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选择的悖论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207次 　　峰终定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发现，我们对过去体验的记忆由两种因素决定：事情达到极限（最好或最坏）时我们的感受，以及事情结束后我们的感受。
　　
　　这也就是所谓的峰终定律，我们用它总结自己的体验，并作为日后评价新的体验的参考依据。这种体验总结又反过来影响我们是否再来一次的决定。
　　
　　实验者被要求试听两段大声且让人难受的噪声。第一段噪声持续了8秒，第二段持续了16秒。第二段噪声前8秒的内容跟第一段一模一样，后8秒虽然也很刺耳，但是稍微温和一点儿。
　　
　　然后，实验者要从这两段噪声中选择其中一段重听。很明显，第二段噪声更糟糕，因为它让人痛苦的时间是第一段的两倍。然而，大部分人选择重听第二段噪声。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两段声音都让人难受，但是第二段的结尾没那么刺耳，所以人们觉得它没那么糟糕。
　　
　　信息的可获得性
　　
　　假如你想买一辆新车，而且很在意安全性和可靠性。你把《消费者报告》反反复复地看了很多遍，发现它对沃尔沃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评价是最高的，于是你决定买一辆沃尔沃。那天晚上，你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无意中跟朋友提到自己的决定。
　　
　　没想到她对你说：“我朋友简6个月前刚买了一辆沃尔沃，除了毛病多之外毫无特色。先是漏油，然后打火失灵，车载录音机也卡带。才半年时间，这部车已经被送去修理5次了。”
　　
　　你可能会想，幸好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否则差一点买错车——但可能倒霉的正是你。《消费者报告》的评价是根据数以千计的数据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涵盖了市面上的每个品牌每个型号。因此，当《消费者报告》说一款车性能可靠，乃是基于数千位车主的用户体验得出的综合结论。这并不是说每一辆沃尔沃都一样好，但平均来看，沃尔沃车主对自己爱车的好评度高于其他品牌的车主。
　　
　　仅仅是一位朋友告诉你一位沃尔沃车主的看法，就可以推翻《消费者报告》总结了数千位车主的评价而得出的结论吗？当然不能。从逻辑上来说，你朋友的话对你的决定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但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会轻信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甚至会因此否定《消费者报告》的建议。因为这些故事生动逼真、细节丰富，而且是活生生的事例，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十分重视这类信息。
　　
　　在一次实验中，学生要决定下学期选什么课。他们手上有两份参考信息，一份是由几百名学生的评分汇总而成的课程评价总结意见，另一份是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学生的访谈录像。
　　
　　结果发现，学生很容易受到访谈录像的影响。即便已经被告知录像中的学生是个非典型例子，他们还是会一意孤行，倾向于参考访谈中的意见。
　　
　　广告就是充分利用了这种现象，尽可能地将商品特色表现得更加生动逼真。想知道某款汽车的安全性如何吗？当你在广告中看到一辆价值5万美元的汽车全速前进往墙上撞，完成了一次撞击测试时，你很难相信这家汽车公司不在乎安全性，无论撞击测试结果如何。
　　
　　人们评估风险时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研究者让人们估计每年因40种不同原因死亡的人数各有多少，包括各种疾病、交通事故、自然灾难、触电和他杀等。研究者比较了人们的答案和实际的数据，得到惊人的发现。人们认为死于事故的人和死于疾病的人一样多，但是实际上后者比前者多出16倍。人们还认为，死于他杀的人跟中风死亡的人一样多，但实际上后者比前者多出11倍。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估算？这项研究的负责人翻阅了美国东部和西部的两份报纸，统计了报道各种死亡事件的新闻。他们发现，各种死亡消息的比例和人们估计的比例惊人地相似。他杀、事故或火灾这类事件的报道生动醒目，让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错误地把这些故事出现在报纸上的频率当做真实发生的频率。这种偏差会让人们错误地判断不同事件的风险，最终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
　　
　　锚定效应
　　
　　假如你要决定该花多少钱买一件西装，一种方法是把这件西装和另一件西装作比较，把后者当做锚，即参照标准。
　　
　　在一家均价1500美元以上的西服店，一件800美元的细条纹西装就显得非常便宜。不过，如果是在一家均价低于500美元的商店，它就变成了奢侈品。那么，这件西装究竟是价廉物美的平价货还是铺张浪费的奢侈品呢？除非你的预算很紧张，否则根本无法判断。在这个评价系统中，每一件商品都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显示出价值。
　　
　　一家出售高档厨具和美食的商店有一款价值279美元的自动烘面包机。一段时间后，商店又摆出另一款更大容量的豪华型烘面包机，售价429美元。这款高价面包机没卖出几台，不过那款相对便宜的面包机销量却翻了一番！有了这款高价面包机做锚，279美元的面包机就显得很实惠。
　　
　　为什么总是有商品在做促销呢？其实就是商家在玩锚定的小把戏，让消费者有一种捡到便宜的感觉。和促销商品相比，原价货品就是一个锚。
