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王瑞平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王瑞平

九一八事变之东北军

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发动北大营突围战，先撤锦州，再撤关内） 东北军独立第12旅张廷枢（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19旅孙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20旅常经武（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骑兵第4旅郭希鹘（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9月19日发动长春突围战，战败被俘投日） 东北军独立炮兵第8旅刘翰东（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陆军总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计），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以如此大的兵力放弃中国东北令人惋惜。

王瑞平

放弃锦州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1月嫩江桥抗战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情商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道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王瑞平

再失热河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执辈，拥兵自重，根本指挥不动，也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蒋介石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暸，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张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了。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赴欧洲进行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

满洲国皇帝溥仪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谎称表示满洲本为满族的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王瑞平

兵力对比

日军方面

1.兵力人数

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

2:其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4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29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16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30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2联队，驻公主岭;

野炮兵第2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2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1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3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4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5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6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中国东北军方面

1.兵力人数方面：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2:部署驻地方面：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王瑞平

各方反应

中国国内

国民政府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蒋中正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中国共产党

中共借由国民政府抗日期间攻城掠地，扩充红军形成地方割据，在长江流域建立了闽西、赣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主要根据地，对抗国民政府的游击区域进一步扩大成124县以上[14]。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12月6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团由中央大学集结出发，沿途散发“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传单，行经成贤街浮桥时打伤警官2名，警员7名，宪兵1名。11日，中共带领北大南下示威团继续发动示威暴动，并拿出“打倒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各类油印传单或标语。

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团手执红旗直捣国民政府外交部，数名职员不来及逃出遭殴打成重伤；一部份学生约200名左臂䌸红布赴中央党部，以木棍击昏陈铭枢并绑架蔡元培，党部卫士鸣枪示警营救追回，由于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胁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红肿，头部亦受击伤送医。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同时郭维城1934才加入东北军。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1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918事件的有关报道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国内舆论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民间对日宣战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较著名的有如国民政府黑龙江代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领的江桥抗战（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于各自为政，遭到日军一一肃清，东北三省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游行示威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20]。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日本政府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王瑞平

历史纪念

中国政府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王瑞平

相关思考

为什么9.18被选为国耻日？

“九一八”，是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冷静思考，是为了让历史照亮未来前行的路。

1931年，日军自导自演“柳条湖事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同胞陷入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本为中国发展后盾的东三省，反成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满洲”，成为侵略和榨取全中国的前站。从此，9月1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勿忘国耻”，这应该是防空警报响起印在所有人心里的四个字，“9.18”，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觉醒日，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华民族在这一天彻底觉醒，但也为此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巨大牺牲。经过14年不屈不饶的顽强抗战，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

王瑞平

涉及人物

概况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

坂垣征四郎 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进军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 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在家中去世。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 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对中国的计划，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

齐鲁王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