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照中国1966-1976 >>

彭娇妍

（5）从&quot;老大哥&quot;到&quot;苏修&quot;
    “文化大革命”不但把国内的关系搞乱了，同样也把国际关系搞乱了。

　　当时人们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也同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去分析国外的“帝修反”，他们就相当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也叫“富人都是蝎子心”。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是因为能剥削别的国家才成了大款，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和“富农”，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天生敌人。

　　那时我们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支柱。苏联比我国建国早，经济发达程度高，而我国是刚刚建立共和国，一穷二白。由于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邻国，所以在刚建国时苏联从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援助，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苏联“老大哥”在各个领域派出专家前往我国，比如在建筑方面，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都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也是那时的产物。北京一些建筑至今都保持着苏联建筑特有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与苏联老大哥交好的历史见证。到了“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看问题，这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苏修”。“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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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苏修”，后来居上成了我们的“首席敌人”，赫鲁晓夫作为“苏修”头目就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最担心的是在自己队伍里培养“代理人”，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克隆”出“小赫鲁晓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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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彪与&quot;四人帮&quot;

    “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的有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林彪，他曾是开国元勋、威名赫赫的十大元帅之一，我们把以他为首的这股势力称之为“林彪集团”；另一个是江青，虽然没有身居要职却是第一夫人，我们把以她为首的这股势力称之为“四人帮”。这两个人能量很大，江青在前台声嘶力竭地表演，林彪也在“同台表演”积极配合，他们一文一武左右开弓，为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制造了排山倒海之势。

　　林彪把毛主席语录当成从不离手的“道具”，在公众场所扮演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形象，他那张学毛著的著名照片就是江青拍摄的，这是江青和林彪合演的一出“政治双簧戏”。林彪发明的随身带红色毛主席语录本，成了那一代人的“随身看”。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之后，“林彪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做文章。但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黄永胜在北京值班，没有参加前期会议）有组织、有计划煽风点火等活动。

　　林彪在经历庐山会议失败后，决心铤而走险，企图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还在上海、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参与搞政变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规定了实施的要点、口号、策略等。后来由于毛主席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使“联合舰队”谋害毛泽东的计划破产。之后“林彪集团”转而准备实施第二方案，企图南移广州，分裂党和国家。但这一图谋迅即被党中央察觉。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有异常活动的迹象，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动飞机之事，并命令飞机立即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见南逃已不可能，便强行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飞机坠毁。之后，党中央责令林彪集团其他未出逃的主要成员黄、吴、李、邱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林彪集团宣告彻底覆灭。

　　另外一股势力是“四人帮”集团。“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四个人在“林彪集团”之后又企图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环境和气候，最适宜这些“政治异类”的生长。和封建制度出奸臣的环境一样，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它特殊的环境和气候决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不可能没有封建制度和礼教的“转基因”。我们现在不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就是为了改造产生“奸臣”的环境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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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喜大悲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大事。为了“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全国上下均进行了庆祝，甚至比过年还要隆重，还要热烈。
　　但是就在这一年，却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像一个晴天霹雳，令人震惊。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神州大地一片哀伤，人民为失去伟大的领袖、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路人而无比难过，世界都似乎因此暗无天日……
    毛主席逝世当天，全世界为之哭泣！在埃及，全国致哀7天，中国大使馆前哀声如潮，排成长龙的吊唁队伍中，叹息声、哭泣声和哀乐声交织着。一位妇女写道：“毛泽东主席在短短的时间内使他们祖国恢复了尊严，使这个国家成了贯彻全人类为之奋斗的原则的典范。”著名教授卡德尔写道：“这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特别是我们渴望进步和正义的被压迫人民的巨大损失。”在坦桑尼亚，全国致哀9天。成千上万的人民举行致哀游行。在塞内加尔，桑戈尔总统和迪乌夫总理亲自到我使馆吊唁。桑戈尔总统发表谈话说：“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认为，在政治上，两千多年来，列宁和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革命家。”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悼念毛主席的活动持续很久才结束。直到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每天都迎接国内外的八方宾客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缅怀伟人英魂。
　　而在同一年的1月，周总理的逝世也使中国人民沉浸在悲哀之中，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人们怀着各种复杂心思痛哭流涕。周总理辞世当年的4月5日清明节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悄然出现了花圈。压抑已久的民心开始躁动，广大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一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二是处于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这次事件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是人们奋起抵抗，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非常好的群众基础。
　　同年，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接着，刘少奇的追悼大会举行。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跟毛泽东逝世的时间相差了十年多，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这次迟到的追悼大会也是一次平反大会。
　　“四人帮”被粉碎，人民取得胜利这是当时的一件特大喜事，而毛主席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相继去世是当时令人悲痛不已的大事。大喜大悲交织在一起，那一年令人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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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席卷全国的浪潮

