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4日企业热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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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立足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并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作为重要部署予以明确。这些都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企业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企业是最活跃、最贴近市场的创新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最新数据显示，国内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高达372.7万件，占全国总量的74.4%。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企业也正扮演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主力军角色，并涌现出了一批世界领先级的标志性成果。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贯穿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这要求我们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真正让企业在创新中担当主角，从而全面提升企业在创新全链条中的主导权和贡献度。让企业深度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是确保产业需求直达决策前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机制。切实增强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参与感和话语权。首先，应建立企业参与决策的常态化机制，确保企业在关键决策中“说得上话”。其次，要健全“企业出题”机制，确保企业在重大任务攻关中“定得了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与一些企业共同设立的创新联合基金就是一种较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先由企业根据产业难点堵点出题，再经由专家将技术需求“翻译”为项目指南，向社会“发榜选贤”，高效链接产业需求和科技供给两端。最后，还应引入“企业阅卷”机制，让企业在成果评价中“拍得了板”，从而形成从需求提出到成果检验的决策闭环。

将企业作为产业创新的核心实施主体，是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根本路径，须从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增强企业重大任务主导权、强化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协同发力。具体来说，须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为支撑、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在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中，充分发挥企业“答题人”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各方优势，围绕“卡脖子”技术开展定向协同攻关，打造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创新军团”。例如，《浙江省重大科技计划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建立创新联合体组建和重大科技专项联动实施机制，赋予创新联合体重大科技专项技术路线制定、攻关任务分解、参与单位遴选、内部资源分配等建议权相关内容，这些正是以制度化形式，以创新联合体为载体，落实企业“答题人”地位的政策探索。

强化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主体作用，是打通科技强到产业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为此，须建立科技成果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造专业化平台，运用导航精准识别目标专利，畅通供需对接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同时，探索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通过允许企业先行试用降低承接风险，并配套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评估与交易机制，为技术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企业天然是创新成果最好的孵化器、加速器、放大器，因此，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开放创新资源，牵头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开展技术熟化与工程验证，提供应用场景和试验环境，补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一环。

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导、多主体深度协同的创新体系，已成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难题的关键战略举措。让企业在创新舞台上担当主角，成为技术需求的主要提出者、研发活动的主导组织者以及创新成果的首要应用者，激发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应对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之举，更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长远发展的战略之策。

（作者：付宏、金学慧，分别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智库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智库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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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开的全国零售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构建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推动行业转向品质驱动、服务驱动，是零售业创新转型的迫切需要。零售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对于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1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占GDP比重10.3%。把零售业作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意义重大。

零售业一头连接生产，一头连接消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代际更替发生深刻变化，零售体系自然需要变革调整。截至2024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零售体系迎来从“好不好”到“新不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近年来，零售业主力客群，已经演变为90后、00后年轻消费群体。网络生活无缝对接的“Z世代”，消费观念趋于个性，兴趣优先、注重体验、理性消费等多元特征明显，零售体系从“价格驱动”“商品驱动”转向“品质驱动”“服务驱动”成为必然。

构建现代零售体系，关键在于回归商业本质。应以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为手段，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零售业规模扩张必须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前提。焕新零售空间生命力，把平常的买卖变成温暖的服务，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会自然涌现。当传统文化、非遗技艺、多元业态、绿色生态、智慧设施越来越多占据传统商业空间时，货架品效、柜位坪效却是不降反升。也要看到，现代零售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网点布局、供需适配、线上线下平衡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通过转向品质驱动、服务驱动，探索商业“流量”向商业“留量”转化，正当其时。

优化网点布局，有效拓展下沉市场。构建现代零售体系，需要坚持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2024年以来，商务部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38个试点城市积极推动存量商业设施“一店一策”改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也陆续启动。截至今年7月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210个试点地区已累计建成6255处，涉及养老、家政、餐饮、零售等商业网点约150万个。日后，要积极挖掘银发经济、亲子经济、宠物经济、她经济等细分市场，通过高品质供给、精细化运营、全方位服务，现代零售体系广阔空间将得到有效激活。

增强供需适配，创新培育首店经济。构建现代零售体系，需要把握守正与创新。《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消费品供给结构明显优化，形成3个万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级消费热点；到2030年，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牵引市场供需适配，首店经济作用明显。如北京西城区某商圈新近开业，就把北京胡同四合院和现代商业融为一体，首批入驻的150多家品牌中，超过半数是首店或定制店。此外，南京新街口新打造的一处商业地标，首发品牌超50家，其中30%为南京首店。

