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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娇妍

第三讲：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在我们教育的各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做一个孝子孝女、一个模范公民、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和一个负责任的员工。但没有人教给我们友谊的意义和重要性，或者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朋友。很奇怪，友谊几乎是学校课程中最少被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彭娇妍

本讲我们将讨论三个关于友谊的问题：

　　1．我们应该如何帮助朋友？

　　2．有可能和坏人交朋友吗？

　　3．告发朋友是错误的吗？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将比较根据道德准则给予帮助和忠于我们的作为独特个体的朋友这两者之间的价值。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先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三种友谊。最后，我们将探讨对于一个品行不端的朋友我们该忠实和负责到什么程度，并参照甘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和孔子的评论。

　　引言

　　在我们教育的各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做一个孝子孝女、一个模范公民、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和一个负责任的员工。但没有人教给我们友谊的意义和重要性，或者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朋友。很奇怪，友谊几乎是学校课程中最少被研究和讨论的话题。了解友谊真的那么不重要吗？也许，有一点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不重视研究友谊，那就是中国人往往认为，友谊的发展前景要么就是偶然的，那么就是注定的。人们普遍认为，友谊是否会结出果实，与我们有多努力或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无关。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点运气，要做的就是等着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真没什么好担心的，也没什么好做的。下面，我们考虑一下这三个关于友谊的问题：

　　在友谊之中，我们究竟忠诚于什么？友谊是否仅仅是表现得友好、乐于帮助他人？

　　与坏人交朋友是不道德的吗？

　　告发这样的朋友是错误的吗？

彭娇妍

如果被问到是否知道友谊是什么或者如何交朋友，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知道。既然我们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都交了一些朋友，并在其中付出了努力，我们怎么可能对友谊不甚了解呢？俗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说的就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你的人就是真朋友。因此友谊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提供帮助，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就已经很好了！这不可能有错，因为乐于助人一直以来都是好品质。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抓住了友谊的本质？看看下面这段父子对话：

　　儿子：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朋友？

　　父亲：可能在朋友眼中我一直都乐于助人。
　　儿子：我也乐于助人，也帮助过不少我认为可以当作朋友的人，但结果我没有几个亲密朋友。
　　如果友谊仅仅是提供帮助、对朋友有用，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友好、乐于助人的人最终没有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么多朋友？这个困惑的答案在于这些表面上友好的助人之举背后的倾向。不是怀疑这些助人者的真诚，而是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
　　我提供帮助，因为大家都说助人是一件善事。
　　我提供帮助，因为我的朋友在此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帮助。

彭娇妍

如果被问到是否知道友谊是什么或者如何交朋友，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知道。既然我们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都交了一些朋友，并在其中付出了努力，我们怎么可能对友谊不甚了解呢？俗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说的就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你的人就是真朋友。因此友谊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提供帮助，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就已经很好了！这不可能有错，因为乐于助人一直以来都是好品质。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抓住了友谊的本质？看看下面这段父子对话：

　　儿子：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朋友？

　　父亲：可能在朋友眼中我一直都乐于助人。

　　儿子：我也乐于助人，也帮助过不少我认为可以当作朋友的人，但结果我没有几个亲密朋友。

　　如果友谊仅仅是提供帮助、对朋友有用，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友好、乐于助人的人最终没有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么多朋友？这个困惑的答案在于这些表面上友好的助人之举背后的倾向。不是怀疑这些助人者的真诚，而是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

　　我提供帮助，因为大家都说助人是一件善事。

　　我提供帮助，因为我的朋友在此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帮助。

彭娇妍

如果我们的助人行动是基于第一种倾向，我们也许是出于真诚和好意，因此会得到道德上的嘉许。无疑这是友好的举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举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友谊起作用？问题是，在这种思想背后是一种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莲·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 说的“对于抽象道德准则的忠诚”，而不是“对于人的忠诚”。在忠于抽象道德准则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尽可能友好并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假设这就是大多数道德准则赞同的做法）。但问题是，我们可能是基于一般化的规则去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仅仅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中遵从了一些外在的指令（例如，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而提供帮助者也许仅仅是通过遵守一些公认的道德准则来完成道德行为，而不是真正地帮助某个独特的、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人。然而，从接受帮助的一方来看，对方是否是基于对他们提出的实际的需求以及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来提供帮助，这一点意义重大。

