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跟中医学院有些渊源的人几乎都知道，在这片不大的校园里，有一个智商低下的男孩子。
　　 男孩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冬天总是穿蓝色羽绒服，夏天则是件白大褂。虽然智商低于常人，又在学校里做保洁员工作，但是他的衣服向来整洁，脸也还算干净———他一定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或者其他亲人），长期以来一直悉心照顾他。
　　 我总能听见他在扫垃圾的时候一个人得意地唱起京剧；也总能看见，他在校园里开心地追逐那些从居民楼里溜出来的猫儿；高兴的时候，他就会毫无顾忌地大笑，笑声大得夸张。
　　 同学们似乎都不太喜欢他，尤其是女生。大多数人总是习惯地对那些行为与自己有很大差别的人产生排斥和戒备。很遗憾，我曾经也是这样看待这个男孩的。有那么一次，当他试图和我交谈的时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地跑开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会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感到自尊受辱，但我想他也一样渴望交流———那件事一直让我觉得很对不住他。
　　 对他态度的转变，始于知道他的身世。
　　 他是学校生化实验室里一位老师的孩子。据说，他之所以智力发育有问题，是因为那位老师在怀胎的时候仍在实验室里进行课题研究，过多地接触了化学药品的缘故。学校为了照顾这位老师及她的儿子，才留他在校园里打扫卫生。 [　　 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还能过多地抱怨她儿子什么呢?从此以后，我不再反感他唱的京剧，不再厌恶他追逐小猫，也不再觉得他的笑声刺耳。这一切都被对那位母亲的尊敬，与对男孩的同情所取代了。
　　 秋天来了，校园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似的小柿子。每回从柿子树下经过，我总是忍不住停下，对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小东西驻足观望。
　　 “你想摘柿子，是吗？”背后突然有人很大声地问我。回过头，竟然是那个低智商的男孩———脸上带着傻笑———他一定不会记得我曾经给过他难堪，遗忘或许就是他最大的快乐源泉。
　　 这一回我没有躲避他，而是十分友好地点头，这让他笑得更加开心。
　　 “我可以用这根竹竿子给你打下来一个。”说着，他亮出手里的“家伙”。
　　 “看呀，掉下来一个了。”———一个硕大的、红红的柿子落在了柔软的草坪上。
　　 男孩捡起柿子，一脸兴奋：“还要吗，我再给你打一个。”
　　 树上的柿子像橙红色的玉，美丽诱人的柿子呀!
　　 又一个柿子落下来了，我想奔过去拾，可男孩却依然呆呆地仰望着———怎么了，他又要“犯傻”了吗？ [　　 “你在看什么？”我小心地问，我担心他会做出一些常人预料不到的事情。
　　 “你看，这天多蓝多好看呀!”男孩很感慨地对我说，那语气里竟有一丝的智慧与成熟。
　　 的确，在柿子树的上面，是深秋清透湛蓝的天空以及缥缈轻薄的浮云。曾几何时，我认为这样的景致只有心中有诗如我的人才懂欣赏，今天却从一个智商低下的男孩口中听到了同样的赞美。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在我与这个男孩的头顶上，是同样一片美丽的天空，我们是平等的人。虽然他的智商较低，行为有些障碍，但是他同样懂得帮助，懂得欣赏，懂得赞美，同样有被尊重、被理解、被关爱的权利。
　　 同样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天空下，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我们应该多一分接纳，少一分偏见。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没有隔阂。