　　
　　20世纪70年代有一项关于超市购物的研究，当时商品货架上刚开始出现价格标签，研究发现这使购物者的平均消费减少了1%。因为他们都不注重品牌，而是专门挑大件装的商品。出现不同品牌的价格清单后，购物者的平均消费进一步下降了3%。他们不再在意包装大小，而是买相对便宜的产品。
　　
　　如果燃气烧烤炉的市场价是8000美元，你就会觉得花1200美元买一台很超值。当你看到一块2万美元的手表并不比你那块50美元的手表走得更准时，买一块2000美元的手表就会显得合情合理。
　　
　　即便商家很少能卖出那些最贵的款式，他们依然能从这些高档货中获利不少，因为它们可以促使人们买那些看起来更便宜（实际上依然奇贵无比）的商品。由此看来，我们在货比三家时好像真的无法避免锚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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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196次 　　1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好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工作，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了原因，因为我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了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成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儿紧张，害怕因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2
　　
　　医生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之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商量，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们知道，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几年，哪里会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3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妈妈真的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去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3次，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3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都无数次命悬一线。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所以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
　　
　　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没有责怪，也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过那两座山岭回家。
　　
　　我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后来我因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迹。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情形。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的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
　　
　　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愿它能够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为生歌唱

与父书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156次 　　刚挂上电话我就开始写这封信。抱歉，我骗你说我马上就要睡觉了。你问我书中有没有写到你，呵呵，当然有。你是我血液的源头，我的父亲，我对男性所有好感的来源。我的嘴唇轻轻动两次，就可以吐出的音节：父、亲。
　　
　　我没有在D（dad）中写你，而是选择在F（father）中写，因为我想我们对彼此的感情不止于平凡的父女之间。
　　
　　我要说，我生命中所有的神奇都是在这个F。我的所有情感所有勇气所有善良所有付出所有脆弱所有坚强，所有的所有，都是给这个男人。
　　