融合线上线下，着力发展即时零售。构建现代零售体系，还需要打通线上与线下。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6年我国即时零售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2万亿元，“十五五”期间年均增速达12.6%。传统电商强调“所见即所买”，即时零售强调“所买即所达”，品质驱动、服务驱动，精准匹配年轻用户即时消费心理。数据显示，某电商平台今年上线不足一个月，日单量即突破4000万单；某家电企业与闪购平台合作上线“空调半日送装”服务，配送安装周期由3至7天压缩至2至12小时，即时零售推动现代零售体系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零售，唯有以品质回报顾客、以服务满足需求，方能行稳致远。从2025年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进一步跃升，这必将为构建品质服务双驱动现代零售体系提供广阔机遇。

（作者：马小强，系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江苏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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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到今年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林下经济在推动“两山”转化、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全面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

林下经济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林下经济不砍树、少占地，巧妙利用林荫空间、林下资源，发展种植、养殖、采集以及森林休闲旅游等产业，将完整的生态系统转化为源源不断的产出能力。林下种植中药材、食用菌，林下养殖禽畜，林间采集山珍，以及依托森林景观开展休闲康养活动，无一不是“叶子变票子、青山变金山”的生动案例。这种模式守住了森林的生态屏障功能，涵养了水源，固住了水土，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林下经济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我国林地资源丰富，但广大山区、林区往往是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的区域。林下经济在林海之中开辟了一条新的增收渠道，通过有效盘活林地资源，为农民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这不仅能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还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林下经济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生态引擎。如今，绿色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林下经济以天然的绿色、低碳、循环特征，与这一发展趋势高度契合。它遵循生态规律，强调种养结合、循环利用，形成林菌、林药、林禽等多种生态模式，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降低了环境污染风险，产出的绿色、有机产品也满足了消费升级背景下市场对高品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业态的发展，更是将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推动了第三产业的绿色升级。

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年产值约1万亿元，带动数千万林农增收致富。但也要看到，要让林下经济真正成为惠及千家万户、福泽绿水青山的坚实产业，还需精准施策、久久为功。一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森林类型、林地条件、气候特点和市场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避免“一刀切”和盲目跟风，确保产业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二是强化支撑，加强林下种养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产品精深加工、储藏保鲜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升林下经济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并不断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市场信息、融资支持等服务。三是培育品牌，积极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同时，注重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建设，讲好林下产品生态故事，提升市场认知度和竞争力。四是融合发展，推动林下经济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文化创意等产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不断挖掘和释放森林的多重效益。

展望未来，当亿万农民能够更好享受时代发展红利，当广袤林海焕发出强大经济活力之时，乡村振兴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金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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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骑手第一次为自己缴社保，也是第一次拿到平台的社保补贴。社保为灵活就业者撑开了一把面向未来的伞，也折射出外卖行业竞争逻辑的改变。

近两周，不少美团骑手发现自己账户里多了一笔钱——不是跑单的收入，而是平台发下来的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根据骑手户籍地，缴多少、补多少，补贴金额不一样。一位从河南来北京跑单的骑手小队长，月收入1.3万元左右，每月养老保险要缴760元，平台给他补了500元，自己出260元就行。另一位山东骑手，月收入1万元左右，每月缴900元，平台补贴一半，自己只缴450元。

对许多骑手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为自己缴社保，也是第一次拿到平台的社保补贴。有骑手说，这代表以后自己也有“退休”工资了，不用那么“慌”了。

骑手干的是辛苦活，为了多挣钱，很多人愿意半夜接单，也常冒着大雨大雪出去跑单，就为了那点天气补贴。月入过万，都是一单一单熬出来的。相比收入，几百元的养老保险费看着不多，但骑手赚的每一分钱都太珍贵了，如果没有平台补贴，他们可能不会动念头缴社保，也不舍得花这个钱。

平台给骑手补贴社保，也折射出外卖行业竞争逻辑不一样了。外卖大战最初以低价补贴为核心，在政府部门多次引导与约谈后，竞争开始往提升服务、保障骑手权益上转。

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出台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为例，它针对近年来外卖行业存在的“幽灵外卖”、非理性竞争以及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互联网+明厨亮灶”、规范促销行为、合理确定劳动时间、探索多元保障方式等要求。

这些国家层面的引导规范，说到了劳动者心坎里。当前，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高0.6个百分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服务业要大量用人，工厂却因为自动化，用的人少了。这一增一减之间，灵活就业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越来越多人通过各类平台获取收入、实现价值。

就像很多骑手，以前是电焊工、电梯维修工或厨师，也算是人们眼中有技术的工作；现在选择跑外卖，图的就是时间自由、收入也不错。

但无论今天多拼，他们和家人总绕不开一个问题：“年轻的时候能跑，以后跑不动了怎么办？”

