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我曾有过一次车祸。很多人惊讶我当时的理性和坚强。有朋友问：“你怎么就不哭呢？”我只是笑笑。
　　 其实，在那场浩劫中，我感觉到最多的是朋友给我带来的铺天盖地的幸福。
　　 在被车撞到的那一刹那，我是有知觉的。我想：我完了。后来感觉到没有完是因为疼。火辣辣的疼痛让我渴望抓住点什么，然后，我就真的抓住了。我想，只要活着就好，活着就什么都来得及。
　　 那个夜晚，我身上被安上了好多仪器，我被反复地搬来搬去，直到听身边的朋友说：“没事儿，不过是断了一根骨头。”那一刻我多么欣喜，甚至对着天花板微笑了一下。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比起失去生命，有什么比断一根骨头更幸福的呢？
　　 我一直很害怕疼，小时候甚至因为害怕打针而逃学。但当时，我却坚决地对床边的所有人说：“我要手术，马上。”我固执地相信：将要来临的疼是最幸福的事。
　　 手术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被告知没有申请过麻药，心里有些惶恐。朋友在电话里问：“想吃什么？”我刁难似的说：“罐头，好多好多的罐头。”我想那是午夜12点，没有罐头可以卖了吧。可当我听到粗糙的玻璃瓶子间快乐的碰撞声时，我幸福得不敢睁开眼。他说：“看在你没有打麻药的份上，我跑了4条街。”我立刻就满足了，觉得幸福莫过于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出现！
　　 躺在床上的日子，除了接受探视，我无事可干。直到一个远方的编辑说：“请你给我写文章，一定要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需要你的文章。”对我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人喜悦的了。一个人，她还被别人需要着，她该有多幸福啊！而曾经，这种需要被我看来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日子就是这样，当你心里暗示它是灰暗的，它也就灰暗了。可是你这样想：什么事只要努力地解决了，明天，你就仍可以幸福地喝茶，听音乐，写喜欢的文字……这样，你在解决的那一刻就幸福了起来。
　　 这世上只有巨大的痛苦，没有巨大的幸福。但痛苦是可以拆解的，幸福不是。如果把巨大的痛苦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幸福就大于痛苦。
　　 而幸福，就在承受并解决的过程中。

为生歌唱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情不自禁。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州市一个聪明的小学生，协助解放军抓住了一个贩毒犯。于是他立了大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小英雄，他的事迹写进了小学教科书。毛主席还专门为他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1968年他有了心爱的未婚妻，工厂领导找他谈话，说他的未婚妻家庭是地主成分，希望他与之划清界限，否则将被取消入党资格。他没有“听话”，娶了地主的女儿。新婚之夜，妻子问他：“英雄能娶地主的女儿吗？”他说：“我娶的是妻子不是地主，你嫁的是丈夫不是英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英雄成了寡言老者。这位可敬的老人，为留住善良曾经付出了难言的代价！假设这位长者当年利用英雄的身份去努力“争取”一下，他那时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天地，但他却平静而决然地选择了良知。在盛行“斗争哲学”的岁月里，他的善良揭示了难能可贵的人性之美！
　　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春节随兰州铁路局局长慰问青藏铁路大沙漠地段的职工，在慰问大会上局长问养路工有什么困难没有，一位满身沙尘的养路工悄悄凑过来，在局长耳边说了几句话。局长随即把女记者叫到外面走廊里，严肃而诚恳地求她帮一个忙。局长说：“好姑娘，刚才那位养路工说想拥抱你一下，轻轻地拥抱。那养路工在最艰险的一个道班工作，每天看着火车从自己身边轰轰隆隆开过去，他只能隔着窗子，向里面望。”女记者被感动了，一口答应了下来。她很快就细心地化了妆，穿上了最美丽的衣裳。当她站在主席台上与那位养路工紧紧地拥抱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其他养路工又去拥抱那位勇敢而又幸福的养路工。高建群在《拥抱青藏线》中描述的这番情景，令人们深深地感动。是的，每个女人，哪怕再矫揉造作的女人，面对当时的情景，也会答应的。但，作为男人中的老人，不知为什么，在一些正当场合对人性之美心存敬畏，以致很多备尝艰辛的老者没能得到“善良”的拥抱！
　　佛家有句话：“心善如水。”刘墉说：“我们总以为世界的温暖全来自阳光，其实脚下的大地更有着令人惊异的热力。天没暖，大地先暖，所以有许多花能钻出冰雪绽放；人情不暖，内心先暖，所以我们能在尘世，做一剂清流。”