　　无疑，接受帮助肯定是令人受益的事。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在意自己到底只是众多受益者中的一个，还是被朋友看做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当然，我们不会怨恨那些对所有人都友好的朋友，但我们肯定不会把这样的人看做亲密朋友。在真正的友谊中我们寻求的关注是，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对于某个独特个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的是个体独特的“需要、渴望、自我认同、历史，以及涉及独特个体的方方面面”。

　　在忠于一段友谊这个新的信念下，不再是盲目遵从某种教导我们好好做事、好好待人的一般规则。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朋友当成拥有独特的背景、兴趣和问题的独特个体来给予独特的关注。表示我们的关心和关注的方法，不只是遵从一般的、机械化的“助人”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每个具体的事件中作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我们的朋友的特别的需要、兴趣和价值观”。简言之，真正的友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你的朋友根据你是谁、你们共同经历了什么、什么是你的最大利益，来为你做事，而不是仅仅遵守一般道德原则。根据这种理解，有两点对于“忠于人”是很重要的：

　　第一，人与人的关系要想发展并最终转化成真正的友谊，我们到底多慷慨、多友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对方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欣赏（虽然不是共享）对方的价值观和兴趣。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和欣赏，我们如何能针对一个独特的人来行动或表示关心呢？与朋友相处，重要的不是你是否能借给他钱或帮他通过考试，而是你是否愿意认真倾听并理解和欣赏他的职业发展、价值观、生活方式。

　　第二，给朋友提供利益或帮助并不是我们关心朋友的最好的方式。支持和帮助，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如果时机不当，可能会损害友谊。即使我们非常在乎朋友，也不是对所有的朋友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该同样地行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是要取决于某个朋友的独特的需要、价值观和目标。也许大多数时候，我们及时的帮助会得到朋友的感激并有利于友谊发展。然而，我们的热心也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真正的友谊，或者对一个人真正的忠诚要求我们判断何时该借他钱，何时该不予理睬；何时帮他成功，何时看着他跌倒；何时为他牺牲，何时放手不管。

彭娇妍

在乔治·奥威尔不太出名的一本小说《让叶兰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描述了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一段艰辛的友谊。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高尔顿是一个有些文学天才的年轻人，他本可以轻松地得到一家广告公司的很好的职位。但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高贵的诗人而非一般的广告人。所以他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开始了清贫的生活，在一家二手商品店当店员（每月只有两英镑工资）。原因是：他要发动一场针对金钱的战争，要远离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生活。最后他发现以这点收入不足以维持他过体面的生活。当高尔顿为自己那贫民区的房租发愁时，拉弗尔斯顿正舒适地住在位于丽根公园附近的四室公寓中。

　　高尔顿最大的问题是他英勇的“选择”：那个每月两英镑的工作既没有给他带来尊严也没有让他成为英雄，而拉弗尔斯顿的问题是他的800 英镑年金给他带来了耻辱，因为这对于一个想成为“无产阶级一员”的他来说太多了。尽管二人的地位、财富相差悬殊，他们却成了好朋友（至少在小说的前半部是如此），因为他们有两点共鸣：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很明显高尔顿这个人很难相处，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就更难跟他相处了。然而，拉弗尔斯顿与高尔顿“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有一次他帮高尔顿找了一份工作。但他不是遵循助人和友善的抽象的道德原则，他也从未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高尔顿。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高尔顿要的是什么并尊重他的选择。奥威尔这样描写二人的关系：

　　他（高尔顿）找拉弗尔斯顿并请求帮助。他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不是“好的”工作，而是一份能维持肉体的生存而不至于吞噬了灵魂的工作。拉弗尔斯顿对他的请求完全明白。关于“一份工作”和“一份好工作”的差别也无需再多解释了……( 拉弗尔斯顿) 总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