外卖平台社保的出现，为他们撑开了一把面向未来的伞。骑手参保只是一个开始。开网约车的、做家政的、搞直播的、教网课的、接漫画定制的、写自媒体的……还有无数靠平台接活的人，同样需要保障。平台设计商业模式时，应该把这笔保障支出算进去。

当然，让平台把利润分出来、为大家缴纳社保，就像要他们自己“割肉”，肯定不容易。这恰恰说明，好的市场规则不会自动形成——它需要政府引导，需要消费者用选择投票，更需要平台明白，保障灵活就业者不是某个企业一家的善事，而是政府、平台、企业以及个人必须共同扛起的责任。

再往深处想，如果每一份工作都能给人保障和奔头，很多被焦虑驱动的“内卷”，或许能缓和下来。骑手的第一份社保，就像“内卷”齿轮的第一次松劲儿。这条路还很长，但我们至少朝着更从容的未来又迈出了一步。（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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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一些“土味十足”的乡村大集火爆起来，不仅吸引越来越多城里人去赶集，一些自媒体也通过将乡村大集的消费场景和地方特产搬上短视频或直播平台而获得可观的流量，比如山东曹洼大集就创造了单日开集超10万人次、线上4亿人次围观的热度。不少地方的文旅、商务和农业农村等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希望能将这波流量转化为拉动消费、助力乡村振兴的持续动力。

乡村集市兼具经济、社会和文化属性。它首先是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易形式和生活消费场景。普通集市相当于定期定点开设的开放性“乡土超市”，通常吸引的主要是相对固定的游商和周边农民。还有一些集市兼具民俗文化功能，在特定节庆期间举办庙会等公共文化活动，辐射范围更广，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强。中国地域广大，社会文化差异丰富，南北方乡村集市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川渝地区的集市因其相对发达的公共生活而被认为构成地方社会联结的关键节点，华北地区的大型集市则因悠久的节庆民俗传统而被认为促进了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

乡村集市嵌入地方经济社会系统，也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而演变。过去，集市在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随着交通便利化、社会开放与消费方式转型，集市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如今，对许多农村地区而言，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承担的消费功能正逐步被更高层次的市场以及“电商下乡”、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形式替代，但赶集仍是一种文化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

当下乡村大集的火爆，一定程度上是外力塑造的结果，即城市化、代际消费观念转型叠加自媒体效应的综合作用。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期，数以亿计在城市“落脚”或仍在“漂泊”的国人，正在产生普遍而又复杂的“乡愁”。乡愁的底色显然是对童年和故土的眷恋与追忆，大都市的千篇一律导致审美疲劳、竞争与疏离催生人际情感需求等，则共同塑造了乡愁释放与寄托的对象和形式。某种程度上讲，迎来“泼天流量”的乡村大集是“寄托和释放乡愁”逻辑的又一载体。

就此而言，到乡村大集去赶集，契合了当代城乡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情感需求与消费观念转型。“感人”的价格背后是对物品实用价值、也是对消费初心的回归；讨价还价的乐趣、抹掉零头的慷慨、多给一点的善意，这些交易过程中的人性化互动产生的情感共鸣，正是乡村大集区别于都市商超的比较优势；甚至那些直白、粗粝的土味儿营销，似乎都要比那些“套路满满”的现代营销手法更加值得信任。这一切都塑造出乡村大集充满亲和力、烟火气的场景化消费氛围，也构成了乡村大集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网络媒体的加持、地方政府的升级改造等，则是在此基础上的顺势而为。

那些火爆起来的乡村大集往往各有独特优势。或有悠久的历史积淀，或有地利之便，或有其他一些特色内涵，无论它们是因哪些独特优势火了，我们都有理由助其将优势保护好、发挥好，将短期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同时在保持独特消费场景优势的前提下，做好文化发掘、食品安全、商品质量、市场秩序、配套服务等工作，将其打造为特定地域内促进城乡融合的有机载体。

需要注意的是，乡村大集当前承载的更多是文化与社会价值，其经济意义还需得到更大程度的扩展。乡村集市回应的消费需求主要是日用生活领域，这是一个高度成熟甚至不乏内卷化竞争的领域。要想“长红”下去，乡村大集还需在因应当地消费需求变化、创造消费增量等方面多下功夫。

（王德福，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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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近日联合发布6件金融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其中2件为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不足而引发的纠纷，直指日常金融消费高频风险点，具有较强的警示意义。

