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照中国1966-1976 >>

彭娇妍

（5）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文化大革命”中把所有的学问归纳为三大类，一类是阶级斗争，一类是生产斗争，一类是科学实验。阶级斗争覆盖了整个思想界和文化领域，把所有事物都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谁如果认错了“烙印”就是认错了方向，就等于是走进资产阶级的“雷区”，随时随地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时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先看他的阶级觉悟高不高，看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能不能经受住考验，看他在“红色恐怖”面前是不是脸不变色心不跳。阶级斗争觉悟被称为一个人的“大德”，其余的问题不管多大都是“小节”，想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得政治挂帅，就是重“大德”轻“小节”。
　　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就是破坏性强，当时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谁都知道“破易立难”的道理，一座大楼用现代爆破方法几秒钟就炸塌了，可是重新修建它需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许多文化精品都成了“文革”的“违章建筑”，被阶级斗争无情地“炸塌”了，整个精神领域里的“生态平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艺术界也打了个落花流水，几乎全部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就说我们千姿百态的各种戏剧吧，只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8个字就全部否定了，因为旧戏舞台上不可能有“工农”，就是有“工农”也只能跑龙套当陪衬，不可能占领什么舞台中心。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他们是“农”，而且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是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限，而且身上还有“流寇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他们也没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好处，更不可能成为农民阶级的“大救星”，有些人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而已，赶走老爷换上少爷，农民的悲惨命运照样悲惨。从这个角度讲，舞台就是现实的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历史的代表，“文化大革命”只能改变现状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暂时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舞台上赶出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得不“复辟”，现在的“帝王戏”已经多得连观众都生厌了。
　　阶级斗争理论也否定了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水浒》被打成宣扬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作品。后来，阶级斗争之风又刮进了《红楼梦》，说什么《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贾宝玉、林黛玉跟薛宝钗之间的小摩擦，是贾府里两条路线的斗争。

彭娇妍

（6）&quot;一斗二批三改&quot;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也是为了强调“文革”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草图式工程说明。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斗批改”曾一度被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恢复秩序，初见成效，但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却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没有建设新世界。
　　“斗批改”三个字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至于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都得跟着上头的“战略部署”进行，换句话说就是跟随着“指挥棒”转。这就难免把许多人“转”得晕头转向，离“棒”远了转得慢了就成了“态度消极”，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为“抵触情绪”，找不到“阶级敌人”就用这种人来填补“空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替死鬼”；离“棒”近了转得太快了也很危险，因为那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漩涡”，“水性”稍差一点儿就容易被呛着，更有甚者就会被“灌死”。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风险最大的运动，有许多人就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就被上纲上线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不仅有广度而且有深度，有的已经“深”到家庭里面去了。那年月，社会上有风家庭里就有浪，许多家庭也成了“斗批改”的前沿阵地。现在我们有些事情如果看不惯，在单位不能说、不爱说就回家去说，说了以后就能出口气，缓解情绪。可在那时回到家里也不敢出气，因为家已经不再是“避风港”了，过去不单防备的是“隔墙有耳”，而且家里就有“耳”，有人在家里说的话却成了会场上的“揭发材料”。“文化大革命”把许多人变成了“教徒”，孩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同一个屋檐下“划清界限”已经成了时尚。许多家庭也开始有了路线斗争，特别是搞派性斗争的时候，社会上分派家里也分派，社会上搞武斗家里就搞“嘴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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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殊的芒果展览

    我至今还记得在“文革”中发生的一幕：毛主席把外宾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体现了毛主席对工人群众的关心，这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这件小事后来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还没有出现“炒作”这个词儿，这事却被“炒作”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样板”。
　　关于这件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报》上，套红的头条引题是“最大关怀　最大信任　最大支持　最大鼓舞”，文中说：“这一特大喜讯传来，清华园内一片欢腾——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地响彻天空——”事情到此远远还没有完，又有人挖空心思把芒果拿到全国各地去展览，因为芒果保鲜比较困难，想拿真的去展览不可能，于是就想了个办法——用塑料制品代替。我当时在胶东乡下教小学，一天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停课带学生去公社驻地看“芒果”。我们教师学生中谁都没有见过芒果，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大家猜这种水果一定非同小可，是个稀世珍品，有人把它想象成了《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蟠桃，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第二天看芒果的场面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像赶庙会一样拥挤。塑料芒果亮相的那一幕可真够威风的，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就是一个制造粗糙的假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完全是一幅对待“超级国宝”的隆重场面。这押送“国宝”的汽车好不容易从人群中“突围”出去，他们的任务是挨个公社去“展览”和“赶场”，这一天全县几十万人停工停产停课，为了一睹“塑料芒果”的真容。

彭娇妍

第二部分：风起云涌的活动

     1967年1月，在张春桥的主要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夺权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组织叫什么名字？张春桥想起了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话：“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

