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母亲走了时间:2013-02-23　作者:小小Z　点击:280次 　　母亲在昏迷了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73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婆51岁就猝死了。那年，她一听到崖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的命令，浑身便开始筛筛子般地战栗。她年轻时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地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等丈夫和伙计吃饱后，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一家人过上好光景，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了。突然间乾坤倒转，丈夫被打上了“地主”的烙印，一家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被瓜分了——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后，外婆一夜之间变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地白了。咋办呢？咋办呢？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的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都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了。偶尔来个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生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因为终日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干部大兴土木，征调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他吸入冷气，大口大口地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洞里挨着日子。
　　
　　1976年夏天，母亲利用晌午的歇息时间，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眯着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墙塌房倒，外祖父也死了，享年61岁。
　　
　　1991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脑溢血而亡。几年后，小姨也死于同样的病症。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只能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65岁。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之后，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片）。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那个时候，没有男劳力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分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里。拿到少得可怜的粮食，她愁眉不展，会忍不住念叨出声：娃们正在长身体，这怎么能吃一年啊？她不止一次地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啥时候能长大挣工分了，咱家就能多分点吃的了。
　　
　　她和父亲一起精打细算，想过上让人尊敬的日子。他们曾先后两次盖房，第一次盖房的时候，母亲拿出了外祖父外祖母分给她的四十几块银元——地主家庭唯一的遗产。
　　
　　在父亲包活、建电石厂和造纸厂的日子里，她整天操心。盖造纸厂资金紧张的时候，她发愁；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她睡不着觉。等父亲盖起让十里八乡羡慕的一院房子时，她的眉头才真正舒展了。
　　
　　母亲教我认字识数，等我会写一百个汉字后，她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很想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有自己美好的前程。
　　
　　她无时无刻不在操所有人的心——上学，工作，成家，住房，孩子。每个孩子的生活状况都让她挂念。
　　
　　有时她会说：我啥时才能享你们的福啊？等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能力孝敬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先是胃病，吃不成东西；然后是高血压，不能动弹；又是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最后是肾病，全身无力。在最后这几年，母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母亲的病当然与劳累有关，但导致她郁郁寡欢的重要因素是一生所受的创伤。在当时的环境下，亲人们的身心遭到重创，相继离世：外祖母担惊受怕早逝，外祖父被折磨至死，大姨、小姨中年暴亡，大舅舅也走了。这一切使她非常悲伤，时常愁眉不展。父亲精心陪伴，二弟媳妇悉心照料，弟弟妹妹们争相孝顺，孙子膝前承欢，还是没能留住她。9月12日，母亲心力衰竭，突然深度昏迷，7天后撒手归西。
　　
　　母亲活了73岁，历经磨难，和我们的父亲一起，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在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穷志不短，一切靠自己。
　　
　　我们觉得母亲是幸福的，因为有我们刚强、开朗的父亲，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而且照顾她，尽其所能地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我们不敢想象，还有谁能带给她这样好的命运。在母亲弥留之际，父亲一边为她擦脸上沁出来的汗，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舍不得啥啊？走了就解脱了，不用受罪了。我们要说，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您！母亲老说，走在前头的享福，她享了您的福，她担心您在世上受罪。在此，我代表妹妹弟弟们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保证：我们一定尽全力伺候好父亲，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您就放心走吧。
　　
　　在我心里，生父只是给我生命的人，继父才是给我人生的真正的父亲。今天，我要给父亲深深地鞠一躬！
　　
　　我能读到大学毕业，除了父母的供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弟弟妹妹的牺牲。母亲病了，妹妹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未能上成高中，二弟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母亲在世时常说：你要对得起你爹，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会尽力做的，母亲，您就放心吧。
　　
　　母亲，安息吧！

为生歌唱