　　奥威尔是对的，他说拉弗尔斯顿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把他认为是体面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高尔顿或以此来帮助他。在维系这段精神平等、物质不平等的脆弱的友谊中，拉弗尔斯顿很成功（最初是如此），因为他能够根据高尔顿的独特的需要和价值以某种微妙的、独特的方式提供帮助。除了花费心思帮高尔顿找一份“工作但非好工作”之外，拉弗尔斯顿还在很多方面很细心以免伤到高尔顿的自尊。他们见面时从不去餐馆也不一起用餐，因为任何涉及钱的活动都可能对高尔顿是一种羞辱。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在大街上、要么就是在酒馆里见面，因为只有在那里“高尔顿才感觉和拉弗尔斯顿是平等的”。即使在酒馆，高尔顿也不会允许拉弗尔斯顿请他喝一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友谊，只有在“高尔顿认为自己付了他该付的那一份”时才成为可能。

　　我认为，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之间脆弱的友谊很好地说明了要“对一个人忠诚”是要有所付出的。要想维持和发展友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慷慨和热心。我们必须忠于并关心那个作为“独特的个体”的朋友（如高尔顿），这个独特的个体拥有独特的历史、需要、价值观和目标。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出，与简单地遵从一般道德原则不同，有时候很难对某个真正的独特的个体忠诚的原因是，它需要更多的敏感、耐心、谨慎思考和良好判断。有人可能会说，也许高尔顿是个难伺候的家伙，因此他与拉弗尔斯顿相处才显得格外累心。的确如此。但无论怎么说，如果我们不去关心朋友的一些需要，不去适应彼此不同的价值观，不去容忍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就不会产生真正的依恋关系和亲密联系，而这正是真正的友谊不可或缺的部分。

　　拉弗尔斯顿高尔顿他们真能成为好朋友吗？

彭娇妍

对于友谊的精髓之一“对人忠诚”就讨论到这里。现在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与坏人的友谊，以及坏人与坏人之间的友谊？为方便理解，这里所说的坏人指具有以下一种或几种行为倾向的人：重利轻义，无视道德，屈从于本能，把他人完全当作工具，易行恶不易行善。

　　让我们再次以父子的对话作为开始：

　　父亲：友谊不只是忠诚于那个独特的个体，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忠诚。

　　儿子：那是什么意思？

　　父亲：这么说吧，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那就是朋友》，演唱者是美国歌手狄昂·华薇克(Dionne Warwick) ，有一段歌词是这么写的：

　　不断微笑，不断闪光你知道你永远可以依靠我，确定无疑这就是朋友

　　无论顺境逆境

　　我永远支持你……

　　儿子：“我同意朋友什么时候都是朋友，即使是在‘逆境中’。我的问题是：要是他们正在变坏或者已经变坏了呢？我们是否还要‘永远支持他们’？”

　　儿子很明显被以下两个问题困扰：

　　1. 对于友谊的分类：好人与坏人之间、坏人与坏人之间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吗？

　　2. 对于友谊的道德价值：我们是否应该忠于一个坏人朋友？先看第一个问题。

　　不同类型的友谊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友谊的分类这个概念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就有所讨论。书中把友谊分成三类：

　　1. 为寻求快乐的友谊。

　　2. 为寻求实用的友谊。

　　3. 为了朋友本身的友谊。

　　根据这个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坏人之间也可以建立前两种友谊：“快乐的和实用的友谊，好人和坏人之间也可以基于此建立友谊。”不要误以为亚里士多德很包容或认可好人和坏人、坏人和坏人之间的友谊。一方面，他的确给了他们“友谊”这个美名，但另一方面，他也谴责了这种关系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是来自于快乐或实用的。这里有两个论点：第一，坏人只有为了快乐或实际利益才能够爱或关心别人；第二，任何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注定是偶然的、工具性的、不稳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承认坏人与坏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爱与关爱可以用“友谊”来指代；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其实不愿意赋予这类友谊什么道德价值，因为一旦预期中的快乐或利益无法实现，友谊很容易破碎。

