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还有一字惹来原子弹的例子。
　　
　　1945年，盟军准备结束战争。他们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予以“彻底摧毁”。
　　
　　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记者会，说了诸如“不予评论，我们正在考虑此事”之类的话。
　　
　　铃木在说话中使用了单词“默杀（mokusatsu）”，来表达“不予评论”的意思。然而，该词还有“傲慢轻视、置之不理”的意思，10天后，美国向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3天后，在长崎投了另一颗原子弹。
　　
　　无论是政客的措辞不当，还是翻译未能酌情选择词义，美国得到的惟一翻译版本就是：“日本刚刚十分不明智地回应道‘让盟军放马过来吧’。”
　　
　　至于一个字母的翻译之差，就引来了“火星人”的故事，也很离奇。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乔万尼报告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火星上有“运河”（canali还是canals）。因为“运河”有人工建造的含义，人们纷纷猜测，可能是早已灭绝的火星人用运河灌溉庄稼。
　　
　　实际上，canali不是“运河”（canals）的意思，实际是指“沟渠”。到了二十世纪，“火星人”着实火了一把，这一切都源于少了一个小小的字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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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戒不了烟
时间:2014-12-02　作者:未详　点击:197次

　　“吸烟危及生命的概率是50%，戒烟等于自救。”在第30届法国医学沙龙上，法国国家戒烟委员会和烟草预防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所有吸烟者发出呼吁。可是，“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并未阻止中国成为全球吸烟的“双冠王”：吸烟人数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增加的数量世界第一。
　　
　　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
　　
　　在中国的烟民中，很少有人知道烟草依赖是一种病。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确认烟草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
　　
　　实际上，吸烟者最难戒掉的烟瘾主要是源于对长期吸食尼古丁的依赖。
　　
　　尼古丁的实际影响有些像麻醉剂，刚开始吸食时并不适应，会引起胸闷、恶心、头晕等不适，但如果吸食时间久了，血液中的尼古丁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反复刺激大脑并使各器官产生对尼古丁的依赖，这就是烟瘾。
　　
　　“这时候如果停止吸烟，身体对尼古丁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暂时出现发脾气、精力不集中，也许还会发胖等所谓的‘戒断症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向记者介绍。
　　
　　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四肢末梢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呼吸变快、精神状况改变（变得情绪稳定或精神兴奋），并促进血小板凝集，是造成心脏血管阻塞、高血压、中风等心脏血管性疾病的主要帮凶。
　　
　　但正是尼古丁带来的作用，让吸烟者对烟草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提神、解闷、消除疲劳。
　　
　　而且，烟草里的毒害物质，不仅仅是尼古丁。根据原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的信息，烟草烟雾中含有69种致癌物，这些致癌物会引发集体关键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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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确实能提高戒烟率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两种戒烟疗法，一种是尼古丁替代疗法（贴片、含片、口香糖、口腔喷雾和鼻腔吸入）；另外一种是处方药如安非他酮和瓦伦尼克林，用于短期治疗。在2008年，这两个种类的尼古丁代替疗法药物就已经纳入《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
　　
　　原卫生部2012年6月版《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08年美国临床戒烟指南均推荐了3类能够有效增加长期戒烟的一线临床戒烟用药，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药物一致。
　　
　　但在中国，对烟瘾成病的吸烟者来说，戒烟药物并没有获得他们的青睐。
　　
　　陈小东是上海市华山医院戒烟门诊的一名医生，也是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他对记者说，“强生、辉瑞等公司先后推出了戒烟贴等产品，但是在中国推得并不好。”
　　
　　“药物确实能够帮助烟民提高戒烟率。”姜垣肯定地说。不过，在吸烟者强大的烟瘾面前，戒烟药物的作用处于被蔑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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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是吸烟者
　　
　　选择戒烟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上海发布的《中国控烟报告》指出，吸烟多年的烟民如果凭借个人意志戒烟，只有3%—5%的人能保持一年以上戒烟成功率；而如果接受正规医生的指导和治疗，可以使戒烟的成功率至少翻一番。但是，正如姜垣所说，“即使是帮助吸烟者戒烟的最有效的治疗，4个吸烟者中也只有1个能长期戒烟。”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有一段专门劝诫吸烟者戒烟的描述：
