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甚至我要武断地说，温暖的情感，只属于细小。我所读到过最动人的情话之一，出自沈从文1931年6月在北平写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兆和的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可是这样的温情现在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冷漠的犬儒主义、狂热的成功学却成为主流。
　　
　　有多久没有照看一下自己的内心？当我们慢慢觉得这个名词有点廉价——温情。然而当戾气涌上心头，唯一能抵抗的却只有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直立行走的人，作为一头与草履虫有区别的有灵性的动物，我们应当有理性，否则就是立在沼泽中的即将陷落的大树。关于理性与感性，我有个基本的判断：当面对宏大叙事时，最好使用你的理性；但面对个体时，最好让我们陷入不可救药的温情。比如面对父母，面对妻子，面对兄弟，让我们多一点温情，少一点戾气。我们所说出的话，应该带着体温，应该流自内心，不该是冰冷的肾结石，不该是坚硬的玻璃碴。当空洞的理念压倒了内心的温情，这理念就可能沦为咒语。当自私的欲念越过了伦理底线，这欲念就可能沦为凶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返回细小，重寻温暖？
　　
　　人若能真诚地使用自己的记忆力，一定能找到成千上万个温暖的细节。

为生歌唱

我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得了肾周围脓肿要动手术，而他又有先天性心脏病，因此屡获病危通知书。当时他在乐山专区医院住院，妈妈守着他，我在牛华镇婆婆家，我姐在五通桥竹根滩。每到周末，我姐就带我上乐山看爸爸。姐姐只比我大3岁，但在带我去乐山看爸爸的路上，必须扮演一个大人的角色。她每次都带我下错车，在一个耸着“不打针不吃药驱除蛔虫”广告牌的地方，每次都带我走错方向，环绕乐山城一圈后才走到专区医院。对10岁的我来说，那段路遥远如长征，每走一会儿我就要哭闹，这时候姐姐就去给我买一块金币巧克力，五毛钱。我慢慢舔着吃，再也不闹了，如果吃完了还没走到医院，姐姐就再给我买一个，小号的，两毛五分钱。那是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巧克力，让我安神、耐心、燃起希望。
　　
　　我大学四年级时，因为抽烟喝酒过度，肺出了点毛病，咳得厉害，又懒得上医院，就自己治疗，主要药品是少抽几根烟和每天一个砀山雪梨。当时是冬天，我很瘦，出门遇风一吹就飘飘欲仙，咳起来也没完没了，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还咳出血。父亲到成都开会，来学校找我，见我那鬼样子，给了我一些钱，似乎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接到父亲递来的钱。我父亲是个非常节约的人，他书法好，但只有写字送人的时候用宣纸，几十年练字都用旧报纸，正反面写好几遍，完了还不扔，用来上厕所，因此小时候我的屁股总是黑乎乎的。父亲对我极严厉，妈妈则很溺爱我。读书阶段伸手要钱都是找妈妈，从来没想过爸爸会给我钱。给了我钱后，父亲还带我去小吃一条街吃饭，点了好多菜，其中还有个大菜是酸菜鱼。那天的酸菜鱼好吃得就像是国手做出来的，我们两个把汤喝得精光，都胀得不行。几周后我的咳嗽好了，从物理角度跟酸菜鱼没关系，但从情感角度，酸菜鱼有极大贡献。
　　
　　我24岁本命年时，在一家小报当主编，工作很忙碌，经常熬夜。有一天早晨阑尾炎发作，到下午疼得实在不行了才去医院。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爱妻，在医院里守了我三天，就坐在一把普通椅子上守了我两个通宵。后来我问她为啥不找个靠椅或跟护士要个家属床，她说头两天很害怕我死掉，根本没想找这些东西。我说阑尾炎怎么会死人？她说万一你倒霉呢？中国医院这么吓人，看新闻拔颗牙都有弄死人的。
　　
　　细小的温暖串起来，就是美好的时光。虽然温暖的时光总是要过去，但有它垫底，始终还能找到下一段温暖的时光。人生短暂而脆弱，寒冷的死亡是所有人的终点，但在撞线之前，我们总是能够让旅途温暖一点。
　　
　　爱妻怀孕那段时光，是我们有生以来最温暖的时光。尤其是晚上十点以后。客厅里只有我和妻子两个人，我们看一些弱智的电影，或者我坐着看书，坐得笔直，好让妻子靠在我身上打盹，舒服得就像靠在一座小肉山上。她有时会打点儿芬芳的小鼾，有时还会流一线银色的口水。我会认真地听她的鼾声，以判断她是否健康，我也会用洁白的手帕为她揩拭口水，必须轻手轻脚，就像一根羽毛掠过一样。这是最好的时光，在这种时刻，人不会再有压力，也没有沮丧，不会有愤怒，当然也不会悲伤。我们就像是童话里的植物，安静地生长在自己的家中，像两株根系缠在一起的榕树，像两棵握着手睡去的藤蔓，哪里管今夕何夕，今世何世？我们只知道世界长往，此刻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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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盒子
时间:2014-10-14　作者:未详　点击:319次

