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正因为这种人和人生，这种行为风格才不是孤立的，它才有生存和繁衍的可能。所以，小野二郎并不孤单，他是一个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在追求一种内容和气质相近的生活：专注、执着、严谨、诚实、身心并赴、内心充满安宁和纯粹的喜悦……
　　
　　小野二郎说：“你要爱你的工作，你要和你的工作坠入爱河。”
　　
　　用修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劳动，追求平淡里的深味、简易中的精致、清素下的高贵，这是大部分人有机会采摘到的人生，而命运也很少辜负这种选择，尤其在精神回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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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美剧，大多数反映的是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比如，《Friends》里的六个主人公，一个是街角咖啡店的服务生，一个是小餐厅的厨师，一个是不入流的演员，一个是大学教师（古生物学，不像是能赚钱的专业），一个是公司职员，还有一个甚至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按摩女。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似乎都不高，但都活得开开心心。当然，在生活中他们也会遇到挫折和坎坷，也有内心的挣扎，会做错事，但每个人都凭自己的劳动吃饭，真诚面对生活和感情，坦坦荡荡。
　　
　　再比如，《绝望的主妇》里的四个女主人公，都是小镇上的家庭主妇，地位并不显赫。小镇的生活平静，但也不时会出现种种出人意料的变故，甚至会彻底颠覆原来的生活。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坦然面对，积极而乐观，勇敢地克服困难。我最喜欢的是每一集快要结束时，出现的一小段旁白，这些话紧扣剧情，充满生活哲理，告诉人们要有爱，有勇气，懂得宽容和诚实，失败远比欺骗可贵。看了这些反映普通美国人生活的电视剧，你能从中受到启迪，对生活有新的领悟。
　　
　　然而，打开国内的电视频道，放眼望去，往往是黑压压一片跪倒之人，耳中听到的，全是“奴才”“主子”的叫声。我们特别喜欢在电视剧里展示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宫廷的政治斗争，后宫的尔虞我诈，官场上的钩心斗角，有时候光看剧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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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不经意间看到的《甄嬛传》里的一个情节为例：甄嬛为了陷害皇后，在怀孕期间假装被皇后推倒。当皇帝对此将信将疑时，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出现了，哭着对皇帝说，她亲眼看见皇后推倒了甄嬛。皇后因此被打入冷宫，甄嬛也由此上位。看到这一情节，我不禁怒火中烧：为什么要在电视上教孩子说谎？我们有严格的影视作品审查制度，可是这样的情节，却没有人审查出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孩子的保护——特别是精神保护——极为看重，我几乎没有看到哪一部西方电视剧中，有让孩子说假话还受到鼓励的情节。
　　
　　一位台湾的朋友跟我说，《甄嬛传》不能当历史去看，看的是当下。它之所以大受欢迎，就在于它在观众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也许每个人都踩过别人，或被别人踩过，是险恶的外部环境让一个好人逐渐变坏了。
　　
　　今天，人们总是喜欢拿教育说事，认为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皆能从教育中找到源头。但教育仅仅是学校的事吗？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在互联网时代，他们获取资讯的渠道日益多元。比如，孩子们都喜欢看电视，就会受到电视情节的影响。如果他们从小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可以用尽心机把别人干掉以后自己爬上去，还不受惩罚，他们也可能学会这种“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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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的是，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展现，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上展现那些人性的丑恶面，而且这样的丑恶还不会受到惩罚？中国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往往告诉人们：心机最深、最心狠手辣、最冷酷无情的人往往是最成功的，能当很大的官，能挣很多的钱。
　　
　　我无意主张电视剧只能歌功颂德，呈现伪善的道德说教，我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也许可以用不那么笨的方法，实现我们希望的教育目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并不比我们低，应当说这和美国人的教育方式有极大关系。好莱坞的大片最追求票房收入，但爱国主义往往是这些追求票房收入最大化的大片的主题。这一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可以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的影视作品，究竟要带给观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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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过度敏感症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63次 　　每次和在国内的妈妈打电话，总会被附赠几条“健康小贴士”。“你那里买得到红枣吗？要多吃红枣，补血！”“没事的时候敲敲大腿外侧的胆经排毒。”“早上喝杯生姜茶，晚上不要喝——早上吃姜，胜过参汤；晚上吃姜，赛过砒霜。”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想，如果老妈知道我在这里早上起来一杯咖啡、一块吐司就解决了早餐，从来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泡姜茶、敲胆经，不知道会不会高声尖叫。
　　
　　无论如何，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了，就有个强烈的感觉：中国人一边抱怨自己生活质量不高，一边却又活得比地球上哪个国家的人都精细、惜命。从没见有哪个国家，养生保健类书籍如此畅销，电视健康讲座如此风行，中老年人如此整齐划一地晚间聚集在市民广场上跳舞。
　　
　　每次我回国前，父母都会先跟亲戚朋友问好需要，发来一份保养品购物清单：深海鱼油、大豆卵磷脂、西洋参，等等。每次我都要开车去药店，才能搬运回这些“健康”；而每次回国，如果带两只箱子，有大半个箱子装的都是这些东西。
　　
　　一次在药店，店员见我一个人买了这么多，彻底惊呆了，忍不住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是带回中国送给家人的，她脱口而出：“这该是个多么‘健康’的家庭啊！”
　　
　　我想，如果我告诉她，我妈每天雷打不动地看某电视台10点档的中医养生讲座并坚持记笔记，花“巨款”买了个号称可以通过远红外线理疗身体的“高端”床垫，每年体检完把报告里的数字像分析股票走势一样“科学”而细密地研究到几乎可以背下来，她会不会当场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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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健康”是个特别简单直白的事：健康饮食、经常运动、定期休假、心情愉快。虽然不少美国人的体型不太健康，但对于如何保持健康基本是有共识的（只是他们没能抵抗住一些诱惑而已）。报纸和电视上的健康专栏虽然也有不少粉丝，但绝不至于形成全民“运动”。至于体检——人家当然也检，但除非是生大病，一般是去自己的家庭医生那里检查，再聊一聊就完了，绝对不会花很多钱去豪华“体检中心”换回厚厚一沓看不太懂的检查报告……
　　
　　中国人太关注健康了，太怕自己不健康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过分敏感的地步——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是被“看病贵”吓的，另一方面也是被充分利用这种恐惧心态的商业力量造就的。其结果，就是变得“过度健康”。
　　
　　昨天的电话里，老妈说：“又有一个养生专家说，红枣也不能吃太多了，否则不但补不了血还会得糖尿病——说是红豆补血的效果更好。”
　　
　　我苦笑着回答说：“不久前不是还有一个专家说绿豆包治百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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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文化时间:2014-07-13　作者:未详　点击:101次 　　20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交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需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了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了……”
　　
　　这一下，整个车厢的人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当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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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过去了，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在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一道防线。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人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关注了。但是，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首先应当不再“扮演”文化。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这就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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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我曾经组织过一次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聚会，《英汉大词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单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去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辞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资历，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造成了一种幽默的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者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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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