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在上海刚刚结束的世乒赛中，有一场球令人难忘。那只是一场淘汰赛，中国选手刘国正对德国选手波尔，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则只有打道回府。
　　两强相遇，打得难解难分。在第7局也是决胜局里，刘国正以12比13落后，再输一分就将被淘汰。就是这关键的一分，刘国正的一个回球偏偏出界了！极度沸腾的场馆顿时寂静无声，观众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刘国正自己好像也蒙了，愣愣地站在那里；波尔的教练已经开始起立狂欢，准备冲进场内拥抱自己的弟子。
　　就在这一瞬间，波尔却优雅地伸手示意，指向台边——这是个擦边球，应该是刘国正得分。 就这样，刘国正被对手从悬崖边“救”了回来，而且最终反败为胜。
　　这是一场足以震撼世人的经典之战！不仅是因为双方选手的高超球艺，也不仅是刘国正在绝境中的坚忍不拔，更因为波尔那个优雅的手势。
　　对于波尔，夺取世界冠军是他的夙愿，却屡屡失之交臂。这一次，他再次如此接近自己的梦想，只要赢下那一分，就可顺利晋级。而这个球是否擦边或许只在0.01厘米之间，观众看不到，对手也看不太清楚，即便是裁判也可能错判。
　　但是，波尔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主动示意。波尔失利了，同时赢得异国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赛后，记者们追问他为何要这么做。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公正让我别无选择。”波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做出的那个动作，说明诚实已成为他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将诚实变成一种习惯，这位赛场上的失败者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之课。　　　　　　

为生歌唱

他曾经是人们眼里不可理解的怪人。
　　读高中时，因为他的优秀，有个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不要。
　　到了高考，他考出了非常高的考分，却执意选择了又苦又累的地质专业。
　　毕业了，照样在学校里称得上风云人物的他，同时被几个好单位看中，可他却要求去做一个地质人，做一个浪迹天涯的地质队员。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他总是笑笑，不置一辞。
　　终于有一天，他在别人再次问起他当初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开了口：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精心雕塑一座文学家巴尔扎克的雕像：巴尔扎克目光炯炯，身披宽袖长袍，一双手非常自然地叠合在胸前。罗丹唤来了自己的三个学生来欣赏他的得意之作。不料，三个学生不约而同地被雕像上这双栩栩如生的手吸引住了，连声赞叹：“好极了，这真是一双奇妙的手啊！”罗丹从学生的表情中感到这双手虽然塑得绝妙，可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太突出了，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因此，他找来一把大斧，把那双完美的手砍掉了。几个学生被罗丹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
　　其实，在生活中，这种“完美的手”随处可见，它时时处处地诱惑着人们忘记了最初对人生的本质追求，常常因此走上了一条与理想背道而驰的路。只有果断地砍掉那双“完美的手”，砍掉那些局部的暂时的诱惑，实实在在，耐住寂寞，潜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能雕塑出生命整体的完美。
　　说这些话时，他已经取得了三个部级、三个局级科技进步奖的成果；编写了两个有关三维地震勘探的专集；在许多专业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国家科研项目。而且，他还用自己细腻的心去翻阅每一寸自然的美丽，写出了许多充满豪情、激情、深情、智慧的诗篇，成了一个地质诗人，一个知道如何去追寻生命真正美丽的诗人。　　　　　　

为生歌唱

有个游客在沙漠里走着，忽然后面出现了一群饿狼，追着他要群起而噬。他大吃一惊，拼命狂奔。就在饿狼快追上他时，他见到前面有口井，一口未知的井，便不顾一切跳了进去。哪料井里不但没有水，还有很多毒蛇，见到有食物送上门来，正昂首吐舌，热切地引颈以待。
　　 他大惊失色下，胡乱伸手想抓点什么可以救命的东西，想不到竟天从人愿，他抓到了一棵在井中间横伸出来的小树，把他稳在半空中。
　　 这时，上有饿狼，下有毒蛇，不过他虽陷身在进退两难的绝境，但暂时是安全的。
　　 就在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刻，奇怪的异响传入他的耳中。他骇然循声望去，魂飞魄散地发现有一群大老鼠正以尖利的牙齿啃着树根，这救命的树已疲惫不支了。就在这生死一瞬间，他看到眼前的树叶上有一滴蜜糖。于是他忘记了上面的饿狼，下面的毒蛇，也忘了快要给老鼠啃断的小树，闭上眼睛，伸出舌头，全心全意去舐尝那滴蜜糖。
　　 此时此刻，对他来说，那滴蜜糖就是生命的意义。　　　　　　

