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2日企业热点新闻

为生歌唱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对上级精神不刻意搞“开会传达不过夜”。这一规定切中时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达不过夜”的初衷，是为了缩短政策从发布到执行的时间差，避免信息衰减。但在一些地方，这一要求被简化为“速度竞赛”。有的单位为了抢在“第一时间”传达，将文件原文照搬转发；有的干部为了凸显“重视程度”，在传达会上照本宣科，对政策内涵不求甚解；有的地方把“不过夜”的记录当作考核政绩的筹码，用会议纪要、签到表代替实际落实成效。这种“唯速度论”的背后，是对“落实”本质的曲解。

当“传达不过夜”成为衡量落实的主要标准，政策执行便容易舍本逐末，陷入“空转”的泥潭。更严重的是，“唯速度论”正在加剧基层的“内卷化”空耗。为了应付“传达不过夜”的要求，基层不得不将精力耗费在“连夜开会”“即时反馈”的表演上，反而挤占了调研、研判、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这种“表演式落实”还会侵蚀政策的公信力。群众期盼的不是“文件连夜到”，而是“实惠尽快来”，当“传达不过夜”的热闹与“不解决问题”的冷清形成反差，政策在群众心中便会打折扣。

落实的本质，是让政策红利真正抵达基层、惠及群众。这要求我们跳出“速度崇拜”，建立“实效导向”的评价体系。要区分“传达”与“落实”的边界。传达是落实的前提，但绝非终点。就像医生看病，既要快速接诊，更要精准诊断。政策执行中，“不过夜”的传达之后，更需要“沉下去”的调研，了解本地实际与政策要求的契合点，找到政策的落点。同时，要建立“分层分类”的节奏机制。并非所有政策都需“不过夜”传达，紧急事务当雷厉风行，复杂工作需稳扎稳打，如防汛救灾的部署措施，必须分秒必争贯彻；而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关系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则应预留充分的研究时间，仔细谋划，制定出贴合实际的方案。这种“慢中求准”的智慧，远比“囫囵吞枣”的速度更有价值。

杜绝“传达不过夜”异化为“表演式落实”，需要完善科学的评估机制，建立完善“结果导向”的考核标准。考核应少看“传达了多少次”“会议开了多少场”，多问“问题解决了多少”。同时增加“群众获得感”“实际成效”等刚性指标，倒逼基层从“重痕迹”转向“重实绩”。这种导向的转变，才能让干部摆脱“速度焦虑”，沉下心来办实事。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中对“传达不过夜”的规范，是一次对基层工作方式的矫正。必须充分认识到，政策的传达和落实不能只看速度，更要注重质量和效果。只有少一些“连夜传达”的表演，多一些“庖丁解牛”的钻研；少一些“马上回复”的浮躁，多一些“一抓到底”的韧劲，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孟亚生）

为生歌唱

商场里，年轻人围在潮玩柜台前挑选盲盒；写字楼旁的疗愈馆内，上班族正体验着芳香SPA；社交平台上，玩家们分享着金属玩具的改装心得。这些看似分散的消费现象，实则指向同一个趋势——情绪消费正在成为市场增长的新引擎。据《经济日报》报道：从泡泡玛特的潮玩热销，到老铺黄金的文化赋能，再到疗愈服务的兴起，情绪价值正从消费市场的边缘走向核心。

情绪消费的崛起绝非偶然，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回顾历史，上世纪的家庭“四大件”主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今天的潮玩、疗愈服务则直指现代人的精神诉求。淘宝平台“娃圈”商品成交同比增长超50%的数据，疗愈服务搜索量激增428%的现象，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当代消费者正在通过购买行为来应对孤独感、压力和焦虑等情绪问题。年轻人购买棉花娃娃，除了被其可爱造型吸引，更看重它提供的情感陪伴功能。这种消费行为的转变，清晰地标志着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从“物质满足”向“精神满足”的重要升级。

