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大家早上好，把早上的第一缕阳光（微笑）送给朋友们，美好的一天伴随我的问候开始，今天2月11日星期三，农历腊月二十三，六九第七天，今天是小年，是祭祀灶君的节日。请关注小年的天气变化，白天多云3-4级西南风最高气温零下3度，今日夜间晴，3-4级西南风最低气温零下16度，温度开始回暖，气温起伏频繁一定要预防感冒的发生，还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多喝温开水，保持心情愉悦。现在是什么？上一秒钟已经结束，下一秒钟还未到来，现在在哪里？现在就在我们此时的心境，这种心境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一周、一月、一年……拥抱          农历腊月廿三日，汉族民间称为过小年，是祭祀灶君的节日。汉族民间传说这一天灶王爷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功过，辞灶便是送灶王爷起程。故民间对这位居家之神，平日态度很虔诚，且很尊重。送灶寄托着汉族劳动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向往，祈求神明保佑新年合家平安，吉祥如意，岁岁平安。祭灶这天除吃灶糖之外，汉族民间讲究吃饺子，取意“送行饺子迎风面”。所以大家今天别忘记吃饺子和灶糖呦，最后祝大家小年快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年年如意、岁岁平安；财源广进、富贵吉祥；幸福安康、庆有余；竹抱平安，福满门；喜气洋洋！灯笼鞭炮

为生歌唱

大家周末早上好，把早上的第一缕阳光（）送给朋友们，美好的一天伴随我的问候开始！今天2月13日星期五，农历腊月二十五，六九第九天，请关注周末的天气变化，白天多云，3-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零下2度，夜间多云，2-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零下14度，气温起伏不定，要注意预防感冒的发生，多补充水分多喝温开水，保持心情愉悦。空气质量中度污染，要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注意加以防护。 
心静了，才能听见自己的心声；心清了，才能照见万物的本性。不甘放下的，往往不是值得珍惜的；苦苦追逐的，往往不是生命需要。人生的脚步常常走得太匆忙，所以我们要学会，停下来笑看风云，坐下来静赏花开，沉下来平静如海，潜下来静观自在。心境平静无澜，万物自然得映，心灵静极而定，刹那便是永恒。时光如水，我们都是时间的主人，就让一切永远如我们所想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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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提问吗时间:2013-10-03　作者:未详　点击:176次 　　提问为何不能让总统兴奋
　　
　　2009年11月16日，上海浦东科技馆，第一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上海青年学生进行了一次交流。当奥巴马与上海大学生的问答实录在网上直播后，人们都犯了嘀咕：这么难得的机会，提问的那几个同学到底怎么了？
　　
　　奥巴马被称为演讲总统。久经沙场的演讲总统，心中早有一个度量衡，提问精彩与否，能不能挑起他的兴奋神经，从他回答中的用词便可窥见一二。
　　
　　大学生提出的七个问题中，“世博会明年将在上海举行，您是否准备参加世博会呢？”是对初次见面的礼让。接下来的提问仍然延续着温柔：“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您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又想从中国带走什么？”“请问您的这届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这个世界向着文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您的外交政策中会有哪些措施去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我们中美两国在此方面会有哪些合作？”面对这些提问，演讲总统奥巴马要么说“好”，要么不对问题的好坏做出任何评价，直接回答——显然有些意兴阑珊。
　　
　　这些提问还真挑不出什么错误，舆论之所以大呼“浪费机会”，是因为它们虽然正确，却毫无精彩可言。你再怎么客气，外国人也不吃“礼多人不怪”那一套。要知道，演讲总统可是什么场面都见识过的，尴尬的、难堪的、偏激的……偏偏就对言之无物的提问准备不足。没准奥巴马的心里也在犯嘀咕：到底是中国大学生对我太温柔，还是在微笑背后打算给我下什么狠套儿呢？
　　
　　有态度，还要有深度
　　
　　过于温柔，不是咱们年轻人该有的脾性，更不是中国大学生一贯的风格。其实，咱们也曾多次“刁难”过美国总统。
　　
　　早在1998年牙口2002年，克林顿、小布什就曾分别访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们进行过交流。同样是美国元首，同样是中国学子，当时的问答实录既反映了中国学生的态度，也折射出大学生对各种问题了解的深度。提问中还借用当时国人关注的影视、娱乐、社会新闻热点作为由头，无论是彼时还是此刻甚至将来，都值得拿出来回味和享受一番。
　　
