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13名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野外露营时，突遇山洪暴发，导致11人遇难，令人扼腕。此事不禁让笔者联想起2023年的另外一起野外探险的4人不幸遇难事件。两起事故总结起来有一个共同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单是凭着一腔热情和自认的装备精良就敢无视人身安全，这是悲剧发生的根源。
据事后复盘，野外露营事件当中的涉事人忽视了户外活动几条重要原则。貌似平坦的露营地实际上是河道，山洪暴发水位猛涨，人们逃生的概率极低。更遗憾的是当天当地的天气预报已经对强对流天气提前预警，但侥幸心理让他们仍然坚持原地露营；另外当地牧民曾提醒过此处不适合露营，但涉事人仍坚持己见。综合以上因素，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近年来，文旅市场爆火，各种自驾游、露营、徒步穿越和探险类的户外活动渐成时尚。但与此类活动相关的技能培训、知识普及、安全教育等却并未受到大众重视，如此让“诗和远方”有时变得不再那么美好。
乐于亲近自然、探索自然无可厚非，但也要把安全出行置于首位，避免“乐极生悲”。
保障出行安全，首先就要把安全前置。出行前做好功课，防患于未然。对自己将进行的户外活动行程要心中有数，路况如何、路上是否会遇到因天气原因导致的泥石流、塌方等意外情况，旅行（露营）的目的地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当地季节性自然灾害的大致规律，出现突发状况时最佳逃生路线，遵守景区景点的安全提示提醒等。坚决做到不为冲动“买单”。
保障出行安全，还要加强日常安全意识培养。主动学习了解野外探险安全知识，提升安全意识，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珍爱生命，让“诗和远方”真正成为人之所向。（杨靖岫）
新一年毕业季，全国1200多万对未来满怀憧憬的“社会新鲜人”正在步入职场，很多城市纷纷开启“抢人”大战。目前，全国已有20余个城市发布了引进人才新政策，涵盖购房补贴、创新创业扶持等多维度福利，政策工具迭代速度远超往年。
人才政策创新是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各地人才政策推陈出新，一、二线城市政策效应显著，人才规模大幅跃升。但是资源禀赋较差的中小城市，面对城市化浪潮与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双重冲击，对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始终受限，人才引不来、活力弱、流失多等“小城困境”严重制约着城市发展。如何让这些中小城市逆势而行，在全国“大棋盘”中实现人才“破局”，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积极下沉、施展才华，成为亟待破解的命题。
城市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产业而聚。人才和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相互成就。对产业来说，人才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对人才而言，产业体系是其大展才华的舞台。相对于一、二线城市而言，中小城市大多处于努力崛起、追求跨越式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较于大城市有所不足，产业也多为传统产业，与青年向往的新经济、新业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导致青年人才，特别是一些高学历、高技能的科技人才，更愿意前往大城市就业，去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职业前景。
中小城市要实现人才“破局”，不能“贪大求全”，要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正视城市定位、重点产业定位的差异，立足城市发展实际需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与当地经济发展战略相契合，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人才政策助力形成人才竞争优势，进一步拓宽“人才朋友圈”，更好地实现人才量、质双提升，持续满足城市产业发展需求，在全国人才版图中刻下“独特坐标”。
受限于经济实力和城市能级，中小城市引才政策主要还是以资金牵引为主，多为满足人才引进后生活、安居、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刚性需求，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不仅优势不明显，而且精准度和吸引力不强。因此，中小城市要想在大城市人才虹吸效应中实现突围，重点是不能完全复制其重金抢人的策略，而要立足乡土禀赋，实现政策差异化、针对性“精准落子”，让引才政策实现特色化落地，摒弃在政策资助、公共服务等方面层层加码的同质化引才手段。同时要探索“套餐式”引才政策模式，根据青年人才的实际需求与意愿，自由搭配政策组合，既体现精准满足需求的人性化关怀，也防止政策资源的浪费，以此实现中小城市的人才破局、人气集聚。（李星宇）
新一年毕业季，全国1200多万对未来满怀憧憬的“社会新鲜人”正在步入职场，很多城市纷纷开启“抢人”大战。目前，全国已有20余个城市发布了引进人才新政策，涵盖购房补贴、创新创业扶持等多维度福利，政策工具迭代速度远超往年。
