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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记忆我热爱我的祖国，所以我保存着这样一份红色的记忆。
——题记
当我仰望天空，红色的朝阳带我回到了1935年的冬天，这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
苍茫的华北大地，传来了一声声钟鸣。终于，华北的宁静被打破了，中国的大门被敲碎了。侵略者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了祖国的心脏，沉睡的大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
肃风呼啸，肆虐过华北阴云密布的天空，像是要让整个华北大地臣服，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它将冬日的酷寒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惨恶的日子里，预示着一场泯灭人性的屠杀上演。
教室里，校园里，不见了学生的踪迹，他们哪去了。风华正茂的年龄，大好的青春，不读书，何为。难道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事吗？对、有，祖国山河沦陷，诺大的华北却放不下一张课桌。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我们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然而，让我，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有这样的气概。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你们时，你们站了出来，用身体抵住了无情的血腥镇压，用鲜血铸就了中华。
1935年12月9日，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千名学子涌上街头，冒着刺骨的寒风，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们只想向执政府请愿，挽救危亡的祖国，拯救走向灭亡的民族。可是等待他们的是紧闭的新华门，手持刀枪的军警，驾着机枪的摩托车，一派杀气。他们不甘，他们不服，他们不放弃，人流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涌来。震撼人心的怒吼从肃寒的华北响起“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
他们的不屈终是惹恼了卑虐的执政府，他们遭受到了血一般残酷的镇压，军警那冰冷的皮鞭抽的他们鲜血淋漓，那血红的颜色本该是纯洁的，但此刻，那恐怖的伤口像一条条毒蛇，让娇艳的花朵，无情的凋落。还有那高压水枪喷出的水蛇，在此刻竟变的无比恶毒，把学生的棉袍变成了冰袍，冻得人不断痉挛。
天虽寒，可哪比的过人心寒啊！
手无寸铁的学生如何敌得过你们这些全副武装的军警，他们唯有用鲜血惊醒你们这群愚昧的执政府，你们不配当中国人。当你们手持冰冷的武器，面对我中华儿女时，你们怎么下的了手啊，你们如何下的了手啊。他们是你们的兄弟姐妹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们的心是铁做的吗？你们残酷的向你们的亲人出手，为什么。你们是罪人，是中国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我不会原谅你们，我们不会原谅你们，中国不会原谅你们。
他们哪个不是时代的明珠，而你们却将这些明珠辗成粉末，难到纯洁的生命陨落，就是你们所希望的吗？回答我，为什么？你们竟容不下一丁点光芒刺痛你们那在黑暗中早已麻木的神经。可是你们的血腥屠杀是掩不住学生的人性光辉的，历史将这份光辉越聚越亮，这份红色的记忆将永载史册。
美文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天下唯血，才是真性情，他们用热血抵抗冬日的酷寒，他们用血液昭示了——中华民族，必定永存。
一片丹心图报国，千秋青史胜封爵。中华，中华，我所至爱，如果可以，我愿同他们一起，为国捐躯，死而无愧。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血铸中华，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怀念，而我心中的这份红色记忆正如那血红的朝阳冉冉升起。
作者：未来的鸡蛋 团结赞歌世代传唱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哎……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长征不怕路途遥。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
在彝海边听《情深谊长》别有一番滋味。走在彝海边上,清澈的彝海水,巍峨的纪念碑,让人想起81年前,一支头顶五角星,脚穿草鞋的队伍逶迤北上;想起刘伯承元帅与小叶丹庄严承诺、豪迈举杯。
在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城东街的红军长征纪念馆,有一座铜雕:毛主席正在神采奕奕地讲述,有几个穿着彝族服装的群众聚精会神地聆听。这是当年毛主席在此接见果基达列等彝族代表,并通过果基达列向部分家支头人赠送礼品的场景。
1935年5月20日,中央红军进入冕宁县境内后,就四处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开篇便明确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布告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汉族群众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召开会议后,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红军在北渡金沙江后,进入到了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聚居区。从泸沽到大渡河在当时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另一条则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险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蒋介石在大路的沿途撒开了一张巨网,誓要把红军歼灭在大渡河以南的安顺场,为争取时间,必须经过大凉山彝民区的小路行军。
当时凉山州尚处在奴隶社会,加之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进行军事上征剿和经济上掠夺,国民党军队又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使彝族人民不断遭受各种苦难。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敌视。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在刘伯承的率领下,来到彝族拖乌地区时,受到了当地彝族武装阻拦。刘伯承了解这一情况后,通过通司(翻译)向阻挠的彝族武装喊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从这里经过是借道北上抗日”。并反复阐明红军的性质和政治主张,经过通司联系,双方进行交谈,小叶丹和刘伯承在彝海边举行了结盟仪式。