这2件典型案例的案情并不复杂。一件是金融消费者受不法贷款中介诱导，由中介协助办理个人经营贷款，在中介的违规“包装”下顺利通过银行审核，在偿还几期贷款后察觉被骗，无力按时足额还款进而向银行投诉，双方协商未果引发纠纷。另一件则是消费者在朋友推荐下，将个人账户出租给他人，却不知该行为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诈骗、洗钱、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银行发现账户异常并采取合理管控措施后，消费者因不了解背后潜在风险，坚决要求恢复账户功能，双方协商无果产生纠纷。

化解此类纠纷，传统诉讼途径往往周期长、成本高，多元化解机制恰好在此类场景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在上述案例中，双方均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组织查清事实全貌，在高效推进纠纷化解的同时，耐心向消费者释法明理，使其认清了非法贷款中介的违规套路、深刻认识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账户的现实危害，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这种“调解+普法”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纠纷解决成本，也从根本上帮助消费者筑牢金融消费安全防线。

这些典型案例，是两部门对现有多元解纷实践的总结提炼，更是对金融治理理念的深化拓展，为后续金融纠纷化解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提醒全社会，金融消费安全的守护，不但需要高效的纠纷化解机制，还需要从源头防范风险、筑牢防线。广大金融消费者要提高辨别能力，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信贷业务，妥善保护个人信息，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积极举报监督。金融机构需强化全流程管理，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与适当性管理义务，筑牢金融消费安全第一道防线，并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消费者的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金融消费安全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石。只有监管部门、司法机关、金融机构、行业组织与消费者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才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消费安全防线，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助推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林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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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方电网、中国石油旗下公司相继发布《关于不法分子冒用我公司名义进行虚假招聘的严正声明》《关于不法企业冒用我公司名义的严正声明》，打假相关假冒企业。不久前，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亦发布声明称，“有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印章、注册材料，将企业注册为保利集团的下属公司，并假冒保利集团名义开展经营及宣传活动”。

近年来，假冒央国企事件时有发生，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去年，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整治冒充部委国企央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取得良好成效；国务院国资委曾多次发布假冒中央企业名单，并在其官方网站上线“假冒国企”举报平台，专门受理公众对假冒国企问题线索的举报……在多个部门的持续努力下，一大批假冒企业被查处，对假冒央国企行为“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正在加速形成。

不过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假冒央企国企的乱象并未禁绝，一些企业或个人仍在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分析其原因，无外乎央国企的品牌光环。不法分子或企图通过假冒央企国企，在承揽工程等方面获取非法利益；或利用公众对央企国企的信任，进行诈骗、非法融资等活动。这类冒充央国企“搭便车”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央企国企的声誉、侵害了社会各方的合法利益，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破坏了营商环境，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伤害。

治理假冒央国企乱象须坚持系统思维，从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加违法成本、不断挤压假冒央国企生存空间等方面综合施策、持续发力。

首先，要注重源头治理，把好“入口关”。要加强对企业登记注册环节的名称核准管理，严格审查“国字头”“中字头”等企业名称，防止“李鬼”企业浑水摸鱼。同时，可探索搭建官方权威查询平台，整合央国企的详细信息，并动态更新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等相关数据，方便公众随时核验企业真伪，从源头上消除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

其次，要加强部门协同，把好“执法关”。市场监管、公安、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可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加强线索通报、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形成打击合力。一旦收到假冒央国企举报线索，相关部门可迅速联动，实现从发现到查处的无缝衔接。同时，应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对假冒央国企骗取贷款、工程投标、政策优惠等行为开展专项打击，保持利剑高悬的监管态势，形成强大震慑。

最后，要推动社会共治，把好“监督关”。要进一步健全群众投诉举报机制，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激发社会公众参与打假的积极性。同时，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以案说法、以案示警，不断增强企业和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公众辨别假冒央国企的能力，使其不轻易相信所谓的央国企背景，不断挤压假冒央国企行为的生存空间。

概言之，治理假冒央国企乱象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也非一部门之责，须系统施策、合力共治，努力构建起一个“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长效治理生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侯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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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就要落实，各级各部门都要有大局观、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一重要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增强大局观念”，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要求“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等等，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指明了方向。在“两个大局”的历史性交汇中，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站在国家的、全局的高度找准坐标系，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和定位，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来谋划和开展工作，更好把握各项工作的战略主动。

立足全局谋一域、干好一域促全局。以大局观创造性开展工作，关键要把准“一域”和“全局”的辩证关系。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是管全局、管根本、指引大方向的，一定要准确把握其决策意图、目标要求、重大举措、工作重点，在学深悟透的基础上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准度和效度。要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着眼于党和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权衡利弊得失，坚持用政治眼光分析经济问题，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清醒。要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善于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多培养些“独门绝技”，多突出些“比较优势”，创造性开展工作，以“一盘棋”思想达到“一子落”带动“全盘活”。