人才政策创新是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各地人才政策推陈出新，一、二线城市政策效应显著，人才规模大幅跃升。但是资源禀赋较差的中小城市，面对城市化浪潮与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双重冲击，对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始终受限，人才引不来、活力弱、流失多等“小城困境”严重制约着城市发展。如何让这些中小城市逆势而行，在全国“大棋盘”中实现人才“破局”，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积极下沉、施展才华，成为亟待破解的命题。
城市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产业而聚。人才和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相互成就。对产业来说，人才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对人才而言，产业体系是其大展才华的舞台。相对于一、二线城市而言，中小城市大多处于努力崛起、追求跨越式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较于大城市有所不足，产业也多为传统产业，与青年向往的新经济、新业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导致青年人才，特别是一些高学历、高技能的科技人才，更愿意前往大城市就业，去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职业前景。
中小城市要实现人才“破局”，不能“贪大求全”，要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正视城市定位、重点产业定位的差异，立足城市发展实际需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与当地经济发展战略相契合，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人才政策助力形成人才竞争优势，进一步拓宽“人才朋友圈”，更好地实现人才量、质双提升，持续满足城市产业发展需求，在全国人才版图中刻下“独特坐标”。
受限于经济实力和城市能级，中小城市引才政策主要还是以资金牵引为主，多为满足人才引进后生活、安居、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刚性需求，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不仅优势不明显，而且精准度和吸引力不强。因此，中小城市要想在大城市人才虹吸效应中实现突围，重点是不能完全复制其重金抢人的策略，而要立足乡土禀赋，实现政策差异化、针对性“精准落子”，让引才政策实现特色化落地，摒弃在政策资助、公共服务等方面层层加码的同质化引才手段。同时要探索“套餐式”引才政策模式，根据青年人才的实际需求与意愿，自由搭配政策组合，既体现精准满足需求的人性化关怀，也防止政策资源的浪费，以此实现中小城市的人才破局、人气集聚。（李星宇）
据央视新闻报道，博主利用AI仿冒奥运冠军声音带货、算法误判原创内容等乱象近来频发，暴露出技术狂飙时代的治理短板。当AI既能伪造名人声音卖土鸡蛋，又能“误伤”人类创作者，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真假博弈”中，治理的矛头该指向何处？
AI仿冒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王楚钦的声音叫卖土鸡蛋，与用主持人白岩松声线包装“正能量”的视频，看似一恶一善，实则同根同源——都是对人格权的“数字劫持”。法律专家指出，即便动机“高尚”，未经授权的AI仿声仍构成人格侵权，更会扭曲公众认知。当前，AI乱象已从“猎奇作怪”升级为“精准作恶”：假声带货牟利、换脸造谣毁誉……技术越“聪明”，作恶越隐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并将于9月1日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将治理关口前移，强制AI内容“纹身”，这相当于给虚拟世界装上“消防喷淋”。然而，仅有“打标”远远不够。全国首例AI误判案件中，平台因算法“黑箱”败诉，暴露出当前治理的软肋：算法权力缺乏制衡。治理AI乱象，既要对造假者“刮骨疗毒”，更需对辨真机制“输血供氧”——平台不能既当“裁判员”又藏“记分牌”，必须公开算法逻辑，接受公众监督。
AI乱象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法律、技术和伦理的“三重断层”。在法律层面，《民法典》虽明确声音权，但面对AI的“七十二变”，现有法律仍像“马其诺防线”——严谨却难防迂回攻击；在技术层面，检测工具如“近视眼抓飞蚊”，误判漏判频发；在伦理层面，部分企业仍抱持“技术无罪”的侥幸心理，将创新与责任割裂。破局之道在于构建“三位一体”治理体系：立法上加快涉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出台，技术上推广“区块链+数字水印”实现全链溯源，伦理上建立AI开发“负面清单”，将尊重人格权设为技术红线。
治理AI乱象，绝非扼杀技术创新。正如汽车发明后交通规则随之完善，AI治理的目标是“通车”而非“断桥”。从管理层面应设立国家级AI内容认证中心，为原创作品发放“数字身份证”；平台应建立“人工+算法”双重复核机制，让误判者有“喊冤”通道；公众也需提升“数字免疫力”——见到“明星带货”先问“是否AI”，遇到误封敢较真。唯有法律亮剑、技术赋能、公众觉知三力合一，才能在真假混沌的AI浪潮中筑起理性堤坝。
治理AI乱象，既要挥刀斩断“恶枝”，更要培厚“善根”。当每一款AI产品出厂时都自带“道德芯片”，每一次算法决策都能被“阳光照射”，我们才能真正驯服这头“数字巨兽”，让它为人类文明耕田犁地。（王志高）
据央视新闻报道，博主利用AI仿冒奥运冠军声音带货、算法误判原创内容等乱象近来频发，暴露出技术狂飙时代的治理短板。当AI既能伪造名人声音卖土鸡蛋，又能“误伤”人类创作者，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真假博弈”中，治理的矛头该指向何处？
