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透明的文明
　　
　　玻璃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思想观念。教堂里的彩绘玻璃窗影响了人们的信仰，而镜子则改变了人们认识自我的方式。天文望远镜则使我们对宇宙、对更深层的空间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进而完全扭转了我们的宇宙观。
　　
　　玻璃镜子对于艺术中透视法的理解是极其关键的。在各种玻璃仪器的帮助下，人们才对光学原理有了新的认识，而达·芬奇、丢勒以及同时期其他巨匠也才在绘画上达到了更高的精度。没有威尼斯人制造的高品质玻璃，难以想像西方文艺复兴如何发生。
　　
　　玻璃并不只是思考与认知的工具，它对改善日常生活也居功至伟。13世纪到19世纪之间，玻璃带给了欧洲许多变化，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举例来说，玻璃窗延长了一天的工作时间，并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光线透过玻璃射入室内，房间里的尘土变得清晰可见，卫生条件和人们的健康状况因此也得到了改善。坚硬的玻璃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而且易于清洗，因此它不仅改变了私人住宅的面貌，最终也以玻璃橱窗和玻璃柜台的形式改变了商业的面貌。
　　
　　玻璃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温室并不是近代欧洲人的发明，罗马人已经懂得用温室来催熟作物，并用玻璃来保护葡萄植株。在中世纪晚期，罗马人的做法再次复兴，用以种植花卉和蔬果的玻璃大棚也于此时问世。
　　
　　15世纪以来，玻璃在其他许多方面得到了应用，比如防风灯、封闭马车、观察镜、灯塔和路灯。航海用的六分仪需要玻璃，精确的计时器也离不了玻璃，它们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提高海上测量精度，玻璃对航海事业的贡献由此可见。
　　
　　先是玻璃容器和玻璃窗，然后是灯具、灯塔和温室，最后是照相机、电视机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玻璃制品，现代世界就这样在玻璃的海洋中诞生了。

为生歌唱

漂泊的籍贯
时间:2015-02-02　作者:未详　点击:112次

　　我的出身具有典型的新时代特色，父亲是军人，来自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的河南省范县，母亲是所谓“城里人”，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们永远也不会有结识的可能。
　　
　　词典上将“籍贯”一词解释为“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讲，它只代表需要填满表格的一个固定词汇，那个陌生的、黄河岸边的乡村勾不起我的任何记忆与怀念。我到现在还时常记起范县，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和历史的特殊。范县邻接山东省，南濒黄河，县治历经变迁，它最近、也是最大的一次变迁，是1964年由山东划归河南，也就是说我出生的时候的籍贯是“山东范县”，两岁后才改为“河南省范县”。有趣的是，眼下范县的土地在河南省，县城却在山东，所以我的籍贯是漂泊于山东与河南之间的，虽然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只回去过一次，爬上过黄河大堤，也想“滥情”地与“乡亲们”联络一下感情，因为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中文系，又是在80年代，满脑子启蒙思想。但是那一分钟的热度很快就逝去了，“范县”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再陌生不过的地方。
　　
　　我的关于籍贯的记忆，就是无数次地被来自“籍贯”的永远也认不全的“乡亲们”搅扰，每一次搅扰就是一场战争，那是来自于“籍贯”的父亲和依托于城市的母亲的战争——先是由于至亲的长住，后来就是几乎由半个村子组成的施工队的不断光顾。但是近几年“籍贯”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人来，也很少书信往来，加上填表也很少“籍贯”这一项，我们与乡村细若游丝的那点联系好像已经断离。
　　
　　与此同时，我们却开始与更多的、分不清“籍贯”的乡下人打交道，从运煤到装修、建筑施工到物业管理。到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外地/国人要多于巴黎人；眼下在我们的城市里，街面上的乡下人甚至快要淹没本地人了（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人），而且，乡下人以他们的方式（包括审美和速度）改变着我们的城市。三年前编辑《今日先锋》第11辑，其中云南诗人于坚的随笔《棕皮手记》中的一段至今印象深刻：“每次路过那工地，路过任何一个工地，总是看见那些民工，不是在聊天，就是在磨洋工、瞌睡、蹲成一圈下棋，从来没有见到那种紧张卖力、挥汗如雨的工作场面。但一座座大楼也就冒出来了。”
　　
　　这正是乡下人的最大魅力所在，中国的超城市化的惊人剧变，就是在这种表面上显得慵懒、懈怠和不经意的状态下、在体制尚存在诸多问题的状态下出现的。
　　
　　籍贯揭了城里人的底，中国本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都是乡下人的“后裔”。在超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新的工作机会和较大的生存空间，吸引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引用的陆学艺的一句话，但是作者紧接着写到：“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在我参与编辑的一本名为《民间，民间》的书里，有一篇文章是贵阳城里拾荒人（乡下来的“背兜”大军）的田野调查，文中大量的“背兜”们在闹市和垃圾场劳作的照片并没有使我震惊，因为文章已经揭示了足够的深度。倒是有一幅“背兜”们在乡间尽情打闹的图片让我感慨良久，那照片的附注是：“‘背兜’们回到乡下，是最自在的日子。”可见对乡下人来讲，“籍贯”还绝不仅仅是“乡愁”，它仍然是他们的不得不依靠的根，对他们来讲，漂泊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什么时候“籍贯”一栏的内容变成了“出生地”，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没有人为的界线，中国的超城市化才会走上“正常”和“人本”的途径。