物质年代的相亲买卖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147次 　　攥着印有“机关鹊桥联谊”字样的入场券，25岁的袁妮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集体相亲活动。
　　
　　见面地点在一家欧陆装修风格的四星级大酒店。入口处，站着两位穿着入时、烫鬈发的“中年阿姨”，看上去有一种“事业单位的威严”。她们的任务是督促每位来宾填写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面的问题简单极了：哪里工作？有没有北京户口？月收入多少？
　　
　　作为交换，袁妮可以从中年阿姨手里获得一个红底黄字的号码牌——将号码牌挂在胸前，才能进入相亲现场。
　　
　　袁妮坐在舞台下，打量着轮番上台的单身汉们。按照规则，他们要先在舞台上走一段“猫步”，虽然看上去更像是“几根柱子在眼前挪动”。大屏幕上不断变化的头像与似乎永远不变的“硕士、有房、有车”等个人信息构成了某种稳定的结构。
　　
　　在中国当代相亲市场里，袁妮只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中的一个。每天都有单身男女在婚恋网站注册，而相亲机构中的翘楚甚至拥有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实力，一档相亲节目曾一度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20余年来，市场经济重塑了这个国家的面貌，而相亲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拥有了某种商品的味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选择一只绩优股一样，人们热切地期望能够从市场上找到最好的那个人。
　　
　　“爱情紧紧地同实用主义纠缠在一起，”米娜·伯里-坦森在上海生活了13年，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作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经讲起，“我经常在街上看到母女俩，听到她们的对话：‘他条件怎么样？有房子吗？有房贷吗？’”
　　
　　一名今年26岁的女记者3年前刚到北京时，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与相亲对象见面前，对方的父亲要求先见一见她。在一个洗浴中心的大厅，大叔穿着体面的西服，脚上却套着一双蓝色拖鞋，露出里面大红色的袜子。
　　
　　谈话开门见山，大叔毫不兜圈地问了“买没买车、有没有北京户口”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大叔继续追问。
　　
　　“2000块。”为了结束这场“糟心”的对话，女记者给出了一个令大叔“糟心”的回答。
　　
　　果然，相亲到此为止，大叔的儿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无论是在上海的人民公园还是北京的中山公园，都不难找到蜂拥而至的家长。他们捧着印有子女照片的征婚简历，在几百张并排的征婚海报前反复挑选，而每一张海报顶部所列明的条件或要求中，都会清楚地表明，判断合不合适的首要标准，往往是收入、财产或户口这样的外部条件。
　　
　　《中国式离婚》的作者王海鸰曾经在她的微博上转述了一个焦虑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告诉她女儿要多参加相亲活动，因为她还在一个“值钱”的年龄。
　　
　　“在中国，浪漫往往输给现实，相亲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商业交易。”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中国式的相亲热潮。
　　
　　一个报名参加了中国相亲节目的外国人的故事或可成为佐证。在节目现场，穿着紧身裤与条纹衬衫的主持人问他喜欢哪种类型的姑娘。他回答时小心翼翼地强调了独立的个性和文学品位。但在剪辑后的版本里，他的答案只剩下一句——“我喜欢丰满且有曲线的女人”。
　　
　　这场机关鹊桥联谊会有将近100人参加，但袁妮并没有打算从中带走一个如意郎君。她从英国硕士毕业后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看上去仍然像是个留着蘑菇头的大学生。当在体制内工作的叔婆郑重其事地把入场券交给她时，她只是觉得“搞笑”和“好玩儿”。
　　
　　她甚至大大咧咧地穿着T恤走进了相亲现场。然而，大堂里光亮得像镜子一样的大理石地面与会场里踩上去很有厚度的高级地毯，都让她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来自清华大学。”一位男士的自我介绍引来了一片“哇”声。另一位30岁左右的参与者则老练地调动着女同胞们上台表演的情绪：“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就不要有什么放不开的嘛。”
　　
　　袁妮觉得尴尬不已。她拎起包，落荒而逃。
　　
　　事实上，自打踏入社会，她就没少遭遇这样的尴尬。
　　
　　“妮妮，你要赶紧找！你已经是硕士了，得找个博士，博士怎么好找呢？”在老家打来的长途电话里，外婆反复叮嘱。
　　
　　她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个“优质银行男”，比袁妮大五六岁，在相亲领域颇为老练。一顿饭时间，他旁敲侧击地询问了袁妮在老家住城区还是乡下，平时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和工作状况等问题。
　　
　　“我有一种被默默估价的感觉，特别不爽。”袁妮说。
　　
　　而袁妮关心的问题恰恰相反，她想与对方分享关于旅行和读书的事情，但说起这些，“银行男”的回答大多只是“嘿嘿嘿”的笑。
　　
　　在整个饭局中，唯一令袁妮眼前一亮的瞬间是，“银行男”说自己一辈子都很顺利，读书成绩好、工作好，但有时候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是我唯一觉得他有个性的一句话。”袁妮回忆。
　　
　　在她的单位里，同事刘畅的相亲经历更具有典型意义。她是名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从23岁算起，她已经有了将近3年的相亲史。
　　
　　在刘畅的印象里，大部分相亲过程都大同小异：先讲家庭条件，再谈单位收入，如果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党员，也会被当成重要的比较优势。“前三脚”踢开后，偶尔会有介绍者补充一句“人挺好的”或者“相貌如何”，结束语则是“他也多大多大了，挺着急结婚的”。
　　
　　在刘畅看来，大部分时候，相亲对象从见面到确定关系的“忍耐时间”是三顿饭，“见了三次，你还对他没有明确表示，他会觉得你好过分啊”。着急了，就发来短信：“我觉得你条件挺适合结婚的，行不行？”
　　
　　“我特别受不了‘适合结婚’这个词，就像做拼图一样。你可以说不喜欢我或对我没感觉，但什么叫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这是议价呢？”刘畅觉得，相亲这事儿被物化得“挺可怕”。
　　
　　在相亲时代，她的坚持被很多人视做“异类”。见面前，她总会问介绍人：“这人有意思吗？性格怎么样？”介绍人则会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这个不重要。”
　　
　　“他们会反问我，什么叫好玩儿？什么叫有意思？”刘畅说。
　　
　　这个相亲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刘畅的一个老同学，做生意发财成了小老板。他在交友网站办了一个白金卡，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女朋友。
　　
　　白金卡还没过期，他扔给了一个被自己看做“屌丝”的男生：“你接着用吧。”
　　
　　几次相亲下来，袁妮觉得“胆战心惊”。但热心的叔婆仍然希望为小姑娘寻觅一个中意的对象。每回袁妮到她家做客，叔婆总要先摆上一盘水果，盘算盘算她的终身大事。
　　
　　“做生意的你可能不喜欢，工程师你喜不喜欢啊？我觉得跟你最合适的，还是要去文化部找找。”叔婆对社会看得透彻，“做金融的也很好，可以考虑啊。哎呀，不过现在做金融的都已经有对象了，人家现在的小姑娘啊，瞅得可准了。”