　　十二年前，当克林顿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北京大学演讲大礼堂时，有着丰富辩论经验的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面临一次强有力的挑战。在演讲环节，克林顿挂着笑容，念着由专业撰稿人以优美词句铺陈的演讲词，显得很轻松。不过，接下来大学生的提问一个比一个尖锐，坦诚、直白的态度一度让他紧张到难以招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等方面有了更好的了解，最近还看了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却少得可怜，您打算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呢？”“美国一直在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又与日本修订美日防卫条约，把中国的台湾省也包含在军事行动范围内。如果中国在夏威夷驻军，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安全条约对付美国，美国人民也会同意吗？”“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企图？”“美国在人权与民主等方面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每一个提问，都会引宋台下学子潮水般的掌声。最与时俱进的当属第七位学生的问题：“如果现在北京大学也有一群学生向您示威抗议，您会有什么感受？”显然，他暗指的是前一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遇到示威的事。克林顿无法招架，不得不用打太极的方式说：“我当时告诉江主席，我不孤单了，因为我在美国常遭人示威。”
　　
　　最后，克林顿在结束问答时加了段陈词：“你们提的问题远比我的演讲词更重要——我没有在讲话时学到什么，而只有在聆听时学到了东西。”私下里他又对当时的北大校长陈佳洱感慨：“你的学生很出色，我走过世界这么多国家，从没有哪个学校的学生能够提出今天这样的问题！”
　　
　　无论哪国大学生，都应该具有一种相同的气质：犀利，睿智，敢于挑战权威。所以，当他们面对比自己成功、睿智、强势得多的嘉宾，敢于亮出自己的态度还远远不够，好问题往往还伴随着深度。
　　
　　2002年，小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后，中国大学生问了国人都关心的台湾问题：“昨天您和江主席进行了谈话，并且开了联合发布会，您在这个会上没有清楚地回答一个问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否会包含台湾在内？另外，我还想问，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您说和平解决，那么您对和平统一到底有怎样的看法？”
　　
　　小布什赞赏地微笑着，用“非常好．”为这个问题定了性，接着回答：“和平、对话是美国的态度。”然而，提问的清华学生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下一位提问的同学非常默契地延续了这个问题：“很遗憾，您刚才还是没有明确地回答，您总是说和平解决，而没有说和平统一。三天前您在日本访问，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将牢记对台湾的承诺’，我想问总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还牢记它对十三亿中国人的承诺呢？那就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不’政策。”
　　
　　两次连番提问，中国大学生对台湾问题思考的深度让小布什疲于招架，绕了半天还是不得不正面应对。一问一答本来就是一个探求观点、挖掘深度的过程，在思想交流层面上人人平等，如果你一味地礼让弃甲，避而不提真正有内涵、有价值的问题，反而是对回答者极大的不敬重。
　　
　　相比之下，此次奥巴马访华，大学生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颇值得回味：“总统先生，您好。我们非常荣幸来到这儿。我找了一个网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台湾的一位同胞。他说：‘我来自台湾，现在在大陆做生意，两岸关系在近年采不断地改善，我在大陆的生意做得很好。当有人在美国说美国想向台湾售武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话会破坏两岸关系。’总统先生，我想知道您是否支持改善两岸关系？”
　　
　　台湾问题，好领域；借普通台湾同胞的立场，好角度；借个人经历说对台出售武器，好切入点——但遗憾的是，刚开了个头却又迅速煞了尾，最后的提问避重就轻地落在“您是否支持改善两岸关系”。此问一出，答案就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期待，因为这个问题问奥巴马，跟问美国州长甚至是某位不知名的美国杂货店老板，得到的答案恐怕都差不多。如此生硬、风格突转的提问，让我们忍不住自问：我们为什么不会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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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问题出口成伤
　　
　　盘点近年来大学生在讲座、交流、论坛中的各种提问，我们不难发现，好问题越来越少，三种让嘉宾郁闷不已的问题却随处可见：
　　
