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脚商人主要认为，市场当时对他们是关闭的，他们成了赃官任意敲诈的牺牲品，律劳卑和英国国旗受到了侮辱。当然，这最后一点是他们在政治运动和请愿书中利用来使其同胞确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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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纪事报》首先发出了刺耳的主战言论；到 1835 年，马地臣把这些议论带回了英国。开始，他没有得到当时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同情。但辉格党人很快重掌政权，马地臣发现巴麦尊勋爵比较愿意倾听他的意见。这位新任外交大臣虽然不得不对付曼彻斯特及利物浦的厂主们，但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的想法显然适合他自己那种爱炫耀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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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将这个政策强加给英国公众，除非中国人提供一个开战的借口，因为英国公众根据福音的领导已经感到贩卖鸦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够采纳稍为强硬的政策，于是他听从船长义律（他在皇家海军服过役，此时在澳门担任第二商务监督）的建议，执行一种既不象律劳卑那样执拗又不象德庇时那样被动的政策。1836 年 6 月 15 日，巴麦尊提名义律为商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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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委任令到达澳门。①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得到“合理”解决，义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不幸的是，他虽有这种乐观主义，却没有辅之以对细节的关心，也没有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解决微妙问题时经常需要的那种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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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奉命要象律劳卑那样停止使用禀贴方式；但因卢坤的总督职务已被显然具有更多妥协思想的邓廷桢所接替，所以义律认为，为了实现交往，值得按中国规则办事。他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义律在受到巴麦尊斥责以前一直得意洋洋。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坚决不许利用禀贴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邓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时说：“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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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希望用军事手段打破僵局。海军少将马他仑并未接到确切的训令就于 1838 年 7 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管带去向这位英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战舰于 10 月初返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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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所希望的战争。早在 1835 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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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到伦敦的函件来回需时约八个月。1841 年以后汽轮和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陆”路被启用，单程只需时二、三个月。②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 234—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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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到 1836 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 1，820 吨。吸烟成瘾者似乎与日俱增。烟瘾的程度如何从来没有精确估计，因为一个吸烟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鸦片没有可靠数字。1836 年，外国人估计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吸烟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鸦片者的人数是二百万，即约占全国人口的 0.65％。大多数当时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乔纳森·斯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吸烟人占总人口 10％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合理数字，也许 3—5％的人烟瘾很大，因此提出 1890 年瘾君子人数是一千五百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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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上溯到 1820 年，外事专家包世臣曾宣称，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 1838年，林则徐坚持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 1％。但是比这些学者引用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到处出现了吸烟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贸易大道上，在人烟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烟现象不能忽视。因为吸烟所费不赀，它需要余暇时间和额外收入。因此，吸烟人往往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林则徐估计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个政府官员因吸烟而腐败时感到震惊，对于银锭外流量与日俱增的经济后果也感到惊恐。粗略地说，中国采用的是复本位币制，即一千文铜钱依法应兑换银一两；但银价在逐渐增长，所以到 1838 年，大约 1，650 文铜钱换银一两。因为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要用银两计算和上解给中央政府，因此，农民必须缴纳愈来愈高的赋税，而国家收入则毫未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