为生歌唱

从我家步行不到一分钟，就有一片树林。春天来到时，树林里野花盛开，松鼠筑巢育子，马尾草长到马头那么高。这块完整的林地，叫做森林公园，我发现它时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我常带着我的哈巴狗雷克斯到公园中散步。它是一只可爱温顺的小狗，由于园中不常见人，所以我总是不给它系上皮带或口笼。
　　 一天，我们在公园中遇见一位警察———一个急于要显示他的权威的警察。
　　 “你不给那狗戴上口笼，也不用皮带系上，还让它在公园里乱跑，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我知道是违法的，”我轻柔地回答说，“但我想它在这里不至于会伤害什么。”
　　 “你想不至于！你想不至于！法律可不管你怎么想。那狗也许会伤害松鼠，或咬伤儿童。这次我放你过去，但如果我再在这里看见这只狗不戴口笼，不系皮带，你就得去和法官解释了。”
　　 我真的遵守了几次。但雷克斯不喜欢戴口笼，所以我决意碰碰运气。起初倒没什么，后来有一天下午雷克斯和我到了一座小山上，忽然我看见了那个警察，他骑着一匹红马。雷克斯在前面正向着那警察冲去。我知道事情已毫无办法了。
　　 所以我没等警察开口说话，就先发制人。我说：“警官，我愿意接受你的处罚。我没有托辞，没有借口。你上星期警告我如果我再把没戴口笼的狗带到这里，你就要罚我。”
　　 “哦，好说，好说，”这警察用温柔的声调说，“我知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让这样一只小狗在这儿跑一跑，是一件诱人的事。”
　　 “那真是一种引诱，”我回答说，“但那是违法的。”
　　 “像这样一只小狗是不会伤人的。”警察说。
　　 “不，但它也许会伤害松鼠。”我认真地说。
　　 “哦，我想你对这事太认真了，”他说，“我告诉你怎样办，你只要让它跑过小山，我看不见它，就没事了。”其实，那位警察也挺有人情味，他只不过要得到一种被人尊重的感觉。所以当我开始自责时，他惟一能滋长自尊的办法就是采取宽大的态度，以显示他的慈悲。
　　 我不与他争辩，因为我承认他是绝对正确的，我绝对错误。我迅速地、坦白地、热忱地在承认。我们各得其所，这件事就友善地结束了。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一定会遭到责备时，我们首先应该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岂不比让别人责备好得多？听自己的批评，不比忍受别人的斥责容易得多吗？如果你将别人正想要批评你的事情在他有机会说话以前说出来，他就会采取宽厚、原谅的态度，以减轻你的错误了。

为生歌唱

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
　　 她之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4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衬着棕色桌面上糨糊的嘎巴儿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抬起头来，眼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手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
　　 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她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尽情的绝望”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
　　 她纫了针，并且替老人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句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的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像梦。
　　 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地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束，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称为花的街了。
　　 假若人生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
　　 假若人生是长街的一个短梦，我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