为生歌唱

台湾著名作家吴淡如在《自在一点，勇敢一点》一文中，写出了她学舞的可贵经验。
　　 她学的是佛朗明歌舞，这种舞最注重脚法，练了半天之后，好不容易记熟动作，但跳起来时，却只有一个“拙”字可以形容。她紧张兮兮地盯着自己的脚，生怕一步踏错，全盘皆输。她的朋友是职业舞蹈员，忍不住提醒她：“像你这样一直看着自己的脚，全然没有办法放松肢体，根本就享受不到跳舞的快乐。最糟的是：一个人如果跳舞时一直看着自己的脚，观众也会跟着注视你的脚，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反之，如果你脸带微笑，大家便会看你的脸。”吴淡如得到了启示，接下来，便把注意力从脚部移开，随着音乐节拍，抬头挺胸微笑，整体效果果然大有改进，而这几分钟的舞，过去有如芒刺在背，现在却是越跳越自然。
　　 吴淡如指出：人人都有缺点，如果对自己的缺点太过在意，太想遮掩，反而会以瑕掩瑜；相反的，承认它，面对它，慢慢地就不在乎了；而一旦你能以淡然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缺点，学习反而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读了这则散文，挚友阿丹的脸，突然浮了上来。 [　　 阿丹有个18岁的儿子阿雄，每回谈起他，她的脸便变成了苦瓜；她的声音也充满了涩意。她口里的他，有千种不是、万般不对，是个一无是处的人。可是，在别人眼中，阿雄偏又是个彬彬有礼而又能言善道的人。一回，在朋友的聚会中，有人称赞阿雄，阿丹生气地虎起双眼，尖声锐气地说：
　　 “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双面人哪！外面的人对他印象不错，可他在家里却是神憎鬼厌。比如说吧，每回和我说话时，他嘴巴里总衔着一把刀，每句话都刺得我发痛……”
　　 这时，好友阿叶冷静地开口了： [　　 “阿丹，你对阿雄处处看不顺眼，事事听不顺耳，最大的症结，其实不是阿雄，而是你本身！”
　　 阿丹怏怏地瞪着她，阿叶不慌不忙，继续说道：
　　 “你的双眼，有两枚钉子；你的双耳，有两根长刺。你看他时，看到的是自己眼中的钉；你听他时，耳中的刺又在作怪。你试试看，拔去眼中的钉和耳内的刺，再去看、再去听，也许感受便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老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但自己不快乐，也会给别人永远地贴上错误的“标签”。
　　 承认别人的优点、发掘别人的优点，最重要的是：看别人时，把着眼点放在别人的优点上，便能将那一枚一枚既弄痛自己又刺痛别人的铁钉变作两颗镶嵌在眼珠里的钻石，这样一来，落在眼中的世界，将变得更璀璨、更晶亮、更美丽！

