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
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
说起他和这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
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
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
说起他和这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
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比如，对要自杀的人不能说“责备式”的话。因为想自杀的人通常心理很脆弱，自尊心很强，敏感、自卑，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责备。质疑、为难、低估的话也很容易让自杀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再比如，“劝善式”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你去做，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这样的话不能说。“因为有自杀念头的人，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人际关系几乎都切断了。他们和社会是对立的，在他们心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地球、宇宙。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既然‘我’活得那么痛苦，就走吧。他们的心态非常特殊。”钱友忠解释说。
在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中，钱友忠学会了一种叫“同步同理”的自杀干预技巧。即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同步理解他，他的气才会消掉；一个人悲伤的时候，跟他一起悲伤，他的悲伤才会消失。接线员要做“他证”，而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放进去“互证”。跟对方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钱友忠最佩服的人是林昆辉。作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他不但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这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还亲自为每一位志愿者授课，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他的很多理念在钱友忠听来是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在经过林昆辉“魔鬼式”的培训和严格的考试后，钱友忠从一名普通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变成一名合格的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
只要帮对方细细地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
作为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什么是最难的“技术点”？
钱友忠说，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对拨打电话的求助者进行危机干预等级分析，判断其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想自杀，然后采用相应的专业手法，降低其危机等级。
生命危机等级一共分为七级。第一、二危机等级属于轻度想自杀，第三、四危机等级属于中度，第五、六级是严重的自杀企图者，第七级则是已进入自杀程序的急迫危机。
一次，钱友忠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对方向他叙述了自己最近辞职的经过：“我好烦啊，活得好没意思！为什么同事们这么对我？人际关系好难处啊！”钱友忠判断，这种因为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引发的人际困扰，属于第二危机等级，这种轻度危机还不会威胁到生命。如果求助者并没有倾诉有针对性的具体事件，而是一味地说“上班没劲，心情不好，见谁都很烦，活着没意思”，那就是属于比较高的危机等级了，需要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
钱友忠接到过的最紧急的一次求助，危机等级达到了最高的第七级。
电话那一头，一个声音告诉他：“我已经站在了楼顶上，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个世界！”钱友忠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话筒里传来呼呼的风声。他告诉自己要镇定，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道：“你能坐下来和我谈谈吗？”对方同意了，坐下来和他开始聊天。
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对方放弃了跳楼。
当记者问道：“打完这样的电话，你一定很有成就感吧？”没想到钱友忠一口否定。他说：“不是你把人家的性命救回来了，就说明你的功劳大，说明你的功力深；处于第一、二危机等级的求助对象经由你的开导，不再发展到更严重的状况，才能显示你真正的咨询功力。”
钱友忠分析说，一般而言，那些非常绝望、决意要自杀的人是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但凡那些在高楼上徘徊、等待的人，内心并不想跳下去。这些企图自杀的人，就像行走在黑暗中，其实他们在寻找一束光，带他们走出黑暗。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只要帮他们细细地想，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只要有一个理由听得进去，他们就会放弃自杀。”
帮人就是帮己，他终于治愈了自己
与想象中不同，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
电话机前，当钱友忠在认真接听来电时，坐在他身边的赵小姐也在分机那头默默地聆听、记录。
这是林昆辉从台湾引进的“同工督导”制。在钱友忠接线的同时，他所有的咨询过程都将被录音，而作为督导的赵小姐将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接线员的表现进行分析，进而互相探讨。倘若接到了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个案，林昆辉将亲自为负责咨询的接线员做心理疏导，排除其负面情绪，保证接线员的“正能量”。