　　极端功利型常去高校演讲的李开复曾经不无委屈地说：“中国大学生动不动就让我给他的前程来个规划，给他出国提点建议，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建议？”不少大学生总指望通过嘉宾的一个回答，就搞定自己在学业、恋爱、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所有问题。此类极端功利的提问还包括：企业主管来了问“能不能招聘我”，成功人士来了问“能不能为我设计一下人生计划”，学术专家来了问“能不能指导一下我的论文”……面对这种问题，我只能说，低头看不到脚趾是件可怕的事，低头只能看到脚趾是件更可怕的事。
　　
　　拍马屁型某次讲座，一位大学生问梁文道：“晚辈来自某某大学，我有一个想法想告诉您。我从小就关注凤凰卫视中梁先生的节目，比如《希拉里身边的克林顿》，启发我开始阅读英文版的《MyLife》，所以我很想说，今天您坐在这里，牺牲自己周末的leisuretime（闲暇时间），我觉得您确实对我们青年人的思想起到了发酵的作用。尽管您很疲惫，我也能感受到关心和力量……”此君把自己如滔滔江水般的敬仰之情足足描绘了长达两分钟——请问您到底想问什么呢？“非常非常荣幸”“非常非常感谢”，一开口先自降三级，趴在地上仰头提问。如果出于无心倒也可怜可叹，如果你是有意，那请趁早歇了，拍嘉宾的马屁也要拍得有水平。
　　
　　无的放矢型2009年春，南方报业集团宣讲会现场，一名学生问人力资源主管：“请问南方报业集团未来十年的发展思路是怎么样的？”人力资源主管很无奈：“对不起，作为一名中层管理者，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此次奥巴马和大学生的问答里。学生提问：“什么样的大学教育让您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如何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奥巴马答：“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课程学了之后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问天问地问世界，动辄全球和平、历史进程、成功之道，这种问题除了上帝，谁有本事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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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时间:2013-10-03　作者:未详　点击:185次 　　近年来，国家拿出了基金，向海外推介中国的文学，好像已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班子，选出了一批向外推介的书目。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任何选择都是偏颇的。鲁迅先生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一个人的选择必受到他的审美偏好的左右，一个班子的选择也必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左右，因此多一个班子就多一种眼光，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的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我看到有些报道里说我是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想这个事实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这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我深知中国当代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作家，我向西方翻译家推荐过的作家不少于二十人，我盼望着他们的作品尽快地更多地被翻译出去，将我这样的老家伙尽快覆盖。
　　
　　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实际上才是传播的真正开始。书被阅读，被感悟，被正读，被误读，被有的读者捧为圭臬、被有的读者贬为垃圾，在有的国家洛阳纸贵，在有的国家无人问津，对于一个作家，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既感到欣慰快乐，又感到无可奈何。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书被翻译出去，就开始了它独自的历险，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上世纪30年代有人讽刺鲁迅，说拿了他的《呐喊》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说《呐喊》的纸张太硬，只怕有伤先生的尊臀，将建议书局，下次再版时，用柔软的纸张。
　　
