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照中国1966-1976 >>

彭娇妍

        这是一部新中国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的纸上风云录。从“大字报”的出现到“最高指示”的颁布再到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巴黎公社式”国家机关的创立到和平年代军队新任务再到大喜大悲情形的交织出现；从“红卫兵”席卷校园到全国师生“大串联”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书从全民狂热的时代、风起云涌的活动、席卷全国的浪潮、全国江山一片红、抓革命促生产、文艺悲喜剧六个部分记录了这十年间里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与历史。作者以“向下看”的眼光和平实的笔调，忠实地记录了那些纸片上的历史。本书所收录的证照里，上自风靡全国的“毛主席语录”，下至普通百姓的个人证件、票据，从不同角度呈现出那个年代国家和人民的全景状态。这本书也是作者集多年之功推出的一部力作，虽然只是一部“断代史”，但内涵非常丰富。这些“历史的碎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回忆那十年间整个中国的状况。

彭娇妍

前 言
                    许善斌

2009年05月26日14:54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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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来年了，当年“万里江山一片红”的“革命景象”已经消失了，参与过这场“革命”的人也“消失”了很多，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远，景象越来越模糊，“文革”的印象现在多保留在一些白发人的记忆里。怎样才能让后代了解这笔“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思考的事情。
　　我是十年浩劫的参与者，我“劫”过别人，别人也“劫”过我，过去的“两败俱伤”已经变成了“精神财富”，也变成了我不遗余力收藏“文革”物品的动力。这些藏品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化石”，保存着“文化大革命”的“基因”。它能发挥“眼见为实”的作用，让我们的后代不仅能“听历史”还能“摸历史”，摸出“原汁原味”的感觉，永远记住这场惊心动魄的“红色内战” 。
　　“文化大革命”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我们用八年的时间打败了日本鬼子，却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消灭“阶级敌人”。如果说抗日战争伤的是“身体”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伤的就是“灵魂”。“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
　　虽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慢慢地被抹平了，但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痛定思痛、以史为鉴。好在“文化大革命”的“保健作用”已经显露出来了，它使共和国的肌体产生了“抗体”。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研究“病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许善斌
                                                                        　2008年12月

彭娇妍

前   言
　　第一章　全民狂热的年代
　　1、“大鸣大放”大字报
　　2、最高指示
　　3、形形色色的“忠”字
　　4、“走资派”
　　5、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6、“一斗二批三改”
　　7、特殊的芒果展览
　　第二章　风起云涌的活动
　　1、革命委员会
　　2、“文攻武卫”
　　3、另一种评判标准
　　4、军队的新任务
　　5、从“老大哥”到“苏修”
　　6、林彪与“四人帮”
　　7、大喜大悲
　　第三章　 席卷全国的浪潮
　　1、忆苦思甜
　　2、“五七”干校
　　3、“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4、红色的海洋
　　第四章　全国江山一片红
　　1、红卫兵风潮
　　2、全国大串联
　　3、复课闹革命
　　4、知青上山下乡
　　第五章　抓革命促生产
　　1、工业学大庆
　　2、农业学大寨
　　3、农村里的“金字招牌”
　　4、“养猪要有个大发展”
　　5、抓革命促生产
　　第六章　文艺悲喜剧
　　1、破“四旧”之风
　　2、八大样板戏
　　3、批林批孔
　　4、我在“文革”中的“悲喜剧”