　　
　　许多年前，人们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但是如今，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选择的配偶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未来生活的质量。
　　
　　“婚姻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资源的方式。”在一本研究中国“剩女现象”的书中，作者罗珊娜·雷克指出。这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相亲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结合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更确凿的佐证出现在《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近8成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适合谈恋爱；受访的“90后”大学生则大多持“无房不婚”的观点；而在理想相亲对象的选择中，“公务员”这一职业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的王敏今年28岁，漂亮、聪明，仍是单身。她所在的单位曾经组织过一次联谊活动，对方来自同区公务员系统。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区上的？至少得是北京市公务员系统吧。”
　　
　　“为什么选择相亲这个通道？因为除了它是可见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被堵住了。福利制度、高等教育给我们的保证太少了。社会很多方面都让我们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张安全牌，如果想去寻找真爱，成本太高了。”王敏说。但这个爱看话剧、喜欢读书的女孩仍然用力抵抗着现实。“婚姻是大路货，爱情才是奢侈品。”她说。
　　
　　最近，又有一个条件出众的男孩子出现在王敏面前。坐在家里，她打开一本叫做《淘到个好老公》的书，那是妈妈送给她的礼物。翻开第一页，每个条件都能打对钩；翻到第二页，赫然写着“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吸引”。
　　
　　“完了，这就是1和0的关系。”她哑然失笑。在好友圈的微信群里，她这样求助：“有感觉的有硬伤，没硬伤的没感觉，怎么办？”
　　
　　“没爱情结什么婚？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群里一个好友这样回复。她在电视台做主持人，今年29岁，也是单身。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是她也知道“时间并不多了”。
　　
　　“如果到30岁以后，我需要跟一个人结婚，他符合所有的条件，仅仅是我不够爱他，我想我仍然会跟他结婚。”她说。
　　
　　最后，当被问到她还算不算是个理想主义者时，她叹了一口气说：“很遗憾，不算了。”
　　
　　与她相比，袁妮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她有了新男友，是初中同学，正在外地读研究生。如果说美中不足，那就是她如今已经不大敢去总爱给她介绍对象的叔婆家做客了。

为生歌唱

中国贫富差异透视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231次 　　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
　　
　　大雨倾盆而下。
　　
　　23岁的顾永松从建行的取款机里取出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他把钱揣进包里时，一辆奥迪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了他一身。他骂了一句。雨雾里，一切迅速变得模糊……亚热带的广东，所有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
　　
　　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的。对堂哥，顾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2009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便从此一去不复返，“钱挣得太少”成了顾永松的一块心病。
　　
　　顾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里的同事、快餐店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20多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在顾永松的心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顾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1999年，10岁的顾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顾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10多年前的那趟广州之行，让顾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顾永松的心头。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顾永松便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一直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的道理。
　　
　　城乡之间的天壤之别，在顾永松的父辈中就已经存在。顾永松的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便成了生产队里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的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至1978年这19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城乡差距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到顾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到了2009年，农民3年的收入才能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除了种地，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2009年，顾永松也走上了父亲曾走过的打工路。当年，他进入广东南海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小工。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异，也导致大批像顾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流向了珠三角。
　　
