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5日企业热点新闻

为生歌唱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档，主旋律电影表现出色。聚焦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签订过程的《志愿军：浴血和平》领跑票房榜，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电影《731》位列第二。与此同时，在小荧屏和网络上，剧集《归队》、专题纪录片《胜利日——大阅兵2025》等也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播放量。当前，越来越多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正在以良好的市场反响和口碑，成为观众的“心头好”。

主旋律影视作品成为文艺消费的新潮流，并非偶然。不少主旋律作品以新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新的思想内容，呼应了当下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打动了年轻观众。

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上，主旋律影视作品注重以国家民族叙事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突破西方话语垄断，致力于构建文明互鉴新范式。如电影《东极岛》再现了舟山渔民冒死营救英军战俘的义举，让“海上有难必救”的渔民祖训成为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宣言。电影《731》揭露日军细菌战的反人类暴行，展现绝境下国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些发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上的故事，构建了中国视角的二战史观，是我们主动争取更多国际舆论话语权的有效尝试。《志愿军》三部曲采用“家国同构”的手法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彰显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立自强的意志，以及追求正义、维护和平的文化基因，回答了“如何获得和平”这一问题，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这种叙事既契合了观众建立共同体意识的精神需求，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选择。

主旋律影视作品在题材上的拓展和创新，也是其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重大历史事件、革命战争、英雄人物之外，更“边缘”的历史和更多样的人物成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表现对象。以抗战题材的影视为例，电影《坪石先生》聚焦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迁移粤北坪石的历程，讲述黄际遇等一批教育大家在战火中坚持办学、延续岭南文脉的传奇故事，以知识救国的独特视角，填补了华语电影中知识分子抗战的叙事空白。电影《生还》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还原了抗联战士们的悲壮经历及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具有打捞历史的意义。专题纪录片《心安何处》寻访多名日本二战遗孤老人的生活现状，在个人创伤和家庭变迁中，折射出侵略战争的残酷，以及中国人民永不泯灭的人性和道德光辉。这种题材创新，使历史从单一的宏观叙事拓展到多元的人性图谱，更能引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

青春化叙事则是主旋律影视作品赢得年轻观众的秘诀之一。如今，年轻人正在成为主旋律电影消费的主力军。相较于直接的道德宣教，他们更愿意在与剧中人物的情绪共振中代入自身经历，产生认同感。为适应年轻观众的这种心理，主旋律影视作品舍弃了十全十美的英雄形象，注重表现普通年轻人在大时代中的成长历程，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南京照相馆》中的邮差阿昌，从最初为保命而被迫为日军冲洗照片，到发现照片中的日军罪行进而觉醒、反抗，最终成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历史真相的勇士。他的内心挣扎和成长，告诉今天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守护者和正义的捍卫者。《志愿军：浴血和平》将爱国主义具象为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尊严的智慧博弈，通过主人公对“边打边谈”这一策略的认识深化过程，展现出和平的复杂性，证明真正的和平只能是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抽象的“爱与和平”不过是一种价值观神话。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种叙事能够自然地唤起年轻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主旋律影视作品成为文艺消费的新潮流，是影视艺术深刻洞察时代情绪、文化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表现。这些作品让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从抽象的符号转化为有温度的情感体验，也让和平的代价、人性的光辉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这种叙事，既是文化自信的表达，也是文明互鉴的实践。（吕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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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民生为先，就业为本。

近日，全国总工会、人社部联合下发通知，启动“阳光就业”行动，计划年内实现就业帮扶不少于25万人，提供就业服务不少于100万人次。旨在以精准服务与多元举措搭建就业桥梁，切实破解重点群体就业难题，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高校毕业生是充满创新创造活力的青年群体，也是一地一域未来发展的优势所在。从2022年起高校毕业生人数连续3年突破千万，今年达1222万，创历史新高，已成为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绝对主体，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是检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尺。此次行动重点聚焦2025年离校未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这一核心群体，同时将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帮扶范畴，形成“重点突出、全面覆盖”的帮扶格局。这一安排既回应了青年的就业关切，也兼顾了职工群体的就业保障需求，彰显民生为大、就业为本的人文关怀。