为生歌唱

声音的怀念
时间:2015-02-02　作者:未详　点击:166次

　　自从雅典、庞培或扬州在水流与火焰中陷落，耳语的城市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代充满那么多的声音：大街上人与人的叫喊、国家播音员义正辞严的电视宣读、卡拉OK走调得令人晕厥的歌唱、BP机害羞而固执的呼唤，以及多种混合著工业文明和传媒技术的速朽声音，它们聚集成了我生命四周的风景。
　　
　　声音起源于我的倾听，也就是起源于我在黑暗中的渴望。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坐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迷失了回家的方向。父亲被羁押在郊区的一间教室里，容颜憔悴，辗转反侧；母亲在住宅的窗口急切地搜寻着我的身影；而我则在第三个地点流浪。
　　
　　一群学生在旷街对面的楼房阴影里毒打一个女人，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老师。有几个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在围观，神色恐怖，仿佛是些受惊的幼鼠。我好像观看着一部童年时代的默片，暴力变得那么柔和，击打的手在缓慢舞动，而女人的躯体则无言地倒下，头颅从水泥地上反弹起来，使她的脸转向了马路对面的我──我就这样看到她无助和绝望的眼睛，以及流淌在年轻脸庞上的泪水。在她死去以前，她对我的注视构成了一种类似叹息和劝谕的微笑，尔后，她把脸颊紧贴着大地，一劳永逸地阖上了眼睛。
　　
　　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喊叫，从这极美丽的死亡中迸发出来，掠过孤寂的尸体和逃散的人群。它来自我的喉咙，来自一个为这满含着沉默的罪行所惊骇的小孩。法国梧桐、藏匿在叶荫下的蝉、房屋的巨大阴影和笼罩于炽热阳光中的柏油街道，所有这些影像崩溃了，只留给我那个最温存柔弱的形象，仿佛是投射到这世界里的最后一道光线。
　　
　　但只有在后来我才会懂得这叫喊的意义。在正午的黑暗里，爱与正义蜷缩于城市的街巷后面，或者，隐藏于那些光线阴郁的窗户和布帘后面，甚至上帝都从这酷热的苦难中悄悄背过脸去，让时间停止在造反者用残暴修筑起来的偶像面前。然而，正是由于一种来自纯粹人性的叫喊，造反者及其偶像被有力地推了一下，而罪恶也遭受一次严厉的照亮。如果我没有弄错，就在那个短促的时刻，声音的闪电飞奔起来，成为目击者最犀利的武器，它等于在说：我看见，并且我宣判！
　　
　　很多年后的一个除夕子夜，我在静静地倾听。城市置身于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这一年一度的声音闹剧。只有我伫留在屋里，注视着那些映照窗帘和家具的五色火焰，它们燃烧在狂热的邻人们高高举起的手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
　　
　　这其实就是人丧失叫喊力之后所掀起的一埸替补运动。难以自拔的庸碌、鸡零狗碎的痛苦、逆来顺受的生活、长久缄默的意愿、对童年欢叫和嬉戏的回忆，还有对目睹人生的诸多辛苦而装聋作哑的神明的期待，所有这些理由都汇集成了叫一叫的渴望，以此使黯淡的岁月得到新的照亮。
　　
　　然而，并没有什么人真的在去年的尽头动用了自己的叫喊器官。他们所做的只是花钱购买那些包在马粪纸中的黑色火药，然后点燃引线，使之发出类似叫喊的巨大声响。第二天，也就是新年阳光第一次照临的时刻，城市到处布满炸碎后的纸屑和火药燃烧过的黑色痕迹，而众生的命运依然如故。
　　
　　在声音的闹剧平息后，城市回复了原先的缄默和黯淡。有时，我还能从低等酒馆闻到猜拳劝酒的吆喝，从通宵不眠的窗口听取麻将群众的笑闹，从街沿小贩那里获得叫卖商品的消息。这些日常生活埸景欺骗了我们，使我们产生如下幻觉，以为人始终拥有叫喊的力量，也就是拥有照亮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声音火焰。但所有这些聒噪都不可能向人提供心灵的真正出路。事实上，自从真理与信念死去之后，除了钱币的声音，人已经听不见他自己心里的那些剧烈的呼声。
　　
　　我总是喜欢在夜晚走向街道，也总是期待声音的奇迹。也许会有某些遭禁锢的东西被黑暗解放出来，哪怕是一个女人的低低的啜泣，使我能倾听到真正属于灵魂的声音。但街道并未变更它缄默的立场。尽管被路灯或其他电光源所照亮，或受到夜行出租车和货车的惊扰，它仍沉浸在它的黑暗属性里。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有位跟我一样酷爱音乐的朋友。每天深夜，我们都游荡在上海西南角的街道上。那些旧法租界里的西班牙式旧宅，被月光和冬青树丛的阴影所笼罩，呈现出幽秘庄严的景象。烟窗像十字架那样屹立，大三角形的屋顶下，是某架钢琴悠远的歌唱，它们来自萧邦和舒曼的灵魂，每一个音符都发出无限忧伤的气味，使我的心感到战栗与温甜。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爱的话语，从此我听见了我的诞生。
　　
　　现在，越过这没有灵魂的黑夜，我停栖在回忆的深处。世界的容貌已经遭到了篡改，这使我变得非常感伤。明天我将动身前往医院，为了妻子将要承受的分娩之痛，也为了有一个男孩将要出世。像所有人都曾经历过的那样，他会发出第一声怒气冲天的哭喊，而后，在岁月的消磨中与世界达成和解。但我并不担忧这点，因为人对美妙声音的所有怀念，都是灵魂发出的内在的呼唤。

