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史【连载】

王瑞平

兑换率的这种变化还有纯属国内的原因。例如，云南铜矿开采产量下降，迫使政府铸造更便宜的铜钱。铜钱质量变劣及其相应的贬值，要求有更多的现钱，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头三十年，每年铸造的货币多达十八世纪初的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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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格雷欣法则，银因此在流通领域内消失，这就增加了对银的需要，从而也提高了银的价值。①纵然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员仍把价值差额完全归咎于鸦片贸易对中国所造成的白银收支逆差。这种经济方面的担心还夹杂着其它一些论证。例如，鸦片被视为外夷侵略的一个帮凶，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沦丧的毒药”。象“邪教”一样，鸦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即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中国人区别于外夷的——社会关系（伦理）。如果人民因吸烟而不断深深陷入颓废消沉之中，御史袁玉麟在 1836 年论证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仆，师不能训其弟……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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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洋药贸易使官员和暴徒发生联系，从而败坏了公职。广东情况特别是这样，所以该省早在 1826 年就已建立了一支专门捕捉鸦片走私船的巡逻船队。没有过多久，这些巡逻船便让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纳三万六千银两而允许它们从身边悄悄通过。因此巡逻船于1832 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当邓廷桢想尽办法要消灭走私时，又被恢复。麻烦的是这些海上巡逻船吸引住了一心想谋取暴利的所有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水师提督韩肇庆也要为抽取①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①费正清： 《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 77 页。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 140—143 页。①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 213 页。佣金而转运鸦片。广州的大商号也被牵连在内。这些商号唯恐洋药危及它们的合法生意，确实设法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洋药贸易，但最后对此也满不在乎了。许多商人都从事这种贸易，例如福建批发商、广州布贩、山西银行家等：所有这些人在官方看来都是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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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记录的下面尚潜藏着迄今并无文件可考的怀疑，即最初得到对西方贸易垄断事业支持的广州实业界，逐渐依赖鸦片；后来由于宫廷吮吸鸦片利润，它进而使北京也依赖鸦片了。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则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权力中心，因而这样来联系似乎是可信的。嘉庆年间（1796—1821 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 855，000 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二十一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 2，261，000 两）的三分之一还多。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广州有这么多官员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关监督势必要上解一份给朝廷分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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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清代贸易初期开始，中国东南地区的商人就已经和沿海罪犯紧密勾结在一起。这种勾结随着广州贸易制度的日趋稳定曾经有所减弱。现在它又在重振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这个地区的清朝官员比以往更加确信，有个完整的当地“叛国者”组织在帮助外夷腐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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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在十八世纪没有获得有效的禁止。 1820 年道光帝登极时被这种违法行为所震惊。他的愤怒影响到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后者曾把鸦片走私贩从澳门驱逐到伶仃岛。但在十九世纪整个二十年代，关于洋药泛滥的报告不断传来；北京本地也公开出售，山西省有烟馆，上海附近有走私买卖，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种着红罂粟花。到 1830 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银价上涨，第二年他下诏逮捕走私贩以制止从广州输入鸦片，并命令恢复保甲制度和奖励告密，以制止国内种植鸦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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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措施都未能减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 年事情已很清楚了，“严厉”执行现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药的传播。因此，在那年 5 月 17 日，北京的一位官员许乃济大胆地建议说，禁止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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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道德问题，可是银块外流却是实际问题，而这只有对鸦片贸易实行解禁并采取易货交易才能预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他静默地倾听他们的辩论，不表态；以后这场辩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了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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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解禁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解禁派辩解说，“空想的”实施禁令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皇帝愿意实行恐怖统治。继续不断的禁止只能使官员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是把握现实，用易货交易的办法获得洋药，然后把它置于海关监督的垄断控制之下。这样，国家收入就会大量增加。这最后一点的确打动了道光帝的心，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张节俭的人；但他又很自觉地模仿历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道德义务。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对意见，即违法不是废除法律的理由。世道可能是恶劣的，但这更是大胆恢复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鸦片被解禁，人们都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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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见，下令驻广州官员要更积极地执行反对中国人走私和贩卖的法律。这次禁烟运动的成绩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 1837 年 1②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 258 页。①《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 533 页。这里有关于鸦片辩论的奏文和诏令，第 527—533 页；更加完备的材料具见于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 1 第 24—36 页。张馨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批判性研究。月，广东按察使王青莲四处查封烟店，使鸦片贸易几乎销声匿迹，在这整个一年里有两千个贩烟者被捕。事实上，港脚商人掌握的洋药确实供过于求，因此价格暴跌。虽然有一个外商因走私而被驱逐出境，但是这里的外国人仍然认为，中国人对此反正不会十分认真，并且会认识到实行解禁在财政上是正确的。特别是他们仍然满有理由地认为可以免予逮捕。虽然豁免权是个关键问题，但由于道光帝对从广州呈递的乐观奏折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怀疑，又由于他渴望这个问题获得最终和彻底的解决，所以免予逮捕的范围完全改变了。1838 年 6 月 2 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员黄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对烟民判以死刑，这引起了第二阶段的鸦片辩论，即辩论如何根除鸦片的方法。到这时为止，只有贩卖和种植鸦片者才受惩罚。黄爵滋争辩说，这还不够。只要有需要，寡廉鲜耻之徒就会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绝对鸦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着千千万万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