　　你还记得吗？我初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电视台做一个关于父亲节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觉得你从爸爸那里获得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我说是我的血脉。我说我身体里流淌着的是他的血，这才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现在依然可以平静笃定地说这句话。我记得你当时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每一年能见到你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总是聚少离多。你在我两岁时终于厌倦了在省委机关里写报告的生活，索性停薪去了南边那个遥远的海岛。所以在我的童年，父亲永远都是一根通向远方的电话线，我会每天拿起电话用稚嫩的声音询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答案总是快了快了。然后某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我的枕头旁边放着一个大大的洋娃娃或一套漂亮的格子洋装时，我就知道爸爸是真的回来了，然后就急忙跳下床奔向你。有的时候你穿着大T恤衫，留络腮胡子，有的时候是西装革履的样子。年幼的我，不太记得你的模样。你在家的时候极少，以至于当你外出回来时抱着我到院子里散步，周围的邻居会以为我家来了陌生的客人。我小声地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的爸爸，然后难过地低下头，不知怎么的就觉得有很羞愧的感觉。你没有目睹我一点点地从一个小丫头变成现在的模样，不知道你是否会和我一样对此表示遗憾。
　　
　　你不是每天早上八点就拎着公文包上班，却每晚都在桌子前写字写到很晚。你说这辈子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要留给我这个背影。你从不凶巴巴地要求我背诵唐诗三百首，却经常笑着看着不满四岁的我提着颜料桶在家里的墙壁上乱画，然后带我去公园画旋转木马。你说“神童”二字，不是“童”亵渎“神”，而是“神”亵渎了“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这些话。
　　
　　你是一个如此喜欢和命运抗争的人，所以会经历很多很多痛苦。有很多故事你都是等我慢慢长大了以后才一点点告诉我的。你说做人，做一个男人，最重要是三个字：经得起。而我越是长大，就越发现自己对你的感情由许多的崇敬变为了许多的怜悯，我会心疼你，可怜你。望着你的脸，我往往感到不忍。很多时候我甚至希望你庸俗平凡，但是平安、健康、快乐。我希望你过安逸的生活。可是你就是这样的人呀，就如同你吃菜讲究的是色香味而不是营养搭配一样。我想你大概到了80岁，面对不满意的生活还是会立马转身就走吧。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父亲，你说你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由和对我的爱。我总是有种错觉，觉得你是背着对我的爱四处漂泊。可是，我逐渐长大了，你也就逐渐老了。你果真要这样漂泊到死吗？每一年的除夕我站在家门口听你拖着箱子由远及近的声音时，我就想大概从来没有一个女儿以这样的方式爱着自己的父亲。很多时候我只能看着你远去的身影日渐蹒跚。
　　
　　现在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起做的陶瓷盘子，你的盘子里画了落日跌进山谷中的油画，我的是一个美女卡通头像，它们摆放在一起多亲密。看着看着我就想起那天我们俩挽着袖子在窑里烧盘子的情形，你满脸的汗，但表情那么喜悦，就像一个比我还小很多的小男孩。写到这里我捂着嘴轻轻地笑了。
　　
　　去学校报到的那天你陪我到超市里采购了很久，大大小小的东西装满了推车。快要推去付账的时候我发现还少一样东西，于是就叫你看着车子坐在椅子上先排队。等我拿着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你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还轻轻地打着鼾，一只手还抓着推车把。其实只不过短短的两三分钟而已。那一刹那我觉得喧哗拥挤的超市突然寂静了下来，我安静地站在你面前看着你，看了很久很久也不舍得把你叫醒。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你的疲惫之态，毕竟，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写到这里，我突然被这“年近半百”的说法吓了一跳。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很英俊的男人，可是最近你显得越来越邋遢，有一种老迈的迹象，爱重复说话，爱随手关灯，爱打盹。英雄迟暮大概是比美人迟暮更可悲的事情吧。我简直不忍心在几十年以后看到你连话都说不清楚，饭汤洒了一身的样子。你是我的父亲啊，是那个永远把我扛在肩上的男人啊。到了大学里我经常在电话中给你诉苦。你告诉我说上不上大学无所谓，你说上哪所大学也无所谓，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要是有后果我愿意和你共同承担。我想这句话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发自内心说出来的。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像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对话：
　　
　　“写不写作业？”
　　
　　“不想写。”
　　
　　“真的不想写？”
　　
　　“真的不想。”
　　
　　“一点点也不想写啊？”
　　
　　“一点点也不。”
　　
　　“好吧，那就不写了嘛，过来看《西游记》吧。”
　　
　　你不在乎我是否分数高、考得好，是否有光明的前途，是否找到好工作，你让我自己选择，你要我学会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如何成长。在我可以独立思考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话的对象，就像挂在书房里的那张大照片一样，小小的穿着毛绒开衫的我和大大的穿着破烂休闲服的你，都跷着二郎腿，并排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一大一小两张脸上是类似的眉眼和相同的得意的表情。我们把这张照片命名为“平起平坐”。就是这样。你的那些文学界的朋友说我们的父女关系很后现代。我还没弄明白后现代是什么，但是我喜欢。