就业是经济“晴雨表”，也是社会的“稳定器”，更是民生的“基本盘”。中央提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就业”是“四稳”中的首要任务。为确保“阳光就业”行动落地见效，工会组织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体系与“多维度+全链条”的帮扶机制。在线上，活动依托工会服务职工“就业帮扶云”平台开展。该平台在“职工之家”App上线一年多来，累计开展就业直播2851场，提供就业岗位435.1万个。在线下，各级工会通过深入调研摸清帮扶对象的技能水平、就业意向与企业用工需求，建立精准的对接档案，依托就业技能培训中心、实习见习基地 ，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与就业培训，助力劳动者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利用工会组织优势，整合大中型企业、劳模企业、公益性岗位等资源，举办专场招聘、直播带岗等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体实现“就业有门、创业有路、增收有途”。

“阳光就业”行动，既是应对就业挑战的务实之举，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当政策的阳光照亮每一条奋斗路径，当贴心的服务温暖每一个青春梦想，当创新的活水浇灌每一粒希望种子，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坚实的动力。（陈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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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正式发布。记者注意到，公务员考试对报考者的年龄限制进一步放宽，报考者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6年10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出生），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10月14日《新京报》）

国考这一突破“35岁门槛”的优化调整，看似是招考政策的微调，实则是对人才评价机制、社会公平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具有多重深远意义。

从政策背景看，此次调整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从1985年的32.25岁升至2022年的39.72岁；《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49岁就业人口占比超52%。若继续固守35岁门槛，将导致大量经验型、技术型人才被挡在体制外。但现实是，“35岁歧视”是全社会的问题，它加剧了就业结构性矛盾，不利于人才成长。山东、浙江等地此前已将部分岗位年龄上限放宽至40岁，上海更在2025年执法类公务员招考中试点38岁上限，此次国考调整正是地方实践的升级版。

对公考自身而言，年龄限制放宽将显著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首先是优化人才选拔质量，35岁以上群体积累的社会阅历、应急处置能力，在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岗位上更具优势，能有效提升服务效能。其次是彰显招录公平，打破“年龄天花板”让不同年龄段求职者站在同一起跑线，契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消除年龄等不合理限制”的要求。再者是缓解就业压力，此次国考计划招录3.81万人，年龄放宽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尤其为面临职业转型的中年群体提供新选择。

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导向意义。公务员招录向来是就业市场的“风向标”，国考打破年龄限制，相当于推倒了破除年龄歧视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长期以来，企业招聘效仿公考年龄标准，“35 岁以上勿扰”成为常见表述，互联网行业甚至将35岁作为优化分水岭。国考的示范效应，将倒逼企业重新审视年龄偏见，在管理岗、技术顾问等岗位上善用中年人才的经验优势。

国考打破“35岁门槛”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不仅为80后群体提供了“最后的机会”，更在全社会播下了公平就业的种子。当企业不再以年龄划线，当社会不再对中年群体抱有刻板印象，释放的将不仅是千万劳动者的就业活力，更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潜能。（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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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落实反垄断合规主体责任，及时规范经营行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货车司机、消费者等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平台规则和算法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货拉拉所在的货运行业，正呈现出算法治理、绿色转型、技术赋能与司机权益保障等多重议题交织的复杂图景。平台“抽成过高”及算法机制不透明等问题并非首次出现——从2018年上海货运司机刷单事件，到2025年依然频现的司机生存与权益困境，行业乱象屡见不鲜。伴随货运司机数量增加，运力趋于过剩，加之平台间竞争加剧，运费水平持续承压，不少司机收入下降，行业淘汰率居高不下，权益保障明显不足。

为新业态职工织密扎牢权益保障网，既是回应劳动者的热切期盼，更是夯实民生之基、激活发展动能的必然之举。这张“网”，既要“兜得住”基本权益，更要“护得好”职业尊严，让每一位新业态从业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稳得住脚跟、暖得了心窝”。