    “忆苦思甜”是“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它当初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专用品”。那时的一场“忆苦思甜”报告，能把整个会场的人都发动起来，搞得个个义愤填膺，都认同“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人间地狱”、地主和资本家就是“地狱里的魔鬼”。做“忆苦思甜”报告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感情，讲的时候往往是“字字血声声泪”，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地主资本家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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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是“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它当初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专用品”。那时的一场“忆苦思甜”报告，能把整个会场的人都发动起来，搞得个个义愤填膺，都认同“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人间地狱”、地主和资本家就是“地狱里的魔鬼”。做“忆苦思甜”报告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感情，讲的时候往往是“字字血声声泪”，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地主资本家的深仇大恨。听报告的人多数没见过旧社会是什么样子，不管说得怎样，都信以为真。而且他们也需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有”顺乎运动潮流，对自己有好处；“信无”则会产生逆反心理，那可就危险了。
　　“忆苦思甜”还有一个现象：被控诉的地主和资本家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上了，在世上的只有他们的后代和亲人，前人欠下的“债务”就由后辈来“偿还”了。那时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资”了，可他们的家庭成分仍然是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去”成了“永恒”，而且还要往后代“遗传”。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人容易患“时代病”，“四人帮”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可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心有余悸。
　　过去的那一套是给政治运动“鼓气”的，现在有时候我们也搞 “忆苦思甜”，是提醒自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在这里忆“文革”的苦，就是为了说明今天和谐社会的“甜”，“忆苦”不再是制造斗争和仇恨，而成了启发“思甜”的一种新手段。如今的“忆苦思甜”是真正的“私用品”，完全是体现了个人自己的“意志”，叫它“忆苦思甜”不过是一种“温故知新”，让人不忘“文革”，更加珍惜现在社会的甜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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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机关都成立了干部学校。因为革命把一些机关“冲垮”了，干部无事可干，就到这里集中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充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武装头脑”。这种干部学校就取名叫“五七”干校，其教育模式就是“五七指示”里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是想先在干校里做个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全面开花，把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五七”干校，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五七战士”，既能生产劳动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双丰收，成为充满生气的新生社会模式。“五七指示”把这样美好的前景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都把它当成比人民公社更理想的社会模型，当时最时兴“闻风而动”和“雷厉风行”，“五七”干校就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七指示”强调学习，学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时的社会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为了生活的需要什么都得学，记得当时有个口号“做革命多面手”，就像现在的家用电器一样，功能越多、实用性越强就越受顾客的欢迎。那时候各种工作的“技术含量”都很低，只要肯学大体上就能够应付，识字不多的人可以当干部，没有文化的人可以当教员，内行本来就少又得不到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一点儿也不新奇。
　　“五七指示”里有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影子，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一座革命的大学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支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从这里“毕业”的老革命家，个个艰苦朴素意志坚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各行各业的排头兵，他们当年走的就是一条“五七道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主要还是发扬革命传统，让大家在新的环境里各尽所能，建设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社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怪现象，既然是学校就得有教员，可奇怪的是“五七”学校偏偏教员就是个“空白”，学政治不需要教员，只需要“反面教员”。似乎是“反面教员”越多，学校就越兴旺，“阶级斗争”就更热烈，这也成了“五七”干校的“独特风景”。

彭娇妍

（3）&quot;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quot;

    学习毛主席著作简称“学毛著”，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当时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有时也会学毛主席著作的其他的内容。当年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在当时“四清”工作队的扶持下，每个生产大队都设有学习毛著总辅导员，该职一般由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任。各生产队设三两个辅导员，负责组织全生产队社员学习毛著。生产队的辅导员经常要到公社等地集中培训一段时期，还不定期地到外地参观学习，叫做“取经”。各生产队每个星期要组织全体社员学习毛著两个晚上。在当天的下午，大队就召集各队的辅导员备课，发完讲稿后，总辅导员就示范性给辅导员讲一次。内容一般是中央精神、政治运动动向之类。到了晚上8点，首先点名，点名的纪录是用作每月评工记分时参考用的。学习开始，先由总辅导员主持，讲述一下当前的政治动向。然后由辅导员向全队社员宣读白天备课时的内容，接着由生产队长结合实际情况，讲最近的工作和生产、表扬和批评一些人和事。

彭娇妍

各地也树立了一些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人家来取经时，他们就出来介绍学习经验。他们也可以到处演讲、到处做报告，人们羡慕他们不光有了荣誉还得到了实惠，招工、当兵、提干这些好事他们优先。而到了别人那里，人家就会叫当地的积极分子来介绍心得，这叫相互切磋。这些积极分子各有所长：有些能背老三篇、有些能背或默写多少条语录、有些在活学活用上取得了成绩。当然还有典型例子：某某人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找到了毛主席曾说过的一段相关的话，他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结果问题迎刃而解。

彭娇妍

　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还由单位走向家庭，白天在单位里学，晚上就在家里学，不给资产阶级思想留一点儿时间和空间，通过学毛著来实现“家庭革命化”。吃饭之前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睡觉之前也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夫妻吵架也用上了毛主席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