　　我这样的作家，自然不具备鲁迅的雅量。听说别人用我的小说当厕纸，嘴里不敢说，但心里还是不高兴。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小说，嘴里不好意思说，心里还是很舒坦。尽管我作为一个作者，根本无法干预西方读者对自己小说的解读，但总还是心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读者能从纯粹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就他的新书《相遇》在台湾出版，特意写给台湾读者一封信，他说：“所有我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也就是在一个台湾人所不能了解太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当中。但我更感幸运能由你们的语言出版，因为一个小说家最深的意图并不在于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对他来说，没有比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批评来得更糟的。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相浮现出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每每在远离他小说所设定的国家的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
　　
　　我不敢说在米兰·昆德拉之前我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我不敢说米兰·昆德拉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只能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话。我多次说过，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好的文学能够大于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政治问题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但作者最终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人。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我们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推介是选择，翻译是选择，阅读也是选择。尽管作为作者我对读者有自己的希望，但也仅仅是希望而已。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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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讲一个小小的关于选择的故事。新年的时候，我回故乡去看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我后来一直为自己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二十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我想说这个不哭的人就是作家的人物原型。就像我小说《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蓝脸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只有他坚持单干，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都不能改变他。这两个人物，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但他们战胜了政治，也战胜了那些骂他、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
　　
　　文学可以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文学告诉读者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一个小说家最深的意图并不在于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对他来说，没有比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批评来得更糟的。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相浮现出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每每在远离他小说所设定的国家的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
　　
　　——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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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蚂蚁击倒一头大象时间:2013-10-03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巅峰过后是深渊
　　
　　2009年年初，丰田才干掉通用，登顶全球最大汽车公司，到年底，就遇上了800万辆汽车的“召回门”：丰田总裁丰田章男才使“丰田姓氏”回归总裁大位，就被迫在日本、美国和中国开始道歉之旅：2010年1月29日，瑞士达沃斯，丰田章男被媒体追击无奈表示：“对于令消费者不安一事，我深感抱歉。”2月5日在日本，2月24日在美国，3月1日在中国，丰田章男一遍遍地向消费者表达歉意，一次次在媒体的聚光灯前鞠躬，却仍然不能解答公众心中的疑惑。