为生歌唱

我在唐山大地震中劫后余生，心中总藏着一个故事。
　　 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一对龙凤胎的姐弟，聪明漂亮的姐姐是班长，健壮憨厚的弟弟总是面带着笑容。
　　 地震后，我听说姐弟两个全都遇难了。
　　 一位同学这样告诉我：人们扒出他们两个以后，当时两人都已经断气了。然而没有见到他们的父亲有多悲痛的“表现”，他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只是将两个孩子并排放到一起，停放在一边，瞅了一眼后，用布小心地盖住孩子们的脸孔，然后转身就去帮助其他人不停地从废墟下面往外救人。有一间倒塌的房子下面还有人活着，但是当时余震不断，已经倒塌的房子都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那处废墟下面更是极其危险，谁都不敢进去救人。这位父亲不顾别人的劝阻，坚决地一次又一次地钻进那处废墟，非要把下面的人救出来不可。然而房子突然塌了，他再也没能出来。看见的人都说，那位父亲是悲痛过度，不想活了。
　　 我默默地咀嚼这件事情，脑海里曾一遍遍地出现这位父亲的形象，清晰而浓重。
　　 唐山大地震距今已有28个年头了，当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一个父亲时，这才真正地懂得当时那位父亲的“慷慨赴死”的表现。生命谁不珍惜呢?那位父亲绝对不是不想活，而是他比别人更懂得生命的可贵，因为他比别人更懂得失去亲人的痛苦。亲人已经亡故，哭泣与颓废都是于事无补的，当他忘我地冲入废墟中，他是在向死亡发起挑战。每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对灾难与死亡最有力的回击，也许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让妻子不会失去丈夫，让父母再次拥抱着孩子，让老人看到子女都安然无恙，即便牺牲了，那也是一首正气歌。
　　 这个故事，在我心头藏了好多年，总是如同绕梁不断的歌谣，在我的心头唱响，总是那样振聋发聩，荡气回肠。这是一位让人心生敬意的父亲，一位伟大的父亲。逝者如歌，这是一首永恒的生命赞歌。　　　　　　

为生歌唱

第一只毛毛虫
话说第一只毛毛虫，有一天爬呀爬呀过山河，终于来到这棵苹果树下。他并不知道这是一棵苹果树，也不知树上长满了红红的苹果。当他看到同伴们往上爬时，不知所以 的就跟着往上爬。没有目的，不知终点，更不知生为何求、死为何所。他的最后结局 呢？也许找到了一颗大苹果，幸福的过了一生；也可能在树叶中迷了路，颠沛流离糊 涂一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的虫都是这样活着的，也不去烦恼什么是生命意义，倒也轻松许多


第二只毛毛虫
有一天，第二只毛毛虫也爬到了苹果树下。他知道这是一棵苹果树，也确定他的「虫 生目标」就是找到一棵大苹果。问题是....他并不知道大苹果会长在什么地方？但他 猜想：大苹果应该长在大枝叶上吧！于是他就慢慢地往上爬，遇到分支的时候，就选 择较粗的树枝继续爬。 当然在这个毛虫社会中，也存在考试制度，如果有许多虫同时选择同一个分支，可是 要举行考试来决定谁才有资格通过大树枝。幸运的，这只毛毛虫一路过关斩将，每次 都能第一志愿的选上最好的树枝，最后他从一枝名为「大学」的树枝上，找到了一颗 大苹果。不过他发现这颗大苹果并不是全树上最大的，顶多只能称是局部最大。因为 在它的上面还有一颗更大的苹果，号称「老板」，是由另一只毛毛虫爬过一个名为 「创业」的树枝才找到的。令他泄气的是，这个创业分支是他当年不屑于爬的一棵细 小的树枝


