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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哥对我说：“小妹，你知道河流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吗？”我摇摇头。他说：“因为它想快点儿回到大海母亲的怀抱。”他又问我：“那你知道大海为什么那么平静吗？”他继续说：“因为大海知道自己是河流的归宿。”我不知道，哥怎么一下变得这么文艺了。他没有说话，我们两个静静地坐着，在春天里，阳台上，房里传来爸妈的声音：“快，洗洗手吃饭了。”
两组人生计算题时间:2014-10-09 作者:未详 点击:260次 有两组计算题，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印象很深——
计算题一：1的365次方等于l，1。01的365次方等于37。8，0。99的365次方等于0。03，其中365次方代表一年的365天，1代表每天的努力，1。01表示每天多做0。01，0。99代表每天少做0。01。
这是一个“努力公式”，说的是：如果你我每天进步一点点，那么365天后，就会增长到37。8，你我的进步远远大于“1”；如果你我原地踏步，一年以后你还是那个“1”，“‘1’然如故”，“‘1’成不变”；相反，如果你我每天退步一点点，那么365天后，就会减少到0。03，远远小于“1”，远远被人抛在后面，终将“‘1’事无成”、“‘1’无所获”。积跬步以致千里，积怠惰以致无成。不同的选择，初看无异，一年后令人瞠目结舌，进步一点点是退步一点点的1260倍。起点相同，结果为何不同？差异在于选择。人生的路很长，坚持一点点做，日积月累，美好的根基就会筑就。
计算题二：90%×90%×90%×90%×90%﹦？运算的结果是59%。如果把100%视同考卷上的100分，那90%就是90分，一个足以自豪的分数，用乘法为基准进行运算产生的结果竟然是59分！
计算题二表明的是“连乘积现象”。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一项工作、一场考试……“很优秀”的90分最终带来的结果却是59分，5个90%的乘积给人的警示是深刻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说明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要认真对待，执行任务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打折。你我每一个人，作为其中的一个乘数，都要用100%的精力，按照100%的标准，100%地执行，这样才能达到100%的目标。否则，“留一手”、“放一放”，甚至“推倒重来”，则目标空矣。
这两组看来并不相关的计算题，饱含了丰富的哲理，对我们的人生是很有启迪的。
我们正沦为手机的“奴隶”时间:2014-10-10 作者:未详 点击:156次 我们正沦为手机的“奴隶”。
只要我们有手机作陪，我们便不再需要他人的陪伴。人们的社交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边吃饭边聊天曾被视为不好的习惯，如今这种场面在餐桌上早已司空见惯；在电影院大厅或是在葬礼上打电话，也不会再被千夫所指——谁没有过那么一两次；甚至于，现在连结婚请柬都流行用手机直接发彩信了！
手机的便利与丰富“内涵”，的确令人上瘾。
神经学家及睡眠研究专家称：“神经影像学的各项研究显示，整天用手机屏幕的光将脑部的那块区域照亮，也会像服用海洛因那样上瘾。”
早有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0%的人拥有手机，而在美国，每天就会有两百万亿条短信在交流；42%的美国人会用手机来消遣；44%的美国人用手机上网；54%的美国手机用户会用手机向他人发送图片或是视频；29%的人的手机在一段时间内会关机，仅仅为了休息片刻；还有13%的美国人在用手机逃避各种不喜欢的社交。
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手机使得年轻人的思维更容易脱离现实。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编辑短信或是在手机上聊天、玩游戏，根本没有时间花在书本、运动或者与大自然的交流中。
其实远不止于此，手机带来的其他副作用，还包括：帕金森病、心脏病、脑瘤、癌症、血压上升、头疼及疲劳性记忆力下降或是失忆等问题……我们正在沦为“手机的奴隶”，依赖它且深陷其中。这不免让人怀疑，手机带来的正面效益是否真的大于它带来的负面作用？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扬长避短这个问题上，再下多点工夫？
手机的奴隶时间:2014-10-10 作者:未详 点击:194次 到底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根据某项调查显示，14%的人夜间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手机，11%的人甚至在欢爱之后就去查看手机。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用户，当手机不见时都会感到恐慌和绝望。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手机。当App引导我们走哪条路不塞车，去哪里吃饭可以打折，当微信帮助我们与疏离的亲友更多联系，科技的进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当我们开会时盯着胯下，吃饭时举行奇怪的仪式，当我们因微博的评论伤心难过时（有人甚至因此自杀），我们是否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兴趣与能力？讽刺的是，我们的调查也显示，有孩子的家长中，在自己充分享受手机的便利时，超过20%的人严禁孩子使用手机。手机改变了我们，但我们未必希望它们改变下一代。