情绪消费带来的不仅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更催生了全方位的产业创新。泡泡玛特海外收益激增475%的亮眼表现，老铺黄金成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融合的案例，以及EDC玩具巧妙融入国风元素的尝试，都充分证明情绪消费正在推动产品设计走向文化回归与技术迭代的双重变革。现代商家已经超越简单的商品售卖，转而构建完整的情感生态系统——从为玩偶配套设计的娃衣、展示盒到安全座椅，从疗愈SPA延伸出的冥想课程到配套产品，产业链的持续延伸使得情绪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商业模型。这种创新不仅极大丰富了市场供给，也为传统文化找到了与现代生活接轨的表达方式。

然而，情绪消费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电商平台上，各类主打情绪价值的商品琳琅满目，价格跨度从几元到数万元不等。线下情绪服务项目销量亮眼，但个人信息泄露、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价格不透明、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乱象时有发生。例如，部分“疗愈服务”夸大疗效，宣称“一次冥想治愈抑郁症”。更值得警惕的是，盲盒的成瘾机制设计、疗愈服务的虚假承诺等现象，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从长远来看也会削弱市场的健康发展潜力。这些都提示我们，情绪消费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体系。

要确保情绪消费持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首先，行业内部应尽快建立科学分类标准与效果评估体系，严格区分娱乐性产品与医疗性服务，杜绝任何形式的虚假宣传。其次，电商平台需要加强数据监管，优化算法推荐机制，避免过度放大消费者的冲动购买倾向。最后，消费者自身也需保持理性认知，明确情绪消费只是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

面向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情绪消费在规范发展中持续释放“悦己能量”，避免沦为资本逐利的新工具。这需要商家坚守产品初心、平台履行监管责任、监管部门完善制度保障、消费者保持理性判断。只有当消费既能满足物质需求，又能滋养心灵，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这种平衡与和谐，正是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皖中客）

为生歌唱

继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和初高中衔接课后，教培机构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高(中)大(学)衔接班。瞄准的对象是准大学生们，让他们在高考后的暑假提前学习大学知识。

据《南方周末》报道，“高大衔接班”学的主要是大学英语、英语四六级、高数、大学数理等课程，这些课一般单科收费近千元。为宣传招生，有推销人员直言“高考英语147分的孩子都在学”。

中学与大学的本质差异，决定了衔接的关键绝非知识的简单延续。中学教育以应试为轴心，不少学生习惯了“老师划重点、家长盯进度”的被动模式，目标是在标准化答案中争夺高分；而大学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知识丛林，有专家指出，大学学习的核心是“努力掌握各种不同答案”——同一历史问题可能有七八种观点，同一社会现象需跨学科解读。这种从“求同”到“存异”的思维转变，从“被人安排”到“自主规划”的角色切换，才是衔接的核心命题。

一言以蔽之，真正的“高大衔接”，核心是培养独立自主的生存与思考能力。而“高大衔接班”将大学课程简化为高数公式、英语单词的提前灌输，本质是把大学拉回中学的应试轨道，用“赢在大学起跑线”的焦虑，掩盖了对教育规律的无视，恰恰与这种转型的本质背道而驰。

“高大衔接班”的泛滥，暴露的是教育包办思维的惯性延续。家长们习惯性地将孩子的成长视为“可设计的工程”，从幼小衔接到初高中衔接，再到如今的“高大衔接”，始终想用培训课程替代孩子的自主体验。社会学中的“社会时钟”理论本是描述群体成长节奏的参考，却被异化为“必须按时刻表前进”的枷锁。

高考后的暑假本是珍贵的“自留地”：打工体验能触摸现实脉搏，旅行漫游能拓宽认知边界，哪怕是看似虚度的松弛时光，也是青少年重新认识自我的必要留白。这些看似无用的经历，恰恰是形成独立人格的养分——比提前记住几个高数定理更重要的，是学会自己规划时间、判断价值、应对未知。