提高执行力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执行力首先在于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完整、准确、全面的理解，必须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国之大者”关乎发展全局、事业根本。党员干部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要在大局中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关键着力点，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围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围绕守牢安全底线，稳妥做好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促进各项工作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树立大局观，提高执行力，归根到底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狠抓落实的结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尤须继续埋头苦干、知难而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到位。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触及的利益矛盾日益复杂，阻力与挑战显著增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决策部署，要在弄清楚决策部署意图的前提下，尽快在工作中拿出真招实招，立说立行，高效推进，既“谋定而后动”又“谋定而快动”，用行动说话、以实效比拼，将工作部署、措施要求等落实到社会实践中、落实到基层工作中、落实到服务群众中。注重健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分解目标、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以完善的机制促落实、保成效。

从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十五五”即将开启，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局中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关键着力点，在抓落实善作为上下苦功夫，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态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贯彻落实的实际成效。（杨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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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出重要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这一重要经验总结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是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遵循。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两者在目标、逻辑和效应上既有本质区别，又存在深刻的协同关系，共同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投资于物”侧重于物质资本的积累，通过基础设施、先进设备等投入改善生产方式，提高产出效率。“投资于人”则是以人为核心的战略选择，通过教育、就业、社保等举措提升劳动者素质，强调对人的内在潜能开发，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实践证明，投资于物切实增强国家财力，物质资本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提供平台和应用场景，为投资于人创造条件；投资于人为经济增长输送动能，人力资本则为物质资本的效能提升和技术迭代注入智力支持，让投资于物更富效率。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方式，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通常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及需求变动而发展变化。从一般发展规律看，投资于物往往是一国在发展前期的重要着力点。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这种以“投资于物”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既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条件，也有效弥补了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足，为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但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同时在全球产业竞争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深刻转换，单纯聚焦于物的投资边际效益在递减，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乘数效应在递增。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促共进，发挥好投资扩内需、优供给、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将更有利于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支撑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和活力。

当前，让流向“物”的投资更好服务于人、提高投资效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渐成为共识。“投资于物”要充分立足于“人”的需求，将物质资本投资始终置于市场需求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轨道。一方面，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短板环节补链、优势环节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契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为牵引，推动“物”的投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中，形成支撑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为人的创新创造提供广阔舞台。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实现最终需求的消费主体。“投资于人”是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推动形成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二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内容，加快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差距。三是提高民生领域政府投资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四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力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五是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优化财政支出责任和财力配置，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统计制度，调动全社会投资于人的积极性。

迈向新征程，唯有在实践中深化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推进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提升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才能不断夯实发展根基、释放发展潜能。这既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推进物的丰盈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的根本路径。（张源）

为生歌唱

对话人：

李拯  人民日报评论员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李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首位。如何全面、辩证、长远看待扩大内需的挑战和潜力？

王一鸣：扩大内需，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投资看，传统领域投资动能有所减弱，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长远来看，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弱项仍然突出，投资潜力仍然巨大。

从消费看，服务消费等消费新增长点不断形成，今年前11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呈现改善趋势。明年，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李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对投资下滑，既要高度重视也要沉着冷静。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看，无论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都有广阔空间。”如何开辟这个广阔空间？

王一鸣：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投资结构需要优化调整。总的方向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领域的投资，加大科技创新、低碳转型等领域补短板投资，形成扩大投资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良性互动。比如，加大消费升级领域投资，鼓励“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人形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就能释放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消费的潜能。再如，加大服务领域投资，进一步放宽教育、医疗、文旅、养老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也能释放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李拯：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才能更好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如何以政府投资撬动更多民间投资？

王一鸣：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左右，是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重要力量。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既要落实短期政策，也要重视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卡点，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重大项目，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加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以更实举措增强民间投资信心。

李拯：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提振消费，还有哪些短板要补、哪些增量可挖？

王一鸣：“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从需求侧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3万美元，正处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阶段，即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提高。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健康等，往往采取集体消费方式，需要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从国际经验分析，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这个阶段，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最为显著。

从供给侧看，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方兴未艾。当前服务领域高品质、多样化的供给不足，需要放宽准入限制、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在更多细分领域提供高品质服务。

李拯：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如何进一步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王一鸣：必须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解决内需不足、消费偏弱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调动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工作的积极性。又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

用改革打通卡点堵点、强短板补弱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相贯通的完整内需体系，中国经济将汇聚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穿越风雨力更足，内生增长质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