多重任务疯狂症
“我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杨华宁说。阳光洒在这位前IT公司高管身上，但却掩不住他苍白的脸色。
杨身上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便已经从公司辞职，他手里仍然时时刻刻都在摆弄一部精致的智能手机，在上面刷刷点点，偶尔抬一下头，目光也看着别处。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更像是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机器不断将最新的讯息推送到手机，他会每隔30秒打开锁屏查看一次，再过30秒，则会查看一次邮件，而此后则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又两分钟过去，他又会重复上面的动作，周而复始。
“没办法，已经成了习惯。”过去5年中，杨华宁每天夜里都会被手机吵醒，白天去任何地方，都要携带3个充电宝为手机充电，随时拍拍口袋看看手机在不在，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动作。在任何一次或长或短的出游计划中，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个——一个永远低头看手机的旅行者。再到后来，即使再重要的场合，他也没有办法放下手机，直视着别人完成一次对话。
杨并非一个智能手机悲剧的个案。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其中超过3亿人，是和杨华宁一样的3G智能手机用户，后者还在以每个月将近1000万人的速度迅速增长。
即便发展速度慢于中国，国外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英国每日电讯》援引babies网站的一项调查说，他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英国的父母们，居然会让这些不到1岁婴儿每天玩4个小时iPad——他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只有大约10小时！
智能手机的普及显然给所有人带来了困扰。仅仅在这个月，就有湖北一名少女走路看手机而掉入深坑坠亡，而南京一名男子则因为专注于手机挡住了火车。重庆的一位学生家长，则为儿子所在的学校捐赠了40万元的非智能手机，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智能手机骚扰孩子的“正常成长环境”。
杨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的看法与拉里·罗森在他的《i成瘾》一书中定义的情况基本没有太大出入，即这是一种典型的“多重任务疯狂症”，具体而言的症状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网络使用者，在网上进行阅读或者进行超文本文档读取时，也很容易分心。”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收到信息的两分钟内，就强迫自己回复”。
这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还在书中定义了手机成瘾的其他一些症状，例如“手机震动幻想症”，“讯息查看强迫症”以及“缺乏睡眠喜怒无常症等”，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低自尊”导致的精神疾病，与财富滥用和病理性赌博类似，成瘾的人们通常“利用强迫行为来摆脱强迫观念”。他甚至援引了一份研究数据，指出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在灰质和白质上都存在明显区别。
但杨华宁的问题在于，除非所有人都放弃智能手机，否则作为一个45岁的中年中国男人，无论是否在工作，他都无法承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
另一种人格
这个问题似乎无解。美国的一篇论文曾经依据“五型人格”理论研究认为，外向型的人更倾向于拥有智能手机，并且对短信功能需求更高；而亲和性的人更倾向于打电话而不是发短信。换句话说，是否更容易“上瘾”，与个人天生的体质有关。
至少就吴若曦而言，这个理论并不足够成立。工作日的温哥华国际机场简直一团糟。广播在头顶一遍又一遍地lastcall，眼前是成群不知所措的旅客，耳机里是流水一样发来的指令，充斥着各种调度、术语、程序和令人抓狂的混乱。
但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刚刚工作6个月的机场地勤，吴若曦已经对此驾轻就熟。半年来她已经保障了104架航班的起飞。她在值机柜台闲庭信步，甚至还用空余的时间跟朋友分享了航空公司的新机型，解答了一个陌生朋友的感情问题，就最近国内的一桩热门媒体事件发表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除了一部智能机。