大学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可能因一堂选修课发现新的兴趣，可能因一次社团活动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可能因一场辩论赛重构对世界的认知。此前，有培训机构打出“用一周时间，模拟大学四年”的口号，宣称能全方位模拟大学四年生活，提前规划大学生涯，本质上就是用标准化模板消解这种可能性。

从中学到大学的衔接，是一场关于“放手”的教育实践。本该自由生长的青春，不该继续困在分数与排名的牢笼里。家长需要明白，孩子终要独自面对知识的海洋与人生的岔路；社会需要接纳，成长本无标准答案，一时的知识滞后远不及独立人格的缺失可怕。

人生不是一次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相较于赢在起跑线的片刻功利心，不如把精力花在丰盈意志、强健体魄等的长远之事上。与其花钱报衔接班，不如相信年轻人的适应力：他们能在高考的千军万马中突围，就有能力在大学的自由天地里找到自己的节奏。毕竟，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提前预装知识的机器，而是造就能与世界自主对话的灵魂。（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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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大约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毕业工作10年的年龄，这时候正是一个人年富力强、创业进取的关键阶段。然而，长期以来，35岁却成为很多求职者迈不过的门槛，这一门槛折射出的是一种不合理的歧视，不仅加剧了就业焦虑，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近期，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关于打破职场“35岁门槛”的言论以及启动“35+计划”的行动，引发关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再一次反映了公众对打破求职“35岁门槛”的期盼。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已率先打破35岁这一年龄限制，这是一种积极的“突破”，表明着“35岁门槛”正在松动，年龄限制的坚冰正在消融。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就业领域年龄歧视的形势依然存在，如何才能破除这道冰冷的“门槛”？这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需要从国家、用人单位、个人多个层面出发，共同努力，形成系统合力。

打破“35岁门槛”，国家层面上首先要做的是立法破冰，要不断完善反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为打破门槛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要优化机制，激励用人单位主动拥抱“35+”人才，用好人才市场、招聘会等平台，畅通用人单位与就业人员的双向联系渠道。另外，要通过文化引导重塑社会认知，消除对大龄求职者的刻板印象，倡导多元化的人才观，鼓励构建终身职业发展体系。如此，才能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构建更加包容的就业市场。

打破“35岁门槛”，用人单位需要打破职场固有的年龄歧视观念，改变在年龄等方面“一刀切”、增设就业门槛的用人方式。一直以来，有些用人单位偏向于招录年轻员工，认为35岁左右的求职者年龄偏大，需要较高的薪酬待遇，缺乏活力和创造力，职业发展道路较为狭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职场中35岁的人才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技术、心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比较成熟，还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创造力也依然处于活跃阶段。用人单位要积极转变用人观念，根据国家政策、自身发展目标以及员工的职业发展来适时调整招录、培训和激励员工的策略，创造良好、公平的就业环境。

打破“35岁门槛”，还需要求职者能自助。个人要通过能力素质的提升，来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比如通过“经验结构化能力”将以往积累的经验转化为更加成熟的思维和工作能力。在复合能力上也要尽可能地提升，既可以深耕一个领域，掌握这一领域的多个核心部分，也可以尽可能多从事技术、专业、管理等多种岗位，进行复合能力的历练。同时增强资源整合能力，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注意积累资源，服务所从事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兼顾家庭、工作的同时，坚持终身学习，补齐学历、知识短板，实现个人的不断成长。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经验与活力互相滋养，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舞台上尽情绽放。全社会同心协力，形成系统合力，才能共同打破这道阻碍人才流动与社会发展的门槛。

（作者：罗舒，湖南省岳阳市委党校讲师、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岳阳基地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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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即将到期，不少车主反映频繁接到保险公司的陌生推销电话，对方甚至能准确说出个人信息。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保险中介机构的用户注册协议或隐私协议中存在“授权将联系方式及间接用户画像用于‘合作伙伴产品推荐’”等侵权条款。