为生歌唱

1998年，我们所在的坎南布可州经历了百年难遇的大旱。因为长久不下雨，所有的井都已干枯。庄稼在烈日的炙烤下，变成一堆土灰。灼热的风将土灰吹得漫天飞扬，也把我们的希望吹得支离破碎。旱灾让农庄蒙受巨大的损失，日子过得异常艰辛，连日常用水都要限量。
　　 一天早晨我打开窗帘，看到邻居家4岁的小侄子罗比。他的父母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撒手尘寰。虽然罗比侥幸活了下来，却变成了哑巴。医生说，罗比因惊吓过度产生了语言障碍。罗比的姨妈收养了他，可是她家本来就有4个小孩，罗比的到来无疑是件不太愉快的事。罗比的姨妈总在抱怨：“是的，他可以发出声音，不过不是人类的声音。这样的孩子一点用也没有。”
　　 可是为什么她看不到罗比身上的亮点?罗比天性善良，每天早晨，都会小心地舀起一碟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会发出类似蜜蜂展翼时的“嗡嗡”声，把干渴已久的蜜蜂吸引到身边，喝他节省下来异常宝贵的水。
　　 他的姨妈暗示过许多次，希望我和汤姆能收养罗比。那个干旱的夏天，我对汤姆说，我想把罗比接来，至少和我们度过夏天。汤姆有些犹豫。当罗比的姨妈听说我们有这个意向时，她急切地找上门来，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清晰地记得瘦小的罗比脸上无助仓皇的神情。他的脖子上系着丝绳，绳上套着一个手制的哨子。这是汤姆去年给罗比做的，怕他迷路或遇到危险。罗比非常清楚这不是一个玩具，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如果吹哨，我和汤姆都会飞跑过去。 [　　 罗比每天一早就会起来帮我一起拾掇小菜园。他把洗脸、洗菜、洗碗用过的每一滴水都用勺子和小碗收集起来，给青菜浇水。因为罗比的悉心照料，小菜园在大旱中保持着青绿，当邻居家的菜园全都干枯时，我们的菜园成为邻居们惊羡的绿洲。
　　 罗比对小菜园感到非常骄傲，尽管是极其缺水的时期，我们还是尽量让它保留下去。但是，没有降雨，小菜园很快会消失。那晚，汤姆走进厨房，把洗过的盘子放进碗橱，对我说：“天气愈发干旱，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我心跳加速，我很担心他说要把罗比送回去。没等汤姆说出第二句话，我们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声，“上帝，是罗比的哨声!”我们飞快从屋里冲出去。哨声越来越急促。我惊恐万分，罗比一定遇到了响尾蛇。我们跑到院子，罗比正激动地指着天空。
　　 我抬头望着天空，看到了让人振奋的一幕———雨云，一团巨大的乌黑的雨云正在向我们这边移动!“罗比!快!把盆子、水桶和盘子都从厨房里拿出来!” [　　 当所有装水的容器都搬到院子里后，罗比跑回房间。然后拿着3个木头勺子跑了出来，递给我和汤姆一人一个。接着，他用手捧起熬汤时用的大锅，放在身前，然后虔诚地盘腿坐在地上。他拿起木勺，用自己的节奏，轻轻敲打汤锅。汤姆和我也一人拿了一口锅，和罗比并排坐在一起，按照他的节奏开始敲打起来。
　　 “为罗比下雨吧!为罗比下雨吧!”我一边敲打，一边唱着。