这对吴这样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不算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吴的生活就在手机上。她已经习惯“一心二用”的生活——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钟手机资讯，吹头发的时候也在看，路上在看，工作的时候在看，下班之后还在看，即便有朋友聚会，大家也都在看手机。今年6月的苹果发布会，时间上正好跟某个航班撞车，吴若曦甚至还作为某国内网站的解说嘉宾，在百忙中用手机完成了全程直播。
这件事的结果好坏参半。一方面，这个在手机上叫做“Onlyswan”的女孩，拥有13000名Twitter粉丝和30000名新浪微博粉丝，拥有一个手机上认识的老公，甚至婚礼上的嘉宾，也是手机上邀请来的。但另一方面，因为有十几部不同品牌的手机轮流使用，临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充电器，带来的焦虑感都会让她失眠。
更多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当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顶头上司，发现吴在手机网络上那些尺度很大的自拍照，尺度很大的两性话题讨论，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论时，无不惊讶于那个平时只顾低头玩手机的怪女孩，居然在手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吴只能对此摊摊手，“只能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也许这是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吧。”
但这些对吴来说都并不是问题。她参加过许多线下聚会，认出她的网友并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冒犯举动。他们对她的价值观表示尊重，甚至激赏。尽管曾经被网警请去“喝茶”，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最近甚至还有一位某地级市的网警在微博上对她说，等她回国要过来见面，像朋友一样，就很多问题当面探讨。
吴若曦觉得她从智能手机中获益良多。在2008年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她就已经混迹于各大论坛，是个小有名气的宅女。现在的她依然怕打电话，但会更多走出去，更多与人打交道，她甚至已经辞职，决定在互联网圈子里做点事情，甚至拣起“国际政治”的老本行。这有什么不好呢？
很明显，我们多数人都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也并非卢德派教徒，与手机打交道不可避免。最近出版的新书《与手机同床》讲述了以苦干著称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何与7/24小时在线工作斗争的故事，办法是强制提高效率，早点下班。
《经济学人》并不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文章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厂商们，主动把手机‘非智能化’。”
问题的背面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一种延续。2009年，美国曾因为加州一位13岁少女每月发15000条短信的新闻，而引发激烈的辩论，但4年过去，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说，新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的无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为“产生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纽约客》今年9月则在一篇《Facebook如何让你不高兴》的文章中发现，同样的严肃医学研究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择了传统行业的IT部门，改用非智能手机，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但不需要7/24小时待命了。
至于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存在区别这一点，也可以先不用讨论了。4年前卫生部已经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里明确了，网瘾严禁损毁性外科手术。在有严谨的医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手机看作随身听，甚至收音机，看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
屏奴一代时间:2014-10-10 作者:未详 点击:86次 网上有个段子，对于现代人上床睡觉的定义：从关电脑变成关手机。
我暗自对号入座，发现自己真是这样。好不容易合上了电脑，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伸个懒腰爬上温暖的床，却又拿出手机，把朋友圈或是微博消息挨个儿刷一遍。钟表滴滴答答地转动着，一晃已是第二天。
手机、电脑、电视、平板、照相机……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现代人几乎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屏幕。哦不，有些人吃饭和上厕所也不例外。
