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斜”的智慧
时间:2015-03-14　作者:未详　点击:124次

　　宋仁宗时期，朝廷准备在京师汴梁（开封）东北一座烧毁木塔的原址上修建一座琉璃面砖瓦式开宝寺塔，当时擅长建筑宝塔和楼阁的著名建筑师，有“宋朝开国以来木工第一人”之称的喻浩被任命为这座塔的设计师。
　　
　　开封地处黄河岸边，地势平坦，周围没有高大的山脉，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里都吹西北风。
　　
　　喻浩接受任务以后，多次到建塔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结合当地的地势地貌及周围的环境，最终设计出了这座当时京师最高塔的图纸：塔高59米，共13层，向上逐层递减。
　　
　　工匠们按喻浩设计好的图纸进行施工。在塔的地基施工的时候，有工匠就发现，西北方向的地基明显比东南方向的低，也就是说，整座塔的地基由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呈缓坡状。工匠以为这是喻浩设计时考虑不周出现的失误，于是小心提醒喻浩，喻浩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只是让工匠们按图纸施工。
　　
　　当塔建到第6层的时候，这座塔的倾斜已经非常明显，于是工匠们再次提醒喻浩，但喻浩依然没作任何解释，嘱咐工匠继续按图纸施工。
　　
　　整座塔完工后，经过精雕细刻，这座塔看起来气势恢宏，登塔眺望，京师风光尽收眼底，极目远望可见黄河如带，大地似茵，游人至此，飘然如在天外。美中不足的是，整座塔的塔身向西北方向倾斜，活脱脱一座斜塔。
　　
　　有人据此怀疑喻浩在整个工程的设计建造中偷工减料，这是一个典型的豆腐渣工程。对此，喻浩是这样解释的：京城地势平坦，没有高山，而且常刮西北风，如果按常规方法设计，用不了多少年，这座塔就会被风吹得倾斜，有倒掉的危险；现在设计成倾斜的样子，让风吹它个近百年，塔就正了。
　　
　　人们听后，无不为喻浩跳出常规、不走寻常路的设计理念所折服。一百年后，原本倾斜的开宝寺塔真的不再倾斜，被风吹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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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路与巴黎的墙
时间:2015-03-14　作者:未详　点击:124次

　　不久前，我去加拿大旅游。在该国定居多年的小叔驾着车，载我从魁北克赴蒙特利尔游玩。
　　
　　轿车驶入一段高速路，刹那间突然不再平稳，我立刻攥紧把手，战战兢兢地盯住小叔，他嘿嘿地笑，说：“没事儿，我们准是进入了限速路段，车子超速便失去了平衡。”
　　
　　他缓缓地降低车速，轿车果然恢复了平稳。我见前方路旁立着警示牌，上面标注着“全程限速70码”的提示语，不禁诧异地问：“莫非这路是做了特殊处理，行驶车辆只要超过了限速，就会失去稳定？”
　　
　　小叔点了点头，然后断断续续地讲起那些与高速路有关的事。
　　
　　加拿大各城市间遍布着畅通的高速公路，过去也时常有因超速行驶而导致悲剧发生的事情。政府为限制超速，先是在道路两旁安置了许多摄像头，以搜集证据对违章车辆进行重罚，结果政府的收入增多了，可交通事故并未减少。这种状况引起了国民争议，有人建议政府不要把超速责任全归结于驾驶者，单靠罚款来限制超速，而应采取改进高速路设计的办法，通过投资修建车辆一旦超速将无法正常行驶的道路，来阻止超速的行为。这一建议得到采纳，此后交通事故逐年减少。
　　
　　原来解决道路超速问题的有效办法，不是通过安装摄影头来惩罚违章者，试图让他们“不敢犯”，而是通过改进道路设计来创建违章行为“不能犯”的环境。
　　
　　我由此联想到法国巴黎治理街头随地小便的事。生活在世界时尚之都，法国人随地大小便的习俗同样在巴黎传承，使它享有了“小便池之都”的称号。政府无法容忍，组建起“不良行为别动队”，每天展开17小时巡逻并重罚违规者，结果罚单逐年有增无减。
　　
　　建筑师艾提安获悉此情况，突发奇想地设计出一种“反随地小便墙”，该墙的外壁呈波浪形，人们一旦对着它“方便”，就会被自己飞散的尿液溅到。不久就有观察者发现肇事者被弄脏裤子后，便再不会在同处小便。
　　
　　为何以上两个问题，通过惩罚违章违规者均毫无起色，而改进道路和墙面的设计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其实，战略管理学家魏斯曼早就给出了答案：“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是依赖于与问题相邻的更高一级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通常问题不可能在它出现的那一层面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应借助于更高层面问题的解决。