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对它的欧亚战略寄予的关注遭遇了中国委婉而坚决的抵抗,中国与俄罗斯联手运用各种手段,似乎正逐渐成功地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如双边合作协议、对美国撤军施加压力、中国能源公司调整定位等)。
(3)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促使中国进入传统上属于西方的领域(碳氢燃料、矿石等)。中国的能源战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华盛顿的每一个政策弱点、政策错误达到加强其在能源丰富国家的影响(如伊朗、“9·11”后的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等),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
(4)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上的半自由经济,这一新模式的成功带来了新的前景,并且打破了美国所宣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专制是无法兼容的意识形态理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就反映了美国理论的局限性,美国在1998年前一直支持印尼军政府,然而在这段时期印尼经济发展很快。诚然,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的政体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开放,然而从这次长期转型中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将与唯一受认可的西方议会制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也受到了美国力量的遏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被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定性为一种注定要消失的体制,而美国有责任推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导致针对中国的非对称战争。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北京本应该很自然地与美国这个遥远的大国结成联盟,借此来对付俄罗斯这个邻近的强国,或者对付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美国“对亚洲大陆没有特殊的野心”,并且“由于俄国和日本曾经趁中国衰弱的时候入侵中国国土而导致中俄、中日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很明显即使美国没有殖民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领土要求,美国的战略要求(能源和军事)以及美国散布民主信仰的热忱也构成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自从美国由于日本的侵华政策直接危害其经济利益而真正支持中国抗战以后,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动荡,这使得布热津斯基的呼吁被集体遗忘了。卡梅隆·福布斯,一位支持中国的著名银行家,在1937年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前景“无比光明”,并且“中国将给予美国的贸易、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前所未有的前景,当然是在目前的敌对状态开始之前”。
在经济领域,美国领导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坚信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经济模式无限扩张的基础上。一个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外交政策中被表述为“门户开放政策”,因为威廉·A·威廉姆斯将其称为“反帝国殖民主义”。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与这种持续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美国副国务卿弗朗西斯·塞耶在新政时期强调的那样,商业扩张计划是“一种工具,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力来对抗目前灾难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对新政的负责人来说,经济的重建和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接受。威廉姆斯同时提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任何挑战或限制这种扩张的国家(或公司)”视作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因此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前者在拉美、亚洲与美国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在其发动对被美国视为其经济命脉的地区的军事侵略之前就已经被美国锁定为打击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失去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了关于贸易平衡的难题——美国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足迫使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尤其是从中国进口商品。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699亿美元,而2003年更是达到了924亿美元,增长了32%!中国的“倾销政策”和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但这种解释掩盖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缺点,并且试图将目前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错误嫁祸中国。
虽然在中美相互接近的道路上有许多经济和政治障碍,但是那些最不可逾越的障碍主要在于战略领域。亚洲力量关系的缓慢转变是关键所在。美国总是自认为是亚洲稳定的唯一可能的保卫者,然而乔治·布什上台以来犯下了许多战略错误。由于美国推行激进的意识形态观念,使美国在亚洲领导人眼中,包括美国最好的伙伴眼中成为了可能破坏亚洲脆弱平衡的危险因素,他们认为这片大陆本身已经是“世界上各种民族主义派别的最大集中地”。就像美国曾经为了遏制苏联的实力而在亚洲、非洲、拉美支持不合理的政体一样,现在中国也选择与那些至少暂时能够保证各方平衡的国家结成联盟。2003年4月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次行动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稳定的力量以及让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陷入混乱的能力,而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民。
中美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以及中国的核威慑力。北京充分考虑了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问题,对“台独”的态度足够坚决,因而排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现在或将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危险。然而,如果美国强烈感受到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而这种威胁来自于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以及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那么仍然很难排除它会采取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政策从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