　　我们很容易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基于功利目的的友谊没有道德价值。事实上，这类友谊在现代社会根本称不上“友谊”，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某个个体的独特价值观和兴趣的忠诚才称得上友谊。对于这些最终基于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如称之为“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雇佣关系”，而非友谊。这只是用词上的问题，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亚里士多德说不定还会同意我们（不把这类关系称作友谊），因为他对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都不看好。

　　至此，我想大家都猜出了第二个论点，那就是，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关系（不管是否称作“友谊”）没什么道德价值。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论点，即坏人只可能建立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还有待商榷。我们将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如果好人和坏人、坏人和坏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快乐或功利，那么，就不能排除这里有真正的、高贵的友谊的可能性。

　　对某些人坏却对另一些人好？

　　对于同意亚里士多德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完全有理由有必要对于“屈从于本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几乎是普遍的规则：这样的人的动机说好听了是“工具性的”，说不好听就是“邪恶”。更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认为恶性（美德）是纯粹的。恶人的恶性不只限于他们生活的某一方面。相反，恶人的所作所为具有一致性，他们的恶性贯穿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一个人贪婪、不顾及别人、不负责任，他在父亲、邻居、网球俱乐部会员、同事、学生、立法者等任何角色中，都会如此行事。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你是个恶人，不管你恰巧承担何种角色，你都会是个恶人。

　　上述说法肯定是一种可能。但是否必然是这样？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些领域是坏人，在其他领域不是？是否有可能某个人在某个角色上卑鄙、肆无忌惮，在其他的方面却表现出美德？根据劳伦斯·布卢姆(Lawrence Blum) 的观点，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是否能够实现道德的专门化、分隔化和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角色、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是否有选择地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分隔化的做法乃是一种更大的恶性，在此我们就不做讨论了。现在要关注的是：人们在不同的角色和活动中、在不同的道德领域中，是否会真诚地、自由地做出不同的反应？

　　事实上，只要纵观我们这个客观世界的运行就会发现，坏人做好事（或相反）也是一个规律而不是特例。原因之一就是，在任何的合作活动或集体生活中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天生的道德”。这对于一个绅士群体和一个犯罪团体同样适用。如果一个犯罪团体要生存、继续其不法生意，他们也需要一些圈子内外的人，能够对他们讲真话、关心他们的利益、真正地尊重他们本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值得他们信任。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他们要与某一伙人开战，他们就不能把所有人都变成敌人。如果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要想做成什么事，无论好事坏事，其中必须有一些友谊——忠诚、依恋、奉献和互相支持——这些都发生在成员之间。

　　而且，即使是最恐怖的“教父”，也想有一个私人生活——在他做全职坏人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生活。因为没人会一天工作24 小时，无论这些邪恶的生意多么赚钱；即使是最可恶的黑社会成员也不想一周七天被人恨。相反，他也想要一个真正爱他的家庭，一个纯粹出于兴趣与他下棋的人，一个既不恨他也不怕他的厨师，甚至还有一条会欢迎他的狗。总的来说，只要一个坏人过的是包含多个领域的生活，认为自己可以承担不止一个角色，他们就会对少数人忠诚，并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来关心。

　　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上述讨论不是为了证明坏人为了生存或成功假装出美德（虽然也可能确实如此）。问题是由于他们生存下来并成功了，使我们推测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些关心和关爱。第二，不要误以为我要浪漫地看待坏人或者赞美邪恶组织，我只是想证明即使是目标邪恶的生活，这其中也可能有一些良好的道德情操。

　　对于坏人朋友的忠诚忠诚在多大程度上与道德相关？

　　第二个问题是标准问题，即我们应该给予我们的朋友多大的忠诚。对朋友忠诚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坏人朋友的忠诚却往往遭到质疑。最多的担心就是我们对做坏事的朋友忠诚，这与我们其他的道德义务相冲突，比如做一个负责的公民；甚至，我们自己还可能成为同谋。这就是甘地的观点。乔治·奥威尔认为“亲密的友谊是危险的，因为朋友之间是互动的，对朋友的忠诚可能导致一个人做坏事”。我相信大多数人都面对过这种两难：一方面是对朋友忠诚，一方面是伤害其他人。例如，小学时我们就常常陷于这种两难：是隐瞒朋友抄作业的行为呢，还是报告给老师。当我们长大后，这样的两难可能变成了在“借钱给一个放纵的朋友”和“对家庭的义务”之间的抉择。