为生歌唱

给痛苦一个流淌的出口
时间:2015-02-02　作者:未详　点击:184次

　　但丁在《神曲·第十三歌》中写道，“哈比鸟以他的树叶为食料，给他痛苦，又给痛苦以一个出口……”受啄是痛苦的，却给了原有的痛苦一个流淌的出口——以皮肉之苦来释放内心的痛苦，痛苦之深可见一斑。
　　
　　在危地马拉，有一种叫落沙婆的小鸟，要叫七天七夜才下一只蛋。由于鸟类没有接生婆，所以难产的落沙婆只有彻夜不停地痛苦的啼叫。可恰恰是因为这痛苦的七天，使蛋壳变得坚硬，小落沙婆孵出来之后也更硬实，这便是一个母亲经历七天痛苦所换来的一个孩子健康的明天。而那彻夜不停的哀啼，是落沙婆在用另外的方式释放着肉身的痛苦。
　　
　　与这种叫落沙婆的小鸟相比，现在的妈妈们要幸福得多了。人类有接生婆，人类可以剖腹产，可以不经巨痛就听到孩子落地时的哭声，然而这没有痛苦的分娩难免会留下一些遗憾，它远没有那种在经历了撕心裂肺般痛苦之后听到孩子的哭声更动人，远没有这个时候更能感觉到做母亲的骄傲，这个时候的眼泪是真正的“痛并快乐着”的眼泪。
　　
　　我认识一个中年男子，魁梧黑壮得像个铁塔。他是一名音乐老师，在一所不甚知名的学校里，教小学生最基本的乐理知识，领着孩子们唱天真的童谣。在一间间教室里，他背着一架用了许多年的手风琴，像一只蜜蜂一样欢快地飞着。当童稚的歌声从那样一个大男人的胸中进出，模样真有些滑稽。他的学生是那样真诚地爱着这个同他们一样真纯的老师，爱着他的快乐无忧。
　　
　　直到有一天，学生们看到了让他们难以想像的情景：音乐老师领着一个比他自己还要高些的大男孩，在操场上吹着七彩的泡泡，那个大男孩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可他咧嘴笑的时候，脸上写满了三四岁孩子的快乐，透着怪异、与众不同。大男孩是音乐老师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个白胖粉嫩的可爱孩子，当他蹒跚学步的时候，音乐老师是用音符为儿子的步履伴奏的。可是孩子长到三四岁以后身体发育日益强健，智力的脚步却停滞不前。几乎没有父母会平静地面对这种情况——孩子是一个先天性弱智儿童，他的智力水平永远只有三四岁。
　　
　　本来英俊硬朗的音乐老师在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一下子被抽干了心头的水分。可他必须面对那个只能在三四岁的日子里快乐玩耍的儿子，在自己心中时时滴血的时候，作为父亲，他得让那个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快乐。
　　
　　音乐老师为此付出了多少比别的父亲更多的辛劳，外人是无法得知的。但是，即使上了一天的课，累极了，也被不听话的学生气极了，只要音乐老师的脸望向自己的孩子，眼眸里一定会开满温情的花朵。
　　
　　在那个弱智的孩子快乐成长的日子里，音乐老师也以快乐面对着这一切。有人说他曾号啕大哭过无数回，可他的笑脸总会与朝阳一起升起；学生们说音乐老师会在领着他们唱歌的时候，双眸中就慢慢浸满莹莹的泪光，然后到走廊独自站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又会张开双臂；对着他的学生们热情地说：“来吧，孩子们，让我们再唱一遍《欢乐颂》！”
　　
　　音乐老师的内心是痛苦的，但是他找到了让痛苦流淌的出口，他像一棵每天都要挨一刀，每天都要缝合伤口的橡胶树，用爱不停地释放着自己内心的痛苦。
　　
　　古希腊一位诗人说：“我身上有无数个裂缝，到处在漏水。”这是关于悲剧的最有力的诠释。悲剧就是撕开伤口给人看，这些流经生命，又从生命中渗漏出去的水，可以酿酒，可以醉人，可以醒世，可以洗心。这些痛苦使躯体千疮百孔，却让灵魂得到了升华。