　　
　　“如果您选择戒烟，您将选择告别咳嗽气喘、烟灰异味、污浊空气、皮肤衰老、疾病困扰……”
　　
　　“让我们看看戒烟后生活将发生哪些变化：
　　
　　8小时后血液的氧合作用恢复正常，患心肌梗塞的风险开始降低；
　　
　　24小时后口气清新，肺开始排泄粘液和焦油，患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和肺炎的风险开始降低；
　　
　　48小时后血液中不再检测出尼古丁；
　　
　　1周后味觉、嗅觉得以改善；
　　
　　3月—9月后呼吸得以改善（咳嗽、气喘减少），肺功能提高5%—10%；
　　
　　1年后患心脏病（如心肌梗塞）的风险减半；5年后患脑中风、口腔癌、食道癌、膀胱癌的风险减半；
　　
　　10年后患肺癌的风险减半，患脑血管突发事件（“脑中风”）的风险与未吸烟者持平……”
　　
　　即使是如此具象的描述，也没有能够让吸烟者有足够的动力戒烟。陈小东介绍，“很少有患者在没有发生任何病变的情况下自觉来戒烟门诊戒烟的，要么是已经生病，要么是家人看到周围有吸烟生病的人督促来的。”
　　
　　在2011年1月—2012年1月期间，华山医院呼吸科戒烟门诊对99例戒烟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1。21%的患者同意马上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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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要戒除心理上
　　
　　对烟草的依赖
　　
　　即使是同意戒烟的患者，戒烟的成功率也不高。
　　
　　“我看过一组数据，戒烟患者要平均戒烟7次或者是11次才能完全做到不复吸，才能成功戒烟。所以，戒烟不要怕失败，每一次复吸都是给下一次戒烟做准备，从而完全戒烟。”姜垣说。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英国医生承认有些老烟民根本无法彻底戒掉烟瘾，为此，英国国家医疗保健协会近日发布最新戒烟建议。协会推荐这些烟民借助戒烟口香糖或戒烟贴来减少尼古丁摄入量。该协会的专家还认为，电子香烟对戒烟也有裨益，但谨慎起见，未将电子香烟列入推荐范围。
　　
　　“我不清楚是不是有戒不掉的烟民，但是，戒掉烟草成瘾的关键是要戒除心理上对烟草的依赖。”姜垣说。这种心理依赖导致吸烟者产生一种行为依赖，使得吸烟者感到戒烟困难很大，无形中增加了戒烟的难度。
　　
　　姜垣表示，“一些调研数据表明，由于生理差别，吸烟对女性的伤害更大，而女性本身对于尼古丁的代谢更快，所以在戒烟上比男性更加困难。”“其实我们医生能够提供的，更多是药物上的帮助，但是吸烟患者能否戒烟，更多的是要看个人心里到底有多强的戒烟意愿。”陈小东说，“心理医生的介入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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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门诊鲜有患者
　　
　　北京市朝阳医院呼吸科的戒烟门诊是为数不多的周一至周五全部开放的戒烟门诊。
　　
　　“这几年的门诊数量是逐步增加的，现在一年下来大约有1000个左右的患者。”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研究员、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专家肖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越来越多的吸烟者因为担心自己的健康前来咨询。”
　　
　　“由于烟草依赖属于慢性病，一般经过治疗周期，3个月之后能够戒掉烟草。”根据朝阳医院戒烟门诊的统计，患者一年内不复吸的戒烟成功率大约为30%。
　　
　　更多的戒烟门诊现在都处于“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态。“每次门诊患者都不多，大约也就2个—4个，有时候一个患者都没有。”陈小东向记者描述了华山医院戒烟门诊的情况。
　　
　　在上海，二甲及以上的医院几乎都设有戒烟门诊，但是知晓率并不高。
　　
　　而在2013年世界无烟日刚过后，媒体就在吉大一院和长春市健康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的控烟宣传义诊活动中获得消息：吉大一院成立戒烟门诊3年来患者不足百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3年前即开设戒烟门诊，然而就诊情况不乐观，每月只有两三个人前来咨询，戒烟门诊面临关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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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也成为戒烟的阻碍之一
　　
　　戒烟门诊的门可罗雀反映了中国戒烟环境的尴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0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报告》显示，在中国所有的吸烟者中，戒烟人数为5746万，占中国吸烟总人数的16。9%；复吸者1。1亿，占中国吸烟总人数的33。1%；不打算戒烟者则有1。5亿，占中国吸烟总人数的44。9%。中国的戒烟比仅为12。8%，在同样展开调查的国家中，这个数字排倒数第二。
　　
　　除了烟民不能全面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以外，费用也成为戒烟的阻碍之一。《华山医院戒烟门诊吸烟患者烟草依赖及戒烟医院调查》显示，戒烟门诊中未能马上戒烟的患者中，有78。21%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己无法承担戒烟费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98个国家的吸烟者仍需支付烟草依赖治疗费，23个国家尚无治疗措施。在中国，目前还未能提供免费或低廉的戒烟药品。
　　
　　陈小东说，“医院里呼吸科的病人很多，忙不过来，但是戒烟门诊的病人却非常少，主动来要求戒烟的不多。”
　　
　　在他看来，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法律、政策上没有太强制戒烟，大家都觉得吸烟是自己的事情，也并不真的知道吸烟到底怎么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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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公益