AI仿冒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王楚钦的声音叫卖土鸡蛋，与用主持人白岩松声线包装“正能量”的视频，看似一恶一善，实则同根同源——都是对人格权的“数字劫持”。法律专家指出，即便动机“高尚”，未经授权的AI仿声仍构成人格侵权，更会扭曲公众认知。当前，AI乱象已从“猎奇作怪”升级为“精准作恶”：假声带货牟利、换脸造谣毁誉……技术越“聪明”，作恶越隐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并将于9月1日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将治理关口前移，强制AI内容“纹身”，这相当于给虚拟世界装上“消防喷淋”。然而，仅有“打标”远远不够。全国首例AI误判案件中，平台因算法“黑箱”败诉，暴露出当前治理的软肋：算法权力缺乏制衡。治理AI乱象，既要对造假者“刮骨疗毒”，更需对辨真机制“输血供氧”——平台不能既当“裁判员”又藏“记分牌”，必须公开算法逻辑，接受公众监督。
AI乱象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法律、技术和伦理的“三重断层”。在法律层面，《民法典》虽明确声音权，但面对AI的“七十二变”，现有法律仍像“马其诺防线”——严谨却难防迂回攻击；在技术层面，检测工具如“近视眼抓飞蚊”，误判漏判频发；在伦理层面，部分企业仍抱持“技术无罪”的侥幸心理，将创新与责任割裂。破局之道在于构建“三位一体”治理体系：立法上加快涉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出台，技术上推广“区块链+数字水印”实现全链溯源，伦理上建立AI开发“负面清单”，将尊重人格权设为技术红线。
治理AI乱象，绝非扼杀技术创新。正如汽车发明后交通规则随之完善，AI治理的目标是“通车”而非“断桥”。从管理层面应设立国家级AI内容认证中心，为原创作品发放“数字身份证”；平台应建立“人工+算法”双重复核机制，让误判者有“喊冤”通道；公众也需提升“数字免疫力”——见到“明星带货”先问“是否AI”，遇到误封敢较真。唯有法律亮剑、技术赋能、公众觉知三力合一，才能在真假混沌的AI浪潮中筑起理性堤坝。
治理AI乱象，既要挥刀斩断“恶枝”，更要培厚“善根”。当每一款AI产品出厂时都自带“道德芯片”，每一次算法决策都能被“阳光照射”，我们才能真正驯服这头“数字巨兽”，让它为人类文明耕田犁地。（王志高）
“考核这个筐，啥都往里装”，基层干部的无奈调侃，反映出考核中形式主义带来的沉重负担，暴露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将考核当作“万能钥匙”，导致考核任务过重、考核指标繁杂、考核内容琐碎的现实。
考核指标的设定本应服务于工作目标，然而，一些地区和部门却盲目追求考核的全面性，将各种琐碎、繁杂的内容一股脑塞进考核体系。比如，有的地方要求村里文化墙的标语必须达到一定字量，色彩搭配要符合特定标准；村里组织文化活动，不仅要规定活动的场次，还要对参与人数、活动形式等进行细致规定，至于活动是否提升了村民文化生活却并不关注。
考核的“筐”装太满，严重降低基层工作效率和质量。基层干部为了应对繁琐的考核，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花在准备考核材料上，编造数据、拼凑亮点，真正用于为群众办实事、推动工作进展的时间被大幅压缩，导致工作进度缓慢，许多工作只是浮于表面，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效。考核的“筐”装太满，也极大挫伤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当基层干部发现自己的工作成果不是由实际业绩决定，而是由材料的“美观度”和数据的“漂亮程度”衡量时，其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会受到打击。
考核之所以陷入“繁琐哲学”，一方面在于某些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将考核视为彰显个人工作成果的工具，认为考核指标越多、越细，就越能体现自己对工作的重视，从而在制定考核指标时，脱离实际，大搞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官僚主义作风作祟。一些上级部门在制定考核指标时，缺乏深入基层调研，不了解基层工作的实际困难和重点，仅凭主观臆断“闭门造车”，导致考核指标与基层实际工作严重脱节。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为解决考核乱象提供了有力依据。《规定》要求严格计划和备案管理，从源头上控制考核的数量和规模，避免考核过多过滥；改进方式方法，强调考核要注重实际效果，减少对形式和痕迹的过度关注，让考核回归工作本身；明确严控对基层督查检查考核总量，不搞月度、季度排名，不把是否开会、发文、拍照留痕等作为评判工作优劣的标准，努力为基层干部卸下沉重的考核枷锁。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应深刻认识到考核的目的是推动工作落实，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而不是追求表面政绩。上级部门在制定考核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基层实际情况和工作重点，以解决实际问题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科学合理设置考核内容。在制定民生工作考核指标时，应重点关注民生项目的实际实施效果、群众的受益程度等，而非单纯考核项目数量和文件落实情况。要积极优化考核方式方法，减少不必要的考核环节和繁琐的考核程序，多采用实地调研、随机抽查、群众评价等方式，避免过度依赖书面材料和数据报表。
考核评价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各地要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为遵循，切实优化精简考核体系、指标和方式，让考核的“筐”装得精准、实在，化繁为简、推动实干，坚决不让形式主义破坏考核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孟亚生）
