斯特在匹兹堡（宾西法尼亚州）下令“在那些坏家伙（印第安人）中间散布天花”，他的副官布盖回答他已经借助受感染的被褥来传播疾病了《自杰弗里·阿赫斯特以来，18世纪北美的生物冲突》，伊丽莎白·芬妮，载于《美国历史》杂志，2000年3月20日。，直到1890年，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达到了种族灭绝的比例。美国公民仅仅在1924年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法律，通过将印第安青年送到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达到强制性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澳大利亚，对这块大陆的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种族灭绝持续了两个世纪，第一阶段的肉体灭绝迅速被文化灭绝所代替。直到1970年，混血后代们被带离土著家庭，在白人家庭里接受教育。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类似于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要求一直存在，但两个世纪期间土著人累积的自卑的劣等文化之感，促使他们要求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而不是要求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

　　与这些例子相比，必须注意到，中国对异族采取的逐渐纳入主权统治的政策从总体上来说对文化差异是非常宽容的。对封建朝廷来说，决定性因素不是要文化同化，而是要异族承认中国对领土的主权。以不太挑衅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中国是这种对文化过于宽容政策的受害者——他们从未打算灭绝当地人口并以汉族取而代之。目前在中国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少数民族关于身份认同要求的热潮提出了民族主义难题，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受来自外国的动力推动——一方面是伊斯兰复兴主义，另一方面是西方信仰危机。这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最适合的方法来保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同时寻找应对这些文化要求的最合适的解答。

　　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外国的反应显示了这一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冲击，明显超越了西方的政治操纵。过去20年来分离主义运动增多，催生了像科索沃那些经济上无法维持的国家实体，以及一些获得事实上的主权但还没有独立的国家实体。这些国家经济上，有时是政治上的脆弱性迫使他们将命运交到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手上——如美国或苏联，这导致了“虚拟国家”的增加。1991年苏联从中获益良多，多亏了三个国家的虚拟主权（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联在联合国一共拥有四票——他们的投票权同时也属于苏联。这些“虚拟国家”帮助一些大国巩固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在有关伊拉克的投票时，美国的立场总能得到太平洋岛国的支持，如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都是美国控制下的领土。

　　国际上对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要求越来越感到困惑，这种困惑在“西藏危机”中表现为一部分藏族的文化要求——他们希望其文化特征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这和越来越多的海外流亡藏族及其西方盟友无视近代史的事实而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所致的偏差有关。在欧盟多年前已经明确、正式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某些欧洲领导人仍然听任那些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宣言和评论泛滥。关于西藏和维吾尔族的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以不同于主流民族主义模式的方式思考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传统模式只会导致不断增加的暴力冲突和民族之间的不理解。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给予少数民族及其宗教越来越大的自治权，但是现在必须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清楚鉴别这些少数民族要求的实质、他们不满的原因以及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法。必须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因为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只有这样做才能防止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陷入这种复仇心切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

彭娇妍

（1）西藏的身份特征一

一、西藏的身份特征

　　西藏的身份特性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及文化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世界最初的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可可那尔湖地区的游牧部落一直纷争不断，但从未给中原帝国造成大的问题。在公元7世纪时，这些游牧部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西藏王国，并开始扩张。在西部，攻克了帕米尔高原；在东部占领了云南；而在北部则是塔里木盆地。西藏王国占领了今天青海省所在的地区，并在安史之乱后将疆域一直拓展到了甘肃地区。这样一来便把中国政府在塔里木以及准噶尔地区的军事机构，与它们在东方的大本营隔离开来。但这种扩张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公元842年，西藏王国分崩离析，并放弃了之前占领的领土，在战略上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西藏与中国内陆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西藏的文字与语言都源自印度，神权政治的模式与中国内陆的行政官僚统治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元750年到公元850年期间，西藏贵族试图适应中原文化，把子女送到中国内陆去读书，并与唐朝贵族通婚。然而这些试图拉近距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西藏再也不能重拾昔日雄风。尽管在14世纪，一位僧人曾尝试重新建立一种摆脱蒙古影响的“西藏民族主义”。但在1271年到1368年期间，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由于内部不同宗教派别间开展争权夺势的斗争，在几个世纪里，西藏一直都是一个地处边缘的行政区。西藏有能力给中央帝国造成一些小麻烦，但却无法与其持续对抗。明朝期间，北京与拉萨维持着一种持续的中央—地方关系。由于西藏离中央政治中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它得以保留了高度的自由及文化特性。

　　西藏主要有三大教派：西藏喇嘛教、本土宗教苯波教及伊斯兰教。人数不多的西藏居民（19世纪初时不超过600万）且主要是农业人口分散生活在不同领主的土地上。有一些藏民逃脱了达赖喇嘛的统治——这是建立在拉萨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就像西边的巴勒斯坦（又称小西藏）——信奉十二伊玛目的什叶派穆斯林王国，以及在印度贵族控制下的拉胡尔，另一些则是拉萨的附属国（拉达克、锡金、不丹），康巴的不同地区（1911年至1949年称为西康省，后分裂，分别归入四川、青海、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及安多（即今天的青海省）。