　　
　　父亲，其实我想我的这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成为你的骄傲。我现在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实现它。我要让别人觉得，我配做父亲的女儿，我和你一样好。
　　
　　我不指望这封简短的信就能说清楚这种深入我灵魂的情感。
　　
　　我用我所有的所有来爱你，从过去，到现在，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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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父母如何叮嘱儿女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246次 　　由西方记者拍摄的一张中国父母送儿女上大学的照片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兴趣。它反映的是中国父母陪孩子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报到，晚上父母们在大学体育馆内铺席子住宿的情景。对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不足为奇。
　　
　　我在美国大学教书也好几年了，每年秋季新学年开始，都会看到美国父母们送儿女上学的情景。今年的新生中，国际学生特别多，其中70%的新增国际学生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开学前一周，当地最大的超市挤满了亚洲人，很多是亚洲来的父母带着上大学的儿女在买东西。见到这么多父母送儿女来上大学，我突发奇想，何不问问这些父母与孩子分别时都叮嘱了些什么？美国父母和中国父母的叮嘱有些什么不同？首先声明，这里的对话并无任何科学性、代表性可言，唯起管中窥豹之效。
　　
　　我交谈的中国父母很有限。归纳起来他们的叮嘱都比较一致。首先，要孩子注意与老师和同学相处愉快，搞好关系。第二，叮嘱孩子要注意学习，争取在期末考出好成绩。第三，要注意饮食，一日三餐要吃好。
　　
　　而美国父母的回答则没有这么一致。与我交谈的第一位美国母亲说，她叮嘱的是要女儿向她保证每天睡够8小时。她说，从她上大学时美国就流行一个说法，高中生进了大学会变成“新鲜人15”。也就是说，读大一后体重会增加15磅（约7公斤）。她希望今年入学的大学生成为“新鲜人8”，也就是大一学生每天睡足8小时。她说会在自己的博客中呼吁大学生都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的睡眠少于7小时，开车出事故的危险程度不亚于喝了几瓶啤酒后开车上路。”
　　
　　另外一位美国父亲也提到充足睡眠的必要性。他说：“缺乏睡眠，我们的大脑不能很好地工作，很可能把错误的东西当成知识，对别人的观点也可能不假思索地附和。只有一个清醒、得到很好休息的大脑才能学好知识。其实不光是学知识，还有质疑、调查、探索、研究和分析等都需要清醒的头脑。”
　　
　　第三对美国父母对我说，他们给孩子的叮嘱是，“每天一定要吃早饭”。他们同样用开车做例子，“如果我的车油箱空了，车就无法开动。不吃早餐，又怎么去学习呢？”
　　
　　一位美国父亲对我说，他的临别叮嘱是：“认真学习了解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另外一位母亲则说：“一定要记住投共和党的票。”
　　
　　一位从加州旧金山来的母亲说，她很挂念孩子，毕竟这是18年来第一次与孩子分开。她认为自己与孩子分别带来的焦虑超过孩子对父母的思念。孩子在新学校新环境会交到很多新朋友，很可能不怎么想家，而她回家后孩子不在身边，每天的日常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但她准备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如绘画、弹钢琴等。所以她对孩子的叮嘱很简单：“Begood。（好好的）”而她把更多的叮嘱留给了自己：“我没有被抛弃，我得到解放了。为此，我回家后一定要找朋友好好庆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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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个睁眼瞎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433次 　　最近，《华盛顿邮报》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叫做“爱情是个睁眼瞎”，说的都是一些与爱情有关的趣事、郁闷事。以下是部分作品：
　　
　　那天我感冒了，头痛，鼻塞，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所以我想叫男朋友过来陪我。打他手机，他不接；MSN上呼他，不在线。我只好打他家的固定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妈妈。她一听我找她儿子，马上说道：“他刚失恋，正伤心呢！”我拿着电话好几分钟没回过神来。
　　
　　——纽约市，安娜·尚茨
　　
　　周六晚饭后，我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是我网上的男友打来的，所以拿起电话就说道：“嗨，宝贝！”但对方是他老婆。她答道：“我是珍妮，您是？”然后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从与珍妮的聊天中我得知，我的网上男友已经58岁，已有两个孙子。而我今年17岁。
　　
　　——丹佛市，伊莲·汤姆森
　　
