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了我的带子一看，笑了笑说：“不错，虽然BruceSpringsteen是个了不起的摇滚歌手，但你听过他以前的东西吗？”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上课”了，“课堂”里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人物，稀奇古怪的理论，以及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比如一首二十多分钟长的摇滚乐，一个让吉他着火的狂人，一名躲在各种电子仪器背后制造宇宙叹息的隐士。最神奇的是到了最后，他竟然说：“可惜，BruceSpringsteen堕落了，居然在这张新专辑里加进了舞曲，那还算摇滚吗？”然后他在下车之前赶紧抄了一张小纸条给我，里面有他所谓的“入门经典”，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用心去听。
堕落？音乐也有堕落这回事吗？什么叫作堕落的音乐？为什么一个摇滚好汉开始玩舞曲就叫作堕落呢？再看看他那张字迹清秀的“秘籍”，上面有几个陌生的名字，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高人吧？
自此之后，我按图索骥，越摸越远，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超脱凡俗的世界，就像《纳尼亚传奇》里面那个神奇的衣橱，又像《哈利·波特》里火车站上那个看不见的月台——只要一走进去，我就能逃离身边这让人厌烦而庸俗的现实，得到自由。
所谓自由，首先是跟人家不一样。当其他台湾同学都在听香港过来的谭咏麟、张国荣以及梅艳芳的歌，并且不厌其烦地央求我教他们粤语发音时，我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那是他们所不识的。
赤裸点讲，比起他们，我比较不堕落。
然后我又想起了电影。虽然我不泡电影院久矣——总是为了省事躲在家看碟，但我实在很怀念那段日子：几乎掏尽所有零用钱去排香港电影节票房的队，然后一天连赶五场戏，中间出来就用口袋里仅余的硬币换面包干啃。听起来辛苦，忆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真有一种幸福充盈全身的舒畅。为什么？因为自由。
电影学者游静曾经写过一段十分美妙的话，大意是进电影院看戏是需要勇气的。她真是说得再好不过了。请想想看，我们和一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坐在同一间漆黑的房子里，目睹银幕上种种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些场面或许叫我们汗流浃背，或许令我们潸然泪下，甚至让我们的脸从耳根开始一片赤红。虽然看不见，但邻座渐趋沉重的呼吸，身体散发出的异样，难道我们会感觉不到吗？
世间最残酷的景观，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诚，我竟然就在人群中看见了。没有遥控器，我调节不了画面的行进方式与速度、声响的大小和高低，我就这样被动无助地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任由电影摆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忆以及遐想。
走进影院，岂能不要勇气？
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有某些独特、用心而神秀的电影作者，他们竟敢撕破日常琐事所掩盖、修饰的真实，把命运的无常、上帝的退隐、承诺之背叛、欲望之阴暗，全都大胆地拍了出来，交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游静还说：“人家都敢拍了，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是的，我还怕什么呢？看电影，尤其是看好电影，原是一种在众人中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英勇行动。所以，许多影评人才会如此珍惜“真实”。“真实”不是技法上的“写实”（很多时候，“写实”恰恰才是说谎的最好方法），而是电影作者敢于认真对待自己，敢于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于面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质地。
因此，看电影于我就和听音乐一样，是少年时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开始或许还是为了在同学中间树起不凡的自我感觉，但其实更是为了逃离庸俗的宰制，离开“成人社会”的无聊和谎言，离开森严的学校体制，离开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时代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热门的音乐和电影，更无法忍受电视上那些虚假的俗华与美丽的面具（真是报应，我今天竟以此为业）。音乐与电影绝对不是娱乐，它们怎能是娱乐呢？有人问讨厌文化工业以至于厌恶一切娱乐的阿多诺：“你平常有什么消遣？”一向严肃的阿多诺简单而冷峻地回答：“我从不消遣。我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诚然，聆听勋伯格确实该比工作还认真。
可是我总不能只听勋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体环境之中，我们被迫接受大量噪音，并且以噪音为沟通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的电影，假如我也去听张学友的歌，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沟通而已（比方说，学会对一个女孩唱歌）。万一我在那些滥熟的曲调中得到吟唱的乐趣，在港产闹剧前笑得人仰马翻，我会忍不住自责，恍如一个修行者在犯禁的行为里感到愉悦，是一种“罪疚的享乐”。尤其在我开始写评论之后，更是极其扭曲地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似乎这种鞭打自己的行为可以减轻那种罪恶感。
也许是受到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年之后，我才渐渐缓释这种正邪不两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试着在自己对周星驰的喜好里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据。更妙的是，这种依据竟然还可以用繁复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去表述，因此显得更为庄严。奇怪的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我竟然也逐渐失去了写乐评、影评以及所有艺术评论的动力。当初推动我写作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我忘了。
