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迟到，听会睡觉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125次 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安理会开会，成天与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打交道。像我在联合国工作的1994年，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都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又举行了至少270次“五常”之间的磋商，这3个数字加在一起说明，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次会。当然，开会也是有成绩的，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
有的会开完后是要投票的。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有沟通，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一个多年形成的习惯性做法：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位子空着的话，就被视为弃权或缺席。
我到联合国工作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中国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经常是开会时间已经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个时候，安理会主席就用木锤子敲桌子，提醒大家要开会了。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锤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英国同事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起小时候走村串户的卖货郎经常摇着一个拨浪鼓，我说，中国的锣声音太大，安个电铃又得拉一条电线，不如找一个摇铃。于是，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了一项专门“预算”，同意购买一个摇铃，命名为“李氏铃”（Li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多年后，外国朋友还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完毕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了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外长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1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对安理会的贡献‘李氏铃’搬到这个小屋来吧，何况咱俩已经把所有该谈的事都谈完了。”会客室里响起一阵笑声。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1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铃声响过两分半钟，中澳外长的谈话才结束。我匆匆与唐纳外长告别，与荷兰外长握手，肩并肩地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兰外长仍不依不饶地说：“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两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首字母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谁要求发言，谁就向这位秘书报名。
安理会开会时总有一些常用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时，他总会说，感谢主席先生，祝贺某某大使（指前一位发言者）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想说的话。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叫各位大使发言。当我叫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代表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单调乏味，竟然睡着了，没有听见我叫他发言。我又叫了一遍，日本大使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很快，日本大使进入另一种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日本大使祝贺的某某大使还没有发言呢。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只见他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很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会场气氛就能变活跃了，这样我们的讨论可以变得更热烈、更深入。”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5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往往有不少共识。哪怕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也会高调保持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之后，才拿到安理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除了“五常”大使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五常”外长也就重大问题举行不定期磋商，有时还举行“五常”领导人的会晤。这些都体现了“五常”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责任感。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写过书，有基础。英国代表说他年纪太大了，就不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表示，他有空得学打马球，没时间学。我也不会用电脑打字，在“五常”大使中资历最浅，就对他们说：“我们应当发扬民主，我愿意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的建议最后没通过，我至今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
洛杉矶乞讨Style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182次 在好莱坞明星聚集的美国洛杉矶，每当夜幕降临，衣着光鲜的都市人撤回各自位于郊区的住宅后，市中心就成了无数乞讨者的舞台。地铁是乞讨者常出现的地方。一次，我从好莱坞坐地铁回市区，看到一个跛脚、驼背、白胡子长到胸口、牙齿都掉光了的老人费劲地挪上车，含糊而用力地说：“有人愿意帮助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者吗？”然后挨个座位问过去。这样的乞讨者太多了，地铁上的乘客大都不是有钱人，老人走过一整节车厢，只得到一个小女孩从妈妈手里要来的钱。
地铁上乞讨者多，与地铁站入口的设计有关。在洛杉矶，很多地铁的站台为半开放式，只在出入口旁竖着一个可以刷卡的仪器，完全没有栏杆，也没有工作人员，刷卡买票纯靠自觉。我坐了那么多次地铁，在站台上几乎看不见管理人员，乞讨者轻易地进入地铁也就成为可能。
而街上的乞讨者们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们不会把自己弄得看起来很可怜，而是想出各种创意吸引路人。
街角或人多的地方，常常坐着穿黑色或棕色袍子、手拿《圣经》的人。他们嘴里不断念叨着旁人听不清的话语，一会儿问苍天，一会儿指大地，在戏剧化的动作完成后，以传播“福音”为由向路人要钱。
闲话家常的也不少。我有次坐在公交站长凳上系鞋带，旁边一个大约50岁的妇女突然对我说：“你的鞋子真漂亮。”然后来了句，“我还差25美分交电话费，你可以帮我补上吗？”
我还碰到过一个年轻人，他就坐在街边，手里拿着张纸板，上面画着一个调皮的笑脸，写着一句话：“1美元，就给你看背面写了什么。”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等在红灯旁拍车窗的硬来型、在快餐店里直接问正在排队的人能不能帮着买一份炸鸡的蹭饭型……
最有趣的是巧舌如簧型。我的一个叔叔曾被乞讨者截停，对方告诉他：“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百万富翁，你是我遇到的第213个人……”
“你要什么？”
“1美元。我会找够100万人。”