对于道路上的违章违规现象，单想靠惩罚当事人来解决，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从解决好该行为的更高一级问题入手，首先改善引发这些行为的环境，此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并非因为下的功夫不够，而是习惯性盯着问题本身，却未意识到要着力于解决问题的更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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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贩卖你的悲惨故事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157次

　　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处女作小说《窗外》发表后，大获好评，并被搬上了银幕。她的父母在电影公映的第三天去看了电影。看完之后，母亲狂叫：“为什么我会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写书骂父母不够，还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把我杀了？”琼瑶“扑通”跪下了，抓住母亲的旗袍下摆，泪如雨下。
　　
　　母亲并没有饶恕琼瑶，她要用她的自虐来折磨和鞭挞琼瑶的良心，她要用自身肉体的痛苦把琼瑶推上审判席。第二天，母亲开始绝食。大家轮流到母亲床边，端着食物求她，母亲就是滴水不进。到了第五天，琼瑶的儿子小庆跪在外婆跟前，说：“外婆，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我端牛奶给你喝！”母亲依然不理，小庆又说：“外婆不吃东西，妈妈不吃东西，大家都不吃东西，小庆也不敢吃东西……”琼瑶再也忍不住，走过去和小庆一起跪在那里，母亲终于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喝了小庆捧着的牛奶。
　　
　　这是毕淑敏在她的《心灵七游戏》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看到了吗？受害者母亲先是插自己一刀，然后要求女儿为这一刀负责。如果稍有迟疑，就再给自己一刀——“我就不信你不听！”这就是受害者最常用的一招：自残以博取他人同情。更可怕的是小庆也很快地学会了这一招。“外婆不吃，所以我也不敢吃。”遇到了这样的后进奇葩，也只好见好就收。但是“受害者思维”就这样传递了下去。
　　
　　由于通过自残来绑架他人如此好用，不少女人也都有这样的“家传武功”：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会发现那些上演这些桥段的女人，经常会在她的家庭一代代地继续演下去。
　　
　　香港著名心性治疗师素黑说：“受害者最大的伤口不是被伤害，而是不肯放下受害者的角色，宁愿浸淫在痛苦和自怜的心理惰性中，被负面思想侵占理智和心胸。”
　　
　　“受害者思维”有害无益，需要积极纠正，那么问题来了，方法呢？
　　
　　首先，自我反省。当你觉得受委屈、怠慢时，最好反思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许换一个角度，心情就会豁然开朗。
　　
　　其次，宽恕。哪怕自己真的受伤害了，也要学着原谅，将仇恨记在心里，只会让自己承受更多痛苦。
　　
　　再次，感恩。当帮助他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时，与其懊恼，不如想想你从中收获的人生经验、自我成长和快乐感受，这才是更值得珍惜的财富。
　　
　　最后，解决问题。主动去想“怎么办”，有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动力，自然就会转移注意力，把自怨自艾转换成积极行动。
　　
　　其实，哪有那么多的苦。要我说，人的本性都犯贱，明明没那么惨甚至好好的，别人问我们“最近好吗”，我们非要回答“一般一般”。这跟明明有钱却怕别人仇富就说自己穷一样，明明幸福还要掩饰，这就是犯贱心理在作祟：把自己说得惨一些，是为了别人不向我们借钱或给自己的懦弱找个同情的借口。因此，让我们重来一次：“你最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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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夜怎样又high又安全，学学纽约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203次

　　世界的热闹看美国，美国的热闹看纽约，纽约的热闹看时代广场。
　　
　　而最能体现美国人民看热闹精神的活动，当之无愧的是纽约的新年夜。
　　