为生歌唱

每天该喝多少水
时间:2015-02-01　作者:未详　点击:248次

　　水是生命的第一要素，人体68%的成分是水，普通人不吃饭可以活一个星期，不喝水3天就受不了了。因此，很多人把水看成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宝贝，不少健康指南上都号召大家每天喝8杯水，每杯8盎司（所谓8×8，总量大约2升）。
　　
　　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几年前，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医学院的汉斯·瓦尔廷（HeinzValtin）博士突发奇想，打算调查一下这个流行说法的出处。他本人是一名资深肾脏专家，曾经写过两本关于肾脏与体液平衡的教科书。他运用计算机检索系统，查找了所有发表在正规科学杂志上的相关论文，没有发现任何数据支持这个8×8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最有可能的源头来自60多年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正常成年人每天需要消耗大约2。5升水，但这份报告同时强调，正常情况下，人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可以从食物中获得，只有不到1升的水是喝来的。但是，后来很多所谓的“营养学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忽视了后面的这个补充说明。
　　
　　还有不少营养学家坚称，大量饮水有助于缓解便秘。为了调查这个说法的可靠性，瓦尔廷招来一批成人志愿者，对他们的饮水量和排泄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对比，结果发现过量饮水对排泄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
　　
　　2002年，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个8×8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迷信，缺乏科学依据。不但如此，这种做法很可能对人体有害，因为这会使人得“低钠血症”（Hyponatremia）。
　　
　　这个病说起来很简单。很多人大概都记得小学自然课上做过的一个实验，把洋葱细胞浸入蒸馏水中，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会变大。如果换成盐水，细胞的体积就会缩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渗透压所导致的一种正常现象。
　　
　　血液的渗透压可以用钠离子的含量来表示。如果钠离子低于每升135毫摩尔（135mmol/L），就会出现“低钠血症”。
　　
　　当过量的水进入血液后，就会稀释钠离子，改变细胞内外的渗透压，水便在压差的驱动下进入细胞，使之扩张。一般的体细胞还好说，周围会有一定的空间供其扩展。脑细胞就不一样了。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排列十分紧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供它们伸懒腰。一旦过量的水分随血液进入脑细胞，便会产生可怕的后果。轻者会使人头晕、呕吐，或者产生幻觉，重者会使人昏迷、呼吸停止，乃至死亡。
　　
　　今年初，一名28岁的加州妇女参加了当地电台举办的一次喝水比赛，获胜者将获得一台任天堂游戏机。结果，她在3小时的时间里喝了6升水，回家后呕吐不止，当晚死亡。
　　
　　2年前，一名21岁的美国青年和人打赌做俯卧撑。为了增加他的体重，对方强迫他饮用了大量的水，没想到他却突然死亡，死因同样是水中毒。
　　
　　近年来，“低钠血症”的发病率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摇头丸的泛滥。这种兴奋剂能让人产生脱水的感觉，服用者会倾向于过量饮水，结果很可能比摇头丸更加致命。
　　
　　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喝几杯水不足以导致“低钠血症”，因为人体有一个严密而高效的平衡系统。成年人的肾脏每小时可以排出800～1000毫升水，也就是说，只要每小时喝水不超过这个量，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但是，人体内有一种激素，名叫“血管加压素”（Vasopressin），又名“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Hormone，ADH）。顾名思义，这是一种阻止尿液生成的激素，目的是保存体内的水分。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在长跑的时候，便会刺激下丘脑分泌“血管加压素”，在激素的作用下，肾脏的排尿能力甚至能够降到每小时100毫升以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饮水，患“低钠血症”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200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当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结束后，至少有13%的运动员患上了不同程度的低钠血症。
　　
　　那么，每天到底喝多少水才合适呢？瓦尔廷博士认为，有一个可靠的指标，那就是“渴”。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你感到口渴再喝水，已经晚了。瓦尔廷博士认为这个说法不正确。正常人血液的渗透压变化2%就会有口渴的感觉，而医学上对“脱水”的定义是渗透压发生5%的变化。所以，口渴了再喝水，其实是来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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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候鸟
时间:2015-02-01　作者:未详　点击:165次