在德国召开的一场数码科技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18。3亿部智能手机，每位手机用户平均每天查看150次手机。换言之，除了休息时间外，每人平均每6分钟查看一次手机。你“达标”了吗？你能忍住多久不看手机？你能想象手机不在身边的日子吗？生活仿佛就是从一个屏幕切换到另一个屏幕，周而复始但仍乐此不疲。从公交到地铁，从商场到学校，满眼的屏幕都在宣告：现代人已经沦为了“屏幕之奴”！
伴孩子成长
作为自制力有待提高的一员，我似乎从小就被各种亮光的屏幕吸引着。
一项调查显示，4岁至6岁的城市儿童中有一半以上都会玩平板电脑，而将近八成的未成年人使用移动终端上网。人类对屏幕的依赖已经出现了低龄化现象，难怪专家们担心：现在的孩子会成为不折不扣的“屏幕一代”。
小时候除了学习和玩，最大的消遣方式莫过于看电视。无奈爸妈管得严，遥控器还没抱热，就被“勒令”看书去。怀着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的心情，相信大多数人童年都会干这样的事情——偷看电视。
随着爸妈车子发动机的声音逐渐远去，我便开始了行动。先是默默记下遥控器摆放的位置，然后记下打开电视后的频道，最后，就是让人激动的看电视环节了。不过看电视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随时留意门外的风吹草动，以防“敌军”随时围剿。一旦听到了门外有一丝动静，我便立刻调好频道关闭电视，然后火速将遥控器放置原位。当发现是虚惊一场时，总会暗自窃喜，然后重复之前的动作。
多年后在网上发现一个有趣的帖子，都是网友们小时候偷看电视时给电视降温的奇招，钻研程度都赶上物理学家了。回想当年，我竟然用扇子给电视机降温，现在想来，真是哭笑不得。
那时还有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不可被取代的任天堂和小霸王，每回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屁股一坐就盯着屏幕几个小时，中间厕所都不带上的，先把魂斗罗超级玛丽通关一遍再说。
再大一点出现了“电子宠物”，这玩意风靡的时候每个小学生脖子上挂的都不是钥匙，而是小小的黑白方屏，课间休息的首要任务就是给它们“喂食”、“喝水”、“安排锻炼”。其实就几个简单的按键，但正是这样一块小小的屏幕让稚嫩的心灵初尝照顾“他人”的喜悦和满足。
后来有了PSP、PS2这些先进的掌上屏，功能也超越了游戏机的范畴。再后来电脑走入家庭，曾几何时一度以为这一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多年来，放学后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就这样被玩电脑无情地占去。清楚地记得读五年级时有天放学后跑到同学家里玩电脑游戏，正尽兴时他爸爸突然回来了，我同学慌乱之中直接拔掉了电源，结果他爸走到房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放在机箱上……
上中学后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一部手机，发短信变成了所有交流方式中最盛行的一招，也慢慢在公交上练就了一只手握拉环一只手飞快打字的本领。
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催生了学生群体中“低头族”的涌现。大学那会儿除了“抬头PPT”，就是“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出现前，一些人期末复习时甚至把电脑抱进教室一页一页地翻讲义。不过，更牛气的人从来都不怎么听课，他们总是于某个角落沉浸在Kindle的小说世界里。
可怕的习惯
有了大屏手机和平板，父母再也不用担心我回家和他们抢电视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却各自看各自手中的屏幕。电视机里的演员们再怎样声嘶力竭，我们都漠不关心，大家都低头默默刷屏。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某一天，老爸去看眼科医生，在被告知用眼过度后，集体窝沙发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现在，爸妈他们现在从网上看到了什么重要新闻或搞笑段子有时都懒得张口说，直接一个链接发到我的微信里——于是多年来隔段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的习惯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微信里一条条来往的语音消息。
要知道，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彻底改掉。
记得有年夏天，打包行李去希腊旅游，住在一个公共露营的营地里，每次吃饭都和朋友一起去营地的餐厅就餐。餐厅的WiFi信号较好，于是我们一行人每次吃完饭总会坐着蹭会儿网再离开，大家举着手机或iPad，默不作声地刷着网页，偶尔交流几声，但大部分时候都只是盯着大大小小的屏幕。
后来，几个露营的团队聚会，一个意大利人突然跟我说：每次在餐厅看到你们，总是拿着手机或iPad。当时的我感觉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小孩，有些尴尬，不知怎么跟她解释。而后来在与希腊本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也发现，当地人都不太在乎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因为对他们来说，夏天的模式应该是：白天在海水里游泳，晚上和好友聚会。手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通讯工具而已。