　　时代广场的新年夜，按照不爱凑热闹的人的说法，大约就是一群人傻乎乎地从下午就开始占位，在寒风中靠相互偎依取暖。百万人忍饥挨饿等到半夜，就为了最后疯狂地倒数计时，当计数清零的时候，时代广场顶上的大苹果缓缓落下，人们又开始疯狂地欢呼、跳跃、接吻，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整个曼哈顿岛上有八百万人，而跨年的那个晚上，小小的几条街道里就要塞入百万人，这是极度的不可思议的热闹，足够疯狂地热闹。而我所认识的美国土著，稍微冷静一些的人提及这个活动就退避三舍。
　　
　　但时代广场新年夜，就是这么霸气，不去是对不起自己内心的躁动。
　　
　　按照网络官方指南，要参加晚上12点的活动并赶上个好位置，大约下午出发就可以了，赶在核心区域被封闭前即可。不过下午五点左右，拥向时代广场方向的人流已经浩浩荡荡，只能随着大流往前蠕动。当人流的速度越来越放缓的时候，终于可以远远地望见今夜高潮的中心，而这片核心地带，已经被纽约警察用铁马隔离开来，隔离区里失去了自由的人们激动而自豪地享受着宝贵的束缚。因为，外围的人因为舍不得付出排队的时间，就只能享受眺望的待遇。而在时代广场新年夜的现场，与中心舞台的距离，与未来吹牛谈资的资历成反比。
　　
　　为了将近百万人稳妥地管理起来，纽约警察提前根据曼哈顿的街道情况设计好了小方格，以舞台中心向外辐射，每一个小方格里的人站满以后，这个方格就被封闭起来，不再放人进入，而接下来的下一个街道作为小方格开始接力收纳游客。方格与方格之间留有应急通行的通道，以备不时之需。而那些东西走向上无法看见热闹的街道，没有被划为留住游客的小方块，但也隔离起来作为补充通行的通道，同时也作为警察、医疗队等休息与备勤的空间。一百万人就这样被一个个小方格隔离起来，在各自的方格里自娱自乐，互不干扰，但万一出事，还能通过预留的通道有机地互相连通。
　　
　　而为了防止人群中出现骚乱，纽约警察还出动了骑警，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在旁边守候，万一有情况警察立刻纵马过去处理。再头脑不清醒的人，在这大马面前也马上矮了半头。
　　
　　除此以外，网络上还特意提醒，参加活动要自带食物与饮料，但不要带含酒精的饮料。这条规定是以严格的法律作为后盾来执行的，在纽约，成年人可以买卖酒精，但不允许公开饮酒，如果带酒出门，酒瓶也要用不透明的袋子套住。在时代广场这样开放的空间里，不饮酒倒也能避免诸多公共事端。
　　
　　到了晚上活动结束以后，警察就开始毫不留情地清人了。一个个小方块中的人群又依次被释放出来，通过公共交通送回八方。警方清人不仅仅方便清洁工进场，给纽约一个清洁的白天，也好让核心区域那些过足了瘾，但又让最长坚守超过12个小时的人们有机会尽快地释放自己。
　　
　　一百万人，就这样聚集在一起狂欢，然后又有条不紊地回家。这个仪式从1907年开始，延续至今。纽约数百年的城市记忆中，有过各种灰色的过去，而时代广场的新年夜留给人们的永远是最美好的快乐回忆。
　　
　　见贤思齐，回想起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夜，就会不禁反思，我们何时能学会好好地热闹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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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该去整容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106次

　　最近，有一部韩国电视剧非常火，有几个韩国男演员也非常火，他们都很漂亮，身高一米八以上，都有两条大长腿。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顺便看到了一篇文章，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哲学教师写的，题目叫《丑人受排挤》。文章说，我们今天的文化和古希腊差不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漂亮，虽然还不会给孩子做吸脂手术或者填充手术什么的，但孩子们都会从牙医那里得到一个礼物，那就是牙箍儿，有了牙箍儿，牙齿才不会松散稀落，牙好才会有美丽的微笑，而微笑对于今后的人生非常重要。人们会说，箍牙是为了健康，可实际上，牙箍儿就是现代社会的“裹小脚”。作者还引用了尼采的一段话来谈论减肥。“丑陋败坏我们的精神和能量，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为什么大家在意“减肥”，因为我们对肥胖者感到愤怒和恶心。只不过大家不愿意说出来，一说出来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不道德。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希腊人受美丽外形的影响巨大，并且非常直率地表达他们的这种价值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盟军统帅阿伽门农召集士兵大会，一个名叫特西特斯的普通士兵站出来发言，公开激烈批评阿伽门农，这位挑战权威的士兵很快就被奥德修斯揍了一顿，在荷马的描绘中，这个特西特斯是“最丑也是最坏的”，他罗圈腿，驼背，溜肩，秃头。把“丑”和“坏”连接起来并不是荷马的独创，在希腊语中，“美”同时意味着“高贵”，“丑”同时是“无耻”的意思。布克哈特在《希腊人与希腊文明》中强调，美与精神上的高贵一致，是希腊人一种确定无疑的信仰。他们会给美丽健壮的运动员树立雕像，绅士会和俊美的年轻男子约会，给后者提供人生经验，战俘如果很漂亮，就会得到释放。这种给予“美”的嘉奖，伴随着对“丑”的打击。