　　陈晓薇搬到欧嘉楠对门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吧？有那么深深黑黑眼睛的男孩子，穿着红色的衬衣和格子裤子，像是电影里的人，那时，整条街上全都盛开了极美丽的木棉花。
　　
　　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吧，陈晓薇细细的瘦瘦的，皮肤白白的，穿有点发旧的裙子，她和母亲住，父亲出国了，和她母亲离了婚，她的母亲是从北京搬回了这个城市，没了爱情的女人，总是想远离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城市。
　　
　　陈晓薇插班到了欧嘉楠的班里，很多人笑话陈晓薇，一个不会说广东话的女孩子，没有那种正流行的卷舌音，那时，欧嘉楠会勇敢地站出来说：“你们说话才不标准，陈晓薇的北京话多好听啊。”
　　
　　生活了十二年的北京，因为父母的婚变，陈晓薇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如果不是欧嘉楠，她简直要偷偷地跑回北京去，那古典而美丽的四合院，种着海棠花、牡丹花，还有参天的古树和松柏，没有人知道她对北京的感情，蓝蓝的天上鸽哨响起时，她就觉得心里似一朵朵小花在开着，那是多么美好的北京的秋天啊。在老舍先生笔下，在朱自清笔下，四季分明的北京是多么让人留恋啊，它和没有四季的广州有多么的不同啊！如果再没有欧嘉楠，陈晓薇真的不知道日子应该怎么过下去了。
　　
　　常常，在散了学之后，欧嘉楠会拉着她的手，教她怎么说广东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两个少年，站在木棉树下，似两朵美丽的花，那时陈晓薇想：这样的画面，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偶尔，欧嘉楠会用自己积蓄下来的零钱为陈晓薇买一个女孩子扎头发用的小发夹，放在她的铅笔盒里。那时，他们已经十六岁了，陈晓薇也知道放两个红苹果在欧嘉楠的小抽屉里，两个少年的秘密，有了甜蜜的味道。
　　
　　十八岁那个夏天，欧嘉楠把陈晓薇叫出来，还是在木棉树下，他对她说：“陈晓薇，我们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什么愿望啊？”
　　
　　“回北京啊，我们一起考北京的学校！要知道，凭你我的成绩，我们应该没有问题的。”陈晓薇看着眼前这个唇边长了茸毛的男生，这个陪着她一起走过了六年寂寞日子的男生，眼睛里散落出如珍珠样的一串眼泪，是啊，他是为她才去北京的，不然，他怎么舍得离开广州，他的父母，让他上中山大学的。
　　
　　他们伸出了细细的手指，在漫天飞舞的木棉花中拉了拉钩，那是两个少年的诺言，一起去北京。
　　
　　那年七月，陈晓薇的母亲出了车祸。
　　
　　那天，正是陈晓薇高考第二天，陈晓薇不知怎么进的考场出的考场，十二岁，父亲离她们而去，十八岁，母亲又因意外从她的世界永远消失了，她知道，母亲是来考场的途中出的车祸，因为她是母亲唯一的希望了。
　　
　　一个月后，欧嘉楠去北大，在未名湖畔写信给陈晓薇：“我在这里等你，相信吧，花谢了还会再开。”
　　
　　那时，陈晓薇又取得了和父亲的联系，因为她要上学，父亲说：“来美国吧，我负责一切。”
　　
　　她拒绝了，因为她要去北京，她没有去美国，她选择了复读。
　　
　　那年，是最苦的一年，读到头发掉了很多，每天睡三四个小时，还要给欧嘉楠写信，欧嘉楠写很长的信，却嘱咐她：“你只要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告诉我你好就可以，明年，明年我们在未名湖边来尽情说吧。”
　　
　　又是一年芳草绿时，陈晓薇已然成了那一届中最出色的学生。因为与欧嘉楠的相约，因为要回北京的梦想，她在高考的考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月后，她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打电话给欧嘉楠时，她甚至有点调皮：“欧嘉楠，我考得不理想啊。”欧嘉楠安慰她：“能来北京就行啊。”她笑了：“才考了北大。”欧嘉楠在电话中狂喜地吼她：“小丫头，还‘才考了北大’？”那年暑假，欧嘉楠参加北大登山队没有回家，但是他说：“来吧，晓薇，提前来吧，我在北京接你，先带你玩遍北京！”陈晓薇就回他：“还你带我？还是我带你吧。”
　　
　　陈晓薇答应了他，但却没有说哪天到北京，她想给他一个突然惊喜。
　　
　　父亲给陈晓薇寄来了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父亲说：“我就是北大毕业的，读完四年来哈佛吧。”
　　
　　那一刻，她原谅了父亲，也许父母离婚真的有自己的理由吧，何况，母亲也并没有怪罪过父亲，她只说，是我们无缘做夫妻。
　　
　　但是，开学几天后，陈晓薇没有到北大报到，欧嘉楠打电话过去，他的父母说：“陈晓薇去了美国，她不准备在国内读书了。”
　　
　　欧嘉楠的心凉下去，他孤单地站在未名湖畔，想着这个秋天应该是很美好的，却没有想到如此寒凉，那个与他有约的女孩子，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走了，也许美国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北大吧？
　　
　　很快，他就有了女友，是一个很漂亮的北京女孩子，有着北京女孩子的特质，爱说、洒脱、利落，就爱谈论国家大事，连飞机失事这样的事情也津津乐道，她说：“前些天又有一架飞机失事了，现在的飞机事故太多了，以后，真的不能坐飞机了。”
　　
　　他侧着脸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很好笑地说：“真是北京的女孩子的天性，关心这些做什么？还是想想怎么好好爱我吧。”
　　
　　四年后，他和北京女孩一起去澳大利亚留学，再过两年，结了婚，然后他又被调到美国总部工作，飞到美国的一刹那他忽然感觉心酸：“陈晓薇，六年后的陈晓薇在美国的哪个城市呢？”
　　
　　根据记忆，他觉得好像陈晓薇的父亲叫陈子东，于是他背着自己的妻子，上网查一个叫陈子东的人，他输入了chenzidong，一下子出来四十多个，看来，在美国叫陈子东的也不少。
　　
　　就是凭着那些星星点点的线索，他开始去找一个个陈子东，有搞化学的博士，也有唱摇滚乐的，还有中东的大老板。最后在快绝望的时候，他查到了一个纽约研究所的陈子东，那上面写着他的介绍：50岁，来自china。当天，他从得克萨斯州飞到了那里，这次，凭着直觉，他觉得这一定是陈晓薇的父亲！
　　
　　看到陈子东的第一眼他开始心慌，这一定是他的父亲，那眼神，那身材，绝对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欧嘉楠的眼睛有些酸涩，好像有眼泪要流出来，但却觉得那么不合时宜，他握住男人的那双手，直接就问：“陈晓薇好吗？她在美国还好吗？是不是读了哈佛，想当年没有去那么好的学校，一定是在这里过得很好吧？”
　　
　　陈晓薇的父亲看着这个年轻人，眼睛里泛出一层雾光来，他说：“你一定是欧嘉楠吧？”
　　
　　欧嘉楠心里一颤：“你知道我？”
　　
　　陈晓薇的父亲说：“知道，很久以前就知道。你是要找晓薇吗？那我帮你联系，你等我的回答可以吗？她现在的性情变了好多。”
　　
　　欧嘉楠心里很是不悦，不就是一个哈佛女生吗？有什么了不起啊。
　　
　　五分钟之后，陈晓薇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他面色有些激动地说：“她只肯用邮箱和你联系，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
　　
　　那是欧嘉楠冲动地飞到纽约之后得到的唯一的东西，一个陈晓薇用了多年的邮箱，那个邮箱，当他打开一看，他呆了一下，居然是用他的英文名字和生日日期注册的！他一阵冲动，却又马上平静了下来，这算不了什么，因为她都没有见到他的冲动。
　　
　　他给她发去了第一封信，那上面只有一句话：“你还记得那些木棉树吗？”
　　
　　回信却很长，他打开，近乎几千字吧，她用细腻的文字描述了那六年，她和他在一起的六年，当然，她说：“如果我知道我以后会那么想念那些木棉树，我不会去北京的。”
　　
　　他更怅然了，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就又问：“你结婚没有？我的小孩子一岁了。”
　　
　　她回信：“我也结了啊，嫁了一个美国人，他长得好壮啊，反正比你要高，南方人个子就是矮啊。”