　　连续几个月，我丈夫每天不停地发短信问我在做什么。我问他为何这么关心我，他说多发些短信能增进我们的感情。后来我才发现，他只是为了确认是否能偷空去会情人。
　　
　　——华盛顿市，塔米卡·罗斯
　　
　　昨晚，我跟男朋友一起看《人鱼传说》。戏中有这样一幕：男主角跃入水中给了那条名叫雏尼的鲸鱼一个拥抱。我问男友：“如果那是你，你会怎么抱鲸鱼呢？”他转过身来，抱了我一下，说：“就像这样。”好吧，我承认，我是有些过于丰满。
　　
　　——多佛市，辛西娅·德默迪
　　
　　男朋友送了我一盆花。我把这盆花放在窗台，天天给它浇水。两周后我发现那是一盆假花。
　　
　　——纽约市，唐娜·凯尔
　　
　　那天早上，我对与我同住一屋的女孩说：“我知道你都干了什么，你最好别再干这样的事了。”她答道：“对不起，当时我和他都喝醉了。”我指的是她偷用我的牙膏，而她指的是和我男朋友鬼混。
　　
　　——华盛顿市，罗琳·罗森格伦
　　
　　那天晚上，我和男朋友一起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他突然说：“来，尝尝我的。”说完就喂了我一口。我说：“还不错。”他说：“亲爱的，其实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嘴巴有多大。”
　　
　　——盐湖城，卡伦·雅各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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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凳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一男一女，都已50多岁，40年前是乡村学校的同窗，毕业后，在十七八岁的青春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然后，为了生计，女的远走美国，男的留在家乡。这一回，因为举办入学40周年师生大联欢，他们重逢，握手时对望皱纹和白发，才知道彼此间隔着多大距离。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配偶和儿女，如想重演罗曼史，就像是刻舟求剑。好在，可以牵着手把青春年华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愿望不算奢侈。
　　
　　于是，他们回到了乡村。她出国前住过的祖屋，因一直由一位远亲代管，没有倾圮。接到通知的远亲早已在门前迎候，拉开沉重的坤甸趟栊，穿过厢房，走进厅堂。尽管远亲用了两天时间，把厚尘和蜘蛛网清理了，霉气依旧扑鼻而来。天井边沿的青苔，爬到厅堂后头的神龛上。他们坐在泛白的酸枝椅上，久久无言。屋子塞满了回忆，他们被包围在中央。
　　
　　久别重逢，不再是干柴烈火，他们只静静地相对而坐。远处有不可一世的咯咯声，离开乡村30多年以后，居然还能马上想起，那是刚刚下了蛋、飞出草窝的母鸡。他们都笑了。巷子外有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叫。突然，两人的目光同时停在了厅堂一角的小板凳上。先看到一张，又从罐瓮间发现另外一张，他们跃起，每人拿起一张，细细端详。是乡下人放在矮小饭桌旁的凳子，年代太久远了，兴许是祖母的嫁妆，朱红色油漆剥落净尽，原木的白色又被时光侵蚀了百年，变成乌黑。
　　
　　他们面对着天井的方向，搁下小板凳。男人转身，在杂物堆里翻，从簸箕、木桶、牛轭下面，翻出一把歪了一条腿的太师椅。女人帮忙，把太师椅上的尘土擦去，两人一起把分量不轻的椅子搬到厅堂中央，小板凳分别放置在太师椅前两尺的阶砖地上。两张小的和一把大的，组成一个三角，默默进行着行为艺术。他们先从各个角度给它们照相，天井里斜射进来的秋日阳光又宁静又鲜丽，凳子和椅子落在暗红色地面上的阴影格外生动。
　　
　　他们对着太师椅坐着，凳子太矮，身子不得不蜷曲，不觉得累，维持双手抱腿的姿势——那些年月，他们都是这么坐的。太师椅上端坐的，是女子的妈妈，一个从省城被下放回乡的“黑七类”，因为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法官。她的丈夫早已死在监狱里，她带着一儿一女回到家乡。妇人很有教养，一口纯正的省城话，身上的衣服总是素净的。男孩子来串门，和她的女儿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上。她坐在太师椅上，一双白得刺目的手搁在扶手上，静静地开讲。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乡村小学附设的高中班上学，一多半时间去田里干活，上课很少。这位文雅的母亲给两个孩子补课，人性的课，常识的课，不讲大道理，只讲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欧根·奥涅金，红与黑——外国古典名着一旦走出农舍，就是罪大恶极的“封资修”。如果村里有人告密，这个“反动旧官吏家属”又会被再加一顶“散布资产阶级流毒”的帽子，被揪到榕树下去批斗。但她不怕，她要把精神营养输送给下一代。她善于讲故事，在省城上女校时读的文学书，当时怎样感动她，她就怎么从心里掏出来。在天井里落下繁星幽光的夜晚，在屋顶呼啸着尖利的北风的黄昏，两个少年抱着腿，听她讲课。伶俐的女儿不时插嘴，问一些愚不可及的问题，比如：茶花女要是活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被遣送到乡下改造；安娜·卡列尼娜被火车碾过时，比起前几年在批斗会上牛鬼蛇神挨的“喷气式”来，哪个更痛苦。母亲嗔怪地白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坐正。男孩子总是默默地听，尽管在教室里，他是捣蛋大王。
　　
　　这对男女坐了好久好久，出神地对着太师椅，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乡亲进来，催他们去拜祭村口的社稷之神。
　　
