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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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纪确实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而且能够达到保住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末年以来清代权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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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嘉庆帝在他父亲于 1799 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响。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在他的父亲死去不到一个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纷纷被贬。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庞大的庇护制网络，因为和珅派的影响已渗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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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珅二十多年影响的流毒。为了这种沉默态度，他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②但是，嘉庆政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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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①《大清仁宗实录》，卷 38 第 7—8 ，16—17 页；卷 40 第 10—12 页。②见洪亮吉的一封长信，《卷施阁文集甲集》，补遗十，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 1。又见张鹏展御史的奏折，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 20 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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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虽然在当时已被人们有所察觉的人口问题的具体影响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从十七世纪末起到十八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 1779 至 1850 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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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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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垦殖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种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大粪肥料。这种耕作制度在十八世纪末就已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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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十八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已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十八世纪移居的地方，这里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 1795 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也许长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极端稠密的地区，它们不久变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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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仍然留住在农业定居地区的无地农民则替政府当劳工，或者被雇为兵勇，或者当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