第三只毛毛虫
接着，第三只毛毛虫也来到了树下。这只毛毛虫相当难得，小小年纪，却自己研制了 一副望远镜。在还未开始爬时，就先利用望远镜搜寻一番，找到了一棵超大苹果。同 时，他发觉当从下往上找路时，会遇到很多分支，有各种不同的爬法；但若从上往下 找路时，却只有一种爬法。他很细心的从苹果的位置，由上往下反推至目前所处的位 置，记下这条确定的路径。于是，他开始往上爬了，当遇到分支时，他一点也不慌 张，因为他知道该往那条路走不必跟着一大堆虫去挤破头。譬如说，如果他的目标是 一颗名叫「教授」的苹果，那应该爬「升学」这条路；如果目标是「老板」，那应该 爬「创业」这分支；若目标是「政客」，也许早就该爬「厚黑之道」这条路了。 最后，这只毛毛虫「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因为他己具备了「先觉」的条件 了。但也许会有一些意外的结局出现，因为毛毛虫的爬行相当缓慢，从预定苹果到抵 达时，需要一段时间。当他抵达时，也许苹果已被别的虫捷足先登，也许苹果已熟透 而烂掉了....。


第四只毛毛虫
第四只毛毛虫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虫，同时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他不仅先觉知道自己 要何种苹果，更先知──知道未来苹果将如何成长。 因此当他带着那「先觉」的望眼镱时，他的目标并不是一颗大苹果，而是一芽含苞待 放的苹果花。他计算着自己的时程，并估计当他抵达时，这朵花正好长成一颗成熟的 大苹果，而且他将是第一个钻入大快朵颐的虫。果不其然，他获得所应得的，从此过 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第五只毛毛虫
毛毛虫的故事本来应该到此结束了。因为所有故事的结局都必须是正面的且富有教育 意义。但仍有不少读者好奇：第五只毛毛虫到底怎么了....？ 其实他什么也没做，就在树下躺着纳凉，而一颗颗大苹果就从天而降在他的身边。因为树上某一大片树枝早就被他的家族占领了。他的爷爷、爸爸、哥哥们盘据在某一树 干上，禁止他虫进入。然后苹果成熟时，就一颗颗的丢给底下的子孙们捡食。奉劝诸位，如果你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可不要妄想检到大苹果，因为反而会被砸死的。　　

为生歌唱

我的心底总藏着三个小故事，每次想起，都一惊。因为我原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客观，直到经历这些故事之后，才发觉许多事，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方能了解。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种感觉，很难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
　　 当我在圣若望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家里已经有个蒙古症的弟弟，但是当他太太怀孕之后，居然没做羊水穿刺，又生下个“蒙古儿”。消息传出，大家都说他笨，明知蒙古症有遗传的可能，还那么大意。我也曾在文章里写到这件事，讽刺他的愚蠢。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其实我太太去做了穿刺，也化验出了蒙古症，我们决定堕胎。但是就在约好堕胎的那天上午，我母亲带我弟弟一起来看我们。我那蒙古症的弟弟，以为我太太得了什么重病，先拉着我太太的手，一直说保重！保重！又过来，扑在我身上，把我紧紧抱住，说，哥哥，上帝会保佑你们。他们走后，我跟太太默默地坐了好久。不错！我是曾经怨父母为什么生个蒙古儿，多花好多时间在他身上。但是，我也发觉，他毕竟是我的弟弟，他那么爱我，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我和我太太想，如果肚子里的是个像我弟弟那么真实的孩子，我们能因为他比较笨，就把他杀掉吗？他也是个生命、他也是上帝的赐予啊！所以，我们打电话给医生，说我们不去了……”
　　 二十多年前，我当电视记者的时候，有一次要去韩国采访亚洲影展。当时出国的手续很难办，不但要各种证件，而且得请公司的人事和安全单位出函。我好不容易备妥了各项文件，送去给电影协会代办的一位先生。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电话，说我少了一份东西。
　　 “我刚才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您啦！”我说。
　　 “没有！我没看到！”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立刻冲去了西门町的影协办公室，当面告诉他，我刚才确实细细点过，再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他。
　　 他举起我的信封，抖了抖，说：“没有！”
　　 “我以人格担保，我装了！”我大声说。
　　 “我也以人格担保，我没收到！”他也大声吼回来。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么地方！”我吼得更大声。
　　 “我早找了，我没那么糊涂，你一定没给我。”他也吼得更响。眼看采访在即，我气呼呼地赶回公司，又去一关一关“求爷爷、告奶奶”地办那份文件。就在办的时候，突然接到影协“那个人”的电话。
　　 “对不起！刘先生，是我不对，不小心夹在别人的文件里了，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我怔住了。忘记是怎么挂上那个电话的。我今天虽然已忘记了那个人的长相。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了他那个人。明明是他错，我却觉得他很伟大，他明明可以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把发现的东西灭迹。但是，他没这么做，他来认错。我佩服他，觉得他是一位勇者。
　　 许多年前，我应美国水墨画协会的邀请，担任当年国际水墨画展的全权主审。所谓“全权主审”，是整个画展只由我一个人评审，入选不入选，得奖不得奖，全凭我一句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主审，一方面是避免许多评审“品味”相左，最后反而是“中间地带”的作品得奖。不如每届展览请一位不同风格的主审，使各种风格的作品，总有获得青睐的机会。那天评审，我准备了一些小贴纸，先为自己“属意”的作品贴上，再斟酌着删除。
　　 评审完毕，主办单位请我吃饭，再由原来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晚上，她一边开车，一面笑着问：“对不起！刘教授，不知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那幅有红色岩石和一群小鸟的画，您先贴了标签，后来又拿掉了呢？"
　　 “那张画确实不错，只是我觉得笔触硬了一点，名额有限，只好……”我说，又笑笑，“你认识这位画家吗？"
　　 “认识！”她说，“是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是水墨画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从头到尾跟着我，她只要事先给我一点点暗示，说那是她的画，我即使再客观，都可能受到影响，起码，最后落选的不会是她。一直到今天，十年了，我都忘不了她。虽然我一点都没错，却觉得欠了她。
　　 三个故事说完了。从世俗的角度看，那教授是笨蛋、那影协的先生是混蛋、那水墨画协会的女士是蠢蛋。但是，在我心中，他们都是最真实的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不见得是英雄、伟人，而是这种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可以不忠于世俗，却无负于自己良心的人。每次在我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之前，都会想到这三个故事，他们教了我许多，他们教我用“眼”看，也用“心”看。当我看到心灵最微妙的地方时，常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为生歌唱