为生歌唱

艾伦是我的朋友。他英俊、聪明，但为人冷漠、说话刻薄，所以，即便是他多年的朋友，我也只能在短时间内容忍他的坏脾气，然后就会被他烦得火冒三丈。
　　 艾伦的生日到了。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向他道贺，他却冷冷地说：“人到50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吗？不过是又要多交人寿保险罢了！”
　　 看在是他生日的分上，我懒得跟他计较，而是建议他出去吃顿饭。
　　 “我得穿正式一些吗？”他嘟哝道。
　　 “不用，穿休闲裤，配一件宽松的外套就行了。”
　　 “那好吧。”他让步了。
　　 我将他带到一家挺不错的意大利餐馆。用过餐后，侍者呈上了生日蛋糕，并为他唱生日歌。
　　 “哦，上帝！他们还要唱多久啊？”听到生日歌时，艾伦不安地扭着身子，翻着眼睛。尽管他竭力掩饰，但还是显得很烦恼，这样子看上去可真滑稽。
　　 “别着急！”我安慰他，“我只请他们唱三遍。”
　　 生日歌唱完后，我给他送上了一份礼物，一份给谁都不会出错的礼物。
　　 “这么高级！”他一看见T恤衫上设计师的名字便嚷开了，“你知道吗？这上面标的价格是它实际价格的20倍以上！我喜欢在沃尔玛买T恤。在沃尔玛，你花不到15美元，就能买一件相当不错的T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多花冤枉钱呢？"
　　 瞧！艾伦就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你不喜欢，或者它不合适，你可以去换。”我说，“但无论如何，不许像上次那样，把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退给商店，然后再给我一张写上我名字的记账卡。”我警告他。
　　 艾伦的表现就像一个吝啬鬼，其实他相当富有。他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就好像他现在，或不久的将来要面临财政崩溃一样。
　　 按理说，像他那么英俊而又富有的单身汉，应该很受女士青睐才是，可在过去的8年里，他只有过4次约会。他从未尽情地玩过，也从未放松过他那绷得紧紧的神经。他既不给予，也不花费，似乎他从不享受生活。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难得有约会的原因吧。
　　 一个星期后，艾伦打来电话为那次生日宴会和礼物道谢，并且告诉我，他又把T恤退回去了，写有我名字的礼券很快就会寄到。
　　 也许因为他此时的所作所为，也许因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总之，他的那套把戏让我烦透了，我气愤地说：“艾伦，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但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太不通人情世故了吗？请原谅我这么说。我有个建议：明天你带上三张100美元的钞票，把其中一张给一位可怜的母亲；另一张给一位手头拮据的老人；至于那最后一张，你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不要去想如果你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是不是能买到比这更便宜的东西———不要为这些琐事苦恼！如果你按我讲的去做，也许你会发现，生活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压抑和沉闷。”
　　 这不是艾伦想听的话。
　　 “什么？”他吼道，听他的声调，他似乎觉得我的神经出了毛病。
　　 “我为什么要那么干？难道我疯了吗？”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听到艾伦的消息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竟是满面春风的艾伦！
　　 “我那样做了！”一看到我他就嚷道，“我按你的建议花了那300美元！它们买到的东西可真令人吃惊！想听听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了！”我请他进了屋。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吃惊的故事。
　　 那天，艾伦当真往口袋里塞了三张100美元的钞票，但他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他忽然想起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那座小棚屋，当他驾车经过时，常常会有几张小脏脸从门里探出来。于是，艾伦驱车来到了那座低矮的棚屋前。
　　 那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带着一群孩子。大的不到10岁，小的还抱在怀里。女孩的衣服明显是妈妈的旧衣服改的，男孩子的鞋，不是咧着嘴，就是鞋帮被扯得歪到了一边。
　　 当艾伦把100美元的钞票送到女人手里的时候，她的表情就像是看到了圣诞老人。不知怎么地，艾伦突然感到心头一暖，这种感觉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甜美。
　　 艾伦就像一个沉溺于探险游戏的孩子，又去寻找我给他的第二个目标，“手头拮据的老人”了。
　　 他来到一家小食铺，看到一位老人把脸凑在一听罐头上，吃力地辨认着罐头上的标签。
　　 老人名叫菲利普，得了白内障，几乎要失明了。艾伦把另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给了老人，又驾车把老人送回了家。
　　 菲利普的家是一个用破得不成样子的拖车改成的棚子。
　　 对于菲利普来说，过去的岁月是那么糟糕。退休后的生活费用远比他想像的要多。而他的眼睛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视力可能会恶化到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妻子又长年生病，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高昂的医疗费用！
　　 从菲利普家回来后，艾伦悄悄联系了一位很不错的眼科大夫，自己出钱为菲利普做了白内障手术。当菲利普眼睛上的绷带解开后，他流着眼泪，握着艾伦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菲利普恢复了视力！这太好了！”我情不自禁地喊道。
　　 “那么，那最后100美元你是怎么花的呢？”我好奇地问。
　　 艾伦骄傲地抬了抬手腕，一块崭新的手表亮在我的眼前。
　　 “艾伦！我真为你感到高兴！”我由衷地说。“当时我实在是很恼火：许多人渴望得到你所拥有的机会，而你却不知道珍惜，只是一味地陷在自我的圈子里。其实，你只要稍稍关心别人一点儿，你就会找到快乐。我想，我当时说那些话可能是有些过分了，我为我当时粗暴的态度向你道歉！”
　　 “别这样说！我还得谢谢你呢！是你的那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艾伦真诚地说。
　　 “在花这300美元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赚钱，只有在为某个目标服务时才有意义。给予他人使我得到的更多———如果没有为别人花钱的机会———如果没有帮助那位母亲：如果没有帮助菲利普并使他恢复视力，我就绝不会欣赏和接受我自己！对了，如果你认识一些很不错的女士，请帮我介绍，说实在的，我还真想认识她们呢。”
　　 我吃惊地看着艾伦，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眼前这个容光焕发的艾伦和两个月前那个愁眉苦脸的艾伦是多么不同啊！300美元的价值可真神奇啊！　　　　　　