彭娇妍

1967年1月，在张春桥的主要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夺权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组织叫什么名字？张春桥想起了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话：“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于是，他决定按毛泽东的思路办，把上海市造反派所建立的新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并以“上海人民公社”的名义连续向中央打报告，除了报告大好形势外，主要报告“上海人民公社”的优点。但是毛泽东对上海市的造反派夺权，还有不放心之处：一是这个政权的主要掌权人物，除了张春桥、姚文元算是“中央文革”派去的，其他人均为造反派。这些造反派是否可靠？由他们掌握上海的政权，能否保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掌握政权后，老干部怎么办？二是这个新政权叫“人民公社”合不合适？

彭娇妍

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专门找张春桥、姚文元去中南海谈话。他说：这样做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的，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都叫“人民公社”行吗？中央也叫“人民公社”行吗？我们国家的体制改变后，外交上是否也要改变？要外国再承认一回？要重新建交？这样把张春桥和姚文元问住了。后来决定改名：上海的“新政权”不叫“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暂时叫“革命委员会”为好。于是1967年2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二人飞回上海，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　

彭娇妍

后来各地造反派夺权之后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黑龙江、贵州、山东、山西等地方夺权后产生的权力机关，都叫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样，当时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可谓“全国江山一片红”。

彭娇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革命委员会仍作为地方人大和政府合二为一的权力机关存在了一段时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它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制度，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至此，存在了12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彭娇妍

（2）&quot;文攻武卫&quot;

     1967年6月6日，国家的“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通令》，试图纠正“文革”期间“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但是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她在讲话中，重申了“文攻武卫”口号，她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1967年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之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之前“文革”还受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约束，而此刻提出的“文攻武卫”号召，等于是火上浇油，将中国的“斗争”升级到了武装冲突阶段！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由支持双方的军队为造反组织发放的枪支及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自制的枪支就达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这无疑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文攻武卫”从词义上讲先有“文攻”然后才能“武卫”，可是在落实的过程就完全走了样。变成了没有“文攻”只有“武卫”了，再后来“武卫”干脆就变成了“武攻”了，动辄打人还能美其名曰“文攻武卫”。很快就使全国各地打人成风，这武斗的战场又很快由校园蔓延到全社会。开始的时候只是打“走资派”、打“阶级敌人”，这是些“纸老虎”只用拳头就可以出气了。后来发展成再用拳头就不解恨了，又搬出了以棍棒为主的“十八般武艺”。再后来由“传统武器”改成“现代武器”，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除了飞机、大炮、坦克，其他都用上了，到这个时候红卫兵才真的是“兵”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也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他们“血战到底”的口号也真的实现了。

彭娇妍

（3）另一种评判标准

现在各行各业都实行标准化，有了标准好开展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也制定了很多标准，但当时的评判标准很有“特色”。本来不应该分优劣的东西也优劣分明了，譬如左比右好、东比西好、红比黑好……

　　先说说左比右好的原因。1957年反过右派，1958年反过右倾，“文化大革命”中又来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久而久之，这“右”字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只要沾上了“右”字的，不是敌人也是个“准敌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有人提议，把走路靠右边改成靠左边，他们把左边看成是社会主义，把右边看成是资本主义。那些管公路的人也犯愁：在路标上写“右转弯”的时候就有点儿嘀咕了，生怕有人把这个说成是“含沙射影”什么的。

　　那么东比西好是怎么一回事呢？“文化大革命”中唱得最多的“流行歌曲”就是《东方红》。“东方红”也成了那个时代最广泛的“革命标志”，工厂、学校、纪念物还有众多商品，都赶政治挂帅的时髦取名叫“东方红”，不仅拖拉机之类的大东西赶时髦，就连洗衣粉也有“东方红”牌的。唱“东方红”、穿“东方红”、吃“东方红”、用“东方红”、坐“东方红”，可以说“东方红”已经成了当时的一个品牌。此外还有一个口号叫“东风压倒西风”，这东风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而那西风就是指帝、修、反。有了这个口号以后再说东风西风，人们想的就不是自然风而是政治风了。当时的商品比起现在少得多，可是叫“东风牌”的却多得不得了，那一代人的名字里带“东”的特别多，什么卫东、建东、向东，目的也是想讨个吉利、沾点儿时髦的光。

　　当时可谓无奇不有，就连物品也分等级，有的颜色也会莫名其妙受到歧视。黑色本来是大自然里的一个“色种”，无所谓什么好不好的，颜色本身没有“阶级性”。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黑帮”，把家庭出身不好的打成了“黑五类”，把被打倒的政治势力说成是“资产阶级黑线”，把他们搞的材料说成是“黑材料”，人们还常常把反动统治时期比做“黑夜”，也许就是认为白天比黑夜好的缘故。在贫穷年代黑夜里不能下地劳动，黑夜被认为是一种损失，休息在那个年代是最不重要的，休息是奢侈品与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白天比黑夜好就成了人们公认的“真理”……黑色就成了不好的颜色，而与此相反的红字可就身价百倍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也认为这种标准有问题，于是出现了“右倾翻案风”。从“翻案”两个字就可以这样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奇怪标准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事情还涉及了我们改革开放的领路人邓小平。当时他抓生产就算是一种“翻案”，起码是对批判他“唯生产力论”的“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