　　40年前坐在太师椅上讲故事的妇人，如今生活在美国，96岁了，身板硬朗，记忆力奇佳，女儿回国前，她再三嘱咐，向坐在小板凳上的男孩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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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94次 　　她报出她的姓时，我们都讶异极了。蓝，蓝色的蓝。那会儿，我们正站在蓝蓝的湖边，蓝蓝的天空倒映在湖中，如一大块蓝玉。她的名字，应和了眼前的景色。
　　
　　我们一行人游西藏，她是半道上加进来的。之前，她一个人已游完拉萨，还在一家医院里做了一天的义工。“也没做什么啦，就是帮人家拿拿接接的。”她满不在意地大笑起来。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明丽得很。小导游喊同团稍上年纪的女人阿姨，却叫她蓝蓝姐。
　　
　　我们都羡慕她的明媚和精神气。几天的西藏行，我们早已疲惫不堪，高原反应也还在折磨着大家，一个个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她却精神饱满得如葱茏的枝叶。“你真不简单。”我们由衷地夸她。她听了，哈哈大笑，开心极了。
　　
　　她爱笑，热情，说话幽默。一团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彼此间有戒备，一路上都是各走各的，少有言语。她的到来，恰如煦风吹过湖面，泛起水花朵朵。众人受她感染，都变得活泼、亲切起来，有说有笑的。原来，大家都不是生来冷漠的人。
　　
　　很快地，她跟全团的人混熟了。这个头疼，她给止疼药；那个腹泻，她给止泻药；有人削水果，不小心被刀划破了手，她伸手到口袋里一掏，就掏出几块创可贴来。仿佛她会变魔术。大家对她敬佩和感激得不得了，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我只不过多备了点常用药。
　　
　　西藏地广路遥，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往往相距几百公里，要翻过许多座山，涉过许多条河。天未亮，我们就摸黑上路，所有人都睡眼惺忪，根本来不及收拾自己，只把自己囫囵塞进车子了事。她却披挂完整，眼影、眉线、口红，样样不缺，妆容精致。我们忍不住看她一眼，再看一眼，心里生出无限的感喟与感动来。
　　
　　知道她的故事，是在纳木错。面对变幻无穷、风光诡异的圣湖，她孩子一样欢呼奔跑，然后，突然双膝跪下，泪流满面。我们都吓了一跳，正愣怔着不知怎么办才好时，听到她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来了。
　　
　　原来，她身患绝症已两年。医生宣判的那会儿，她只感到天崩地裂。她在意过很多，得失、名利，都曾是她人生的主题。她玩命地去争，甚至因此忽略了家庭，让自己憔悴不堪。当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短短三个月时，双手曾经紧握着的那些东西，都成了浮云，她只要自己能活。
　　
　　她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活，养花种草，出门旅游，还常常去做义工，生命变得充盈起来。每天清晨睁开眼，看到窗外第一缕阳光，她的心里都会腾起一阵欢喜：感谢上帝，我又拥有了一天！她把每一天都当做是崭新的，是自己的重生。所以，心中时时充满感激。她活过了医生预言的三个月，活过了一年，活过了两年，还将活下去。
　　
　　生命本是如此珍贵，当爱惜。我们不再说话，一起看湖。眼睛里，一片一片的蓝，相互辉映交融。那是湖的蓝，天的蓝，广阔无垠。

为生歌唱

用520套校服许下婚礼誓言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205次 　　不买房子，没有汽车，甚至也没有特别的求婚仪式，2012年冬天，两个因去贵州山区支教而相识的80后年轻人陈华信和吴文苑结婚了。
　　
　　他们将“红包”变成520套冬季校服，送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们。
　　
　　“520套冬衣，为庆祝，也为感恩。”他们在微博上写道。阿信附上了他创办的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银行账号，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募捐的截止日期是2012年12月2日婚礼当天。
　　
　　“元旦就回贵州发放我们募捐来的衣服。”文苑表示，那就是他们的蜜月之旅。
　　
　　一
　　
　　阿信的微博很快引来不少人认捐和转发，这其中“七八成是亲朋好友”，也有一些陌生人。
　　
　　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这是最特别的仪式。
　　
　　“我们彼此心有灵犀。”阿信说，当他提出要把婚礼和公益结合起来时，文苑告诉他，自己也一直这样想。
　　
　　他们的想法源于在贵州省大方县油杉小学一段绵延5年的感情。
　　
　　2007年，大二“五一”长假，新闻学专业的阿信和朋友去贵州“走访”。他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新闻，而正好在那段时间，贵州出现了好几个“感动全国”的教育界人物，他想亲眼看看那些“新闻现场”。
　　
　　在草坪乡和星宿乡同当地人聊天时，阿信得知，四里八乡最穷的地方是悬崖那边的油杉河村。
　　
　　“没有别人的指引，我根本看不出那是一所学校。”阿信回忆，当时的油杉小学，连一根旗杆都没有，毫不起眼的3间平房是附近唯一一套砖瓦结构的房子，村民们住的还都是木屋。
　　
　　即使是5月，山中下起雨来依然寒气逼人。学校里，乡村教师赵鹏听说来了广州的大学生，兴奋极了，围着火炉，嗑着瓜子，他向阿信介绍了油杉小学的情况：
　　
　　一百来个学生，两名教师，每年只能收到三分之一的学费，数学成绩却在全乡数一数二。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椅，什么都没有。墙壁突出的部分被涂黑，当黑板用，每学期都有孩子辍学。