　　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2009年，顾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在珠三角，顾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顾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顾永松的6倍多。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早在20多年前，与顾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收入调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其后5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的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出了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当时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只有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然而，6年过去了，陈静虽已是该单位的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她说：“这点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是很大的。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中国如今所显示出的收入差距与菲律宾和俄罗斯不相上下，公平度远不及日本和美国，甚至连东欧都比不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23倍，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被低估了。在当今中国，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收入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差距缘何拉大
　　
　　导致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拉大。其中，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除了上述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农民工没有组织、缺乏谈判能力，因此经常有拖欠、压低该群体薪酬的事情发生。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一定阶段不但没能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产生了新的双重的二元结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收入差距大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将不可持续。当城市化、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扭转。
　　
　　一个颇为奇怪的问题是，在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究竟钱都到哪里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另外，由于制度漏洞，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利益输送、银行等金融单位上市也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拥有最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这是人类结成和维护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市场之外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是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影响未必都是负面的。即便像许多国家都有的对市场的部分直接干预，如对水、电、油、气及其他公用事业价格的垄断性干预，其目的也往往是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应当指出，在中国至少有3项垄断性制度安排，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严重恶化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第一项是土地的制度垄断。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长期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转为市民，禁止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农民自行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而由国家垄断控制农村土地的工业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设计，又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遇，不是为了已成为工业化主力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的安居乐业。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到围绕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方面，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为规模的持续转移。
　　
　　第二项是垄断和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除了对当地农村人口进入本地小城镇有所改变，基本没有松动。随着这些年来农民工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农民工变成了离家别子、居无定所的社会流动大军。当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数万亿的惊人积累，以至全世界都为中国工人其实是农民工的勤劳和奉献所震撼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找不到自我。
　　
　　第三项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迅速高度市场化，土地价格随拍卖而市场化，甚至股票价格也高度市场化了，但唯独最广大劳动者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即储蓄存款利息没有市场化。垄断性的利息制度，通过人为压低公众的财产性收入，既为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廉价资金，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厚的息差和低风险的客户，作为这种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广大储户变成了金融稳定的牺牲品。
　　
　　总之，造成当今中国贫富分化局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安排的缺陷，权钱交易加剧的资源分配不公，也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贪婪和催肥，还有市场竞争内生垄断引起的马太效应。显然，无视这些多以万亿规模分配的财富和国民收入大格局，仅着眼于一些并不改变问题本质的枝节问题乃至虚构的矛盾，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国民“弱势心理”的蔓延
　　