　　
　　在美国，丰田汽车2010年2月份共售出新车100027辆，较去年同期减少8。7％，是自1998年以来的新低，而12。8％的市场占有率也较去年同期下滑了3。1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一下回到5年之前，排名也被福特超过，退居第三。
　　
　　1月份是中国汽车的销售旺季，多家车厂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丰田销量却跌出前十，出于1月份丰田召回事件影响还未急速发酵，在丰田对中国国产的7万辆RAV4实施召回后，不少地方已出现退订RAV4的情况，丰田后续表现堪忧。
　　
　　市场失利之外，丰田还需付出超过20亿美元的召回费用，此外，在美国因丰田汽车缺陷导致的死亡数目前已增加到37人，涉及29起事故。截至2月中旬，全国累计有44宗针对丰田的集体诉讼，涉及36亿美元。而在股市上，丰田股价的下跌更是以百亿美元计。
　　
　　其实，汽车召回在美国是家常便饭，在美国，平均每卖出100辆汽车就有10辆被召回。福特汽车因巡航控制开关不良（其可能发生的危险绝不亚于此次丰田召回），实施了延续10年、多达1490万辆的召回，创下史上最大规模召回纪录，福特召回前，曾导致270人死亡和800人受伤，还因此与合作了95年的凡士通轮胎互相拆台，最终分道扬镳。通用同样实施过召回，1971年12月，由于节流联动装置受影响可能使车辆突然加速，并导致汽车失控，通用召回670万辆汽车。
　　
　　为何丰田的此次召回却遭到各方如此“过激”的反应？除了美国政府的“阴谋”，如奥巴马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机会（尤其是通用和克莱斯勒等美国“国企”），通过对丰田的敲打抑制不断提高的失业率、挽回不断下滑的支持率外，丰田其实是一步步滑进了自己挖下的泥潭。
　　
　　一块脚垫引发的风波
　　
　　丰田召回门起因是一起交通事故。
　　
　　2009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巡警马克·塞勒和家人驾驶一辆雷克萨斯ES350轿车行驶在125号州际公路时，车辆突然失控，燃起大火，塞勒和家人全部丧生。报警电话记录显示，事故发生1分钟前，和塞勒同车的一名家人打电话报警，说汽车油门不能回弹，制动也不起作用。
　　
　　对于此次事故的调查被集中在一块显得无关紧要的脚垫上：由于脚垫滑动，卡位油门而导致车辆失控。2009年9月29日，丰田汽车宣布：计划召回在美国销售的380万辆汽车，而在此前的2007年，丰田就已因脚垫容易向前滑动导致油门出现异常状况，而在美国召回了55万辆凯美瑞和雷克萨斯ES350。
　　
　　事情并不只是一块脚垫那么简单，2009年11月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对丰田“自动加速门”的调查，发现自动加速源于汽车设计缺陷，丰田此后不得不增加了召回数量，达到426万辆，但仍称是脚垫问题。
　　
　　事情并未结束。今年1月21日，丰田再次在美国召回230万辆汽车，此次召回原因也许离事实更近：是CTS油门踏板问题。相较汽车脚垫，油门踏板对汽车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加上媒体不断披露因自动加速而发生的多起伤亡事故，以及丰田汽车美国公司前雇员迪米特斯·比勒对丰田提起的诉讼，显示丰田多年以来一直竭力通过“私了”处理消费者的纠纷，丰田信任值顷刻间降到低点。
　　
　　此后，即使丰田陆续在欧洲、中国、澳洲实施召回，然而已经难以起到亡羊补牢的效用，反而因层出不穷的刹车、ABS、输油管路问题，更令美国人对丰田产生更大疑问。3月2日上午10点，美国国会就丰田召回事件举行第三次听证会，诸多国会议员都表示丰田汽车的电子油门设计存在缺陷，而丰田却有所隐瞒。与之相印证的是，3月1日丰田章男在北京时，他一改美国听证会上对“电子油门不存在设计问题”的说法，表示“电子节气阀的控制系统问题”也是导致突然加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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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传统
　　
　　丰田章男在美国听证会上表示：“非常坦白地说，我们发展的速度或许太快了。”
　　
　　丰田公司长期以来安全第一、质量第二、销量第三的价值观“变得混乱”。过度追求扩张速度，使得丰田无暇倾听消费者的声音——而这恰恰是丰田当初成功进入美国的立身之本：为了设计出符合美国消费者需要的汽车，丰田曾派调查者以学习英语为名在美国普通家庭呆了半年之久，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来决定汽车的设计：在1989年雷克萨斯品牌推出之初，丰田就因尾灯过热等一系列故障而在第一时间主动召回首款车型LS400，当时，美国公司负责人给每位被召回车辆的车主寄去有他亲笔签名的道歉信，维修小组还亲自前往顾客那里提供维修服务，并在召回检修完成后将车洗干净并将油箱加满。
　　
　　20年后，这种光荣传统已经_。去不复返。丰田章男则一直到1月29日才面对媒体，1月31日美国的主流报纸上才出现丰田汽车的召回公关广告。尽管丰男章男终于在2月5日在日本道歉，但鞠躬的度数竟然被日本媒体戏称为像是在打招呼。尽管他在出席美国听证会时声泪俱下。但已经于事无补，其后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不仅只有短短1小时，而且更被指为照本宣科，并事先打点好媒体。
　　
　　2月24日，美国听证会上，众议员约翰·迈卡当众出示了一份丰田华盛顿分公司2009年7月的内部资料，显示该分公司邀功称，在2007年9月曾成功说服美国质量监察部门停止对其出现突然加速的车型进行调查，进而逃过了一项大规模强制召回法令，该公司称这些有问题的汽车只是脚踏垫卡住油门，因此只需要“设备召修”，而非较严重的全车召修，结果省下一亿美元，更是加深了各方对丰田“草菅人命”的负面联想。