我很喜欢法国学者雅塔利的《噪音》，他认为音乐基本上是一种组织和判别噪音的产物，同是声响，音乐与噪音的分别决定于一套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这又让我想起两件不相干的事：十几年前，我在纽约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本约翰·凯奇亲笔签名的《沉默》，售价40美元。当时嫌贵没买，后来悔恨了一段日子。两年前，我看了德国导演PhilipGroning的纪录片《遁入寂静》，拍的是法国山中一座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头身着斗帽长袍的修士严守禁语的戒律。于是整部片子除了钟声与诵经声，就几乎没有别的声音；镜头则在一片白雪笼罩的古建筑内外缓缓挪移，再无颜色。空白而沉默，大音希声，此之谓也。所以，我是否拥有凯奇的签名著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马语时间:2014-07-16 作者:未详 点击:129次 像一把粗大的鬃毛刷子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晃动着一个巍然的影子，宛如一堵厚重的黑墙。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怦然心动。我猛然惊醒，身后的现代生活背景悄然退去，阳光灿烂，照耀着三十多年前那堵枯黄的土墙。墙头上枯草瑟瑟，一只羽毛灿烂的公鸡站在上边引吭高歌。墙前有一个倾颓的麦草垛，一群母鸡在散草中刨食。还有一群牛在墙前的柱子上拴着，都垂着头反刍，看样子好像是在沉思默想。弯曲的木柱子上沾满了牛毛，土墙上涂满了牛屎。我坐在草垛前，伸手就可触摸到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到那些牛。我没有摸鸡也没有摸牛，我仰脸望着它——我亲密的朋友——那匹黑色的、心事重重的、屁股上烙着“Z99”字样的、盲目的、据说是从野战军里退役下来的、现在为生产队驾辕的、以力大无穷任劳任怨闻名乡里的老骒马。
“马，原来是你啊！”我从草垛边上一跃而起，双臂抱住了它粗壮的脖子，我心潮起伏，泪珠在它光滑的皮上滚动。它耸耸削竹般的耳朵，用饱经沧桑的口气说：“别这样，年轻人，别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子。好好坐着，听我跟你说话。”它晃了一下脖子。我的身体就如鸿毛般脱离了地面，然后就跌坐在麦草垛边，伸手就可触摸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那些牛。
我端详着这个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它依然是当年的样子：硕大的头颅、伟岸的身躯、修长的四肢、瓦蓝的四蹄、蓬松的华尾、紧闭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盲了的双目。于是，若干的情景就恍然如在眼前了。
我曾经多次揪它的尾毛做琴弓，它默默肃立，犹如一堵墙。我多少次坐在它宽阔平坦的背上看小人书，它一动也不动，好像一艘搁浅了的船。我多少次对邻村的小孩子炫耀它，编造它的光荣历史，说它曾经驮着兵团司令冲锋陷阵，立过赫赫战功，它一声不吭，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我多少次向村里的老人请教，想了解它的历史，尤其想知道它是怎样瞎的，无人告诉我。我多少次抚摸着它的脖子问：亲爱的马，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是炮弹皮子崩瞎的吗？是害红眼病弄瞎的吗？是老鹰啄瞎的吗？——任我千遍万遍地问，它不回答。
“我现在回答你。”马说。马说话时柔软的嘴唇笨拙地翻动着，不时地显露出被谷草磨损了的雪白的大牙。它的声音十分沉闷，仿佛通过一个曲折漫长的管道传递过来。这样的声音令我痴迷，令我陶醉，令我惊悚，令我如闻天籁，不敢不认真听讲。
马说：“日本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眼睛的故事。琴女春琴被人毁容盲目后，她的徒弟也是她的情人佐助，便自己刺瞎了眼睛。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杀父娶母之后，悔恨交加，自毁了双目。你们村子里的马文才舍不下新婚的媳妇，为了逃避兵役，用石灰点瞎了双目。这说明，世界上有一类盲目者，为了逃避，为了占有，为了完美，为了惩罚，是心甘情愿自己把自己弄瞎了的。当然，你最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瞎了眼睛……”马沉吟着，这个话题勾起了它的无限辛酸的往事。
马说：“几十前年，我的确是一匹军马，我屁股上的烙印就是证明。我的主人是一个英武的军官，他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满腹韬略。我对他一往情深，如同恋人。有一天，他竟然让一个散发着刺鼻脂粉气息的女人骑在我的背上。我心中恼怒，精力分散，穿越树林时，撞在了树上，把那个女人掀了下来。军官用皮鞭抽打着我，骂我：‘你这匹瞎马！’从此，我决定再也不睁开我的眼睛……”
“原来你是装瞎！”我从麦草垛前一跃而起。
“不，我瞎了……”马说着，调转身，向着那漫漫无尽的黑暗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母亲的时钟时间:2014-07-16 作者:未详 点击:192次 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姐姐觉得非常稀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母亲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便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椅，用她的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说：“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自己呆看了多长时间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敲响的声音，常常问母亲：“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会动，还会嘚嘚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响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翕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就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
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了，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的举动就更加轻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屏住了呼吸。这架时钟开足发条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发条。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因为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间做，甚至规定了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