纽约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了三餐，沦为乞丐。近来，大概是觉得中国人较有善心，常见到有几位衣衫褴褛的白种人，默默地长跪在中国城的街头，胸前挂着一块牌子，用中文写着他是一个无家无业无钱的人，期待大家的施舍。
　　 由于每天在曼哈顿都会看到许多行乞的人，纽约客纵有爱心，久而久之，也变得无力去一一察看哪一位是真的窘迫到需要济助。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经过路边一个在寒风中瑟缩发抖、默默长跪的乞丐，走到离他几步路遥远的报摊，要购买一份杂志。我拿了我要的杂志，掏出五张一元钞票，交到店主的手上。就在这一刹那，猛地刮起一阵冷风，店主的手发抖，兀地一松，其中一张一元钞票即离手飞扬，而我俩的眼睛齐瞪着那张钞票在空中飞扬，落到地上，又随风飘浮，飘到街角乞丐的位置，此时，说也奇怪，风忽然停止，那张钞票竟停留在乞丐的膝盖旁。
　　 这时，店主呀地一声，说：“糟了！这下肯定拿不回来了！”我的脑子没反应过来，只是朝着乞丐望着。只见乞丐拿起了膝前的钞票，跟着起身，一步一步向我们走近。他一言不发，伸出满是污垢的手，将那张钞票交还给我。
　　 我脑里回响着店主的话，我诚敬地将钞票又塞回乞丐的手中。他的手迟疑的停顿在半空中。我轻声的说：“这是你的，这是神的意思。”他嗫嚅地说声：“谢谢！”拿着这一块钱，又蹒跚地走回原地，跪在街头。
　　 望着店主讶异的眼神，我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一元钞票，补给店主：“他是个好人！”店主紧紧握着失而复得的钱，说：“你也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冬日微弱的阳光，照在我身上，也照在乞丐的身上。
　　 “贫”和“贪”，这两个字看起来很像，意义却迥然不同。

为生歌唱

一直劝老父关掉小店，因为既赚不了几个钱又辛苦得要命。老父只是笑笑，把小店挪了地方，仍继续开着。
　　 腊月二十八下午，一个中年汉子跑进小店，满头大汗地掏出一块钱，郑重地递给父亲：“实在对不起，欠了这么久！我刚讨回工钱，谁知您的店搬走了，我足足问了八个人才找到这儿。”
　　 那一块钱，是前几天的两块面包钱。当时这个汉子饿得走不动路，请求赊两块面包。父亲看他满头满脸的水泥灰迹，可怜他，两块面包权当白送，想不到他竟那么郑重地记着，真让人感动。
　　 后来我偶然得知，为了还这一块钱，那个汉子不仅问了八个人，还耽误了中午的汽车，票价近两百，晚上还要住旅店，又花掉几十。
　　 我不再劝父亲关掉小店，因为那些高贵的灵魂遇到困难时，小店至少能提供两块面包。