　　奥威尔可能会同意甘地，认为对朋友的忠诚可能是危险的，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不可取的。他的观点是任何亲密关系，包括友谊，都不是绝无风险的，而我们为了友谊而付出些代价也不乏理智。他无意于淡化对坏人朋友忠诚的危险性，他只是认为：“做人的根本就是不追求完美，人们有时愿意为了忠诚的缘故而卷入罪恶，不要苛刻到消除了友情的可能性，人要做好准备被生活打败、摧毁，这正是我们坚持爱同类的代价。”

　　他说得很对，在人们要做到法律上、政治上、道德上都完美和正确的世界上，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特别的、亲密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对于朋友的特别关怀总是让步于一般规则和集体利益，那么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恋和联结，也就不可能建立。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忠诚不应该成为违法或损害社会公正的借口。奥威尔的意思是我们在与他人的依恋和联结关系中产生的某些义务可能与遵守公正的、非个人的法律或道德原则的某些义务相冲突。

　　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告诉我们在这种冲突中哪种义务应该优先。他的贡献首先在于揭示出忠诚和公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其次在于质疑那种追求完美的道德、法律行为，绝对遵从公正原则的生活。在奥威尔看来，甘地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绝对孤立的，不受罪恶、邪恶、偏见污染的生活也许是道德上的典范，甚至是圣人的一生，但未必是普通人的良好榜样。

　　有人可能会承认，如果忠诚涉及的隐瞒真相或说谎仅仅涉及抄作业、逃学等，那也没什么。假如这个朋友真是个坏人，我们要帮他隐瞒的是真正的罪行，又会怎样？让我们看看《论语》中的经典例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虽然这是一则关于父子的故事，这里面的矛盾也适用于朋友之间。如果是我们的朋友偷了那只羊，我们也可能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告发他吗，该举报他的罪行、出示证据吗？如果我们替他隐瞒罪行、藏匿他、帮他作伪证，那我们会成为同谋吗？我们能否既对朋友忠诚，又不侵犯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

　　反对为朋友掩盖罪行的人有两个理由：

　　1. 对坏人朋友忠诚等于是掩盖罪行助长犯罪。

　　2. 我们都有减少罪行、伸张正义的道德义务。

　　让我们仔细看看为坏朋友掩饰的罪行是否应受这样的批评。

　　第一，对于一个犯罪的朋友，我们对他忠诚的方式有很多，不是所有的都等同于同谋。为一个偷了羊的朋友掩饰罪行，我们做的仅仅是不揭露他、没有捉住他，但这绝不代表着我们就赞同了他的罪行或者故意为他洗脱罪名。当然了，我们没有尽最大努力将他绳之以法，

　　这一点是应该批评的，但这与协助他犯罪是两回事。简言之，协助犯罪是一回事，不揭露罪行又是另一回事。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不揭露、不举证，要么导致罪行持续的时间更长，要么产生更多的罪行。羊主对于羊的所有权直到罪犯被抓之前一直都在受到侵犯。如果为罪犯掩饰罪行，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个罪犯朋友在未来可能对其他潜在受害者造成伤害。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们要区别人们的行动（或不行动）所故意造成的后果，和可能的后果。为朋友掩饰罪行，我们可能很清楚我们将造成的潜在伤害，也就是说，我们不揭露罪行所造成的可能的后果。然而，我们绝不是故意要造成伤害的。我们掩饰罪行的原因也不是我们和他有着同样的伤害他人的意图。相反，我们也许仅仅是念旧情，或者还人情，或者仅仅是不辜负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因此，在对我们对于一个坏人朋友的忠诚作出道德判断时，不仅要考虑结果，