为生歌唱

在我老家的杨姓家族史里，记载着关于三个葬礼的故事，并且代代相传，等到传到我的时候，也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在我们家族里，大概是每个小孩6 岁左右就会被叫去学家谱，我们讨厌学那些枯燥的家规，大人们也麻木地讲，这是一种形式和过场。当大人们讲起祖先们的故事时，我们很兴奋，大人们也来了精神，其中就包括这三个葬礼的故事。
　　 故事没有记载具体时间，就说是很久以前，我们家族的许多故事都是很久以前开头。我们祖先里有一个富人、一个穷人和一个乞丐，他们三个是邻居。乞丐光棍一条，父母早亡，从小乞讨，长大了当然没有结婚生子。穷人有幸娶了邻村的丑姑娘，生了不少孩子，结果只养活了一个儿子。富人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长大了也是富人，个个都有出息。
　　 到老的时候，富人、穷人和乞丐碰巧在一个月内先后死去。乞丐最先死，死在去外乡乞讨的路上，由于乞丐没儿没女，也没有人去收尸，被好心的过路人用一个破旧的草席卷了起来，扔在了野地里，简简单单地埋了一下。几天后，乞丐的坟就被野狗和老鹰扒开了，吃去腐肉，只剩下一堆白骨。穷人死后，惟一的儿子告知了父亲生前的几个亲朋好友，就把他按照村里的习俗埋了起来。富人死后，他的三个儿子悲哀无比，请了和尚来大做法事，吊丧的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涌来，据说成了轰动一时的丧事，这样盛大的丧事真是百年难遇。做丧事的同时，三个儿子请来最好的工匠给父亲做了一副钢制棺材，外用水泥建了一个坚固无比的坟墓，坟墓外修建了亭台楼阁，外表豪华气派，和他们这样的大户人家很相配。
　　 轰动的丧事却为三个儿子引来了强盗，几百里之外的强盗打听到这里有个大户人家大做丧事。他们做完丧事不到两个月后一个漆黑夜晚，强盗打着火把骑着大马冲进村里，把富人的庄院洗劫一空。回头还掘了富人的坟，掠夺了里面陪葬的金银珠宝，一把火烧毁了坟墓外的亭台楼阁。更可恶的是那伙强盗把富人的尸体拖走扔到了几十里外的荒野里，直到七天以后三个儿子才找到富人破碎的衣衫，此时富人的腐肉也被老鹰和野狗吞光了，剩下白骨和衣服残片。
　　 乞丐和富人的残骸早就不知所终了，经过若干年的风风雨雨，那个穷人的墓至今还在，成了我们可以祭奠的最老祖先。
　　 小的时候，不知道大人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大人说他们小的时候也对这个故事似懂非懂。大人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也只是讲，不加任何说教的东西，我们也乐得偷懒。大人让我们这些小孩一定要记住这个故事，长大了自然就懂得其中的道理了。
　　 到了现在，我终于懂得其中一些道理了。我现在有些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恐怕是祖先们编造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基本原则。
　　 人这一辈子不能无所求，否则最终就会像那个乞丐一样，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最终抛尸荒野。但若是我们太在乎人生的是是非非、荣华富贵，并拼命想固守这些东西，想造一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坟墓来占守那些身外之物，结果也只能是固守越严，失去得越快。到头来同样是一无所有，所以贫穷和富有常常相生相伴，富有了若是不把金钱花在正当的地方，势必造成精神的空虚和无聊。按照从前的土葬原则，人死之后进入黄土是最自然的过程。我们人生若是也能这样顺其自然，那么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能够得到。当然，顺其自然不是说我们不积极上进，而是要顺着人的良好本性去追求，不要强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一旦想强求，必然会采取超出自然的不合理手段，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必然会招来自然的惩罚。　　　　　　