　　在北京，夜幕降临后，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耀眼，这类广告在各大城市里大多如此，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所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人吃饭、水电费都会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子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让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去讨，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说，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了。“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在征地强拆、黑砖窑、拖欠工资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几乎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正在消逝的中产阶层现象
　　
　　在国际上，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幸福度较高的人群。然而在中国，中产阶层普遍压力较大，没有很强的幸福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在房价不断飙升的当今中国，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被高房价消灭。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是最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群体，然而，在这个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年代，我们却看不到中产阶层成长的希望。毕业即失业已是一种常态。初入社会的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生活幸福感在不断降低，“房奴”“孩奴”比比皆是，整个群体被焦虑与失败感所困扰。
　　
　　丧失安全感、稳定感是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心理的特点，这同时也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原因。
　　
　　3年前，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一个让中产阶层的人不寒而栗的观念：中产阶层的消逝。他用最简单的问题来询问：“你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3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套用大前研一的调查，中国还有中产阶层吗？也就是说，我们还未迎来中产阶层的完全诞生，就已经目睹这个阶层陷入了困境。大前研一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描述为“所得阶层两极化”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层社会的崩溃”。
　　
　　如果中国真正想要一个中产阶层的社会，政府就需要正视中国中产阶层消逝的问题。政府应该努力挤压存在于房地产和教育之中的费用泡沫，因为为这种高昂费用买单的主要是刚刚诞生的中产阶层，而其结果，就是他们无可避免地要陷入贫困化。总之，让更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相吻合，而不要让他们恐惧于自己资产的增长速度落后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速度。

为生歌唱

被细节毁掉的国民幸福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136次 　　这几年在香港购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售货员为顾客找零钱时，必把零钱码好，双手托举，庄重地递到顾客面前，微笑着点头道：“小姐（先生），找您零钱，多谢惠顾，请慢走。”直至顾客伸手接过她们手中的零钱才撒手。我每次从售货员手中接过零钱，都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这个细节，对于我这个内地公民来说，如此珍贵稀罕。
　　
　　在内地购物，大到高级商场，小至街边的杂货店，这种体验毫无幸福感可言：售货员会把找你的零钱，以“降龙十八掌”的掌风丢在柜台上，完全无视你已经伸过去的手，你接不到钱的手在空中逗留几秒，然后不得不尴尬地放下——这看起来真没什么大碍，你到柜台上慢慢收拾零碎就是了。
　　
　　大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反复磨擦生活的边角，我们便渐失痛感。我每每祥林嫂一样地说起这些小委屈，都被朋友批评：文艺、自虐、敏感、皮薄、神经线过多，怎么活了40年棱角还没被磨掉？
　　
　　我很不幸又很有幸，我的棱角未被磨掉，以致小日子里的很多细节仍在触痛我的小心肝。
　　
　　有时到服装店或商场买衣服，当你在一溜时装前精挑细选时，你会发现紧跟身后的那个冷艳的女售货员正拈着兰花指，把你刚动过的衣服一一细心规整，仿佛你是破坏王，于是购买欲打折；有时你在餐厅享受美食，背靠背座位上的那个小孩时不时用玩具车撩拨一下你的头发，你捏着喜羊羊的童音温柔劝说N次，并求救于他的母亲进行有效教导与阻止无果后，你会牛吃草般地把食物倒进胃里，飞快地离去；有时去公共洗手间，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把黄飞鸿的无影脚发扬光大，抽水马桶上半人高的冲水器，如厕后他们绝不用手按，而是用脚踢——飞起一脚很爽地踢一下，水声哗啦，冲水器上泥污满布。有文明人想用手按，一看就皱起了眉：难道我要摸千百人的脚底泥？猛起脚——我也来一脚。
　　
　　又想起一件事：我家小区附近是一座豪华的政府机构办公楼，每天早上，一辆庞大的垃圾车必要进去收垃圾，司机许是因为早起睡眠差、肝火盛，每次都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大楼门卫好歹也是公家的人，哪受得了你一个收垃圾的如此嚣张，于是久叩柴扉就是不开；垃圾车司机急火攻心，使劲把喇叭摁得惊天动地、如雷贯耳。我屡被惊醒，躺在床上听那喇叭声僵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感受其短促有力的节奏，有时非常具有暴力性和威胁性。那时才凌晨6点不到，刚开始邻居们还怨声四起，后来逐渐无声。“90后”女儿很会自嘲，她说：“妈妈，你应该这样想，这喇叭多好，能当闹钟呢。”我闻言悲催不已，说：“孩子，你应该学会生气，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该生气的不生气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女儿叹了口气，里面有深谙世事的老成，说：“别上纲上线了哈，你生气了又能怎样？”我立马被问得恼羞成怒又张口结舌。
　　
　　佛说：“莫生气，气坏身子没人理。”但我修行不够，还是要生气，这不能不说明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期盼，不肯绝望。
　　
　　同学B移民德国N年后回来了一趟，在南方某城市小住了一个月，一天到晚生气——不只生事的气，还生人的气。她说有的交警执法态度不好你得要求他道歉啊，餐厅里的饭菜不合格你得要求撤换啊，门前的马路上有个坑没标志你以纳税人的身份打110啊，开车时看见身边有车辆闯红灯你要义正辞严地痛批他一顿啊，这样才能形成公德氛围，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幸福起来……对于她野火烧不尽的昂扬斗志，我同仇敌忾。但我一边很感性地和她一道生气，一边理性地对她说：“你要求交警向你道歉，跟要求古代衙门门前那只石狮子道歉没什么区别，你真把阿Sir激怒了，他会二话不说就把你的车拖走——他可以情感执法也可以按章执法，这要看他的心情，要看你会不会装孙子让他有当爷的感觉；你说你要求撤换饭菜，那么有30%的可能，给你重新上的饭菜上沾有厨师的唾沫星子……