　　而且要考虑我们的动机和意图。结果固然重要，但只是伴随着我们行动而来的结果（即使我们事先知道）和我们故意造成的结果，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即使上述区分是有效的，还是会有人反对：即便我们不是故意伤害他人，如果我们本来有机会阻止又没有阻止，我们还是要负责任。这就引出了前面的第二个论点：我们都有减少罪行、伸张正义的道德义务。作为一条普遍原则，似乎任何有能力、有足够“情报”抓住罪犯的人都有义务这么做。作为知道罪犯下落的朋友，他最应该履行道德义务，伸张正义。但问题正在于此：作为罪犯最为亲密、最为信任的朋友，他捉捕罪犯的义务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呢？不管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我们都不能说为朋友掩饰罪行就是唯一能做的好事。我们只是在讨论，我们作为朋友，是否具有同等的作为法律执行人和独立见证人所具有的义务？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强调警察和朋友在这里的分工，警察无疑具有更大的责任来完成这件事。这不是鼓励打着忠诚或友谊的旗号藏私心、作伪证。如此分工的重要之处在于使人们不至于因同时扮演“犯罪调查人”和“关怀的朋友”这两个角色而疲惫不堪。而如果我们可以同一时间只专注一种角色，我们会做得很好。尤其是当我们都认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良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拥有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信任、可以支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的朋友，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我们同时又承担起另一种义务，去侦查、监视、举报任何一个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所做的不法或异常的行为，我们又如何培养那些必不可少的信任和关怀呢？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任何有亲密关系的人都具有和警察一样的责任，我们还会与他人分享任何事吗？

　　同样地，不要误以为这是在鼓励人们在任何做错事的时候去他们所爱的人那里寻求保护。我想这肯定不是孔子的意思。他的意思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为一个作恶的朋友掩饰罪行不代表我们愿意扭曲事实，或坚持我们的朋友做的是对的。

　　如果我们看着执法人员把我们的朋友绳之以法，给予惩罚，我们可能不会感到那么不安。我们祈求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作为他的朋友，如果没有特殊理由的话，我们不用首先扮演执法者的角色，不用辜负朋友给我们的信任，而是能够给予他应给予的关爱。

　　总之，我们强调忠诚（哪怕是对坏人朋友的忠诚）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秩序和正义。首先，我们要相信总有其他的人更有能力、更加公允，可以来执行这个任务。更重要的是，为了过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并发展独特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点空间，在这里，我们的选择、价值观、朋友不至于遭到一些诸如预防犯罪或个人品德的完美等道德目的的破坏。

彭娇妍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申明了我们出于忠诚和信任而对一个坏的朋友负责任，这种责任不亚于（如果不是强于）我们作为模范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确定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绝对的协助执法的责任，例如，告发一个朋友。但这也不是说帮朋友掩盖罪行就是我们严格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忠诚和信任只是为掩盖朋友的罪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由而非绝对的、全面的许可。

　　在至少三种情况中，为朋友掩饰罪行看起来并不合理。在某些情况下，告发他们并不一定就是不忠诚，它们是：

　　1. 当为朋友掩饰罪行有损于自身的正直时：如果我们的朋友谋划的危害来得很紧急以至于执法者没时间也没有主动权去阻止，我们的沉默就等于是协助犯罪。例如，假如只有你知道你的朋友在一个火车站放了一枚炸弹，还有30 分钟就要爆炸了，你是唯一可以做点什么的人。你有首要的责任来阻止它，即使这意味着你的朋友要被捕并协助解除炸弹。你不能再为自己辩解说，是执法人而不是你有义务阻止这件事。如果你没能通知官方或未能与他们合作，你就很接近同谋了。这不是说我们要把法律义务和社会公德放在对朋友的道德义务之前。不管法律怎么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对朋友的忠诚也要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我们就不再有义务支持他们了。朋友之间忠诚的限度就是：它不能使我们和朋友的邪恶做法同谋，或者使我们协助（虽然是消极地）朋友做坏事。我们拒绝做同谋并不能算作对朋友的不忠。我们珍视朋友之间的忠诚和信任，哪怕有时会违背法律或社会道德，那是因为这份忠诚和信任是我们个人正直和自我认同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也就意味着，对朋友的忠诚和信任不应该超过这样一个界限，即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否违法）损害了我们的正直和自我认同。简言之，我们有理由期待、有义务维护我们关于道德的自我认同感。