为生歌唱

　他们在信中谈着生活谈着别后的日子，她一直在说美国有多好，当初放弃北大就算对了。他说现在自己也在美国，为什么不能见上一面？即使给他一个电话也好啊，干什么搞得这么神秘？是怕老公吃醋？美国的老公不至于这样吧？
　　
　　时间越久，他越想见她。她变成什么样子了？还那么美丽还那么水嫩嫩地白吗？还那么亭亭玉立吗？他要了很多次她的电话，她就是拒绝。他说：“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无情无义，连个电话都不肯给，看来，你是假恩情了。”
　　
　　一连三天，没有了她的消息，再过了十天，还是没有她的邮件，欧嘉楠心急如焚，打他父亲的手机，陈子东说：“她病了。”
　　
　　三个字“她病了”，又让他坐飞机飞了过来，见到陈子东他说，“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这次都要见到她。”
　　
　　陈子东说，“你真的这么迫切想见到她吗？无论她变成什么样？”
　　
　　“是的，”欧嘉楠说，“无论她变成什么样。”他想，不就是读了哈佛吗，还能变成什么样？
　　
　　这次，陈晓薇的父亲给了他一个电话，接了电话，他呆住了，因为，那是一个北京的区号。
　　
　　“她去北京了？”
　　
　　“不。”陈子东说，“她从来没有来过美国，她一直在北京。”
　　
　　他更加不明白：“没来过美国？那哈佛？那美国老公呢？”
　　
　　陈子东摆摆手，不肯去解释，眼里全是眼泪了：“七年前，我为她在北京买了一个四合院，她说，在那里离你近些，能感知到你，所以，不肯跟我回美国。”
　　
　　“为什么？为什么？请给我一个解释。”他几乎发狂地喊着。
　　
　　七年前，晓薇去北京看你，订了到北京的机票，那架飞机中途坠落起火，晓薇九死一生，脸被烧得变了形，双腿瘫痪，双目失明，声音嘶哑，所以，她没有去北京大学报到，所以，她说自己去了美国，那都是她给自己的借口，而她编造的幸福，是为了让你更加幸福。
　　
　　霎时间，欧嘉楠似万箭穿心，那个木棉树下站着的少女，为了一份爱情做了怎样的隐忍？她宁肯就这样沉默一生，也不肯来打扰他的幸福。
　　
　　“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地坠，我空虚的双臂没有你的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我又回头去飞，去追，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天都为它伤悲，冷得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醉。”那是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欧嘉楠听到的这首《雪候鸟》，他一下子伏下脸来，泪流满面。她多像一只雪候鸟啊，为了自己的爱情，一直往南飞着，但却离自己的幸福越来越远。
　　
　　推开了老北京四合院那扇门时，他真的看到了她曾说过的海棠花，而春天里轮椅上坐着的女子就是陈晓薇，因为她的背影还是那么美丽。
　　
　　你还记得那些木棉树吗？他站在背后说。
　　
　　回美国之后，他手机的问候语换成了一句话：我爱雪候鸟。