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从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派人去彝海打来水,以水代酒,歃血为盟。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刘伯承端起酒碗一饮而尽。小叶丹也举起酒碗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愿同生死。”亦一饮而尽。刘伯承将随身携带的手枪赠给小叶丹,小叶丹把自己的黑骡子送给刘伯承。红军赠送了部分枪支和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小叶丹派出彝族向导为红军带路,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
事后,当地军阀要追究小叶丹与红军结盟的罪责,小叶丹被迫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作为罚款。但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被国民党收买的当地彝族部落武装伏击身亡。临死前,小叶丹交代妻子,一定要保管好旗子,等“刘大哥”的队伍回来。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珍藏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重新交到了刘伯承的手中。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给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作者：王大钊 王培金:百岁老兵的长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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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金夫妻
人物档案
王培金,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18岁参加红军,长征中两次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获得过不少荣誉勋章。1959年参与到宣威电厂的建设中,20年后,调至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工作,1982年离休。
在昆明船房小区火电厂宿舍区里,老红军王培金躺在一张简易床上午休。百岁高龄的他,耳朵已不好使,走路需要人搀扶,几乎不与人交谈。
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半个多世纪前那些血战沙场、带兵冲锋陷阵的岁月,那些爬雪山、过草地,血战日寇,挥戈南下的往事,他从未与子孙深谈过,独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18岁参军英勇抗敌
王培金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有兄弟姐妹5人,王培金排行老四。因为没有土地,只好给地主家放牛。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这一年8月,18岁的王培金带着弟弟王培成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王培成后因中途生病,没有继续参加革命。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作战英勇的王培金于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为支援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牵制敌军主力,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长征。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王培金紧随部队。对于长征的艰辛,他几乎不跟家人聊起,仅偶尔用在教育孩子上。“那时没有穿的,更别说雨衣了,下雨时,衣服湿了在身上焐干后又穿,继续行军。”他跟孩子们说,长征路上,每天都要走很多路,很多时候没有鞋穿,就赤着脚行军,脚上常常磨满了血泡。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嚼过树皮、草根,甚至将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军用牛皮带拿来煮了吃。烧火找不到火柴,就用原始的打火石取火……
最令王培金刻骨铭心的回忆是,牺牲可能随时会发生。“我们身穿破衣、脚踩烂草鞋开始爬雪山时,远远见一朵乌云飘过来,天空立即就飘起了大雪。爬到中途,突然雪崩,一个战友就被卷下悬崖壮烈牺牲,我们难过得失声痛哭。”
长征给王培金留下的“后遗症”就是爱吃肥肥的火腿肉,不吃就会流口水。与他相濡以沫63年、已81岁高龄的老伴欧莲珠说,有时候小辈吃饭挑食,王培金就会教育孩子,给他们讲述老一辈曾经啃树皮、嚼草根的艰苦岁月,教育孩子们要勤俭节约,懂得珍惜与感恩。
欧莲珠总结,王培金的长寿源于长征留给他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
日寇弹片至今残留在腿中
1936年,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王培金,也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班长。
经过长征的洗礼,王培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延安后的王培金投入到了抗日战争中。
因为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抗战爆发后,王培金担任工兵连排长,后又任连长。
从他不多的回忆里得知,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的公路、铁路及桥梁,摧毁敌人的运输线。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战斗,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次战斗中,王培金的左腿膝盖被鬼子的炮弹击中,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弹片至今残留在腿中。