　　
　　当然了，千言万语还得回到现实：你要相信政府，相信人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处于物质飞速发展与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的磨合期，所以我们也正在创建文明社会。基于此，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国民幸福，迟早会像花儿一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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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细节毁掉的国民幸福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136次 　　这几年在香港购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售货员为顾客找零钱时，必把零钱码好，双手托举，庄重地递到顾客面前，微笑着点头道：“小姐（先生），找您零钱，多谢惠顾，请慢走。”直至顾客伸手接过她们手中的零钱才撒手。我每次从售货员手中接过零钱，都有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这个细节，对于我这个内地公民来说，如此珍贵稀罕。
　　
　　在内地购物，大到高级商场，小至街边的杂货店，这种体验毫无幸福感可言：售货员会把找你的零钱，以“降龙十八掌”的掌风丢在柜台上，完全无视你已经伸过去的手，你接不到钱的手在空中逗留几秒，然后不得不尴尬地放下——这看起来真没什么大碍，你到柜台上慢慢收拾零碎就是了。
　　
　　大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反复磨擦生活的边角，我们便渐失痛感。我每每祥林嫂一样地说起这些小委屈，都被朋友批评：文艺、自虐、敏感、皮薄、神经线过多，怎么活了40年棱角还没被磨掉？
　　
　　我很不幸又很有幸，我的棱角未被磨掉，以致小日子里的很多细节仍在触痛我的小心肝。
　　
　　有时到服装店或商场买衣服，当你在一溜时装前精挑细选时，你会发现紧跟身后的那个冷艳的女售货员正拈着兰花指，把你刚动过的衣服一一细心规整，仿佛你是破坏王，于是购买欲打折；有时你在餐厅享受美食，背靠背座位上的那个小孩时不时用玩具车撩拨一下你的头发，你捏着喜羊羊的童音温柔劝说N次，并求救于他的母亲进行有效教导与阻止无果后，你会牛吃草般地把食物倒进胃里，飞快地离去；有时去公共洗手间，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把黄飞鸿的无影脚发扬光大，抽水马桶上半人高的冲水器，如厕后他们绝不用手按，而是用脚踢——飞起一脚很爽地踢一下，水声哗啦，冲水器上泥污满布。有文明人想用手按，一看就皱起了眉：难道我要摸千百人的脚底泥？猛起脚——我也来一脚。
　　
　　又想起一件事：我家小区附近是一座豪华的政府机构办公楼，每天早上，一辆庞大的垃圾车必要进去收垃圾，司机许是因为早起睡眠差、肝火盛，每次都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大楼门卫好歹也是公家的人，哪受得了你一个收垃圾的如此嚣张，于是久叩柴扉就是不开；垃圾车司机急火攻心，使劲把喇叭摁得惊天动地、如雷贯耳。我屡被惊醒，躺在床上听那喇叭声僵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感受其短促有力的节奏，有时非常具有暴力性和威胁性。那时才凌晨6点不到，刚开始邻居们还怨声四起，后来逐渐无声。“90后”女儿很会自嘲，她说：“妈妈，你应该这样想，这喇叭多好，能当闹钟呢。”我闻言悲催不已，说：“孩子，你应该学会生气，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该生气的不生气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女儿叹了口气，里面有深谙世事的老成，说：“别上纲上线了哈，你生气了又能怎样？”我立马被问得恼羞成怒又张口结舌。
　　
　　佛说：“莫生气，气坏身子没人理。”但我修行不够，还是要生气，这不能不说明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期盼，不肯绝望。
　　
　　同学B移民德国N年后回来了一趟，在南方某城市小住了一个月，一天到晚生气——不只生事的气，还生人的气。她说有的交警执法态度不好你得要求他道歉啊，餐厅里的饭菜不合格你得要求撤换啊，门前的马路上有个坑没标志你以纳税人的身份打110啊，开车时看见身边有车辆闯红灯你要义正辞严地痛批他一顿啊，这样才能形成公德氛围，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幸福起来……对于她野火烧不尽的昂扬斗志，我同仇敌忾。但我一边很感性地和她一道生气，一边理性地对她说：“你要求交警向你道歉，跟要求古代衙门门前那只石狮子道歉没什么区别，你真把阿Sir激怒了，他会二话不说就把你的车拖走——他可以情感执法也可以按章执法，这要看他的心情，要看你会不会装孙子让他有当爷的感觉；你说你要求撤换饭菜，那么有30%的可能，给你重新上的饭菜上沾有厨师的唾沫星子……
　　
　　当然了，千言万语还得回到现实：你要相信政府，相信人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处于物质飞速发展与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的磨合期，所以我们也正在创建文明社会。基于此，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国民幸福，迟早会像花儿一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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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谋士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294次 　　曹操为立世子的事拿不定主意。大儿子曹昂，二儿子曹铄，一个战死，一个早夭；三儿子曹丕勤奋听话，各方面都不错，按长幼顺序当然应立曹丕为世子；但是，他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才华横溢，深得他的宠爱。立哪个为世子，曹操举棋不定。
　　
　　一日，曹操屏退左右，独留下贾诩，曹操先是长叹一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然后问贾诩有什么建议。贾诩站在旁边，眼望帐外发呆。
　　
　　曹操又问了一遍，贾诩还是装作没有听见。曹操大声喝道：“文和！”
　　
　　贾诩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转头作揖，面无表情地回答：“丞相。”曹操不满地说：“我和你说话呢，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我在想一件事，所以没理你。”
　　
　　“你想什么呢？说来听听。”
　　
　　“我在想袁绍和刘表的事啊。”（袁绍临终前立了三子袁尚为嗣，导致袁氏兄弟自相残杀，造成袁绍势力的最终瓦解。刘表也是如此。）
　　
　　曹操盯着他看了老半天，突然大笑起来，从此不再提此事。公元217年，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曹丕即位后，封贾诩为太尉、魏寿乡侯，几年后贾诩病逝，享年77岁。
　　
　　几十年后，晋武帝司马炎一心想让自己的傻太子司马衷登上皇位，傻太子曾说过雷倒众生的话语“饥民们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吃肉”。太子的老师卫瓘认为，此人若是做了皇帝，天下堪忧，一直伺机劝告晋武帝改换太子。
　　