为生歌唱

原来我们都是贵族
时间:2015-02-01　作者:未详　点击:123次

　　我是谁？我们与这个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承载着一段历史，科学家们在把DNA技术用于为人类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人类竟有几个超级祖先，即在众多人身上留下他们基因印记的人。他们就像一个个分支点，无数的枝杈最终将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一个贵族拥有众多后代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来自英国休斯敦桑格尔中心的研究人员针对人类Y染色体进行遗传学分析，推断在中国北部和蒙古约有150万人是同一个男子的后代。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休斯敦桑格尔中心主任克里斯·泰勒史密斯博士。他带领英国以及中国的同事，仔细分析了东亚地区1000个男性的Y染色体，并且比较了这些Y染色体中许多位点的DNA序列。结果发现，被检查的1000个男性中，有3。3%的人DNA序列相同。这种遗传上的相似性表明，这些男子均拥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那么，这位男性祖先到底是谁呢？
　　
　　泰勒史密斯和他的同事查阅了历史书籍后分析，这个男子可能是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觉昌安。觉昌安的孙子努尔哈赤创立了清朝。觉昌安的后代统治中国直到1912年，这个满族皇室每个男人都拥有许多的妾室，在东征北战中与其他种族的人有交叉血统。研究者认为，这种属于贵族的婚姻方式对遗传基因的广泛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2年时，这个贵族的后代大约有8万人。
　　
　　成吉思汗可能是最成功的“播种者”
　　
　　泰勒史密斯是著名的人类遗传学专家。2003年，他曾经做过一项引起争议的“成吉思汗基因测试”研究。成吉思汗基因测试是进行父系祖先研究的一部分，它主要对男性Y染色体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如果一个男性的Y染色体的几个标志性位置与据信来自成吉思汗的染色体一致，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这位男性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泰勒史密斯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从成吉思汗时代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组群的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的Y染色体片段。这个极高的表达率是极不寻常的，表明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科学家通过检测Y染色体的微小变化得出结论：他们共同的祖先都生活在12到13世纪之间。将这些基因变化的证据和成吉思汗12世纪建立的王国版图联系起来，研究者们推断这就是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片段，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七个女人是欧洲人祖先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通过10多年的DNA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其实大多数都是远亲，97%的欧洲人都是繁衍自1万年前到4。5万年前的7个不同女性，这7名原始女人被称为是欧洲的“宗族母亲”。7名原始女人通过“线粒体DNA”和现代欧洲人联系到了一起。
　　
　　“线粒体DNA”是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DNA”，却无法将它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她的“线粒体DNA”遗传链将因此终止。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西基思称，“线粒体DNA”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平均要过2万年“线粒体DNA”才会发生微小的变异。他说：“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DNA’可分为7种类型，就仿佛血型一样。我们相信，每个‘线粒体DNA’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
　　
　　西基思教授称：“在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的原始女性。然而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下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但这7个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了两个女儿，开始了‘线粒体DNA’的遗传链，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为生歌唱