　　
　　早在2003年，就有一份心理学家的报告说——许多领域存在着相貌的偏见，教师给学生评分的时候会看重相貌，选民投票给政治家、陪审团判定嫌疑犯的时候，相貌都在起作用。找工作的时候，相貌当然很重要。孩子仰望大人的时候，他们看相貌，大人看着小孩子的时候，也注重相貌，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的。丑人受到排挤。亚里士多德说，除非你的孩子得到快乐，否则你不会快乐，没有好的外貌，没有人会真的感到快乐。你想让孩子幸福快乐？那你自然希望孩子是漂亮的。如果孩子是丑的，那他未必不能感受到快乐，但丑陋是快乐之上的污点。
　　
　　最近这些年，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都非常流行，但我看得少，一直没看到他们拍摄自己的“整容术”的故事。整个国家，除了泡菜，没什么好吃的，却希望人人漂亮，街上虽没有警察检查每个人的容貌，但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容貌负责，不整容就会被看作“民族败类”。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是这样说的，丑被看作衰退的一个暗示和表征。人憎恨的是人这一类型的衰退。为了显示我们的美，为了显示整个国家的欣欣向荣，我们得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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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是欲望都市，二线城市是愿望都市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77次

　　二线城市有一张未被整容的脸，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视角，既不闭目塞听，也不听风就是雨，不像一线城市那样嘴大吃四方，但嗅觉越来越灵敏。
　　
　　一线城市是黄金，二线城市是白银，三线城市是青铜。现在，一线城市淘金热接近尾声，而二线城市抢钱潮方兴未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逃避。一线城市母体掏空，食有地沟油、住有高价房、行有堵车路，衣则如许巍所唱的那样：“我看到我的身边，他们都比我美。”住在一线城市的身体成本包括忧郁症、亚健康、免疫力下降、失眠、焦虑、溃疡、单身以及不孕。
　　
　　与其说成众生逃离北上广，不如看作在路上的再一次出发。一线城市以冷色调示人，二线城市用暖色调迎客；一线城市扮演着“物质的短暂情人”，二线城市则甘为“远方忠诚的儿子”；一线城市背井离乡，二线城市离父母最近。
　　
　　二线城市的定义，早已从历史时期国防战略的“语境”中脱离出来，变成了“经济语境”和“全球化语境”。当一线城市又平又热又挤之时，二线城市宣告自己是“未来”的“湿地”。
　　
　　围观二线城市可发现，人们既有一线城市情结，又对二线城市动心。当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在塌陷之时，中国的二线城市却在M形社会中成为新的动力引擎。
　　
　　沃尔玛2009年开出超过40家门店，90%以上位于二三线城市。一份名为《2009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的报告显示，分列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徐州、高雄、福州和宁波，前十位并不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第一次把一线城市甩到身后。
　　
　　美国人在网络游戏上玩SECOndLIFE，中国人在二线城市玩“第二人生”。
　　
　　有市场研究者发现，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人才，其共性是：拥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一线城市混能力，二线城市混待遇，似乎成了开创“第二人生”的生存路径。
　　
　　与此同时，“漂一代”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没有被一线城市固化的“职业候鸟”，开始了新一轮迁徙。
　　
　　二线城市的眉眼越来越清晰：没有疲惫不堪，而是朝气蓬勃。它的软实力大过硬实力：要幸福指数，不要LV专卖店；要阳光空气水，不要星巴克；要30分钟人际交往圈，不要闷罐地铁；要月薪性价比，不要年薪制；要宜居小区，不要高塔楼王；要超市银行学校，不要世界500强；要每周都有时间看电影，不要IMAX影院；要亲情爱情友情，不要国际友人；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