时间:2014-12-02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个人怎么做慈善？做什么样的慈善？捐钱还是捐物？捐给谁？通过谁来捐？当你决定献出爱心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
　　
　　公益咨询公司（“慈善中介”）的出现，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捐赠方实现公益的愿望。根据客户的需求、捐赠数额和所关注的领域，帮助客户量身定制一个独特的公益项目，“并保证每一笔捐赠都用在点上”，这是慈善中介的主体业务。
　　
　　捐赠者：提出自己的慈善理念
　　
　　王晨，80后，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目前自营一家品牌服装公司。
　　
　　2010年底的一天，他与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见面，喝茶之余，两人聊起了慈善的话题。被各种慈善负面新闻“包围”的王晨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理念，这让他对慈善重新定义。“我原来认为慈善都是大公司有钱人才做的事，经朋友一讲，我才知道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到慈善中来。”
　　
　　在朋友的引荐下，王晨开始接触一家公益咨询公司，后者为企业、基金会或个人提供合理有效的捐赠项目，并对慈善项目进行鉴别调查评估和监督。“说白了，就是慈善中介。”王晨说。
　　
　　有了这个“慈善中介”，王晨觉得自己的慈善计划终于可以“有的放矢”。“从小到大，除了学校组织的捐款，我从来没主动捐赠过任何人，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慈善离我很近很近。”于是在2011年初，他和该公司正式接洽，商讨捐赠事项，但开始并不是很顺利。
　　
　　慈善中介提交给王晨的第一个项目方案是关爱“瓷娃娃”（即“脆骨病”）的NGO组织。三方共同商讨捐赠的具体事项。“当时我问他们需要多少钱，或者需要怎样的帮助。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被捐赠方对我的期待实在太高了。”
　　
　　王晨原本的构想是：不仅可以捐钱，还可以在公司销售过程中帮他们做宣传，也可以让员工参与NGO的活动。“但他们张口就说不能低于20万人民币，我们小公司很难负担。”这个项目只能放弃。
　　
　　放弃之后，王晨公司内部也有激烈争论。大家也在思考，捐助太多的钱，对被捐助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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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中介”很快又给王晨提供了第二个捐助项目，是上海绿丝带公益组织。三方再次商讨捐赠各种方案：一是直接捐钱；二是支持他们开店，卖公司服装；三是抽取卖衣服的提成。方案不停更改，但总是无法达成共识。第二个捐助项目最终也不了了之。
　　
　　两次“试水”失败后，王晨和他的团队打算冷静一下，仔细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慈善。
　　
　　2012年9月，“慈善中介”再次找到王晨，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捐助自闭症幼儿园的新方案。经过各方商讨，最终确定了捐助理念——“帮助帮助者”。
　　
　　“这是我提出的概念，也是经过前两次失败教训后，对慈善作了深入思考的结果。”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关注自闭症幼儿园里的教师，帮助一位教师就等于帮助了10个孩子。
　　
　　具体的捐助方案包括：每年向幼儿园捐赠几千元人民币；为老师和学生制作校服；公司员工定期去幼儿园做义工；节假日给老师买礼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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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圣诞节，王晨给每位老师发了一封Email，问他们需要什么礼物，然后按每个人的要求去购买。“其实没花多少钱，但老师们拿到礼物都很开心，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而不只是关心他们照顾的那些孩子。”
　　
　　“这个项目是细水长流式的，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自身的情况，也适合这个幼儿园的情况。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支持，而以往则忽视了教师群体。”王晨说。
　　
　　近一年的捐助，“慈善中介”共向王晨公司收取了5000元的咨询费。“这个费用不多”，王晨说，“自己要去找项目太难了，而且中介还定期给我发项目评估报告，我对他们的项目管理非常满意。”
　　
　　更让王晨欣喜的是，这给他打开了另一扇慈善大门。
　　
　　被捐赠方
　　
　　完善、完善、再完善
　　
　　张轶超，70后，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2001年夏天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2006年成立了第一支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组成的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并举办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慈善音乐会。2008年，他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一个专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
　　
　　据张轶超介绍，从2006年至今，“久牵”共对千余名来沪务工子女进行课外教育，年龄从9岁—18岁不等。有两个固定教学点，固定工作人员4人，另有100多名志愿者，开设有合唱、吉他、竹笛、古筝、钢琴、小提琴、舞蹈、音乐剧、美术、摄影、地理、法律、文学经典欣赏、拓展活动等数十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