　　他准备把母亲送入养老院，因为母亲有了老年痴呆症。
　　
　　母亲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抱着个铁盒，喃喃自语，见了他或者他的妻子，只是一笑。问她说什么，摇摇头，说什么也没说。妻子说：“太瘆人了！”尤其有一夜，妻子去洗手间，出来时看到客厅中坐着一个黑影，吓得一声惊叫。他也醒了，跑出来拉开灯，母亲正端坐客厅中，一言不发。他说：“妈，你怎么坐在这儿啊？”母亲站起来，摇摇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从卧室出来的。
　　
　　两人回到房中，妻子嗔道：“这日子怎么过啊？”他沉默。妻子叹了口气，劝道：“还是把妈送进养老院吧，那儿老人很多，还有个伴儿，我们一个星期去看她一次，也不会冷落了老人。”他摇摇头。
　　
　　他早早没了父亲，母亲守着他，单门独户。那时有很多人上门说亲，让母亲再嫁一个，也好有个帮手。可是母亲都坚决地拒绝了，她怕嫁人后儿子受委屈。母亲一个人抚养着他，靠卖菜为生，一路摸爬滚打，送他上大学，教他做人成才。现在，他在小城中打拼出一番事业，母亲还没享几天福，就送去养老院，那怎么行？妻子很生气，转过身自顾自地睡了。
　　
　　第二天做饭时，母亲又出了错。本来饭已做好，母亲又去扭开了开关，结果一锅饭全糊了。妻子看着满锅焦黑的饭，埋怨道：“妈，你怎么又开了开关啊？”母亲回答：“我忘了。”还有一次，母亲出去遛弯，回来时竟然进错了门，去了另一层楼中的一户人家，幸亏人家把她送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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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之后，他的念头终于松动了，心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看看吧，兴许对她还有好处，那儿老人多，避免孤单嘛。”
　　
　　那天，趁母亲精神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人，并说：“如果您不想去，就不去。”母亲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妻子忙说：“妈，你去了，如果住不惯，我们再接你回来，好吗？”母亲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便起身去收拾行李。
　　
　　母亲收拾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她常摸索的那个小铁盒。铁盒上挂着锁，母亲把它紧紧地抱着。妻子说：“妈，这个盒子就放在家里吧。”母亲坚决地摇摇头。他说：“就让妈带走吧。”得了遗忘症之后，母亲什么都忘记了，可就是没忘记这个铁盒，一直带着它，从不离手。
　　
　　妻子拉过他，点着他的额头骂道：“你傻啊？你知道盒子里是什么？”他摇摇头，一直以来，母亲把那盒子看得如同宝物一样，他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
　　
　　妻子说：“上一辈人，手中总有一些宝货或银货放在手边，妈的盒子里，很可能是值钱的东西。”他一听，也心动了，他知道，母亲的娘家，过去是大地主啊，如果盒子里有什么宝物，拿去养老院，丢了，或者遭了小偷，就太不值了。所以，他伸出手道：“妈，把盒子给我看看，好吗？”母亲摇着头，抱得紧紧的，不给他。
　　
　　当晚，母亲睡熟时，他们悄悄拿出那个盒子，偷偷撬开了锁。
　　
　　铁盒中藏着的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一缕胎发，几颗乳牙。还有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他换牙的时间，还有第一次剃发的时间。
　　
　　他们那儿，有个风俗，孩子的乳牙和胎发，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不然，孩子会遭厄运的。
　　
　　他和妻子的泪水汹涌而出。
　　
　　此后，他们再也没提起送母亲去养老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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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死而畏平凡
时间:2014-10-14　作者:未详　点击:322次