　　
　　同一天，美国田纳西州退休妇女朗达·史密斯在听证会上作证，在2006年10月她就已经遭遇了一次生死加速，然而与丰田交涉了数个月之久甚至投诉到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都没有结果，如果从彼时算起，丰田的召回已经拖了整整有三年时间，而这几年正是丰田在美国攻城略地的时期，丰田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2003年的10％左右，一路提升至最高超过17％，本可在较小范围之内解决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日企的“菊与刀”
　　
　　丰田章男的今日处境，与2001年美国小福特（WilliamClay“BiLl”FordJr）上任时非常相似。从L999年开始，发生了多起福特汽车上的凡士通轮胎爆炸事故，虽然福特和凡士通互相推诿，最后仍然不得不共同实施召回。福特公司花费了135亿美元替换了安装在其ExplorerSUV系列汽车上的2000万个轮胎。危机之后小福特接任，当时福特已经从1999年盈利65亿美元，跌到2001亏损54。5亿美元的境地。如此巨大的压力促使小福特转向东方哲学如禅宗、藏传佛教和内观神修法来平衡身心，东方哲学还为他指引了一条“绿色福特汽车公司”的道路，最终带领公司重回正轨。
　　
　　而本身即为东方人的丰田章男，能甭如小福特一般力挽狂澜？
　　
　　《菊与刀》把日本人性格中的两个极端喻为菊与刀，召回事件中，丰田和丰丰田章男的表现又一次印证了此点。菊是他们的态度，柔软而谦恭，在国会屡次被斥责“为你感到羞耻”，丰田仍然表现得节制而有礼；然而像刀一样坚固和坚持的，却是丰田坚称召回并不是由于油门踏板电子元件缺陷所致，在召回“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公众依然不甚清楚。
　　
　　其后，丰田章男在北京接受电视节同专访时，面对芮成钢“为什么中美消费者得到服务差别那么大”的提问，他以世界各地的麻婆豆腐口味不同作比，表示汽车是根据道路以及使用环境等设计的，不同的国家丰田提供的车是不一样的，当然服务就不一样。
　　
　　《菊与刀》中指出，日本继承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与忠，但是却抛弃了仁。因此在公司伦理上，日本员工必须要忠于公司，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超过了其对消费者利益——“仁”的关注。不管是雪印乳品事件，还是松下电器爆炸事件、索尼电视机召回事件，日本企业在召回问题上表现得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开始反应迟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隐瞒不住了，就闪烁其词，直到证据确凿，召回才姗姗来迟，承认问题的存在，而这时对于公司的损害已经造成。
　　
　　具体到丰田，当2007年作为丰田汽车董事会中唯一的一个外围人、丰田北美总经理吉姆·普瑞斯（JimPzess）离职之后，丰田汽车也就失去了向日本董事会传递美国信息的最有效渠道。同样，雷克萨斯营销副总裁黛博拉·威尔·梅耶（DeborahwahlMeyer）和雷克萨斯品牌总经理吉姆·法雷（JimFarley）在同一年的离职也使丰田失去了高级本土人才。顽固“死忠”的企业文化，才是丰田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才是大企业病，以及曾经取得成功、现在却广受质疑的极端成本控制、零部件企业近亲化等弊端。
　　
　　而在中国，由于消费者保护制度非常不健全，更是成为日系产品召回的真空地带。在丰田章男来北京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丰田中国的高管对召回事件发表任何歉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丰田章男在会场里鞠躬道歉时，会场外真正的消费者——维权的车主却被工作人员无情地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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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想，含泪活着时间:2013-10-03　作者:未详　点击:116次 　　“在连续三年每年有三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这是日本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一句话，这部追踪十年方始完成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父亲丁尚彪为了梦想，为了家庭和孩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苦苦打拼15年的催泪故事。
　　
　　北海道“大逃亡”
　　
　　子夜12点，乌黑的天空飘着冷冷的细雨。日本北海道最东部的小镇阿寒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
　　
　　当天早上的“逃亡”以被学校发现并被强行带回告终，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显得格外警惕。
　　