　　
　　二线城市不说普通话，以方言取胜，地域风情浓郁，历史积淀深厚。但也不尽然，大连人不说自己是东北人，青岛人不说自己是山东人，皆已国际化。苏州、杭州人的滋润是连上海人也要艳羡的，不在苏州买个院子，不是成功上海人。天津开通蓝印户口，在北京居住的外地人都动了心。厦门、福州早在民国，就是知识分子远离中心城市口角是非的后花园。
　　
　　二线城市的CPI低而幸福指数高，心理期待值低而满意度高，城管少而街头发现多，竞争压力小而和气生财多，应酬时间少而回家吃饭多，交通成本低而办事效率高，人口少而资源多，生气少而气色好。
　　
　　互联网使世界成为一体，住在二线城市，观一线城市闹腾，不亦乐乎？当二线城市人满为患时，退可到三线，进可到一线，二线城市简直成了人们向城市宣战的战略堡垒。故此有人说：“二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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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没有“王思聪”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155次

　　日本选出了“2014年最优秀经营者”，第一名是孙正义，第二名是丰田章男，第三名是柳井正。
　　
　　如果问日本人：“孙正义的孩子是谁？”1万个人中估计没有1个人能够答出。如果你上网去找柳井正的儿子是谁。估计勉强还能找出两条。
　　
　　上日本雅虎网查了资料，得到的信息是，孙正义有两个女儿，但是找不到一张照片，也查不到名字。有关柳井社长孩子的消息也很少。
　　
　　与日本经济杂志《东洋经济》的老编辑森内先生谈起上述现象时，森内先生说：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软银还是优衣库，之所以成功，除了孙正义和柳井正个人的经营有方之外，还有银行的援助、股东的奉献、员工的勤奋、客户的支持等其他综合因素。
　　
　　换言之，公司不是“私人之物”，而是“大家共有”。软银和优衣库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如果你把它“私物化”，当作“我家的公司”，那结果就会“众叛亲离”。
　　
　　所以，作为这两家公司的家族成员，是万万不可打着公司或者家族的旗号招摇过市的。
　　
　　另一方面，孙正义虽然一年个人纳税也达近40亿日元，无论是对于公司，还是对于社会，他都是一名功劳者。但是，他的女儿如果张扬的话，那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女儿的不谨慎行为或者个人绯闻，将会给父亲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损害父亲的形象与声誉，甚至影响公司的经营；第二，有钱人的孩子张扬的话，会成为“社会公敌”，因为你张扬的资本与财富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假如要让自己的孩子接班的话，在日本那绝对是要采取苦行僧的手段“千锤百炼”。
　　
　　别的不说，就说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
　　
　　丰田章男是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第四代长孙。他先就读于日本著名的庆应大学，再在美国巴布森学院读完硕士，在美国联邦投资银行工作了两年，学习美国企业、美国的资本运作模式。
　　
　　1984年，27岁的丰田章男先生进入丰田汽车公司，到最终在52岁接班出任公司社长，这一条当家的路走了整整25年。在这25年中，他在丰田汽车公司里都干了些什么？
　　
　　进入公司前，父亲丰田章一男对他说了一句话：“从今往后，你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不会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所以，丰田章男先生是和其他素不相识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向公司人事部递交就职履历书（当然履历书上刻意隐去了家族背景），然后经过人事部的面试、笔试，最终获得录用，被分配到一个小城市的只有5个职员的丰田车专卖店干了三年的卖车活。
　　
　　三年的卖车工作，让丰田章男知道了顾客需要什么样的车，丰田车有哪些地方不合消费者胃口。卖完车后，他被调到位于静冈县的一家汽车工厂去当了一名小小的“系长”（班长），学习汽车的组装生产。
　　
　　结果在第三年，出了差错，被免除系长职务，降为一般职员。但是丰田章男很努力，最后当上了车间副主任。此后被调往美国，去当汽车销售经理，学习如何将汽车卖给美国人，打开美国市场。
　　