而我们早就已经深陷各种大大小小的电子产品不能自拔，如果让我离开手机，离开电脑，我一定会像失去了空气般无法自由呼吸。虽然我不想承认，但事实却是：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现代人，居然已经沦为了屏幕的奴隶。
少点又怎样？
如今要问人们打发时间的首选，肯定是玩手机呀！看到美景怎么办？掏手机拍照啊！可是，你的眼睛去哪儿了？你的脑子去哪儿了？你的心去哪儿了？
大大小小的屏幕早已超越各自单纯的游戏、通信、阅读功能，承担起个人社交、娱乐影音和获取资讯的全能利器。
谁都不能否认这些产品方便了人类的沟通交流，但它们是否也在阻隔人们之间的真情实感？其实这事儿见仁见智，关键看你火候拿捏得如何。
拿手机来说，不熟的人面前拿起手机左瞧瞧又看看，装得好可以巧妙化解尴尬；但在熟人面前频繁查看、明显分神恐怕就不会那么招人待见。
有人讽刺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聚会就是换个地方玩儿手机；“零零后”排排坐就是平板联机打游戏……难怪网上有帖子出招：聚会前要统一没收手机。我看这办法挺好，不是很久没见面了么，好不容易当面聊聊，时间多宝贵，手机赶紧扔一边儿去！
而最近有媒体报道，一高校为了防止学生上课频繁“低头”，在每个教室的第一排座位都挂上了专门用来放手机的口袋，每个学生落座前都要乖乖地把手机放进标有自己姓名和学号的格子里。
养成“屏幕依赖”可不是件好事，坐久了容易长胖和近视，还有颈椎腰椎出问题的危险，而且对人们心理层面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研究表明，长时间面对电视、电脑或手机屏幕可能会造成人们实际交往能力、社交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下降，加上接触到的信息大都以碎片化、快餐化的方式所呈现，这样一来对思考和判断能力也是一种极大的冲击。
今年两会上某媒体记者戴上了“高大上”的谷歌眼镜，成为新媒体时代引领全能型记者的风向标。放眼世界体坛，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也在个人社交网络上推广这种眼镜，试图将科技与运动完美结合。
但每每瞧见那些过于虚无的概念产品，我不免联想到英剧《黑镜》里讽刺高科技的桥段——即使我们用虚拟屏实现了游戏、聊天、视频、人工智能对话等等，暂时摆脱了无聊和空虚，但当人心人性裸露，人类还是难免会悲伤啜泣。
为什么不能少看一点屏幕？回忆童年与小伙伴在外撒野打闹，我们拥有更多“真正的快乐”，整天刷手机、玩平板、打游戏难道就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和现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如果可以，拿出你每天看屏幕时间的十分之一和周围实实在在的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一会儿呗，屏幕之外的世界同样精彩啊。
老啃族：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时间:2014-10-10 作者:未详 点击:131次 “啃老”、“自啃”或者“老啃”，这个并不严谨的分类，大致可以囊括工作着的年轻人。“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里，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不可能凑多大份子。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在打这样一番算盘：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明年的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明年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在不发生大的变故的条件下，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罗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农村的“城一代”们面临的普遍困境。
何东光，广东河源连平县人，32岁，在东莞工作，两年前刚刚完成自己的“乡村建房大业”。2005年毕业后来到东莞，拿着六七千元的工资，住着最廉价的出租屋，吃着最便宜的快餐，5年间，存下来20万元，在家乡的小镇上建了一栋3层楼房，2011年落成。
这栋楼房，目前还在空置着，只有一楼的两间门面出租给别人做小生意。上面两层，只有一个在镇上读书的表妹在住。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广州谋生，父母在村里务农，目前都不住这套房子。
这是一种宿命，何东光知道父母逐渐年老，必须为他们创造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有了这栋房子，一家人都踏实。因为建房，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相当于毕业六七年后才开始点滴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