走进英语世界的中文词汇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190次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句话无疑已成为2013年中国网民最热捧的网络流行语之一，也给“土豪”赋予了新的含义。
《牛津汉英词典》编著者正在考虑将“土豪”的新含义收入其中，甚至有可能在更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虑后，进一步将其收入《牛津英语词典》。
的确，近年来像“土豪”一样引起英语世界关注的中文词语越来越多，国际主流越来越关心“中国怎么说”。
“很感兴趣”
牛津大学出版社双语词典项目主管朱莉·克利曼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于当前在中国社会引起反响的词语十分感兴趣，而这些词往往也能在国际上引发广泛讨论……我们将首先考虑把‘土豪’一词的新含义收入《牛津汉英词典》，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作为连续10年负责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资深专家，克利曼表示，近年来中文词汇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英语世界对于中文词汇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今年（2013年）9月，‘大妈’一词也曾引起我们的关注。”克利曼举例说，“这一词语的新含义及其影响也值得我们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
2013年上半年国际金价下跌期间，许多“中国大妈”出手抢购，甚至成为影响全球黄金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现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视频新闻播报中，甚至直接用了“Dama”一词。
据克利曼介绍，要将这些词语收入词典，首先需要考虑它们的使用频率、普及程度。除此之外，翻译后的词语能否达到原有词语的效果，也是一大考虑因素。比如“土豪”一词，如果翻译成英文，可能很难完全体现其双关性及俏皮的语气，所以直接把“Tuhao”收入词典可能更加合适。
据悉，《牛津英语词典》（网络版）的更新频率大概为每3个月一次，除了对原有的词语解释进行“修补”，每次更新基本都会有新词被收入其中。比如2013年6月的更新，曾收录了“Twitter（推特）”“Geekery（极客范儿）”等新词。9月份的网络版则收录了“Selfie（自拍）”等词，并且“Selfie”还被《牛津英语词典》选定为2013年的“年度热词”。
《牛津英语词典》前主编约翰·辛普森曾对媒体表示，以前一个新词从出现到最终收入词典，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而现在网络版每季度的更新，打破了这个传统，这有助于跟上时代的发展。
而针对中文词汇，尤其是中文流行词逐渐增多的现象，克利曼认为，这与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紧密相关，并且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中文流行词进入牛津词典。不过克利曼也指出：“这些词语能否在英语世界发挥像它们在汉语中那样的影响力，这还有待观察。”
在外国“扎根”的中文词
被收入词典，可以说是中文词语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步。不过在“Tuhao”等新词引发外界关注之前，它们的一些“前辈”早就漂洋过海，在外国“扎根”。这些词语对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饮食、哲学、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英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漫长阴冷的冬季，食物的单调乏味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与英式餐厅大同小异的“Fish&Chips（炸鱼薯条）”招牌相比，打着“DimSum（点心）”字样的中餐馆是许多外国人的最爱。
听发音就能猜到，“DimSum”源自粤语。英国人离不了下午茶，红茶配甜点被认为是最惬意的休闲方式之一。虽然英语中不乏“糕点”一类的词语，但早已被粤式点心征服的英国人偏要学着粤语“点心”的发音，“请”进这么一个外来词，或许也体现了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肯定。同类的词语还有“Tofu（豆腐）”“Maotai（茅台）”等。
除了美食文化，中国古老的哲学思辨也令老外十分感兴趣。比如2013年9月，英国科学家曾公布一项新成果，说食盐增加高血压风险或许不是绝对的，因为虽然其中的钠离子会增加高血压风险，而氯离子却有利于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死亡风险。在发布这项成果时，科学家在论文题目中用了“YinYangEffect（阴阳效应）”一词。的确，如果只能选一个词阐明这种思辨的哲学关系，中文的“阴阳”无疑是最佳选择。
许多国人不明白，香格里拉在国外的知名度为什么如此之高，看看英语词典或许就能豁然开朗：“Shangrila”在英语中就直接解释为“理想之地、世外桃源”。这个位于我国滇、川、藏三地交界处的静谧之地，其神秘感和对外国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而与“Shangrila”同义的“Xanadu”，同样源自与中国有关的美丽传说。
“独有特色”的尴尬
目前《牛津英语词典》中约有120个与中文有渊源的词语，之所以直接收入词典而不是用已有英文单词代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词及其产生背景是中国独有的，有鲜明的中国痕迹。
然而如果说词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绝对不只照出光鲜的一面，有些词语并不那么“正能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也显露出我们在发展中产生的一些有点尴尬的“独有特色”。
记得有一次与一个英国朋友吃饭，说起了在中国与英国办事的差异，记者用了“connection”一词，解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情社会”，没想到，对方立即准确地说出“Guanxi（关系）”一词。
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如此了解，让人惊讶。不过很快记者就发现，是自己“孤陋寡闻”了——“Guanxi（关系）”一词原来早就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其解释为：源于中国普通话，字面上理解和“connection（联系）”同义，特指在中国有助于商业活动和其他交易的社交网络、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
英国和美国媒体还曾直接使用过“Chengguan（城管）”一词，介绍中国这种独有的“类似市政警察”的管理人员。而英美媒体都认为，有关城管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公众对这一人群多有怨言。
英文词典收入的一些类似词语还包括“Laogai（劳改）”“Shuanggui（双规）”“Hukou（户口）”“Hongbao（红包）”等。这些词语直指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特殊存在。
再回到“Tuhao（土豪）”一词。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档节目在谈到“Tuhao”进入词典时，这样解释该词含义：用来形容花钱铺张的人，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使用该词来攻击有钱人。BBC认为，“土豪”的新含义与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有关。
由此看来，“土豪”进入牛津词典，或许是个新鲜事，但似乎并无骄傲可言。
喝茶喝通了世界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88次 白银都流到哪儿去了？全世界都在问，不光中国。
英国人说，都流到中国去了——通过贸易逆差。为什么会有逆差？就因为英国人要喝那口茶，放不下。
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出了世界首富。为此，英国派了马戛尔尼到中国来，想改变一下这个局面。负责接待的，就是后来被美国人评为“世界首富”的和珅。
都被皇帝接见了，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改变，英国人显然很失望。马戛尔尼来时，正是英国的一个尴尬时期，这尴尬，便是喝茶喝出来的，对外喝丢了新大陆，对内喝出了贸易逆差。大清朝虽然闭关锁国，但中国茶叶却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喝茶改变世界。
喝茶，喝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经济格局，还喝出了一种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