　　 一滴水掉进罐子里，接着是另一滴。很快整个院子浸润在雨水中。汤姆抱起罗比，在罐子旁边跳起了舞。罗比也高兴得手舞足蹈。突然，我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这令人太难以置信了，奇妙的“咯咯咯”笑声。汤姆把罗比抱过来，罗比的头向后仰着，他在放声大笑!我紧紧抱住他们，泪水混着雨水尽情地涌出。罗比放开汤姆，抱住我的脖子。“沃一沃一沃比的”，他嘴里含混着说道。他伸出一只小手掬成杯状，去接天上掉下的水珠，他又“咯咯咯”地笑了。“罗比的……爸爸妈妈”，他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一只手拉着汤姆的手说道。汤姆从我手中接过罗比，猛烈地亲吻他，我知道，此刻他同我一样，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孩子。

为生歌唱

1971年的夏天，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不知是抵美的第几个日子，我由一个应征事情的地方走回住处，那时候身上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居留是大问题，找事没着落，前途的茫然将步子压得很慢，穿过校园时，头是低着的。
　　 远远的草坪边躺着一个金发的青年，好似十分注意地凝视着我，我也知道，没有抬头，他站起来了，仍在看我，他又蹲下去在草坪上拿了一样什么东西，于是这个人向我走过来。
　　 步子跨得那么大，轻轻地吹着他的口哨，不成腔调又愉快的曲子。不认识走过来的人，没有停步。
　　 一片影子挡住了去路，那个吹着口哨的青年，把右手举得高高的，手上捏着一枝碧绿的青草，正向我微笑。　　 “来！给你！”他将小草当一样珍宝似的递上来。
　　 我接住了，讶然地望着他，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微笑，就这个样子。嗯！快乐些……”他轻轻地说。
　　 说完拍拍我的面颊，将我的头发弄弄乱，眼神送过来一丝温柔的鼓励，又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悠悠闲闲地走了。
　　 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收到的礼物。 [　　 小草，保存了许多年，找不到了。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法子知道，他的脸在回忆中模糊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法子忘记他。
　　 很多年过去了，常常觉得欠了这位陌生人一笔债，一笔可以归还的债，将心和快乐传递给另外一些人类。将这份感激的心，化作一声道谢，一句轻微的赞美，一个笑容，一种鼓励的眼神……送给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人。
　　 我喜爱生命，十分热爱它，只要生活中一些小事使我愉快，活下去的信念就更加热切，虽然是平凡的日子，活着仍然是美妙的。这份能力，来自那枝小草的延伸，将这份债，不停地还下去，就是生存的快乐了。　　　　　　