然而，织密这张网，需要激活“多方合力”，让责任“拧成一股绳”。新业态权益保障，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平台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司法机构等均不能缺位，必须进一步厘清职责、压实责任。一方面，平台的治理要从“黑箱”转变到“透明”。平台算法要以公开、透明与向善为重点，优化订单模式、增加司机关怀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算法公开披露机制监督，通过高峰服务费、任务补贴等方式，加大对司机的补贴力度，以点到面建立算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增强算法决策的公正性。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多措并举持续改善司机生态。要深入一线调研，精准识别问题，强化整改监督。定期开展司机权益保障状况调研，动态追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新需求与新困境。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认定配套规则，细化从业者劳动关系判定标准，明确其权利义务范围，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保障从业者权益的新格局。

货拉拉司机行业存在权益保障缺位的情况绝不是特定行业课题。从网约车到外卖、从快递到直播，多个领域都面临类似困境，这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工界定、平台履行主体责任、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能逐步构建更公平的权益保障网络。（唐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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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再次释放出稳增长、促民生的鲜明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13016元，比上年增长7.4%，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服务消费是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举措，家庭服务消费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北京广泛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到上海实行“社区嵌入式养老”，再到浙江倡导普惠托育，各地的探索为释放家庭服务消费潜能提供了生动实践。

家庭服务消费覆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是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观的获得感所在，展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它具备释放内需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基础的巨大空间，若能充分开发与利用，将带动数以万亿元计的新增需求；此外，它还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带动康养医疗、文化旅游、体育健身、数字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就业空间；长远来看，它对于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托育、养老、家政等领域，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能提升社会整体福祉。

激发家庭服务消费潜力，不仅是扩大内需的现实需要，也是改善民生、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社会公平的战略选择。要推动家庭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关键在于完善制度供给，打通堵点。

优化供给体系，增强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不同领域，形成多元化供给格局。健全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推动家政、养老护理等服务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和县域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力度，促进优质资源下沉。例如，上海探索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突出小型化、就近化、综合化的特点，既满足了居家养老需求，也提升了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为在全国更多地区推广提供了借鉴。

扩大需求空间，降低家庭消费门槛。健全带薪休假和弹性休假制度，创造更多服务消费时间。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覆盖，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打破户籍壁垒，让流动家庭能够公平享受教育、医疗、托育等服务。例如，在北京部分区域建立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入学材料审核机制，逐步扩大公共教育资源的可及性。

强化金融与财政支持，健全支付保障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教育、养老、托育专项信贷和保险产品，创新服务消费金融工具。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将托育、长期护理、健康管理等支出纳入抵扣范围。探索“政府补贴+金融支持+商家优惠”的组合模式，降低家庭消费成本。例如，浙江杭州通过发放托育券补助和建设普惠托育机构，有效减轻了家庭负担，社会反响良好。

此外，还需提升治理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对教育培训、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行业实施差异化管理，既防范乱象，又避免“一刀切”。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提升服务消费统计和监测水平，增强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前瞻性。强化部门协同，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家庭服务消费连着民生冷暖，也承载着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加快激发这一领域的潜力，既要畅通制度供给、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又要创新金融和财政支持、优化消费环境，更要通过改革推动家庭在相关服务中收获更多幸福感与安全感。可以预见，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持续落地，我国家庭服务消费必将迎来提质扩容的新阶段，不仅有力改善亿万家庭的生活品质，也将在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尹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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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期外卖平台美团在福建晋江、浙江绍兴等7个城市试点上线骑手屏蔽顾客功能，骑手可对特定顾客设置72小时屏蔽，其间不会再接该顾客订单，同时需标注屏蔽原因供平台审核。美团同步上线了骑手评价用户与屏蔽用户两项服务：订单完成后的48小时内，骑手可在订单页面评价用户，且支持匿名操作，若遇到顾客辱骂、恐吓威胁等情形，骑手可在评价页面勾选“不再为该顾客送餐”完成快捷屏蔽。