保险行业属于“个人信息密集型行业”，涉及数据要素多、保护链条长、风险点分散。相关经营主体掌握着生物识别、金融账户、家庭关系、财产状况、就医健康等敏感个人信息。相关企业不能借“行业惯例”之名倒卖用户信息。铺天盖地的营销信息，不仅会打扰用户正常生活、引起反感、丢失潜在客户，也会引发公众对信息安全的质疑，损害整个行业的公信力。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都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即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此外，为确保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的可追溯性，防止销售误导，原银保监会于2020年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机构记录“投保人在销售页面上的操作轨迹”。但某些机构却将其扩大为收集浏览历史、点赞记录等无关数据。将满足监管的必要收集与商业目的的信息收集混为一谈，有误导消费者、过度收集信息之嫌。

此类“沉默式”侵权条款往往隐藏在复杂的协议文本之中，较高的阅读成本和理解门槛，很可能让用户在无准确认识的情况下，同意了服务提供者超出“最小必要”原则的信息收集，倘若用户阅读后不同意协议，又得承担包括无法使用在内的潜在后果。

尽管近年来我国形成了由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构成的数据合规顶层法律框架，开展了各类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百姓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但个人信息违规收集现象仍屡禁不止。背后除了利益方对合规成本与违规收益的考量，也有“最小必要”原则相对模糊、数据流转黑箱化、技术滥用隐蔽等因素。因此，要治理个人信息的过度获取和不当使用，单靠用户的“火眼金睛”或企业的“道德自觉”远远不够，还得细化场景规则，做到有效告知，提高违规成本，建立刚性约束。（苏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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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快速迭代的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不让网络保护举措滞后于技术发展脚步，需要全社会共同探索答案

互联网空间的问题，不能仅在线上求解，还需要线下共治

日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越来越多的群体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速落地，新兴市场蓬勃发展，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发展与未成年人发展的关系，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常说，互联网是一柄双刃剑，这句话对未成年人尤为适用。互联网为未成年人丰富娱乐社交方式、拓展学习空间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当下的未成年人更是从出生开始就享受互联网发展的红利。网络不再是未成年人生活的“可选项”，而是如空气般渗透到他们学习、社交、娱乐的方方面面，成为成长中难以剥离的组成部分。

但互联网空间内，风险、诱惑与陷阱等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游戏、短视频沉迷，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在防止网游、短视频沉迷等方面，通过不断健全法律体系、强化防沉迷机制建设、压实平台责任等，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来看，挑战依然严峻。比如，农村儿童沉迷网络的问题，近年来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一方面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缩小了数字鸿沟，让更多农村儿童有更多机会接触丰富的网络资源；另一方面，农村家长引导孩子科学合理用网、触网的意识薄弱、能力欠缺。农村家长本身就相对缺乏媒介素养，特别是刚触网的农村老龄群体，他们沉迷网络、掉入网络陷阱，本身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当家长自身都无法抵御网络的诱惑，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孩子筑起一道有效的“防火墙”？而农村儿童，又恰恰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一个薄弱环节，最需要科学上网的引导、干预。这种现实与矛盾，无疑加大了农村儿童防网络沉迷的难度。

老问题还在持续求解当中，而新的挑战又在不断冒出。日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将主要聚焦实施网络侵害、隐蔽传播违法不良信息、诱导参与线下危险活动、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四类突出问题。诸如借绝版“谷子”、明星周边等名义实施网络欺凌、隔空猥亵等恶性违法行为，恶意发布导向不良的未成年人出镜内容，炮制软色情、软暴力“毒流量”等都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再如，算法推荐带来信息茧房，窄化未成年人视野；人工智能“以假乱真”，助长虚假信息传播、隐私泄露等，都为当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问题中，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尤其值得全社会投入更多精力来关注和破解。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实现了从技术到应用的全方位进步，产品数量迅猛增长，应用场景持续扩大。未成年人无疑是各类人工智能产品的重要使用者。从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到使用AI社交产品丰富线上社交，在不少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未成年人都成为“先行者”。如何避免人工智能生成的不良内容误导未成年人，如何规范未成年人技术使用边界，如何让不同背景的未成年人平等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资源……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积极应对快速迭代的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不让网络保护举措滞后于技术发展脚步，需要全社会共同探索答案。