人类为何总要寻求刺激
时间:2015-02-01　作者:未详　点击:81次

　　两辆汽车并排停着，引擎已被发动，吉姆和布兹各自钻进一辆车。关上车门，将油门一踩到底，两辆车风驰电掣般地冲向悬崖。眼看到了悬崖边，幽深的峡谷已出现在两人眼前，最后抉择的时间到了——他们必须在车子坠入深渊前跳出驾驶室。
　　
　　然而，吉姆和布兹进行的是生死勇气的较量，谁先跳出来，谁就算输。车头已冲出悬崖，在这最后一瞬间，吉姆撞开车门，一头栽到地上。布兹获得了胜利，但他的车子已冲出了悬崖边缘，跌进深渊——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是电影《无因的反叛》中的一幕，詹姆斯·迪安扮演的吉姆，是20世纪50年代狂野放浪青年人的代表。这一代青年，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极端行为，把所谓的“冒险精神”发挥到极致，甚至将生命当儿戏。
　　
　　但这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青年的专利。据科学家分析，追逐危险、知难而进的行为，其实是人性深处的渴望，不分年代、年龄段以及阶级。
　　
　　我们能肯定的是，通过理性思考，人们能抑制自己追求冒险快感的欲望，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这么做。现代心理学家们试图弄清楚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这种自讨苦吃的结局？
　　
　　冒险是生物学遗产
　　
　　人们为什么热衷冒险？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答案逐渐明朗——人类是在利益驱动下冒险的；越是肯冒险，就越有可能变强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杰伊·弗兰最近提出了一项理论，并得到公认。
　　
　　他认为，人类这种追求冒险的习性源于史前时期。当时，地球上生活着两大类原始人，一类筑巢定居，另一类则敢于向外开拓新天地。定居者多半待在自己的窝里，靠周围植物和小动物为生，始终小心翼翼。开拓者则到处漫游，他们认识到，大胆行为会增加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但同时能让其寻得更美味的水果和更多猎物。
　　
　　此外，他们还积累了丰富的求生经验，能更好地经受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这些本领更大的实干者往往活得比较长，能养育众多子女，从而成功地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直到他们这类人最终得以在人类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热衷于冒险是人类的一笔生物学遗产，而对冒险习惯性的爱好则一直遗传下来，今天仍普遍存在。我们很难否认，大脑把热衷冒险的行为看作是强有力的标志。
　　
　　例如，生物学家已证实，年轻女性内心更喜欢“危险”的男性而非“安分守己”的男性。其中一个理由是，尽管桀骜不驯的男性会惹不少麻烦事，然而，一旦与别人发生冲突，他们多半会占上风。看来，“硬汉”能给年轻女性更大的安全感。
　　
　　这种联系在那些历经世代沧桑而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中，尤为明显。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拿破仑·ａ·沙尼翁，对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交界地区的亚诺玛莫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妻妾成群的男人在当地都是以无畏勇武闻名，这些男人所拥有的子女也比老实本分的同族人要多得多。沙尼翁由此得出结论，在人类的繁衍中，“好斗”基因占据了上风。
　　
　　都是多巴胺惹的祸
　　
　　过去10年，对大脑化学物质和基因的研究，证实了沙尼翁的猜测：人受利益驱动寻求刺激，有的人越是刺激越来劲。
　　
　　寻求刺激的动力因人而异，追求刺激的程度也有天壤之别。有些人比较脆弱，玩扑克牌时小赌一把，也能令他们紧张得心惊肉跳；而其他一些人即使在跳伞时从飞机上一跃而下，也并不觉得刺激。
　　
　　这类差异或许能用每个人的多巴胺系统来解释。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介质，多巴胺的量不同、在神经元间传递信息的快慢不同，寻求刺激的欲望也就不同。对于最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多巴胺能使他们达到一种真正如痴如狂的状态。某种刺激释放出的多巴胺越多，刺激的感觉也就越强烈。
　　
　　心理学家把这类行为称作“追求震撼”，而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常人更需要多巴胺刺激的人，一般更能承受“追求震撼”可能带来的生理、社会或钱财等方面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将伴随刺激而来。但强烈的多巴胺反应由什么引起呢？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心理学家马文·尤克曼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一元胺氧化酶ｂ。这种酶是分解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之一。一个人体内的一元胺氧化酶ｂ越少，多巴胺的流动就越强，而这个人热衷于追求刺激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都是“概率瞎子”
　　
　　在某些心理学家看来，一个人很难抗拒寻求刺激的诱惑，是人类本性的极端表现：容易过低估计风险，而过高估计自己的预期成绩。例如，心理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强，他们也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善于判断优劣，专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乐观倾向”。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马修·克罗伊特尔所作的调查表明，即使人们完全清楚某些不健康的、甚至是玩命的习惯所包含的巨大风险，仍乐此不疲。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2004年冬天，美国犹他州帕克城附近有5位滑雪者无视警示标志，翻越栏杆到没有保护措施的雪坡上飞驰而下，结果无一幸免于难。
　　
　　总的说来，人们并不太善于估量风险——从这点来说，我们差不多都是些“概率瞎子”。如果赌盘一连5次最终停在“红”上，许多观赌的人就会产生错觉，以为下次开转时，赌盘停在“黑”上的可能会大些。其实，赌盘每一轮停在“红”或“黑”上的概率始终不变，都是50∶50。然而，成千上万的赌场常客就栽在这种错觉上。
　　
　　同样，坠机事件在人们心目中引发的恐慌远大于车祸，这是因为飞机坠毁比汽车出事要引人注目得多。实际上，车祸的死亡者所占比例，远高于坠机的死亡者。我们还特别担心会死于横祸，例如遭到谋杀、被闪电劈死或被毒蛇咬死等，尽管遭遇这类稀奇古怪死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赌场老板、彩票经销商和保险代理人，便肆无忌惮地利用我们认识上的误区，来叫卖所谓的“必胜”彩票或推销“平安”险种，而它们所针对的风险几乎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人脑有能力理解复杂得多的数学关系，为何还会犯这些基本的判断错误呢？这个问题或许能从进化理论中找到答案。在大脑进化的成千上万年间，遭受敌人攻击以及被毒蛇咬伤之类的祸事，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对这类事件的恐惧心理也就深深地嵌刻在了神经系统中，只是在现代化社会中已不合时宜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韦尔斯基这两位心理学家，在研究了各种统计学上的认识误区后发现，人们通常以为，一件事情越是引人注目，就越有可能发生。

为生歌唱

日本人的宿命
时间:2015-02-01　作者:未详　点击:175次

　　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丸”，那等于把日本列岛视为一艘大船，船是封闭的，船上的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船随时会有倾覆的危险，而外来的救援并不可靠。这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国意识。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日本沉没》，所讲的是在这种大船沉没的危机中，日本人所依赖的只有自救。
　　
　　小说《日本沉没》改编的影视作品三次震动日本。1973年第一次改编成电影，正值全球石油危机，日本首当其冲，物价飞涨，掀起抢购风潮，社会处于慌乱中，因此“沉没”的恐惧击人心。1９95年再改编成电视剧播放，正巧碰上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自民党下台，以及更凄惨的阪神大地震，这部电视剧再次契合了民众的脆弱心理。今年重拍的《日本沉没》上映，又值中国崛起，日本有舆论担心美国向中国靠拢而导致中美对日本封锁；一位研究所所长更发出警告，指出十几年后，日本普通人很可能再也吃不到生鱼片和寿司等美味，因为中国对食品的巨大需求将占领国际市场，中国将使日本出现粮荒。中国的崛起使日本社会普遍感到可能失去雄踞亚洲的地位。这种危机感配合“沉没”的预言，使日本人对灾难的幻想愈来愈多，《日本沉没》于是再度轰动。
　　
　　专家的预测，媒体的报道，电视电影的戏剧性渲染，使原本已有危机意识的日本人更加恐惧。和中国人“船到桥头自然直”的随遇而安的想法不同，日本人总是不停地忙忙碌碌，从永不休止的自我努力中获取安全感。日本人从小学生开始，每人都有一个记事本，空格里填着所有的时间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