外卖行业兴起以来，骑手与顾客一直处在某种微妙的博弈之中。此前，受平台规则与评价体系影响，骑手往往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面对顾客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比如在暴雨天要求提前送达、让骑手代购非订单商品且不愿加钱，甚至因非骑手责任的延迟（如商家出餐慢）而遭遇言语指责或恶意差评，多数骑手选择忍耐。有骑手无奈表示，遇到故意刁难的顾客，只能自己咽下委屈，“怕被投诉，更怕平台扣钱”。

此次美团上线骑手屏蔽功能，是对这种失衡状态的一次矫正。不同于以往私下沟通或消极应对，屏蔽功能以平台规则的形式，赋予骑手在面对恶意对待时主动规避的权利，且标注原因的要求也避免了权限滥用——骑手需说明是“恶意催单”“无理要求”还是“言语冲突”，平台可通过订单记录、沟通截图等进行核查，若发现虚假标注，骑手可能面临处罚。这种设计既给了骑手保护自己的空间，也通过监管防止功能偏离初衷。从网友反馈看，支持声音占比更高，反映了公众对劳动者权益认知的进步。

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若骑手因个人情绪屏蔽正常顾客，可能会影响顾客的点餐体验，尤其是在订单集中的高峰时段，屏蔽可能导致顾客订单分配延迟。这种担忧提醒我们，单一功能难以解决大多数问题，屏蔽权更应是整个骑手权益保护体系中的一环，而非终点。平台还需做更多：如优化屏蔽后的订单分配机制，避免正常顾客因被屏蔽（若存在误判）而无骑手接单；完善顾客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多次被不同骑手标注“恶意行为”的顾客，平台应介入提醒甚至限制下单，形成双向约束；进一步优化算法与评价体系，减少非骑手责任因素（如商家出餐慢、交通拥堵）对骑手评价的影响。

从更深层看，这场热议也折射出外卖行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需求。早期行业竞争聚焦于订单量与配送速度，平台更关注顾客体验以抢占市场；如今，随着行业成熟，劳动者权益、行业可持续性等问题逐渐凸显。骑手作为行业运转的核心力量，其权益保障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关乎行业的服务质量。当骑手不必再为无理要求妥协，更专注于高效、安全配送时，顾客最终也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外卖骑手可以屏蔽顾客，这件事看似不大，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行业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正走向切实的行动。实现骑手与顾客的良性互动，单靠一个屏蔽功能是不够的，从长远看，还需要平台承担更多责任，完善规则设计与监管机制；公众对骑手多一份理解，对服务边界多一份尊重；社会层面持续关注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推动行业建立更公平、更人性化的生态。

只有这样，外卖行业才能真正告别“矛盾频发”的困境，走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黄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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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丹麦政府宣布该国拟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丹麦首相表示，手机和社交媒体“偷走了我们孩子的童年”，许多孩子在阅读和集中注意力方面出现了困难。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阅读危机”，丹麦政府此前还宣布，将免除对纸质书籍征收的25%增值税，设定“数字成年年龄”，助力纸质书籍在与社交媒体的激烈竞争中突围。“丹麦方案”背后其实是当前各国普遍面临的时代课题。

网络风起云涌，人们的阅读方式与习惯发生着巨大变迁。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阅读无处不在，却又愈发“短平快”、娱乐化乃至情绪化。从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到浅表化的过载信息，满屏的“超链接”像一双双充满诱惑的大手，将人不断拽入各种声光情境，于无形中削弱了解读、思考、记忆的能力，透支着当代人本就稀缺的专注。久而久之，对于很多人而言，千余字的文章已是不能承受之长，几分钟已是最大阅读续航。

郁达夫曾把书比作“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如今，阅读的空洞与式微也带来深层忧虑：思维的固化、认知的窄化、理性的缺失。且看如今的网络之上，一言不合就开杠、三句不到就开撕，“标题党”“键盘侠”争锋间，不偏不倚、平和理性的发言鲜有人倾听，而罔顾事实情绪先行、偏执极端逮事就骂等操作，却能分分钟引流。