　　2. 当为朋友掩饰罪行会有悖于我们对无辜受害者的责任时：如果上述论证看起来太以自我为中心，那还有一种情境我们不应该掩饰朋友的罪行，并且是出于对他人的考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假设你的朋友在火车站放了一枚炸弹，这次你不是唯一知情者，警察也知道，并且一直在监视你朋友的举动，你早就知道你的朋友的计划不那么容易实现。尽管如此，你还是有理由做点什么，例如告发你的朋友，以确保炸弹不会真的爆炸。在这样一个要付出高代价的情境中，即受害者都是无辜的，而且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我们对人性的义务，对同类的责任足以使我们放下对某个朋友的信任和亲密关系。这里不是说法律义务，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应该永远高于对亲密朋友的义务；或者在法律和国家面前做一个模范公民比做一个朋友的角色或一段关系要重要。关键是作为一个认识到友谊的真正价值的人，我们也应该知道除了友谊我们还有别的责任，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友谊，应该有能力判断在某个情境下我们对朋友的忠诚是否应该让位于对同类的责任。这个炸弹情景告诉我们的不是所有的事都应该让位于功利性的对人命和财产的加合计算，而是这样一个人类困境：我们忠诚于朋友这种具有内在价值的道德永远都会与另一种道德相冲突，即对同类的道德义务。

　　3. 当替朋友掩饰罪行有悖于朋友本人的最佳利益时：在这第三种情境中，我们告发朋友不是害他，也不是不再把他们当朋友对待了；相反，我们把他交给警察是因为不想看着他变得更糟或者走一条不归路。严格地讲，这不是背叛，因为这其中的动机是为了朋友的最佳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友谊之中我们忠于的是朋友真正的利益而不是表面上的利益和朋友做出的鲁莽选择。作为朋友，我们保护他不受永久的惩罚，而不是保证他不受暂时的惩罚。比如在电影《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 ）里，“面条”竭力告发他的匪徒朋友麦克斯，让他被关进监狱以阻止他参与那疯狂的、自杀性的抢劫银行的勾当。“面条”一定认为，任由他的朋友做他想做的（更不用说帮助他）并不是真的为他好。作为一个朋友，他的首要责任是阻止他的朋友进行毁灭性的活动，而不是盲目地赞同他想做的任何事。

　　作为本讲的结束，我们强调两点。第一，我们要留有（道德）余地，使我们与朋友的关系( 不管是好人朋友还是坏人朋友) 不至于持续地受到法律和道德训诫的干扰。第二，我们要意识到，在这个受保护的余地内，不是我们为朋友所做的一切都在道德上说得过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有义务告发他们。但我们必须确定，这样做不是为了个人所得或盲目地遵从原则，而是出于积极的道德义务，或是出于对自己的良心、对同类、对朋友的最终利益负责。

彭娇妍

　要建立真正的友谊需要花费时间甚至代价，因为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真心地帮助对方，还要考虑到某个特定朋友的特定需要、喜好、价值观。如果友谊很难维持，那可能是由于我们对于朋友的特殊的责任（尤其当与法律冲突时），有悖于我们其他同样重要的道德义务（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例如道德执行者、公民或真正的朋友。只要我们还是社会性的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两难，一方面要珍视唯有友谊才能提供的亲密、联结、依恋、关爱、信任和忠诚；另一方面，有时我们又不得不为了良心或者公民义务而放弃甚至摧毁这些最为宝贵的东西。

彭娇妍

第四讲：吃肉有什么不对？

    如果你在香港街头问路人吃肉有什么不对，对方可能会瞠目结舌。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佛教徒，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个素食主义者。对于香港人来说，饮食方面的享受可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一个香港本地人来说，没有包括如家畜、家禽或海产品等肉类的饭菜可能不会被认为是美味可口的，而一些大胆的食客还会寻求各种奇珍异味，从鲸鱼到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