　　
　　“有的家庭连盐巴也吃不起，哪来的钱交学费。”赵鹏对阿信说。面对山村的贫穷，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的阿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伤感怜悯，而是“直面它的存在”。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
　　
　　这年暑假，阿信在校园网上招募了4名志愿者，来到油杉小学支教。同年10月，他创立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又过了半年多，社团招新，阿信和文苑相遇并相爱了。
　　
　　二
　　
　　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文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女吃足了苦头。她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挤在课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而这珍贵的“洗澡水”则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皮疹。
　　
　　文苑并不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吃苦。在她眼中，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显得苦闷。外人来到村里，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说起未来，他们也总是非常乐观。
　　
　　在她家访的过程中，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不断地要求“老师抱抱”“老师和我说说话”。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弥补的。”这是文苑最为揪心之处。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得非常严苛。从备课、上课到家访、交谈，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他同时会注意到当地的“礼仪风俗”，在观念比较传统的老乡面前，志愿者“大大咧咧”的行为会被队长严肃批评。
　　
　　“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也让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言，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当时已经是阿信第三次去油杉河村。此后，他又回去过4次，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只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农家乐，不是游乐场，也不是让你体验的地方。”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教经历。作为队长，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心为目的的报名者，他总是直接刷掉。在他看来，“打游击”式的所谓支教，走了不知何时再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
　　
　　有段时间，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然而，文苑始终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5年下来，阿信收到的学生来信足足攒满了一大箱。
　　
　　“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强烈。”阿信说，那种满足感是都市无法给予他的。
　　
　　三
　　
　　2012年11月2日，这对情侣登记结婚。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时，他们商量着，可以用红包购买冬季校服，作为新年礼物，让孩子们的小手不会被冻伤，也不用再背着煤去上学。
　　
　　新婚第二天，阿信和文苑就回到了油杉河村。阿信想在那里拍摄结婚照，给孩子们发喜糖。站在山头的老树下，文苑穿着洁白的婚纱，她的心里感受到“意义非凡的热烈”。
　　
　　这对新人并没有想到，在结束拍摄回到学校后，他们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学生家长们自发操办了婚庆的酒席。
　　
　　女人钻进厨房，切菜炖鸡，男人端起白酒，点起鞭炮。教室里的课桌被临时“征用”，在场院里拼成4张大桌。全村来了100多人，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足足吃了4轮流水席。当雾气散去，夜晚来临，他们在山谷里燃放起烟花。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那穿透黑暗的光彩，一个孩子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像所有传统婚礼上的新人一样，新婚夫妇穿着红衣服，挨桌敬酒。一位大叔把红包塞进阿信手里，阿信执意拒绝。看着大叔“黑着脸”走掉，阿信赶紧召集老乡“开会”，说12年是一个轮回，红包就包12块钱。有些家长来了并不吃饭，把红包放下就走。临走前，阿信和文苑总共收到3456元。
　　