　　过于热忱地兜售“不平凡”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我就没戏了。”
　　
　　“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
　　
　　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请前去做讲座。上面的这一席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却使我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社会给予怎样的敬意和地位。倘是男人，便是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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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怀恐惧的平凡人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将这些都追求到手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倾向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古代，平凡的人们被称为“元元”；佛教中则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内涵，“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
　　
　　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
　　
　　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是也。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平民们的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
　　
　　见我怔住了，他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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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永远是大多数
　　
　　我又联想到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比一次更觉的，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
　　
　　她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把平凡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吗？”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有医疗福利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人生的象征。
　　
　　当时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种种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恐慌。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人的基本愿望时，文化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人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终对他们“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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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营销大师余象斗二三事
时间:2014-10-15　作者:未详　点击:74次

　　明代的出版事业极其繁盛，那时候不光有官方的书籍出版机构，民营书商也极多，争相刻书，为了销量奇招百出，跟现在出版界的情况差不多。
　　
　　当时民营书籍出版有几个重要基地，其中一处比较著名的是福建建阳，这里生产软质梨木，容易雕刻，所以从宋代开始，就是书籍出版的重镇所在，号称“闽刻”。建阳书商有一个特点，对商机十分敏锐，而且头脑活络，为了销量绞尽脑汁，搁到现在的说法，就是营销意识极强。在这种氛围熏陶之下，到了万历年间，终于涌现出一位把整个大明出版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的奇人——余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即出版社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出身建阳的刻书世家，三十岁时放弃科考，投身到出版事业中来，而且一入行就选中了最火的书籍——通俗小说。
　　
　　余象斗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写了本通俗小说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质量一般，销量却不错。余象斗初出茅庐，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两部书互相带动，配套出售，让余象斗大赚了一笔。
　　
　　尝到甜头的余象斗后来又玩了一次套餐营销。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读者们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X的小说，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得好，咱们也能卖得好，跟风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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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真武大帝传》，一部讲华光的《华光天王传》，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这个《西游记》是四十回本，和《西游记》不太一样，两者谁前谁后尚无定论）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后来到了清代，有人把这四本搁到一起，叫东南西北四游记，算是又套餐了一把。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于是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疯狂跟风，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发明了评林插图体，每一页书，上面是他针对内容发的议论，中间是插图，下面是正文。等于赠送了读者一条DVD特典导演评论音轨，销量自然飞扬。再比如说他还在每本书的扉页加一页图，画的是他自己端坐书桌前，左右两个书童，下面列着三台馆出的其他书籍，美其名曰：“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既宣扬了自己的品牌，又给了读者一份书单，鼓励他们继续购买。种种手段，不胜枚举，让人眼花缭乱。
　　
　　一个几百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有了这种营销意识和执行力度，再看看现在出版界的各种乱象，只能感叹，太阳底下真没什么新鲜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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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不该只有医生知道
时间:2014-10-15　作者:未详　点击:201次

　　21岁的小妍走进急诊室时，脸上还挂着笑容。她和陪同的女伴说着俏皮话，两个人互相捏鼻子、做鬼脸。
　　
　　接诊小妍的大夫也只有20多岁，宽大的白大褂下面，是膝盖戳破洞、裤脚磨出毛的牛仔裤。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两位年轻的姑娘，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竞速。小妍已经被“死神”盯上，却毫不知情；小大夫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劲头，死死拽住了小妍的生命线。
　　
　　这场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急诊室的相逢，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当初那个“像嬉皮士一样”的小大夫张羽，早成了副主任医师。她后来遇上过无数个小妍、小美、小丽，她们都一样年轻，一样轻松地嚼着口香糖，说说笑笑，糊弄着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初的小大夫如今很有能耐，她会接生，会治病，做得了人流，也切得掉肿瘤。只是在发觉自己能做的事越来越多时，她心里的憋闷也越来越重。
　　
　　对她来讲，最大的“噩梦”就是看见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女性，遭受本可以避免的疾病伤害。而眼下，她觉得生了病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还有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许多本该双方都知晓的事，却只有医生知道。
　　
　　那一场危险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