彭娇妍

第一部分：全民狂热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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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上、用大字书写的墙报，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亦有人考证，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广西柳州市、宾阳县均有大字报出现，见《柳州市志》第五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宾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 页）。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在大字报中所提的意见甚至可以成为反党罪状。在大字报的揭发下，五十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革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被广泛使用。毛泽东在1958年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批准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褒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泽东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大字报的天头、地脚经常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最后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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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前后，人们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无例外地称为“指示”。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客气”，有的人主持会议时为了讨好领导，往往就在开场白里加上一句，说现在请某某领导给大家做“指示”。这种“逢场作戏”很快被人模仿并流传开来，“客气”久了如果再“不客气”就是对领导不敬了。这样一来领导讲话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指示”了。习惯了以后不仅重要讲话叫“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指示”。
　　领导的话既然是“指示”，那么谁不听领导的话谁就成了“对抗指示”，政治运动常常把小事搞得惊天动地，许多“大事件”就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而成的。官场跟市场有着同样的规律，有赔的当然就有赚的，有倒霉的当然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些“对抗指示”的人没有好果子吃，而那些“拥护指示”和“捍卫指示”的人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这样一来，拍马屁就蔚然成风了，许多人常常哀叹干得好不如拍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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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兴起，“指示”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老百姓对能发“指示”的人敢不敬畏吗？这就好像儿子小的时候不敢不听爹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开始瞧不起爹了；我们的官员当初也是群众的“儿子”，特别是战争年代离开了“爹”就寸步难行，那时只有“孝顺”老百姓才能取得胜利；可是当官以后就不需要“爹”了，有些干部靠愚弄和蒙蔽群众来树立威信。这“指示”两个字因为带着几分神秘感，成了包装他们的 “面纱”。
　　由于官僚主义的大行其道，最显眼的就是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滋生：在这种环境中一些本来不错的人也很难“清高”，原来疏远的亲戚和朋友也来套近乎了，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都来找你“办事”，如果你敢铁面无私就把他们得罪了，这就可能化友为敌失掉了“群众基础”，要是碰上有“背景”的还能遭到报复，说不定以后的仕途上还有“暗礁”等着你；反过来，你如果敢给他们“解决困难”的话，上了贼船可能就再也下不来了。腐败其实跟赌博和吸毒差不多，干上了以后就很难“刹车”，不搞个身败名裂决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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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发生的根子还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四人帮”制造了那么多“牛鬼蛇神”，而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中国人对鬼神从来就是又怕又恨又迷信。“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许多干部想腐败也没法腐败，他们只能“作威”不能“作福”。
　　我们曾经是一个“指示大国”，为了有别于小干部和大干部的“指示”，把领袖的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再恰当不过了。“最高指示”就是“指示”里的“最高”，如果说这就叫“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没有下面的“崇拜官员”，就不会有上面的“崇拜领袖”。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种“疯狂的崇拜”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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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皇权思想的“群众基础”以后，就可以把“最高指示”等同于皇帝的“圣旨”了。他们的本意也许是想千方百计提高领袖的威信，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领袖的威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不惜变本加厉，把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实我们的领袖和老百姓永远是心连心的。党中央国务院连办公大楼都不舍得建，毛主席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没有特殊化。他过了一辈子非常简朴的生活，只有跟人民血肉相连才能跟人民同甘共苦。而制造个人迷信的人动机不好，他们就是想让人民领袖脱离人民，让群众在迷信领袖的同时被他们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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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形色色的&quot;忠&quot;字

    “忠”在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字，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汉字衍生出来的事物却非常多，其核心是“三忠于”活动。什么是“三忠于”？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忠于”活动像是一出“时代剧”，许多事情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记忆里人们好像得了“亢奋症”，不管是办事情还是想问题都是亢奋的，只有亢奋才是最佳的精神状态。譬如深更半夜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有“最新指示”要发表，马上就得叫醒人们穿好衣服上街去游行，又是呼口号又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折腾了半天所谓的“最新指示”不过是老生常谈，这样的“指示”一点儿不急，然而人们脸上却没有哭笑不得的表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是“三忠于”的原则。
　　我本人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回过头看看有时连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我们那时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忠于”而“忠于”。既不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改造的过程就是个“提纯的过程”，就是把思想里所有的“杂质”都过滤干净了，不让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繁殖和再生。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尘不染”，想净化思想就得先净化社会环境，让所有的“封资修残余”都“扫地出门”，家家墙上都挂领袖像，户户门上都贴“忠”字，人人都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用“三忠于”来彻底包装每个人的“灵魂”。
    “三忠于”所以能长期存在，而且有那么多人自觉地推波助澜，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奇观。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恐怕就完全没有了自我和自我意识了。
    这种封建礼教改头换面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历史为什么能很多年以后“隔代遗传”？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同时也是值得人深思的。

彭娇妍

（4）“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当然那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社教运动经验，社教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杆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干部还是很单纯的，大部分干部没有官僚意识也没有邪心思，只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时候，听说过有的资本家拉拢腐蚀过干部，这可能就是行贿的开始吧。“糖衣炮弹”的叫法说起来也有它的时代特征，我们的干部多是从战场上过来的，说话打比方也离不开战场，大家把行贿行为叫做“糖衣炮弹”，是因为炮弹的杀伤力太大了，连建筑物那么大都不在话下，人更是容易被诱惑，当时把行贿比做“糖衣炮弹”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