为生歌唱

25岁以前我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25岁左右是特别喜欢“思考”的年龄。四合院的生活是紧凑的，大概过于紧凑了，没有人拥有自己的空间，连说悄悄话的地方也没有。
　　 邻院里的小华结婚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为了他的钱就是了。我记得我们两个站在有石狮子的大院门口，那是一个夏天的晴朗的夜晚，胡同两边都是乘凉的人们，她说话的时候往四下里看看，我也就跟着她往四下里看看，当然没有人会听见她的话，下棋声吵嚷声和天气的热度同步上升，似乎越热人们说话的声音也越大。
　　 到了大家都回屋睡觉的时候，胡同里开始安静下来，我觉得有些沮丧，好像小华的话像是在一面刚刚粉刷了的漂亮的墙上，钉了一个难看的钉子，挥之不去了。
　　 两年以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了。
　　 我看到她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个钉子。
　　 这几年我住在悉尼，住在和四合院无关的地方，这里，人的生活是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放松的，开口闭口谈的是天气是到海边晒太阳是如何轻松生活。
　　 电影《不道德的交易》放映时，朋友凯丽半开玩笑地说，那有什么呢，一夜，一百万，一夜以后，我就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就可以无忧无虑，放松生活了。这些话当然都是大声说出来的，没有了小华那样的胆怯。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钉子。
　　 这话让我觉得不痛快，从小华到凯丽，从北京到悉尼，但是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却不能清晰地回答自己，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我见到她，是在办公室里，她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她很漂亮，但是那种漂亮里有一种特别忧郁的颜色，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种眼神，不知道该怎么样描绘它。
　　 她坐下，身体斜靠在沙发上，说：“你在乎我抽烟吗？”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种问题，因为在西方吸烟大概就只有在家里和酒吧是合法的了。
　　 “没问题，你要抽就抽吧。”
　　 她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我是一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虽然高级也是妓女。”
　　 我没有说话，看着她，我等着她说话，因为到此为止我还不知道她想要我做什么。
　　 我看着她，又一次看到了她那种眼神。
　　 “我忘不掉这件事情，可是我想忘掉，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做这事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出了监狱的人，不知道该怎么样正常地生活。
　　 “最初做妓女是为了钱，因为我接到一个很高额的税单，不知道怎么来偿还，一个朋友介绍我一个客人，很有钱的客人，就那一个晚上，我把债还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就此停止，因为我想，我可以这样做上一年，然后，一切就有了，然后我就可以去上大学，我想做一个医生。
　　 “一年前，我最后决定不再做这种事了，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悉尼，决定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我以为这很容易，我开始恐怖起来，或许这种肮脏感会伴随我的一生吧，我睡不着觉，开始喝酒，很多的酒。
　　 “半年前，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他很善良，心很好，可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我的过去，我害怕他会因此而离开我，可是，不告诉他呢，我也不知道……”
　　 我听着她说话，看着她的眼睛，一双那么美丽那么痛苦的眼睛，我才意识到那眼神后面是什么样的东西了。
　　 她走了以后，我就突然又想到了小华和凯丽让我想到的那个钉子。
　　 我想来，我的那种不痛快的感觉，实际上不是对于一件事情本身，而是对于那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好像因为轻描淡写痛苦就可以成为轻盈的蝴蝶，不会的，痛苦到来的时候是不会飞的，它像钉子一样冰冷地嵌进你的精神里，你大概要做出一生的努力，才有可能把那个钉子拔掉吧。拔掉那个钉子，是比在废墟上建立一万座大厦要困难和漫长的，因为那面有着钉子的墙是一片感情的废墟。
　　 我不是一个说教的人，最最不喜欢说教，更不是一个正统的人，最最不喜欢用正统来衡量人，我只是觉得把一件不是轻描淡写的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后来，来咨询的女孩子去了英国，她依然在寻找一种方式可以拔掉那个钉子。不过，她的眼神已经融化了一些那种冰冷刺骨的痛。我觉得她是勇敢的，因为她没有放弃努力，起码这一次她对自己是公平的。　　　　　　