近日，杭州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谈到，人形机器人走进生活，到每个人家里去，距离还比较远，行业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最大的难题还是机器人AI水平不太够用，没有突破临界点。
当前，人工智能迎来前所未有的热度，人形机器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亮相运动会赛场，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协调性。人们甚至开始期待，科幻电影中那无所不能的人形机器人一步步走入现实。在这样的期待中，王兴兴关于人形机器人尚未突破临界点、离走进家庭“距离较远”的判断，显得尤为清醒和深刻，他当然不是有意给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泼冷水”，而是对AI创新的一种理性沉思。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当下AI大模型的发展，也面临类似挑战。
从横空出世时的惊艳，到面临大规模应用的瓶颈，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进入了技术跃迁之前的静止时刻，甚至给人一种“卡壳”的感觉。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其实，技术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从蒸汽机到电力，从互联网到移动通信，任何一项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试错和沉淀，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大爆发。生成式AI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形机器人产业也高歌猛进，仿佛“智能时代”已触手可及。但随着热潮逐渐退去，我们开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的提升，要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从实验室的理论验证，到现实场景中的实际应用，从单一需求到复杂任务，技术要真正融入日常生产生活，确实就像王兴兴所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AI遭遇的瓶颈，恰恰说明我们正处在技术演进的关键阶段。尽管挑战巨大，但这些困难也在倒逼行业挤出泡沫，回归理性，不再盲目追逐概念与风口，而是更加注重技术积累与产品的真实价值。
在技术跃迁的前夜，我们不必盲目乐观，更不用消极悲观。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不能像人一样去理解和处理复杂任务，但它的学习速度、数据处理能力和执行效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丰富的应用场景，为AI算法训练提供了海量数据资源。同时，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支持，以及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力度都在持续加大，这些都给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孵化土壤。
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尊重科技创新的规律，拿出长期主义的精神持续探索，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一定会跨越瓶颈，迎来它的“奇点时刻”。（熊志）
近期，“民办本科院校招生难”问题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其中，在广东20多所民办本科院校中，有14所高校需要补录。经过三次征集志愿后，仍有多所高校“未招满”。如湛江科技学院经第三次征集志愿后，仍“缺口”2900余人。除了广东，针对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广西、黑龙江启动了本科第四次征集志愿。其中，广西更是在最后征集志愿时“不受文化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
据此，有舆论评论民办院校“不香了”“不行了”，还有人断言大部分民办院校会在不久的将来“退出”。其实，“民办本科院校招生难”，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部分没有办学特色的民办本科院校招生难，而并非所有民办本科院校都招生难。这恰恰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后，民办本科院校必然出现的“优胜劣汰”。民办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差异化教育选择，那些坚持高质量、特色办学的民办院校，不会退出，反而会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这些被考生“以脚投票”的民办院校，其共同特点是，除了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本科文凭外，办学缺乏特色、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两类民办院校的异军突起。一是新建的民办本科院校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录取分数超过部分985高校，这两所民办本科院校“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得到考生和家长的认可。二是曾经不受待见、被认为比普通本科“低人一等”的职业本科，受到考生的追捧，部分职业本科录取分数远超本科线。