　　一直干到美国销售公司的社长后，再被调到丰田汽车公司总部，参与生产本部管理，随后又负责整个公司的汽车销售。担任丰田汽车公司董事，是在2000年，进入公司之后第16年。担任公司副社长，是在2005年，已经摸爬滚打了20年。正式接班出任社长是在2009年，当年他已经52岁。
　　
　　我之所以写了以上这么多，是因为最近一直对中国网络上追捧“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并赞赏他“任性”表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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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三轮车夫教我的一堂哲学课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190次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之前在印度遇过几次三轮车夫，都像录音机似的不断反复问他打算住哪个旅馆，并告诉他即将前往的旅馆不是正在整修、闹鬼，就是设备极差，幸好今天运气不错遇到他，因为他们的朋友正好开了一间很棒的饭店……他们像跳针般重复同样的话，直到朋友同意改住他们推荐的旅馆为止。
　　
　　阿格拉，印度最伟大建筑“泰姬玛哈陵”所在的城市，既然是最负盛名的观光胜地，自然也是不法分子诈骗外国游客毫不手软的犯罪大本营，令我心生提防。当我拍完泰姬陵准备离开时，一个三轮车夫叫住了我。
　　
　　他的头发花白，脸上满布着饱经风霜的皱纹，皮肤粗糙，四肢被烈日晒得黝黑，再加上略为佝偻的背，脚上甚至没有穿鞋，如果他不是拖着三轮车，我还以为衣衫褴褛的他是乞丐。
　　
　　再看看他没有笑容的脸，我挥挥手，表示不想搭车。
　　
　　接着，至少有十辆嘟嘟车在我面前停下来，到目的地有三十分钟的长距离，虽然吃油的嘟嘟车会比吃劲的脚力三轮车车资便宜，但我还是想把车费留给辛苦的人力车夫赚，因此努力寻找看起来比较顺眼的三轮车。
　　
　　可惜，大多数三轮车夫并不领情，没人愿意载我，“火车站太远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十分钟过去，只剩那位车夫顶着热得快将人熔化的大太阳叫客，而准备赶火车的我别无选择，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他的三轮车。
　　
　　上车后，我渐渐发现他和其他三轮车夫不一样，别人是像唱机跳针似的不断游说我去他介绍的旅馆投宿，而他则是一边跑一边回头提醒我行车时小心背包失窃和财物防抢的方法。接着，他用极有限的英文单词和丰富的肢体语言自我介绍，“Me，threechild！”他比出“三”这个数字，然后又用手依序比画了三种身高，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的三个小孩年纪差不多是十岁、七岁、五岁。
　　
　　一路上，他既不提自己的名字，也不说自己的事情，却向一个外国游客介绍起自己的孩子，想必子女是他最重视的人吧？我摸摸口袋，还剩下三颗糖果，打算把这三颗糖果送给他的孩子们。
　　
　　好不容易到了车站，我重复了一次上车前谈好的价格，“是这个数字吗？”没想到他回答：“Asyouwish。（随您的便）”他脸上以客为尊的专业神情和态度，完全不输五星级大饭店的服务人员。
　　
　　顿时，我愣住了！因为在印度遇到的司机都是在下车时找尽各种理由加价，而他竟说车资随我的意？于是照着事先约好的价钱付了账，接着把三颗糖果交到他手中，请他转交给他的三个孩子，感谢他刚才提醒我的好意。此时，正巧一个抱着孩子的乞丐妇女看到了我，前来乞讨。
　　
　　一瞬间，所有的动作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我还来不及意识到那位妇人的来意前，这位三轮车夫已经抽出一颗我方才送给他孩子们的糖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放入这位街头妈妈的手心，而这位妈妈也立刻转身离开。
　　
　　由于赶火车在即，加上语言不通，我来不及询问这位三轮车夫，为什么把糖果转送他人，只得仓促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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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印度和美国的旅途中，我认识了几位印度的沙发冲浪主人，一位是印度老医生，另一位则是移居美国在大学教书的年轻教授。当我把这段故事说给他们听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年轻教授说：“我们印度人就是这样习惯分享啊！”
　　
　　老医师说：“分享的概念在印度是很普遍的，我们印度卖饼的店，每天早上做的第一块饼是不卖钱的，而是要分送给住在街上的贫民。”
　　
　　接着，老医师的口中吐出一句令我思索良久的话：“很多人以为印度穷人很多，事实上并不是印度穷人多，而是穷人只能在印度活下来，换成在别的国家早就饿死了！”
　　