为生歌唱

这是一个朋友亲口讲述的故事。听完后我无意去追究真伪，因为我已深深地沉浸在人性的感动中……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单独驾车远行，而那一次的遭遇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
　　 记得当时穿过了馆山隧道，车就进入了原始森林中崎岖狭隘的山路。手提电话没有了信号，我懊丧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我将在原始森林里盘桓两个小时，想必电波的能量是没有办法穿透这又高又密的山脉森林的。
　　 懊丧并不完全是因为电话失灵，而是它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和它此刻一样，不过是一块外表精致的废铁盒子。
　　 我有着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非常富有，母亲受人尊敬，我本人也如他们所愿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但那又怎样呢?我不过是父亲手中的一个漂亮玩偶，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继承家庭的一切。31岁的我，有着百岁老人的苍老，有着妇人的懦弱和婴儿般的无知。我的世界是灰蒙蒙的一片……我也渴望激情，每想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甘受被神鹰啄食内脏之苦而拼命保护着柔弱的人类，这精神便让我激动。但现实中，我从来没遇到过可以献身的机会，只是庸庸碌碌地做着自己的富家公子哥儿。
　　 又试了一次电话，仍是忙音，我便专注开车，不再想它。车进了一个急转弯处的隧道口，我突然有种怪异的感觉，仿佛自己变成一个刚从黑夜中夜游回来的精灵，前方的路似乎成了通往天国的云梯。我下意识地回望身后，忽然惊奇地发现在我刚刚通过时还空无一人的路边，不知什么时候竟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他是怎么来到这绝壁陡坡的呢?更惊奇的是，我似乎感觉到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环萦绕于他的周围。这光辉绝非来自夕阳的反射，夕阳是不具备这种能量的，那是一种世外的东西，不染一丝尘俗，就像16世纪意大利诗人画家普桑画中的天使，对了，就是那样一种沉静和安详。
　　 我急踩刹车，等待他走上前来，他却一动不动留在那里，只是用眼神在向我诉说着什么。我像着了魔一般，下意识地揣上那个失了灵的手提电话，下车向他走去。
　　 男孩的脸色像纸一样的苍白，一双眼睛极其漂亮，头上戴着的棒球帽印有一个大大的红色“G”字，是巨人队的标志，在夕阳中有点刺眼。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我没有发现任何异状，不过马上就明白了，他是在说自己不会讲话。我急忙打着手语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他却拉住了我的手，将其展开，在手心上写上了3个英文字母“SOS”，然后就自顾自向路边的沟底走去。
　　 这可是紧急救助信号!我一惊，急忙尾随而下。谁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约几十米，绕过了一棵大树之后，孩子突然不见了。就在我四处寻找他的时候，前方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呻吟，循声而去，我险些被那副惨景吓晕———一台中型客车倒卧在树丛里，像一头沙漠中角逐后遍体鳞伤的漂亮母狮，正在凄楚地苟延残喘。
　　 我用树干小心地砸开已破的车窗，探进头去———天哪!一群都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横躺竖卧在里面，身上均已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不敢断定有几位幸存者。但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无法搬动这台大车，必须呼救。然而这是在大森林里，上不着天，下不接地，如何呼救呢?情急之下，我摸出了口袋中一直没有信号的手提电话。
　　 意外的是，在上面公路上都打不通的电话，在山谷里面竟然接通了。 　　 待自卫队的直升飞机救援队到达的时候，我已尽了我作为外科医生的最大力量———徒手急救了10个孩子。担架一个一个地抬了进去，因为抢救及时，避免了大量的失血，除司机外只有一名孩子死亡，因为被压在了车底，据说在车翻下来的瞬间就已经丧生。 当那副小小的担架通过我面前的时候，一种医生的负疚感使我忍不住掀起了蒙在那孩子脸上的毛毯，一瞬间，我的血液全部凝固了———这不正是刚才引我走下悬崖的那位男孩吗?一样苍白的脸庞，一样戴着血红的“G”字棒球帽，不同的是那喉咙已血肉模糊，上面横穿了一根细棒———这正是造成他速死的另一个致命伤! [　　 我觉得完全陷入了幻觉之中，使劲地拍拍自己的脸庞，却又真实地感觉到了疼痛……
　　 当自卫队员用直升飞机载着我回到山路边的停车处时，我再一次走到了那少年曾经站过的悬崖路边，向方才自己走过的山路低头望去，却发现那里除了一片峭壁之外，竟再无一点有过路的迹象———那么我刚才究竟是怎样下去的呢?
　　 如坠云雾，我木然地回到了车中，瞬息之间血液再次凝固———助手席上赫然摆着一顶帽子，正是那顶绣着“G”字的巨人棒球队的血红帽子!
　　 我用了极大的勇气才敢轻轻拿起那顶帽子，俨然捧着一个高贵弱小的灵魂。恐惧感过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纯洁涌进了我肉体的各个角落，眼泪不自觉地涌流出来———孩子，通往天国的路途中，你曾在我这小小空间里留驻过吗?
　　 回去之后，我离开了我那富有的家庭，辞掉了所谓前程无限的工作，随海外青年协力队走遍了亚、非、南美各地巡回医疗，踏遍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穷乡僻壤。我一生未结婚，也没有孩子，伴随我走遍天涯的只有那顶巨人棒球队的小帽子。
　　 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变旧、褪色，然而我的生命却一天比一天充实，我从未如此地幸福过。因为我虽身在尘世，却有个小天使时常伴随着我，一个曾经是那么富有活力的小生命环绕在我左右。
　　 我的小天使，我的小普罗米修斯，你在天堂还好吗？