为生歌唱

喜欢NBA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太阳队本赛季的精彩表演。在加拿大人纳什的带领下，太阳队用水银泻地般的进攻和倾盆大雨似的三分球横扫全联盟，取得迄今为止60胜19负的战绩，位居全联盟榜首，傲视群雄，并成为夺取总冠军的最热门球队。而上赛季它的战绩仅为29胜53负，排名西部第十三，未能进入季后赛。
　　 在赛季之初，如果有人预测菲尼克斯太阳队将会排名全联盟第一，那么他定会被所有行家嘲笑。但是今天，这已经成为了现实———甚至可以说，太阳队“嘲笑”了所有的NBA行家。
　　 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奇迹”。我们的人生中经常会碰到这样那样出人意料的事情。它们或者举世瞩目，或者微不足道，但总能刺激到我们脆弱的神经。渺小如你我，可能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是面临痛苦还是迎接欣喜？
　　 著名作家刘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美经不起长久的凝视，因为美常在凝视中凋零。生命禁不起长久的思考，因为死亡总横在思想的尽头。英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许多英雄都是老来失节。童话禁不起往下猜想，因为王子与公主常是两个世界的人。”以前我总是觉得这几句话很残酷，残忍地打破了人们对美好的幻想。可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残酷，点出了生活真正的内涵。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生活是一棵长满可能的树。”
　　 没必要得意忘形或者自怨自艾，因为没人知道下一刻你到底是身在天堂还是位于地狱。我们能做的，只是平和温雅地接受，然后继续往下走。
　　 我们只有不停地努力，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为生歌唱

瑞士的冬天太冷了，寒气几乎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他希望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能在这里找一间房子，开一家专门销售中国五金产品的商店。
　　 “喂，你好，孩子。请问你是日本人吗？”忽然，身后一位老者叫住了他。
　　 他停下来转过身去。老人一脸银须，头上戴着一顶样式古怪的皮棉帽，样子很和蔼。
　　 “不，我是中国人。”
　　 “喔，神秘的中国人！我猜你到这儿的时间一定不太长吧。”
　　 他点点头。
　　 “你看上去被冻坏了，是吗？要知道在这样的天气出门，你必须穿得厚实些，不然……”他做出一个痛苦的表情，“你会被冻病的。”
　　 他疑惑地望着这位陌生的老头儿，猜不出他想干什么。
　　 “我想你大概需要一顶棉帽子，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冷了。”说着，老人从头上摘下自己的帽子，然后递给他。
　　 “戴上它，孩子，你会很暖和的！”
　　 “你……是在向我出售吗？"
　　 “我不卖，孩子。这可是我祖父留下来的，我只想把它借给你。你瞧———”
　　 老人用手指了指街对面的一栋大房子。“我到家了，而你可能还要在街上呆一会儿。我只是希望你别冻着。”
　　 老人看了看表，告诉他明天这个时间再到这儿把帽子还给他，并嘱咐他一定要买一顶帽子，因为这样寒冷的天气，在这里还将持续一阵子。
　　 他执意不肯，但老人坚持要他戴，他只好戴上了。他询问老人的姓名，老人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自己叫劳伦斯，曾经是这个小镇历史上第一位男性妇产科医生。
　　 老人走了，他一时有些鼻酸。在这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在这冰冷的隆冬季节，竟然有一位陌生的老人，送给他一顶祖传的帽子，这多么不可思议呀！
　　 一股暖流开始在他身体里涌动，他立刻感觉好多了。想到明天还得把帽子还回去，他进而生出一丝淡淡的沮丧。
　　 路过一家帽子商店，他走了进去。一看标签，暗自一惊，最便宜的一顶帽子也要三百瑞士法郎！乖乖！他转身又出去了。
　　 第二天，老人如约等在了那里，准备取回自己的帽子。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那个中国人！第三天、第四天……中国人始终没出现。
　　 “这简直太荒唐了！有个中国人竟然骗走了劳伦斯先生家祖传的帽子。”这件事很快就在小镇上传开了。
　　 小镇上的人很淳朴，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一向简单而明了，并且马上就能反映在他们的行动中。于是，他们毫不客气地给镇上所有中国人———甚至日本人、越南人———贴上了“有色标签”，认为他们都是不可信赖的人。不再与他们为友，不再买他们的东西，不再吃中国饭馆的食品，毅然决然地将中国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剔除了！
　　 当然，他也未能幸免。他租不到房子，房东们都拒绝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他没有朋友，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更不敢戴劳伦斯的帽子在街上走，甚至还买不到一顶新帽子，因为所有的商店几乎都拒绝把帽子卖给像他这样的东方人。
　　 他被这里的天气冻坏了，最后，他真的病倒了。医生说他染上了伤寒，而且很严重。
　　 “竟然都是因为一顶皮棉帽？！”他感到震惊和恐慌，灵魂深处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他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竟是如此地虚弱和乏力，孤独和凄凉！
　　 “一顶皮棉帽！”他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

