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王瑞平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

九一八事变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
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
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
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
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宁粤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王瑞平

中共武装割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九一八事变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近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
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2000人。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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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害，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重灾区灾民达2500万以上，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 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国民政府前期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大量资金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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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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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王瑞平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王瑞平

选择“九一八”当天发动战争是因消息泄露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军部中央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

王瑞平

具体经过

柳条湖事件

“柳条湖事件”，日军所使用的物证：几顶东北军的军帽、一支步枪、两根被炸的枕木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因为王铁汉的对日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于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当时情况，你做得很好！”见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142页。）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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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本军进占奉天市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王瑞平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负隅顽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