这样的环境，对青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面对一片嘈杂，我们拿什么来抵抗浅薄浮躁？设置使用门槛、抑制社交媒体使用强度，扶持图书产业，让书价更亲民，引导青少年重拾书本，颇有启发意义。相比花哨的新媒介，纸质书籍因形式至简而尤须专注。“偷得浮生半日闲”，取一本书，泡一壶茶，或在斑驳阳光中，或在温馨灯光下，感受指尖摩挲的触感以及淡淡的书香，这些物理情景带来的阅读愉悦，都是在电子屏的方寸之间难以体验的。所谓看纸质书“更有读书的感觉”，好读书者自解其意。

当然，从本质上看，深读静思在于心态而非介质、形式。有人追忆，五六十年前学生们没钱买书，学校就把《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撕下来每天贴几张到布告栏上，大家簇拥于前争相品读。信息爆炸的读屏时代，这份阅读的本真与喜悦，反而成为奢侈。这也启发我们，改善社会性沉迷网络的现状，捍卫书籍价值和阅读文化是关键抓手。事实上，今天人们对于读书的需求依然巨大，特色书店频频出圈、品牌书市人山人海皆是明证。应时而为、因势利导，不断丰富大众公共阅读空间，尽力降低书价等阅读成本，全民阅读的潜力就能被持续激发。

有人说，读书可以对抗无知、遗忘、喧嚣、寂寞。这些功用，于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其实完美契合。说到底，“让孩子远离社交媒体”其实是给每个人的提醒：外界越是浮躁喧哗，我们越不能丢掉深读静思的基本能力。（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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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交钱，就没有写不出的文章和论文……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某些企业通过电商平台公开招聘“撰稿”人员，为有需求的群体提供有偿代写服务，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

论文买卖早已有之，过去受制于“枪手”的专业能力，代写范围和效率还相对有限，可如今随着各类技术“赋能”，这类生意的门槛越降越低。比如，采用“组稿+AI”模式，操作简单、无需深度人工介入，有公司员工一天能攒出30篇水文不说，还能横跨法学、学前教育、计算机技术等不同学科。一年几万篇，一篇几千块，商家靠“走量”赚得盆满钵满，向各个领域疯狂倾倒学术垃圾。

相关意见早已明确，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许多高校也相继发布通知，表示将引入论文检测工具，严查AI代写行为。三令五申之下，乱象为何还是层出不穷？

一方面，庞大需求仍在。长期以来，从拿学历到评职称，论文发表的硬指标不少。代写机构瞄准相关人员“花钱办事”的心理，以所谓“快速、权威、保密”等话术引人上钩。另一方面，交易隐蔽提高了监管难度。目前，电商平台成为灰色产业接口，商家通过各种“暗语”招揽生意，进而再转向私域沟通，而平台对这些商家往往是“不举不纠”。

AI代写泛滥是严重的学术不端，更是扰乱秩序、破坏公平的非法活动。铲除灰色产业活跃的土壤，平台首先要担起责任。通过屏蔽更多关键词、加大人工审核商品链接等，来增加相关买卖的难度，都是很有必要的举措。同时，在AI工具井喷的当下，如何避免其沦为“枪手”，如何在论文的独创性、学术性上做出更精准的审核，将是各领域面临的严峻课题。

技术永远是把双刃剑，怎么用才是关键。严格把关、严打黑产，才能守住学术的底线，维护创作的尊严。（关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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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出炉。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公告有一个变化——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6年10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出生），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

事实上，一些变化早已发生。202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提出“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近期，多地已将部分事业单位报考年龄放宽，有的岗位要求38周岁及以下，研究生学历放宽到41周岁及以下。连续的动作，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很多职场人所忧虑的“35岁门槛”，正在被打破。