　　作为精神及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依靠官僚贵族来统治西藏。这个被划分成众多领地的王国在他的领导之下逐渐统一起来，但各个领地之间纷争不断。在达赖喇嘛年幼时，由摄政者负责政府事务的管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调整后，西藏的政治体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封建神权政治的模式。宗教势力掌握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掌握地方民兵部队，并且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非宗教力量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18世纪末期，在1792年清政府派出军队介入西藏—尼泊尔战争后，中国对西藏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对清廷来说，达赖喇嘛只是受中国皇帝委任的僧人。在西藏传统体系中，非宗教力量只能处于宗教的从属地位，行政长官只不过是地位低于达赖喇嘛的世俗领导者。1793年，乾隆皇帝通过金瓶掣签指定蒙藏大活佛的继承人，这不同于传统上通过长期观察一个孩子的特征从而选定转世灵童的宗教习俗。这时，英国对西藏的局部入侵使西藏向中央政府更加靠近。英国占领尼泊尔后，达赖喇嘛向中央政府请求军事援助以保护弱小的尼泊尔王国。但政府认为战争是发生在其管辖区之外的，并放弃了尼泊尔。清王朝没有认清英国从印度边境向中国周边渗透对其战略利益所带来的威胁。英国对与西藏间贸易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并尽量小心谨慎不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而引起中国的担心。自1819年来，摄政者泽蒙格林篡取了权力，并谋杀了数任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844年，应西藏政府中部分人的要求，中央政府推翻了他的统治，并将其流放到满州里。西藏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其摆脱英国和尼泊尔的威胁，尤其是在18551856年间的西藏—尼泊尔战争及1861年英国军队入侵锡金后。中国的衰落使其面临来自殖民地、英国及俄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亚地区。这样一来西藏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成为俄国及英国觊觎的对象及争夺的战略关键。1886年，英国与中国签订了《西藏—缅甸协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但与此同时，西藏也接受一种英国的半托管模式，西藏要与别国发展关系必须以英国的允许为先决条件。面对一种独立倾向的萌芽，为了重新掌握主动权，中国军队在1910年进入拉萨，十三世喇嘛逃亡印度。清帝退位后，十三世喇嘛回到西藏并宣布“独立”。当时中国年轻的共和国力量太弱，但是她拒绝接受西藏“独立”。然而，英国则希望通过谈判使西藏“独立”得到承认，从而确定自己在这个地区的霸权。

　　整个19世纪期间，西藏与外界的封闭隔绝状况促进了一种族内婚姻文化的发展，不管是在文学领域、哲学领域还是宗教方面都缺乏完全的创新。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在其他领域，譬如说绘画、装饰以及烹饪方面，中国的影响都在扩大。中国移民尤其是商人在中亚的影响力，导致产生一种反华情绪，并凝聚成一种民族特性。西藏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维持一种相对的“独立”。然而在1940年，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反对独立，他4岁时就被扶上达赖之位了。1946年，西藏代表在南京参与了共和宪法的修订。

　　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拉开冷战的序幕，中国的西藏成为了印度、美国的主要战略关键。西藏高原平均海拔5000米，西藏自治区占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控制西藏就意味着为美国提供了窥探中国边境的理想观察点；对印度来说，控制西藏意味着在与新中国的竞争中享有一个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地位。195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便将其纳入新中国的控制并最终消除独立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新中国的领导人仅仅是重拾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于1911年发表的讲话，即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已。但是“西藏问题”在这段最近的历史中增添了战略重要性，北京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51年以来在该地区进行了秘密行动。达赖喇嘛派遣密使与美国使者在印度会面，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国对其分裂活动的支持。自这一时刻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给予西藏分离势力以物质支持，并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基地培训了几千名抵抗运动分子，随后这些人被派往印度，渗入西藏地区，组织反中国政府游击队。一些西藏人参与了这些行动，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在其中扮演了类似于情报员的关键角色。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认定这种神权政治体系是封建性质的，政府所采取的民族改造政策自然引起了僧侣阶层的敌意。旧西藏社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僧侣及广大的农奴（在120万居民中大约占70万），这些农奴通常归寺院所有，生存状态极其恶劣。土地改革以及政府发起的“与野蛮落后思想做斗争”的运动，引起了寺院和数个世纪以来习惯于因宗教而得到尊重的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权力受到质疑。1959年3月，由于印度的破坏性活动，西藏爆发了叛乱，遭到中央政府有力的镇压。达赖喇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逃往印度。中央政府决定性地巩固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达赖喇嘛在印度安顿了下来，开始了长期的游说生涯，希望有一天可以获取“独立”。由于达赖喇嘛的流亡，十世班禅喇嘛取代了他在西藏住民中的影响。西方领导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西藏主权的事实，抗议只能停留在不明真相的部分人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