1996年,王培金残留着子弹的左腿旧伤复发,医生建议他住院做手术取出弹片,当时甚至连住院的手续都办好了,但他考虑到做手术要花公家许多钱,坚决不同意做。最后,他只打了几针消炎针水,就回家了。
之后,虽没有大发作。但照顾王培金的保姆说,洗脚时,他总说脚底板疼,不让洗。除此外,他还患有风湿等病。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培金并没有解甲归田。在他的家里,至今还保存着淮海战役、华北解放纪念、解放华中南纪念、渡江胜利纪念、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的勋章。
1947年3月,王培金在解放山西运城的一场战役中再次负伤,失去了右脚的两个脚趾。
据王培金回忆,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记忆是在渡江战役中,敌人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在前行道路上布下地雷,为了给突击部队打开通道,作为工兵营副营长的他带领着战士以身体滚雷,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王培金参加的最后战役是随解放军南下云南剿匪。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伤残情况,王培金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景谷县担任公安局局长。1954年,又调任普洱公路工程局保卫处处长,后调入云南省水电设计院任保卫处处长,从此与电结缘。
教育孩子不要搞特殊化
1959年,王培金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宣威电厂的建设中。20年后,调到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工作,1982年离休。
工作中,王培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
最让家人记忆犹新的是,王培金从不向组织要求特殊照顾。欧莲珠记得,当时条件差,景谷县公安局只有一辆解放牌吉普车,虽然是局长,但他坚持走路上班。
他也常教育孩子不要搞特殊化。以他当时的身份,完全可以把4个孩子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工作,但他没有这样,而是教育他们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
一段时间,为了照顾父母,在一集体所有制建筑公司上班的小儿子辞掉了工作,到王培金所在单位上干临时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培金也没有向组织提出更多的要求。
采访当天,王培金的四个儿子都回来看望老父亲。三儿子王建平说,1975年,高中毕业后,他就下乡当知青去了。两年后,好不容易有个返城名额,父亲都没有帮忙争取,更不要说找工作的事情了。为此,年轻时他还有些想不通。
不过父亲是英雄,儿子是好汉。在王培金的教育下,4个儿子不仅没有给他脸上抹黑,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成绩。“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拼爹。”王建平说。
作者：谭江华 半截皮带里的长征记忆
在艰难的长征途中，红军战士每天面临死亡威胁的不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围追堵截，也不只是自然条件的极度恶劣，还有缺衣少食的重重困难。在漫无边际的草地里，没有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吃野菜，甚至煮皮带充饥。
军事博物馆里陈列了大半截的皮带，这个皮带上还写着“长征记”这三个字，用刀刻的。红军长征当中非常艰苦，特别是过草地这一段，方圆几百里的草地，粮食都吃没了，野菜也都叫前边的部队挖没了，后边的部队就没什么吃的。后来琢磨起来就是扎的腰带，包括枪套，这些都是皮做的，把它们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搁水里煮，熬成汤来喝充饥。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时候，一个战士叫周广才，他这个班原来14个人，牺牲最后剩7个人，7个人都靠吃皮带维持生命，前6个人的皮带都吃完了，开始吃他的皮带了。当吃完皮带第一个眼的时候，他很伤心，他央求大家说，不要再吃了，这个皮带是战利品，能不能留下来，把它作为战后我们的一个见证，在他的央求下，大家没有把这个皮带吃了，就保留了下来，后来他在这个皮带上刻了几个字，叫“长征记”。
吃皮带还有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党小组，党小组也都把皮包都吃完了，最后剩下这一个公文包，怎么办呢？开党小组会议研究，最后决定把这个皮的公文包保留了下来。还有的在长征途中，捡到一个破鼓皮，开始没有把它当回事，就是随身带着坐一坐，在过草地时候它发挥了作用，也把它煮了，切成一块一块的充饥。所以半截皮带也好、皮包也好，它反映了长征的这段艰苦岁月，见证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这种精神。
作者：姜廷玉 百岁女红军长征记忆
2017年1月5日是红四方面军老红军芦桂秀的百岁寿辰。她是武汉目前健在的经历过长征的惟一女红军。
此日上午，芦桂秀老人一家四代数十口来到武昌东湖之滨的梨园医院病房，给百岁寿星拜寿，躺在病床上的芦桂秀老人（见右图），胸前挂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的长征胜利70周年、8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走过百年风雨的她，与人交谈已经很困难，必须有家人根据手势和表情“翻译”。但她对当年红军长征记忆十分清楚。
芦桂秀于1917年出生在四川苍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红四方面军队进驻川北的川陕根据地，16岁的芦桂秀和哥哥一起参加红军。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当时芦桂秀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团支部书记，跟随毛主席率先走若尔盖过草地。那时，芦桂秀用背篓背着宣传队的道具，怀揣着她的青春梦想，一路高歌行军跟着队伍南下到松潘、理县、懋功、天全、芦山和名山县的百丈关，参加了数十次作战。
记者问及她在年轻时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无数次征战受伤，又忍饥挨饿、遭受千里雪山的严寒，为什么还能活过100岁，芦妈妈笑着说，命大的人福就大，做人还需肚量大、能容人、粗茶饭、勤劳动、无私心。
大女儿赵玉兰介绍，母亲一辈子都很勤劳，在延安时期上山砍柴、烧炭，解放战争时期，在行军路上挖野菜、找草根养活一家人。三年自然灾害时，在湖北省林业学校的大院子里开荒种地，养猪养鸡。收获的红薯、麦子、蔬菜，不仅养活一家9口人，还接济过很多人。
作者：汤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