为生歌唱

几十年前，《巴尔的摩哲人》的编辑亨利·曼肯说过，财富就是你比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行为经济学家说，我们越来越富，但是体会不到幸福，部分原因是，我们总拿自己与那些物质条件更好的人相比。
　　 科内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说，你是愿意自己挣11万美元，其他人挣20万美元，还是愿意自己挣10万美元，而别人只挣8.5万美元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选择了后者。 　　 弗兰克写过一篇论文《多花少存：为什么生活在富裕的社会里，却让我们感到更贫穷》，里面提到住房，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面积呢？主要取决于邻居拥有多大的住房，如果邻居的住房小，那他也不需要太大的住房。 　　 曼肯说，最好的基点应该是凯利·帕克，他是澳大利亚最富的人，他的一个肾是移植的，心脏也做过手术。曼肯说：“你难道希望自己拥有40亿美元，而一个肾是移植的吗？”　　　　

为生歌唱

在秦岭的一道褶缝里，隐着一间茅屋和一个尼姑，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荒凉的庵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游荡至此，用惊奇成问号的手指叩开了门扉。 她有些迟疑地迎了出来，吃惊撞上了吃惊。
　　 她穿着绛色长袍，上面爬满了各式补丁，它们堵住了破洞，却怎么也遮掩不了寒碜。然而她的脸颊是光洁平整的，很年轻的样子，一问才知道都五十多岁了。这么说，时光仅仅磨损了她的袍子？
　　 我不由摸摸自己保养来保养去却依然沧桑不止的脸，心里咝咝直泄气。　　 她的巴掌大的茅屋里，一张破旧的床，一座泥巴糊的灶，一张污黑的木桌，上面供着一尊同样污黑的佛像。
　　 在这样一个背对尘世的小屋里，她已生活了三十多年。 [　　 我突然联想到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同样是物质生活简化到近乎为零，可那个既不与我同时代，又不与我同空间的人，于我却是那样熟悉，他在瓦尔登湖的湖畔钓鱼采野果散步思考的生活让人着迷。
　　 可这个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这说那的人，却陌生遥远得像个外星人。虽然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从感知她，我的理解力在她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在山峦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无知的重复里，她都在做些什么？她有没有惊叹过头顶被星星煮沸的热闹的夜空？她是否倾听过响彻山谷的秋虫交响乐？在山雨飘摇的夜晚，她是否如女人那样感到恐惧？
　　 在她长长的一生里，没有降临过爱情，没有拥吻过孩子，没有亲朋，没有书籍，没有物质，没有一切的一切，她只是她周围许多棵叫不出名字的树中的一棵，只不过会从茅屋挪出挪进罢了。
　　 当然，她说她心里有佛，为了一个从来没有谁见过的佛，她就背弃了人世的一切。她说她出家是为了修成正果，“到那时，就能永生不死了。”她说的时候，一抹笑意从脸上一直荡漾到眼里。
　　 可不死又是为了什么？我想问，终究没问。 [　　 我是不会这样生活的，我只是一只贪心的网，在现世流淌的时光里打捞不止，捕捞小鱼碎虾来喂养生命里的各种饥渴，收获的喜悦是有的，但鱼死网破的疼痛也是有的。
　　 哪一个更好？做一棵树还是一只网？这恐怕没有答案。她当初为了做成一棵树，任凭父母死缠烂打也没法阻挡她把自己挪到世外，而我也将一直捕捞下去，并不会去想为什么。
　　 人是无法回答生命的价值这样的问题的，也许，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就会舒服，从而就有了价值，哪怕像她那样把自己活成一棵树。