　　阿信把钱悄悄压在赵鹏老师的枕头下，带文苑返回广东。然而很快，他接到了赵老师满腔不乐意的电话，“我们之间已经不用谈钱，这是大家的心意，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阿信无法推辞了，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把乡亲们的红包用来给孩子们购买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独行、不善交际”的阿信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会继续做下去。而在文苑看来，公益正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个女孩觉得，跟着阿信去支教的经历让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
　　
　　在香港读研和实习时，文苑曾穿过国际名牌，却“并不向往”。她甚至没有把“甜蜜校服计划”告诉同事，因为“小小的虚荣心”已经在贵州大山里的那场婚宴上得到了满足。
　　
　　在离开之前，文苑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这个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新娘子，把手语“我喜欢你”教给孩子们，她希望他们抱着“有爱”的心态，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
　　
　　赵鹏老师的妻子张梅回忆起初次见到阿信的样子，“瘦瘦的，背着一个大包”。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这个大学生来山沟里做什么。“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张梅说，“我们谁都不相信。”

为生歌唱

相逢时间:2013-08-26　作者:未详　点击:310次 　　朋友跟我说，某天，他跟一位老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经意地看了老人一眼，突然有点发蒙：老人长得很像自己的姥爷。
　　
　　他赶紧转头看，老人微微佝偻着背，一条腿不太利索，走起来一拐一拐的。没错，这不正是自己的姥爷吗？
　　
　　小时候，父母在外打工，他跟姥爷一起生活。那时，姥姥早已过世，舅舅姨妈们有的住得远，有的外出打工了，从四五岁到初中那段时间里，他身边最亲的就是姥爷了。姥爷已经年迈，腰很弯，一条腿因为早年摔过，总是使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脸上沟壑纵横，一脸的老人斑，后来很多年里相貌也没太多改变，无非是老人斑更重了，腰更弯了，走路更加颤颤巍巍了。
　　
　　姥爷每天早早把他叫醒，催他吃早饭，催他读书，晚上催他洗脚睡觉，一老一少，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记忆最深的，一是冬天他的脚冰凉，姥爷那条残腿更冰凉；二是某次姥爷给他洗头，就在院坝上，一盆清水，一只破塑料瓢，一块肥皂，他低头闭着眼，抓着后颈的衣领，姥爷给他哗哗啦啦地洗，洗完替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瞬间手上的老茧像钢丝球划过……
　　
　　想着想着，不自觉地跟着老人走了一段。姥爷过世好些年了，从小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将来挣钱了要好好孝敬姥爷，可姥爷没有等到这一天。那年他还在上大学，得知姥爷过世的消息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母亲在电话里说，已经下葬，怕耽误你的学习就没告诉你，你不用赶回来……就这样，他连姥爷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又后悔之前因为勤工俭学竟两年没有回家……这些，成了他心里永远的愧疚和遗憾。
　　
　　他想，姥爷还活着该多好，如果前面的这位老人，正是自己的姥爷该有多好啊……正黯然神伤地看着，想着，老人转弯了，突然又站住了，转头对他说：“我一个老头子，又没钱又没色，你跟着我干什么？”
　　
　　他这才发觉自己失礼了，鼻子一酸，解释说：“对不起，您长得实在太像我姥爷了。”
　　
　　那位老人愣了一下，转身正准备走，又转过身来对他说：“要不咱唠一会儿？”
　　
　　前面不远处有个公交站牌，有简易的长凳，老人走过去坐下，他也跟过去坐下了，这才发现眼前的老人是典型的城里老人，而自己的姥爷是典型的农村老人，相似的不过是神态和老态。
　　
　　老人耳朵不好，就在人来人往的公交车站，两人似喊非喊、答非所问地聊了一会儿，最后老人问：“你姥爷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如实相告，老人起身说：“回头我下去，碰到你姥爷会跟他说一声，说你过得不错，也是个懂孝道的人，你看成吗？”
　　
　　朋友对我说，以往想起姥爷都会一阵心痛，觉得死亡是不能承受之重，那天当听到眼前这位老人说“下去”时，口吻轻松平淡，就好像说我去散个步或是我去趟菜市场，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对老人说：“成！”
　　
　　奇怪的是，从那天以后，他心里对姥爷的愧疚和遗憾减轻了很多，而且总觉得真跟姥爷重逢过。

为生歌唱

人傻，钱多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134次 　　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纸袋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有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10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治商业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