　　一日，晋武帝大宴群臣，卫瓘假装喝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前，用手抚摸着座位，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
　　
　　司马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假装没听懂，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准是喝醉了吧。”接着，吩咐侍从把卫瓘扶起来送走。
　　
　　司马炎一直没有改换太子。公元290年，司马炎病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继位后，皇后贾南风以“废立之谋”的罪名，将卫瓘及子孙共9人斩杀，卫瓘享年72岁。
　　
　　作为著名谋士，贾诩与卫瓘都以智谋着称：卫瓘被称为三国后期第一谋士；至于贾诩，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这样评价：“贾诩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自己是活得时间最长的，还保全了家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贾诩可能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人。”
　　
　　在继位人选的问题上，两人都运用了自己的机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可见二人的水平不相上下。只可惜，一个是谋士装傻，一个是皇帝装傻；谋士装傻是为了保全自己，皇帝装傻那就没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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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1066次 　　我看见，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太走进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公用电话亭。这玩意儿早已成为废墟，我在这亭子里最后一次通话大约是2003年。老太太擦了擦听筒，看得出来，它还是崭新的，没用过几次。装模作样地拨一串号，对着早已停机的听筒咕噜，她似乎是在和神灵通话。旁边卖电动车的小伙子说她是个疯婆子。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转瞬即逝的电话亭时代……
　　
　　1980年，我在一所20世纪早期创立的大学念中文系。大学的主楼是法国人设计的，位于一座小山的山顶。我们的教学楼，有着希腊式的圆柱和巴洛克风格的阳台，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包括落日和新月。那时候青年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就是未来，我们都是未来主义者。在那个年代，我这一代人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未来就是光明，未来就是得救。那时最得人心的口号就是“面向现代化”。这个未来正是在“文革”的黑暗里清晰起来的，只有未来才能彻底摆脱“文革”的漫长噩梦。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里写道：“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紫葡萄、鲜花都是对未来的隐喻，“依偎在别人的情怀”也是隐喻，本该属于自己的鲜花，却依偎在别处。
　　
　　记得有一天我和一群同学看世界杯，之前的《新闻联播》中出现了一个东京大街被小汽车堵塞的镜头，大家发出了一阵惊讶羡慕的欢呼声。散场时，我们在路灯昏暗的街道上走着，憧憬着未来。如果说，未来曾经虚无缥缈，只是一些标语口号的话，那个夜晚我们感到未来长出了双脚，正从大地上走过来——我们盼望着推土机。
　　
　　无独有偶，在19世纪末，法国诗人兰波也提出过“生活在别处”。但兰波的“别处”不同于食指的“别人的情怀”，是相对于工业化、现代主义在欧洲的蓬勃进步而言的。“发达资本主义”所致的人性异化，令兰波这一代人深感厌倦。“在那里，时间和金钱有着如此巨大的价值。物质活动被不恰当地强调，以至于成为全民性的狂热，使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为不属于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留下任何空间……在他们的豪华和炫耀的奢侈中，充斥着暴发户特征的坏趣味及其符号……”（波德莱尔）
　　
　　如今，中国的街道已经跟我们在那个夜晚见到的大街一模一样，我们已经置身未来。未来清楚、明白、实际得令人厌倦，令人郁闷。未来就这么简单，让历史、故乡、记忆全部成为废墟，“一张白纸”，焕然一新。未来不过是技术、物品、消费水平一次次的更新换代，未来不过是摩天大楼里的电梯速度更快，高速公路更长、更宽……而且是无休无止地更快、更宽、更长、更……这种毫无悬念和例外的焕然一新几乎波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被升级换代了，而且正在次第进入新一轮的升级换代。这个未来已经不能被拒绝了，不再是我们奔向它，而是它裹挟着我们呼啸前进——未来的快车已经没有刹车了。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未来，如今正在全面地取代空气，发出某种橡胶轮胎和汽车废气混合而成的煳味、馊味。“所谓毒地，是指曾经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危害人体健康、出现生态风险的地块。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据《财经》2012年第14期报道《毒地潜伏》）
　　
　　这个未来（哪怕它并非未来的全部），就是我们几十年前欢呼的那一个吗？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为之举手鼓掌。如果这个未来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那么每个人都难辞其咎。郁闷，郁闷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失语症，一种知道结果却无法改变的无奈感、分裂感。一方面，我们的心灵世界、记忆、经验、习性、语言依然与过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个形而上的世界在周围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载体。我们的精神世界属于过去，而身体在奔向未来，身体与精神南辕北辙。没错，我们还在使用汉语，这种农耕文明创造的语言已经使用了五千年之久，而同时，这种语言所创造的传统世界正在日渐衰落。
　　
　　是历史创造了未来，而不是未来自己创造了未来，这是一个真理。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任何力量都将无法驾驭。在物质世界的水平上突飞猛进，但郁闷却挥之不去：我们曾经有过语言、有过记忆，我们曾经感叹“天地有大美”“世界美如斯”。
　　
　　“毒地”，很像是一则寓言。趁着还能记得汉字的这会儿，我们应该重新想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去何处？如今这个未来真的是我们向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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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师这件事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231次 　　有一部英国电影叫《春风不化雨》，玛吉·史密斯在里面演一位老师，她似一缕春风，端庄优雅，充满理想，热心教育事业，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到学生身上，竭力唤起学生们对艺术的兴趣，甚至为每一个学生设计了人生方向，却最终被自己最信赖的学生夺走了情人，又被学校解雇。还有一部美国电影叫《春风化雨》，罗宾·威廉姆斯在里面演一位老师，他同样如一缕春风，吹皱了一所名校的死水，颠覆了保守刻板的教学方式，鼓动学生们站到课桌上朗诵诗，教他们用不一样的视角看世界，鼓励他们张扬个性、独立思考，最终老师赢得了学生们的心，却被学校逼走了。前一位老师用理想反抗现实，后一位老师以创新对抗保守，一个没化雨，一个化了雨，却是一样的悲情结局，就像《春风不化雨》结尾提到的，绞刑架的发明者最终死在了绞刑架上。