　　凌晨3点，他们穿过了小镇，穿过了机场。由于不断地躲避夜行的汽车，蒿草丛中的露珠和雨水很快浸透毛衣，冰凉的衬衫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根木棍，那是准备与随时扑上来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几小时的徒步行军，让两条小腿肚酸肿发胀。
　　
　　渐渐的，四周的黑暗化成了茫茫的白雾一片。前方就是钏路市，逃亡者带着一身疲惫，悄悄在钏路站后面一间无人的小棚里换上了干衣服。当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奔进车站，几乎是在关门的一刹那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发动，他们的“逃亡”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镇这群中国学生的此次夜行，后来成为了震惊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时年35岁。半年前，在上海，这名青年花了五角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张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的资料，并举债42万日元（约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来到了日本。
　　
　　由于早年被“下放”而错过读书机会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发点。
　　
　　按照设想，念完阿寒镇的语言学校后，他会考入日本的大学，日后再将妻女都接来日本一起生活。
　　
　　那个年代，中国人只在日本电影《追捕》中见过北海道，知道那是一片荒凉、寒冷的地方。而到了阿寒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这批学生是为了解决该地区人口过稀的问题。
　　
　　可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本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学校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NHK电视台曾在全国连续报道了“大逃亡”的经过，记者米原尚采访后说：“在号称最先进的日本国土，竟然还有一块连举世公认生存能力最强的中国人都不愿呆下去的地方。”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七个人。
　　
　　一家三口人天各一方
　　
　　干完一天的工作，已过了深夜12点。末班电车都收车了，丁尚彪才沿着轨道步行回家。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东京，一呆就是八年。他的签证很快过了期，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
　　
　　为了不吵醒房东，他总是踮着脚上楼。在东京打工还债的这几年里，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要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去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求学梦，寄托到女儿的身上。
　　
　　“来到日本前几年，拼命打工还钱，也没有钱，穷惯了，钱放在口袋里，自己不知道怎么去用。”丁尚彪说。
　　
　　这是东京丰岛区一栋修建于30年前的木板楼。丁尚彪做饭、洗澡、如厕、睡觉都是在楼上那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内。洗澡的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一跑来的时候，我老婆他们想不通，总认为我在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实我就是想为女儿拼点命。”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时，女儿还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毕业班里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文革风暴中，1970年，丁尚彪被下放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五河县。贫瘠的土地结不出半粒麦穗，土地是龟裂的，住的是透风的泥房。粮食的紧缺，迫使老丁每天都要干十个小时以上的活，就是在那种忍受着饥渴，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老丁邂逅了他的妻子陈忻星。
　　
　　陈忻星和老丁一样，也是从上海下放到五河县的。在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煤气，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环境中，他们两人共同许下“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
　　
　　不久，文革结束，他们回到了上海。随后他们的女儿出生，怀着对未来光明前途的憧憬，他们为女儿取名“晽”字。
　　