所谓“35岁危机”并非新事。打开社交媒体，“35岁定律”“35岁就业门槛”等词条背后，是每一个职场人的真实焦虑，有人自嘲，35岁，“上班太老、退休又太早”。

从生理和能力的角度来看，35岁非但不是衰退的起点，反而是经验、技能与心智更为成熟的黄金阶段。但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长期将“35岁”设为一道隐形天花板，拒绝所谓的“大龄新人”。

为何要拒绝？用工企业的回答多种多样——35岁后拖家带口、难再“拼命”；学习能力下降、工资要求更高……种种理由，看似现实，实则指向一种刻板印象——将35岁与“躺平”“保守”草率画上等号。

“一刀切”的判断，忽略了更广阔的现实背景。

2024年12月，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显示，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从1985年的32.25岁上升到了2022年的39.72岁。另外，随着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落地，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照着35岁卡人，不仅是对人才的浪费，更难以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今年国考公告的变化，正是国家旗帜鲜明的“表态”。评价人才，不能只看年龄与学历，更要建立起多元、开放的能力观与用人观。僵化的年龄限制，阻碍了公平竞争，更会激化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社会焦虑。更进一步来看，当职场人因“35岁危机”而陷入不安与浮躁，也将抑制消费活力、削弱社会信心。

当然，破除“35岁门槛”不会一蹴而就。政策风向标之下，我们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法律与机制层面的系统调整，例如近期就有多位专家建议“在立法中明确禁止年龄歧视”。此外，企业也需转变观念，打破对大龄求职者的刻板印象，构建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

打破“35岁危机”，既需要制度的“破冰”，也需要每一个人的“破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对每一位劳动者而言，这也是一次重新定位的机会。35岁，不该是自我设限、“躺平任嘲”的理由，而应该是沉淀经验、拓展能力的又一起点。适应变化、持续学习、夯实技能，才能掌握主动权。

总之，定义你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不断成长的自己。（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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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报道，巨大的客流量给网红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物价上涨等问题。如何在保持旅游热度、开辟发展前景的同时保证市民的生活质量？这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一批“网红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从重庆的洪崖洞到西安的大唐不夜城，从淄博的烧烤到国庆期间因“鸡排哥”爆满的景德镇，文旅流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点燃了城市的热度，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于：网红城市能否将这股“文旅流量”，转化为惠及百姓的“民生增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赢得人心与未来。

文旅流量能迅速提升城市知名度，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增长，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然而，若只追求“打卡经济”，忽视基础设施承载力、公共服务质量与居民生活体验，流量终将退去，留下“一地鸡毛”。例如，部分城市在爆火后出现物价飞涨、交通瘫痪、环境恶化等问题，游客抱怨体验差，本地居民也因生活受扰，而产生“反旅游情绪”。这警示我们：网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止步于“吸睛”，更要致力于“惠民”。

将文旅流量转化为民生增量，关键在于“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与系统性制度设计。首先，应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游客涌入倒逼城市加快交通优化、公厕建设、智慧导览等“微更新”，这些改善不仅服务游客，更提升了本地居民的生活便利度。例如，长沙在打造网红景点的同时，持续推进“15分钟生活圈”建设，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城景共荣”。

同时，要推动文旅产业，与本地经济深度融合，让老百姓“有利可图”。淄博烧烤的出圈，正是源于对“小炉子+小饼+蘸料”这一平民美食的挖掘与扶持，带动了成千上万普通市民就业增收。政府通过规范管理、品牌打造与宣传推广，让“烟火气”成为可持续的“民生气”。

再者，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传承，避免“千城一面”。真正的“长红”城市，必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底色。西安以盛唐文化为魂，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项目；泉州则以“世遗”为契机，推动非遗活化与社区参与。这些城市不仅让游客“看得见”，更让居民“记得住乡愁”，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此外，还需建立长效机制，防止“流量反噬”。城市治理应具备前瞻性，建立客流预警、价格监管、环境监测等机制，平衡游客体验与居民生活。

网红城市的“红”，不应只是屏幕上的短暂闪光，而应成为改善民生的持久动力。这不仅是治理智慧的体现，更是城市发展的终极追求——让每一位生活其中的人，都能共享发展的荣光。（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