这给面对招生困境的民办院校以积极的启示。首先，民办本科院校必须有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少部分民办本科可以举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部分民办本科院校则应该举办应用型大学，坚持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明确的办学特色，为受教育者提供差异化选择。其次，民办院校必须提高“教育回报率”，要从以往满足学历需求，回报受教育者学历，转变为满足教育需求，回报高质量教育。
有人预测，在2035年后，适龄学生减少，民办院校在此期间，会出现“倒闭潮”。“少子化”确实是民办院校必须面对的挑战，但不能就此唱衰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对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就是探索多元办学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竞争，为受教育者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民办院校也就需要因势而变，做好前瞻性的办学调整、规划，走特色化、差异化办学之路。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清理叫停超常规优惠政策后，一些落户河南焦作武陟县的企业反映：“发展得更好了！”“更有信心了！”
这一现象，似在意料之外，细究却在情理之中。
前些年，一些地方比拼超常规优惠政策，彼此“内卷”。部分企业尝到甜头后逐利而动。落户地方，瞄的是更便宜的土地价格、更多的税收返还，反而忽视了当地配套是否健全、产业工人是否足够、市场是否匹配等因素，企业落地后的发展掣肘越来越多……
如今，随着各地持续清理叫停超常规招商引资政策，政府有了更多资金完善基础设施，有了更多精力为企业办实事。企业也沉下心来，从自身发展角度选择合适的落户地，生产经营上有了更多突破。这样的变化充分说明，整治“内卷式”竞争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行业、企业、政府等多方协同发力、综合施策。
行业应发挥好“生态重构者”角色。以电商行业为例，平台企业汇聚行业数据、资源，既能纵览全局，又可“落子调控”，是破除行业内卷重要力量。当下，中小商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急需平台持续改进规则、优化生态，给予他们更多支持。从长远看，中小商家越来越好，平台发展方能“水涨船高”。
企业要向创新要动力、向质量要效益。毕竟，通过低价吸引客户，起初或许能尝到甜头，长此以往，却将破坏企业的生存根基。唯有跳出低水平竞争的窠臼，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产品，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需加快转变发展思路。不拼优惠政策拼什么？不少企业提出诉求：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办事效率，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链配套……这些，都比税收优惠、政策优惠更具吸引力。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招制胜。多从长远计，遵循经济规律，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汇集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方能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方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反侵略的人民战争。战争期间，除了反法西斯盟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激烈鏖战之外，世界各大洲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掀起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支援行动。中国是最早奋起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在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战争的推进，反法西斯同盟不仅致力于赢得军事胜利，更着眼于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1943年起，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对协调盟军在各个战场的作战行动、加速战争进程、彻底消灭德意日法西斯、构筑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础。1945年，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迎来了伟大胜利。战后审判与战争罪行的处置，不仅是对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捍卫，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与暴政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