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在评价白莲教教派本身与整个白莲教叛乱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官方估计的叛乱者人数表面下的东西。实际上形成信教者内层圈子一部分的叛乱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许多与白莲教毫不相干的地方农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点把它们错划了类别。例如当某官员的官署被叛乱分子夺占，如果这事件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吏治不当引起的，他应受严厉处分；但如果能证明这些叛乱分子属于“邪教”，那他就只是丢官了事。官员的报告有假，自然是不足为奇的。据一位御史在 1800 年估计，由真正教徒组成的白莲教军队不会超过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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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军在 1793 年在保卫西藏藩属的好大喜功的战役中打败了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这曾使北京感到高兴，但它此后不久在中国本部的表现却显示了清代军事已把锋芒丧失到什么程度。政府把讨伐苗叛的领导权最初交给了满人福康安，此人与乾隆帝有姻亲关系，也是和珅的密切伙伴。和珅的弟弟和琳也参与了他的讨伐。当时的非官方记载指责他们说，他们生前就把军事拨款用来肥了官吏们的私囊，并且让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过舒适生活。他们掩盖盗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乐观地谎传捷报。征苗之役的性质很容易做到避免战斗和谎报斩获数量，后来的讨伐白莲教之役也是这样。汉人和苗人正规军用传统战术打击游击队，即主要用追捕游击队首领的办法来搞搜索和歼灭行动。平民伤亡过多和农民村庄被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乡村被破坏的惨状与有城墙的城镇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大部分城镇从未被叛军占领，也没有被长期围困过。将军们在叛军进攻时宁愿撤退到这些设防地区，听任叛乱分子随意劫掠乡村，而且常常不许农民进城来避难。因此，乡村——它们保护带兵统领们免得因丢弃城镇给叛军而遭受严厉惩治——便成了代城镇受难的替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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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战斗中被杀的“敌人”的组成成分从来是不清楚的。对这些战役①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 2 第 1—2 页。①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 726 页。的指挥进行批评的官员们报告说，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乱分子，而是被裹胁来作战的农民（“胁民”），他们或者是被暴力驱使而来，或者是出于私利来的；而且在事实上，他们在战场上的对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规军，而是地方的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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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与和琳都在 1796 年殁于战阵，比和珅早死三年。次年，征苗的将军们开始转移到湖北前线来打白莲教造反者，在苗区留下了约二万官军。②1800 年以前官方在这两条战线上恢复秩序的努力不断遭到失败，这显然是与战场上的官吏当初给皇帝谎奏胜利消息（他们的继任者对这种谎报不敢指斥其非）有关，也与嘉庆帝因他的父亲还活着而一般地不能乾纲独断有关。尽管和 珅在军队中的两个心腹已死，上面两个因素似乎反过来说明了他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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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得让地方官吏自己执行镇压措施了。他们借鉴明代以来的一项行政传统，在战略村（“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统。他们把老百姓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里，不让这些人和物资敌。随着最著名的战略村战略家龚景瀚最后把它定型，人们把这种行动称为“坚壁清野”。寨的组织以现存的保甲制度为基础，用来补充以“团”这种编制为基础的新的乡勇征募制度。

王瑞平

龚景瀚等官员在举办民团时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这些人中已有许多人在举兵保卫自己的家乡了。所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地方领袖加官进爵，把他们拴在官方的责任制度上。新任命的两位讨伐白莲教战役的指挥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 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建议，在叛乱时期应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给农民提供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会鼓励县官们组织他们自己的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军事力量了。它也会保卫农民，使他们不致被迫加入叛匪。清帝驳斥了这一建议，严词指斥了倡议者，并且重申他赞成现行办法，即继续追捕叛乱领袖。①

王瑞平

龚景瀚等官员在举办民团时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这些人中已有许多人在举兵保卫自己的家乡了。所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地方领袖加官进爵，把他们拴在官方的责任制度上。新任命的两位讨伐白莲教战役的指挥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 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建议，在叛乱时期应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给农民提供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会鼓励县官们组织他们自己的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军事力量了。它也会保卫农民，使他们不致被迫加入叛匪。清帝驳斥了这一建议，严词指斥了倡议者，并且重申他赞成现行办法，即继续追捕叛乱领袖。①

王瑞平

直到两年以后，即在和珅死后不久，上述方案由勒保等人再次提出时才被采纳；后来它成为胜利地打败白莲教叛乱的基础。②清帝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决定是否可以归因于和珅的废黜？当然，新政策会威胁到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那个军事庇护制网络结构。它意味着要分散决策和征兵的权力，减少对中央调拨的军需和资财的依赖。反之，之所以需要实行这样的分权，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权的军事机构已没有能力打一场游击战争了。虽然和珅的当权放慢了采纳这个政策的速度，但“坚壁清野”策略却是另外一个例子，它说明有关方面在大力寻求各种办法以解决那些旧式官僚组织不再能解决的问题。

王瑞平

    在采用这一策略的动机中有一个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官方记载中的“胁民”的显著作用。所谓农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概念，不符合当时同样被人经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实。白莲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和珅的影响不过是这些问题的一种表现而已。虽然政府最后镇压叛乱的成功，应大部分归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正规军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虽然是短暂的——恢②孟森：《清代史》，第 288 页。①孟森：《清代史》，第 301—302 页。②《十朝圣训》，卷 13 第 18 章第 8 页。复。在白莲教叛乱地区，支撑政府权力的是不惜耗资很大而直接从满洲调来的大约七千名壮健的八旗兵，以及从贵州和云南开进来的、比较起来尚未腐化的绿营兵。象额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这些决心很大的八旗将军们着手使他们的部队逐渐具备有纪律的外貌。但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他们仍感到需要雇用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军之不足。

王瑞平

这些雇佣军中有些人是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他们经常被清政府用来做攻打白莲教的先锋。清军毫不留情的攻击渐渐地改变了战役的特点。被迫从他们的基地和保垒中逃出来的、被打散了的白莲教军队，现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区被追击。由于战略村策略日益扩展，他们经常逃窜并且与地方社会断绝了联系，因而被追捕，被歼灭。有一股一度数逾十万人的叛军，在 1805 年基本上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