为生歌唱

在北京上大学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室友们的关系很僵，不知为何她们全和我过不去。我看她们也横看竖看不顺眼，和每个人都格格不入。
　　 苦闷寂寥的我常独自在街头闲逛，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总能看到几个画家的生意出奇地好。画摊周围聚集了很多人，而其他画摊边的人却寥寥无几。
　　 一天，我也挤进了人群想探个究竟。“给我也画一幅！”一个小伙子抢先坐到小木椅上。他衣着邋遢，尖嘴猴腮，看起来很讨厌。我暗忖：这模样还当众画像，简直就是出丑！
　　 画家上上下下打量着小伙子，旁若无人异常专注，然后又示意小伙子调整身体眼神的位置和方向，认真揣摩。准备就绪后，画家便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幅画交到小伙子的手上。
　　 大家纷纷凑过来一睹为快。哇！像极了！这也的确是人们的第一印象：小伙子有几分像日本影星高仓健，而画中人面容棱角分明，双目炯炯，更把小伙子的特点突出出来。小伙子拿着画端详了老半天，眉开眼笑十分满意。他绝对没想到形象丑陋的自己在画家笔下竟会有如此神韵。
　　 接下来，一个看样子圆滑势利大腹便便的商人，在画笔下，变得慈眉善目笑容可掬；一个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则变得豪放耿直，像梁山好汉一般令人敬畏……
　　 这时，我已恍然大悟。这位瘦小画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能用心捕捉到所画对象最美好的气质，然后发扬光大，所以他的画受到大家的欢迎。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画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有意或无意地为周围的人画像。画中人或真诚或虚伪或善良或自私，其实都在折射着我们对世界的态度。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人。如果我们能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身边每个人，我们定能寻觅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我们的世界里将只有可爱的人。
　　 我开始给我的室友———画像了。

为生歌唱

14年前，我到镇里上高中，每个星期骑自行车来回。每个星期六下午，我总会在马路上遇上同学林。他是徒步的，因为他买不起自行车。我和他顺路，久而久之，我便成了他的义务接送员。他总是会在那个路段等着我。许多时候，我想在学校里多呆一会，但一想到他可能在路口等着我，我就急急地骑上车去载他。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他的家境似乎有所好转，他也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而且是上海产的“永久”牌。我想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从他有了那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后，他就开始嘲笑我那28英寸的“海狮”牌自行车是如何的难看，他的神情常常是鄙夷的。
　　 那个时候我对他极是讨厌，认为“忘恩负义”这个词说的就是他了。但现在来思考同学林的变化，我却不这样认为，也许我的帮助可能对他造成了某种伤害，他把我每周载他回家，看做是我对他的一种施舍。我帮了他，却没有帮助他的心灵。这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现在让我帮助一个人，我总是十分忐忑不安，不知这样助人会不会伤害对方的自尊。
　　 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事。十年前，有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直找不到工作，每天吃住在他那里。大学生的自尊心极强，不好意思每天到朋友那吃饭。每天总是挨到晚上八点光景才到朋友的宿舍里来。朋友问他晚饭吃了吗，他总是说吃了。朋友当时也不在意。但有一次他半夜里起床上厕所，发现他人不在了，到了厕所间，发现他的嘴巴对着水龙头在灌水。朋友看到这一幕，一切都明白了，他拉住他的手，大声说：“你如果还把我当成朋友，就不要骗我。”朋友回到屋里，烧了一大碗面给他。朋友说当年是看着他流着泪吃完的。
　　 但奇怪的是，大学生现在成了朋友关系最疏远的人，有时坐在一张桌上，他常常把朋友当作陌路人。大学生现在有一家小公司，有车，有房，在城里算是混得最好的。许多人为朋友抱不平。但朋友说：“也许，当年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就为那句话感叹不已。许多时候，我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帮助别人，但从来不会考虑帮助他人的方式方法，对方能不能接受。现在，我无法去询问当年我帮过的那个人我错在哪里，朋友也无法去问这位发达的大学生他又错在何处。我们不能以他人良心的泯灭来解释自己的困惑，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帮助绝不是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给予，它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对一个灵魂无限尊重基础上的见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