　　“我妈妈特别开心，她开心死了，都掉眼泪了。”丁晽笑着说。1997年夏天，她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老丁在上海的家，在70年前所建的老房子的二楼。一楼的公用厨房昏暗、狭小，陈忻星每天下班后做了饭，再端到楼上房间和女儿一起吃。晚饭后女儿在角落的书桌写功课，陈忻星就在一边读报，两人共睡一张床，为了贮备留学费用，母女俩相依为命过着简朴的生活。
　　
　　女儿在上海的最后一晚，行李已经收拾了大半。
　　
　　“一家人分三个地方。”陈忻星低声呢喃，“我原来烧香，听说三根香的长短要一样，我烧了三根长短不一的，是要分三个地方去的。”说着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
　　
　　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相顾无语，突然她又像想起了什么，叮咛道：“以后要你自己一个人去闯了，我们都老了。”她笑了两声，可房间里只有头顶的风扇在呼呼吹着。
　　
　　八年前，同样在虹桥机场，陈忻星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未团聚；此地此刻，又再度送别女儿，不知何日再见。

为生歌唱

两个人的东京
　　
　　丁晽乘坐的飞机先在东京中转，再飞往纽约，她有24小时的停留时间。从小学时代就分别的父亲，八年后，终于能在东京与她再见面。
　　
　　两人约在日暮里站，列车还没停稳，丁晽就兴奋地喊道：“我看见我爸了！”丁尚彪也立刻迎了上来，从女儿的手中接过了行李箱，没有拥抱，就像一次平常的回家。
　　
　　列车里父亲调侃着女儿“该减肥啦”，“还割了双眼皮嘛”，丁晽娇嗔地答道：“不要和人家说嘛。”
　　
　　吃完饭，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丁开口：“当年临走的时候，隔着机场的玻璃窗，你在哭，我也在哭，还记得吗？”
　　
　　“记得一点。”
　　
　　“你那时候这么小，就是蒙着脸哭。”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第二天，开往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老丁只能把女儿送到机场的前一站，由于非法滞留，他无法进入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机场。
　　
　　列车在站台停靠了足有半分钟，丁晽捂着脸，父女两只隔着一扇窗，就像当年丁尚彪离开上海的时候一样。
　　
　　“见到爸爸的时候，我本以为八年了，多少会有点生疏，但不管怎么样爸爸还是爸爸。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想表现得开心，不然我难过，他会比我更难过的。”丁晽说。
　　
　　18岁，丁晽独自来到纽约求学，父亲继续留在东京打拼。在上海，单身一人的陈忻星也在拼命工作着。这是一家建立已久的制衣厂，陈忻星入厂工作至今已有20个年头。“他们都讲去买点好衣服穿穿，享受享受，我总觉得衣服够穿就好了。”
　　
　　为了去探望女儿，她一直在申请赴美的签证。从丁晽出国那年算起，连续申请了五年，11次，可惜，星条旗却不懂母亲的心思。
　　
　　2002年春，陈忻星的第12次申请获批了。在她的心中，还有一个期盼已久的愿望，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利用中转时间，最长可在东京停留72个小时，这是她和丈夫见面的唯一机会。
　　
　　“感觉反正很漫长，这13年那么的长，天天在盼，盼着总有一天要团圆。”
　　
　　临行前一天，她特地去附近的一家裁缝店，用外甥送的料子做了件衣服，还烫了个头。而此时，在东京，老丁也忙着准备迎接妻子的到来。
　　
　　老丁翻出了一个大红色的枕套：“这是我们结婚用的枕套。25年前，她亲手缝的。我带了一个过来，她留了一个。”他憨憨地笑。老丁的门牙已经稀疏，装满了假牙。这几年，他自己的牙齿只剩下八颗。
　　
　　同样是在日暮里站，同样是未及列车停稳，陈忻星就认出了13年未见的丈夫的身影，同样没有拥抱，丁尚彪接过妻子的旅行箱，等车的间隙，他默默地从背后注视这个女人良久。
　　
　　这几年，老丁年龄大了，再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他只能去扫扫地，洗洗碗，一周工作七天，全年无休。看着丈夫在厨房做菜的背影，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和自己亲手缝制的枕套，陈忻星欣慰的笑容中充满了怜惜。
　　
　　第二天，他们两个人相约一起去旅游。老丁挽着妻子拍合照，带妻子尝东京的小吃，赏樱花，看夜景，一同烧香祈福。
　　
　　这是两个人的东京。72个小时，3天的中转时间，终于，只剩下，默然。
　　
　　五年前的夏天，也是在开往成田机场的这趟列车里，老丁与女儿分别；此时此刻，再与妻子分别。
　　
　　仿佛一切在重演，直到列车开出站台，陈忻星才频频回望，窗外的景色飞快掠过，这个陌生的国家，丈夫奋斗了13年的国家。
　　
　　2004年6月，丁尚彪决定回家了。
　　
　　回国前，老丁决定再去一次阿寒镇，15年前，也正值这个季节，他的日本之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北海道“大逃亡”后的15年，镇里的人口仍在不断减少，政府已经决定把阿寒镇并入钏路市。
　　
　　看着如今已经废弃的教学楼，堆在墙角的课本，老丁不禁有些悲伤。
　　
　　“虽然当时的债务很沉重，但是经过了15年，还是多亏了这个地方。15年前，走到这里的时候想，人生也许是悲哀的，（但现在看来）人生是绝不可以放弃的。”
　　
　　如今，老丁的女儿已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将父母接到了底特律一同生活，20年，曾经天各一方的三口人，终于团聚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