为生歌唱

他是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之一 ，却常常得不到快乐，他说：“一些人毕生都在追逐金钱，绝大多数时间却一无所获。另一些人挣的钱多得花不了，自己却活不过他们开的那些公司。这两种人都在朝着他们所认为的幸福不停地劳作。但是他们都错了。”
　　 事情发生在1999年，肯尼斯·贝林乘坐私人飞机到了罗马尼亚。在当地一家医院里，71岁的贝林第一次把上了年纪的残疾人扶到了轮椅上。从那一瞬间起，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贝林来非洲之前，圣徒慈爱协会专门找到他，希望他能够用私人飞机顺路带些捐赠物品到罗马尼亚，包括肉罐头和六把轮椅。坐上第一把轮椅的老人，他妻子过世了，他又中了风不能行走，如果没有轮椅他只能永远呆在屋子里。
　　 “他老泪纵横，并且告诉我说：‘现在，我可以走出院子，和邻居们一起抽袋烟了。’我只不过把他扶上了轮椅，但就好像帮他恢复了人格尊严，”77岁的贝林接受《英才》专访时说，“生平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为了保持那种感觉，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做任何事。”
　　 罗马尼亚之行，点燃了贝林从事慈善事业的激情，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频频光顾非洲的医院、东欧国家、阿富汗以及中国、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2000年，贝林创立了轮椅基金会。根据其网站数据，到2005年5月，轮椅基金会向全球130多个国家，捐赠了超过37万台轮椅。
　　 直到晚年，贝林才找到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在《为富之道》一书中，贝林讲述了他如何从大衰退时代的穷小孩，到成为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之一，再到成为慈善家的经历。　　 1928年，贝林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农户家里，他祖父母是从普鲁士和瑞士移民到美国的。贝林的家境很贫困，他父亲一小时挣25美分，他母亲帮别人洗衣服、打扫卫生，两人用微薄的收入支撑整个家庭。“我在中学之所以热衷于橄榄球，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学校是第一个让我洗到热水澡的地方。”
　　 “我是自己成长的。他们让我自行其事，让我自己作出重大决定，因为他们都在为谋生而奔命，几乎没有时间来管我。我变得有点不耐烦，我不喜欢做穷人，”贝林说，“但是这种经历，使我渴望走出去，而且做什么事情都无所畏惧。” [　　 在七岁那一年，贝林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卖报纸。每卖掉一份报纸，他就能挣1美分。此后，他又帮别人装卸牛奶、修剪草坪，并在木场、乳酪厂和杂货店等地方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一切可以挣到美元的工作”。高中毕业以后，他成为了二手车销售员，最后成立了自己的汽车经销商公司。后来，他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搬到加利福尼亚。27岁那年，他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美元。
　　 他拥有顶级豪宅，世界级经典汽车，私人飞机，在1988—1997年间他还拥有西雅图海鹰橄榄球队。应有尽有，贝林似乎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他又总觉得自己生命中缺少了某一样东西。直到他把别人扶上轮椅时，他才找到了这种东西。 [　　 当别人坐上轮椅并把便利和自由的意义告诉他时，贝林深受感动。“很多人都告诉我说：‘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想去死到想活着’。”他说。
　　 到发展中国家的旅行，“使我更加感激……自由并非天生而来，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不断地奉献并且不断努力，这么做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为了享受奉献所带来的快乐。”
　　 “我为自己在找到目标以前虚度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深深遗憾——并非因为我不渴望去寻觅，而是我起初以为钱挣得多就是目标。事实就是，我把梯子靠错了墙，爬到顶才发现错了。”

为生歌唱

阿勇和我同在一个系统，收入却是我的几倍，优越感自然也翻番，当我还在为新房做梦的时候，他已在自己的屋顶花园晒太阳了。 [　　 因为掌握核心技术的缘故，阿勇的工作也不忙。他是传说中的有闲阶层，他常把自己比喻成一条悠闲的热带鱼，被温暖的水泡着，闲闲地游来游去，看水草，看海礁。
　　 看水草，看海礁，那是真有其事，因为生活宽裕，没什么爱好的阿勇对养热带鱼着了迷。为了在家中实现观赏的乐趣，他颇费了番工夫，找了大量资料研究鱼的习性，花大价格买设备，整整捣鼓了两个月，总算把几条名贵的海洋鱼类请进家中，在他看来，那是乐趣所在，在我们看来，那是奢侈。
　　 就因为时不时地见着阿勇，我常有自卑感产生，梦想中的悠闲人士当如斯人，而自己呢？总有不断的目标逼过来，要买房子、要糊口，或是为不可测的将来积蓄，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有时我常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　　 上个周末，阿勇邀请我们几个到他家里玩，等大家围坐在鱼缸前，阿勇开始介绍，这条是什么品种，那条又是什么？突然，他停住了，转身冲厨房大喊：“老婆，不是有五条吗，怎么只看见四条了？”他夫人甩着湿淋淋的手出来，带些不满地说：“那条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你才知道啊？"
　　 那一刻阿勇的窘态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他有理由尴尬，一个常年吹嘘自己多么有雅趣的人士，其实未必珍惜过别人羡慕的一切，他是非常悠闲，可是失去目标的闲散，并不美妙。他以为，那几条永远也游不出鱼缸的鱼，会好好地活着，天天向旁边的水草和礁石夸耀幸福。　　 从阿勇家出来，我便向菜场奔去。我知道，被压力逼着往前走的滋味并不好受，但至少，我还有方向，为活下去而做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为生歌唱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拥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愣愣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被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有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挂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装裱。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