　　
　　琢磨一下，做老师这件事似乎跟学识和敬业都没太大关系。爱因斯坦从苏黎世的师范毕业后，去伯尔尼大学当了老师，教热量理论，通常只有三个听课的，其中两个还是他的朋友，上光学课时也只有四个人听课。不到一年，学校就取消了他所有的课程，因为没有学生来听了。爱因斯坦上课的场景让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讲起课来颇似自言自语，谁都不爱听，下面的聊天声总要盖过他的讲课声。一次他的课堂依旧闹哄哄，坐在后面检查教学的系办老师被激怒了，冲我们大声喝道：“安静点！你们不听我还听呢！”其实，我们这位历史老师非常敬业，讲文化史的时候，课本上说封建社会的文化处处体现了等级差别，举的是金水桥栏杆柱头图案的例子：皇帝走的中间的桥，桥栏杆柱头上雕的是蟠龙；其他官员走的两边的桥，柱头上雕的是莲花。这位老师还特意带我们去了趟天安门，看实际的柱头上雕的到底是不是课本上说的那样。
　　
　　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部校园电影叫《超脱》，开头是一段女声道白：“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想做一个老师，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我宁可做一个牧羊人或是别的什么，就是不想做老师。”——这正是我想说的话啊！我妈妈就是老师，做了一辈子，时时处处为人师表，在她的梦话里都听不到一个脏字。她从不表露自己的愤怒和忧伤，永远以理服人，甘愿牺牲掉自己的个性，去包容每一位学生的乖张。她从没烫过头发，一年四季都穿严谨的套装，天再热都不会穿凉鞋上班，连我都要受牵连——被禁止在大街上吃东西。
　　
　　刘玉玲在《超脱》里也演了一位老师，丝毫找不到《霹雳娇娃》和《杀死比尔》里角色的影子，面对一个所有功课都不及格又满不在乎的女生束手无措，终于失去理智，摘下眼镜大哭，说出了心底蓄积已久的郁闷：“每天我都要来办公室处理你们这些破事，你们却什么都不在乎，我受够了！”满不在乎的女生对老师的愤怒还是满不在乎，说了句“有病”便转身离去。事后，老师又懊悔不已，她无助地坐在操场边的一个长椅上，跟教导主任说自己越界了，感觉糟透了，好像就要被燃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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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输的能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207次 　　西方人常说，民主素质是在学校的球赛场上训练出来的。这种训练得到的民主素质的第一条，就是具备认输的能力——要输得起，输得漂亮。
　　
　　美国大选年政治家的公开演讲，看多了也就摸出了规律，无非是说本党本人的政策理念于民于国有利，而对方的政策误国害民，听多了就疲了。不过有一类演讲，我有机会时总是要听的，这就是紧接着大选日，落选者的认输演讲。你想想看，就在一天以前，这位总统候选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言之凿凿，说自己比对方强不知多少；现在，选民用票数表了态，照规矩这落选的就得当着选民的面公开认输，这脸皮怎么拉得下来，这认输演讲该怎么讲呢？
　　
　　认输演讲是面对摄像机表演的。开口头一句，通常是说：我刚才给当选者打了电话，祝贺他当选总统。落选者照规矩要向支持他的人发出呼吁：现在，我们的竞选对手已经被选为总统，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是我的总统，也是你们的总统。
　　
　　认输演讲，无一例外是呼吁团结的演讲。这通常是失败者将近一年竞选活动的最后一次演讲。比赛已经决出胜负，失败者却要表演好这最后认输的一幕。因为，认输的能力，对政治家至关重要。
　　
　　民主政治，常常被称做“公平游戏”，就像奥林匹克比赛一样，是在平等规则下的竞赛。西方人常说，民主素质是在学校的球赛场上训练出来的。这种训练得到的民主素质的第一条，就是具备认输的能力——要输得起，输得漂亮。
　　
　　所以，落选者的认输演讲非常重要。讲得漂亮不漂亮，对于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他是否为这场呕心沥血的竞选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对于选民来说，这是检验落选者是不是有谦卑宽宏的胸怀，是不是具备民主政治家的必要素质。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到了不幸有机会表现认输能力的时候，尽管大势已去，却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唱好这最后的一台戏。这就是每次大选的认输演讲都颇有听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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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时间:2013-02-22　作者:小小Z　点击:173次 　　有一天我从马路上经过，看见壁上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宣传画，上面写着“我们要驱逐倭寇收回失地”，画的是一个倭兵，矮矮的身量，两腿如弓，身上全副披挂，脸上满是横肉，眼里冒着凶焰，嘴里露着獠齿，作狞笑状。他脚底下是一堆一堆的骷髅，他身背后是一摊一摊的瓦砾。他代表的是凶残、破坏、横暴、黑暗。这幅画的确画得不坏，因为它能活画出倭兵的一副穷凶极恶的气概。
　　
　　过了几天，我又从这里经过，我又回过头望这幅壁画，情形稍微有点两样了：这画里的倭兵身上沾满了橘子瓤，脸上也都沾满了橘子瓤。这些橘子瓤一经沾上，是不易落下来的。我略略查看，橘子瓤的块数约在百八十以上，而且大多数都很准确地命中了，想见投掷的技术是很不坏的。
　　
　　投橘子瓤的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我们的爱国民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因为激于义愤。他们看见这幅画里的倭兵，就想起真的倭兵来，于是义愤填膺，顿起杀贼之念，可巧四川的橘子既多且贱，可巧嘴里正嚼着一瓣橘子，于是忍无可忍，“呸”的一声将橘瓤吐在手里，“嗖”的一声掷将过去，“啪”的一声不偏不倚地命中了倭兵的身体。一个人这样做，许多人起来仿行。顷刻间倭兵遍体疮痍，而我所费者仅为本来要吐在地上的百八十块橘瓤而已。
　　
　　平心而论，这些义愤之士都是可钦佩的。他们是有良心的，他们是爱国的。从前我游西湖，看见岳坟前有不少人围着秦桧的铁像小便，大家争先恐后地向他身上浇冲，有些挤不进的便在很远的地方吐送一口黏痰过去。这件事虽与公共卫生有碍，然而也是一种义愤的表示。这都证明人心未死。
　　
　　不过，我常想，假如我们把这种义愤积蓄起来，假如我们不亟亟地把橘瓤作为宣泄义愤的工具，假如我们能用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使敌人感受一些真实的打击，那不是更好吗？
　　
　　听说普法战争后，法国的油画院中陈列着普兵屠害法人的画片，令法人有所警惕。这并非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这是要锻炼、磨砺人民的复仇心。听说那些画片上并没有橘子瓤或黏痰之类。
　　
　　我们要驱逐倭寇，收回失地。那幅壁画是提醒我们这种意志的。戏台上的曹操，我们杀他做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