为生歌唱

又是一天开始了，一想到下午排得满满的课，我就感到头大。不知什么缘故，我最近突然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我打开校内私人信箱，发现里面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致电555-6167，玛格丽特。”是我不熟悉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不过作为一名在中学里教汽车修理的老师，经常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求帮忙修理车子。午餐时间，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我想找玛格丽特。”我说。
　　 “我就是。”电话那边回答说。
　　 “我是卡瓦诺。我今天收到一张便条，叫我打电话给您。”我继续说，同时在猜想这位女士的车子究竟遇上了什么麻烦。
　　 “哦。很高兴您能打电话给我。请允许我占用您几分钟时间，有点事想跟您说，您听了会感兴趣的。”
　　 “好吧。”我边回答边看表。只剩下几分钟了，得赶快去教室上课。
　　 “我是圣·卢克长老会医院的一名护士，昨天夜里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子突然抛锚了。”
　　 “嗯，”我又看了看表，有点焦急。
　　 “当时天很晚了，我又是孤身一人，我把车停在路边，在那里呆了几分钟，不知该怎么办……”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我还是打断了她的话：“夫人，到时我去检查一下您的车子，好吗？"
　　 “听我把话说完。”这位女士回答道。
　　 玛格丽特继续讲她的故事，我则用铅笔轻轻敲击着面前的一叠考卷。“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在我后面停了车。我不知他们要干什么，怕极了。
　　 “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说从车子发出的声音判断，他们能让它重新跑起来。于是我把发动机罩打开了。
　　 “我坐在车里面，默默祈祷这两个家伙别干什么坏事。过了一会儿，他们冲我大声喊，叫我发动车子。简直不敢相信！车能走了。他俩说车子没什么大毛病，但以后有机会最好还是去仔细检查检查。”
　　 “您是想让我检查一下，看看车有没有什么毛病吗？”我问，搞不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要赶着去上课呢！
　　 “噢，不，根本不需要麻烦您，”这位女士继续说道，“他俩把车子给修好了，我非常感激，想给他们钱，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要。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您以前的学生。”
　　 “什么？”我惊讶地问道，“我的学生？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不愿跟我说。他们只是把您的姓名和地址给了我，要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令人难以置信！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我的十几年教学生涯中，除了教给学生修理汽车的基本技能外，我也总是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诸如诚实待人、加倍努力、用知识帮助别人，等等，但我从来就不指望自己的学生能听得进我的说教。
　　 “卡瓦诺先生，您还在听我说吗？希望您知道，我是多么感激……”玛格丽特说道。
　　 “玛格丽特夫人，我也希望您知道，我多么感谢您，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
　　 在去教室的路上，我突然感到自己浑身是劲，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今天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课堂上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意义，因为我的学生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的好事。对于一名工作了多年的教师来说，这是迟到的奖励，也是最大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