因为这是一条公益热线，所以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办公用品甚至饮用水，都是由志愿者捐赠的。每隔一段时间，热线的志愿者们还会自发召开“个案分析会”，大家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投入工作。
钱友忠说：“在这里我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还交了不少朋友，这儿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他的病退工资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可他仍然愿意自掏交通费前来参加无偿公益咨询的原因。
如今，钱友忠的生活变得丰富了。太太称他是一名“职业学生”，因为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心理咨询知识，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脑前，通过特殊的软件听读电脑里的书籍。他还请了一位音乐老师教他学手风琴，开心的时候就拉一曲给太太听。
更重要的是，他走出了自己心底的阴霾。
钱友忠说：“几年前，我曾经到一所中学去讲课。当讲到我失明的那一段遭遇时，情绪失控，根本讲不下去。而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了。”
帮人就是帮己。通过从事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这份工作，钱友忠也治愈了自己。
舒尔茨:偷咖啡的孩子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82次 1961年的那个冬天，对他来说很寒冷，当卡车司机的父亲出了车祸，失去了一条腿，从此要拄着拐杖走路。这就意味着父亲失去了工作，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失去工作的父亲，一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每日借酒消愁，变成了一个酒鬼。只要他稍不听话，父亲便大发雷霆，挨打就像是家常便饭。
12岁那年的圣诞夜，家家灯火璀璨，美食飘香。唯有他的母亲因借不到钱而愁眉不展，父亲大发雷霆，骂他们都是笨蛋。无奈的母亲只得驱赶他们到街上玩，肚子饿得咕咕叫的三个孩子，发现一家商场门口的促销商品琳琅满目。一个念头瞬间在他的内心产生，他让弟弟妹妹先回家，而自己一直注视着一罐包装精美的咖啡，他太想让父亲开心一下了。
瞅准时机，他快速拿起那罐咖啡塞到棉衣里，却不巧被店主看到。店主大声喊着“抓小偷”，他撒腿就跑，跑得足够快，自以为甩掉了店主。他回家将咖啡送给了父亲，父亲很开心，打开那罐咖啡，香浓的气息飘逸而出。还没来得及品尝，店主已追到了家里，事情败露之后，他遭到一顿毒打。
这个圣诞节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他进入了北密歇根大学，为了节省路费，上学期间他没回过家，所有的节假日都在打工。
艰苦的环境令他不断成长。毕业后，他从一份销售员的工作干起，后来，还晋升为一家公司的副总裁。
那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想他了，想见他，他从没想到父亲能说出这样的话。当时他正忙着和一个客户谈判，于是拒绝了母亲。两个星期后回家，才得知父亲已经过世了。后来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锈迹斑斑的咖啡桶，他认得那是他12岁那年偷的那罐咖啡。盖子上有父亲的字迹：儿子送的礼物，1964年圣诞节。里面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儿子，作为一个父亲，我很失败，没能给你提供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也有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咖啡屋，悠闲地为你们研磨、冲泡香浓的咖啡。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我希望儿子你能拥有这样的幸福。”
昔日的打骂成了珍贵的记忆，悲伤顿时占据了整个心灵。妻子雪莉鼓励他说：“既然父亲的愿望是开间咖啡店，那么我们就替他完成愿望吧！”
于是他开始留意与咖啡相关的信息。他发现一家销售咖啡豆的公司，并深深地喜欢上了，为此，他毅然辞去年薪7。5万美元的工作，担任那家公司的营销总监。但是，他还有更深远的梦想，那家公司的高层并不认可，无奈之下，他又离开了。之后，他疯狂地四处融资。他的执着并不为人所理解，有人劝他放弃梦想，去干点实事。可他无法放弃。
两年后，历尽艰辛的他终于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他买下了那家公司的全部股份。
那家公司就是星巴克，而他就是那个为父亲买下梦想的穷孩子舒尔茨。
中国“劳模”在法国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105次 忙碌对中国人来说，常意味着勤劳，与懒散、懒惰对立。报刊也常称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
这种“忙碌”的“美德”也伴随着我来到了法国。我从南京大学到法国做访问学者后，虽然脱离了国内的各种忙碌：应酬的忙碌、单位的忙碌、家事的忙碌……但内心的“忙碌”感依然保持着，人虽然在法国，生活和教学的环境也很安逸——除了每星期给法国大学生上不多的课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属于自己，但我紧绷的弦、厮杀的心、不可懈怠的斗志一直没有松懈下来，就像一直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虽然战争已结束，回到了大后方，但还是保持着作战的姿态和对周围高度的戒备状态。
忙得没时间享受生活
这种在国内训练出来的“美德”使我失去了细细品味生活和享受新生活的机会。一位住在巴黎的法国学者邀请我到巴黎游玩，我嫌花时间和精力，懒得更新自己的生活内容，宁愿像一只蜗牛一样蜗居在自己的房子辛勤地耕耘，对于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也不愿意走出去。又有一次阿哈斯旁边的城市举行什么节日庆典，我也没有去，我用“忙碌”作为理由拒绝前往，我对自己说：我很忙，我去不了，我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写很多很多的文章。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忙碌中，新生活、新事物与我渐行渐远，因为自己的忙，对生活尤其新生活没有时间品味，所以也谈不上感知，更说不上享受。
在法国，不仅我“忙碌”，那些移居法国且已在法国生活多年的华人也一直“忙碌”着。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辛酸和辛勤时有耳闻，但这次却是切实地感受到了。我认识的一个开皮包店的吴姨，非常“忙碌”。她没有休息日，法定的周末两天休息对她来说形同虚设，因为周六她开门做生意。周末很多不上班的法国人逛街买东西，这大好的做生意的时间她自然不会放过。一个月的四个周日，她有一到两次是去巴黎进货。早上开车出去，在巴黎吃个午饭，黄昏回来。法国人的商店营业时间比较短，我曾经去一个电信公司的店买手机卡，该店早上10点开门，晚上7点关门，但在同一条街上的吴姨的店是早上9点开门，晚上9点到10点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