　　我像被当头棒喝般感到震惊！是啊，我们对待乞丐的方式是眼不见为净地洒水驱离，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可是，他把其中一颗糖果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有个小孩没糖吃，他难道不在意吗？”
　　
　　我仍不死心地追问，毕竟在我生长的社会，有些人甚至不希望自己赠送的物品被转送，宁可将物品放坏，也不希望物尽其用，转送他人。
　　
　　这下换成老医生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在意他有一个小孩没糖吃？为什么不想成，这样一来，两家的小孩都能有糖吃？”
　　
　　我的脑袋顿时好像又被敲了一记闷棍！啊！我们在这个强调赚钱至上、努力赢过别人才算成功的世界中成长，的确很少顾及赢过别人之后，对方处境重不重要的问题。
　　
　　在传统的社会价值观里，所谓的成功是拼个你死我活，获得我赢你输的光荣胜利，而不是双方共享双赢的大同境界。
　　
　　我们习惯把焦点集中在最小的范围，努力想要胜过别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于是不是强调自己是华人世界第一，就是全台湾唯一……但是，“万人皆弱我独强”的结果往往是高处不胜寒。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人会想：“等我赚到一百万，再来捐一万或一千吧！”这位三轮车夫却是拥有三颗糖就分给别人一颗，比许多物质富裕的人还慷慨。也许在物质上，这位三轮车夫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他的心灵层面，可是远比许多富豪都富足。
　　
　　还记得在前往印度的班机上，我不断死背各种防骗注意事项，却没有想到，在这个我原以为凡事必须小心翼翼、以免被剥一层皮的国家，竟然上了一堂美好的分享课。
　　
　　“紧握拳头，手里什么也没有。打开手心，却能拥有全世界。”也许有人认为这是陈腔滥调，但我开始思索，是否“分享才是真正的富有”，独自胜利不算真正的成功，广泽众人才是令人佩服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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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命运犯了错，让爱情只是经过
时间:2015-03-13　作者:未详　点击:90次

　　爱情的发展诡异莫测，以悲剧开头的，没准会以喜剧结束，而以喜剧开场的，却很可能以悲剧收场。近日重读三毛，更验证：最好的爱情，常常是还没有机会发展下去的爱情。
　　
　　1969年，台湾作家三毛在西柏林苦读德文，学业的压力、物质的贫乏和身在异国的寂寞，让她在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突然崩溃。她把书埋在雪地里，“心一横，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她跑去了东柏林墙，申请进入东德，被拒。不过她在关卡遇到了一个像《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东德青年军官，“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那时的三毛也正是一个美丽的妙龄女子，“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他帮了她，给她发了临时过境证件，把她拍的证件照小心地放在胸口，静默地陪着她排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两个人都不曾说话，却好像已经享受了一段最默契的时光。
　　
　　分开了，本已经不能再见，可还是见到了，他又像王子一样出来拯救绝望的过不了关的她，他送她到车站，坐那辆车就可以返回西柏林，回到她的世界中，虽然只是一堵墙之隔，但那是咫尺天涯的隔绝。“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那双西方人深邃的眼睛，就像一口井，“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
　　
　　顾不得了，舍不得就这么分开，她拽着他的袖子，让他跟她走，他说：“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她要留下，“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也不成，最后一刻，他把她推上车，“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地被带离”。
　　
　　回去后，她高烧三日不退，被送进医院。病痛之中，她依然在心里呼喊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这段奇遇，被三毛写到了《倾城》这篇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