当然，互联网空间的问题，不能仅在线上求解，还需要线下共治。振兴乡村经济，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是把农村儿童的视线从手机屏幕中抢夺过来的重要举措。防范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网络欺凌等风险，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贴心的关注。提高学生的网络素养，提升辨别与应对网络风险的能力，更好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挑战，学校教育不能缺位……

说到底，我们无法将孩子与互联网隔绝，只能努力为他们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网络环境，同时教会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健康成长的能力。面对新旧挑战，只有与时俱进升级保护体系，才能让孩子们在数字时代中既能享受科技红利，又能守住成长底线。（杨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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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出游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只有各方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责任，织就严密安全防护网，才能让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愉快、难忘的假期，让暑期旅游市场更加健康、有序、繁荣。

正值暑期，各地景区迎来了旅游旺季，人流量大幅增长。在游客们尽情享受美好假期、领略大好河山的同时，景区也进入了安全事故的高发时段。从拥挤踩踏风险到溺水隐患，从游乐设施故障到自然灾害威胁，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无论是景区管理方、政府相关部门还是游客，都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景区管理方是保障景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将安全工作置于首位，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管理体系。一方面，要加大安全设施投入，定期对景区的游乐设施、消防设备、防护栏等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性能良好、运行正常。另一方面，要科学规划景区游览路线，合理设置指示标识和警示标志，避免游客因路线不清晰而发生拥挤、迷路等情况。同时，根据景区的承载能力，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通过线上预约、现场分流等方式，控制游客数量，防止因人员过度密集引发安全事故。

政府相关部门应发挥监管主导作用，为暑期景区安全保驾护航。旅游、安监、消防等相关部门要加强联合执法，加大对景区的安全检查力度，形成常态化监管机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景区，要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要依法予以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此外，政府还应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加强与景区、医院、消防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开展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游客自身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在出行前，要提前了解景区的天气、地形、安全注意事项等信息，做好充分准备。在游览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景区的规章制度，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或从事危险活动。同时，要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过度疲劳导致意外发生。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保持冷静，及时寻求帮助。

暑期出游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只有各方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责任，织就严密的安全防护网，才能让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愉快、难忘的假期，让暑期旅游市场更加健康、有序、繁荣。（刘春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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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女子拒绝一人干三人的活被辞退”的新闻登上热搜，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违法，公司需赔偿员工12万余元，引发网友讨论。

该案件也提醒职场人：关注自身合理的拒绝权。面对公司人员调整、同事离职带来的“工作骤增”，员工有权基于真实的工作饱和状态说“不”。

案件回顾：

工作安排超负荷

高女士原任某公司订单员，因人事调整接手同事吴某工作后，对接销售人员从18人增至52人，工作量剧增。不久，负责电商订单的同事刘某离职，公司要求高女士再接手其工作。高女士以现有工作已完全饱和为由，向人事部门明确拒绝。

公司依据劳动合同中“拒绝正常工作安排属严重违纪，可立即解除合同并不支付补偿金”的条款，向其发出两份书面警告，并于2023年6月21日以严重违纪为由发出《辞退通知书》，将其开除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高女士认为，自己已承担额外工作，拒绝继续增加第三人的工作却遭辞退实属不公，遂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诉至法院。

最终，经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赔偿高女士120094元。判决核心理由有三点：工作安排不合理、拒绝行为不构成严重违纪、解除违反“过罚相当”原则。

网友共鸣：

不合理“增负”并非个例

无独有偶，类似的争议也时有出现。近期，广西博白县人民法院便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曹某因拒绝从广西玉林调往湖北十堰，被认定为旷工遭解雇，法院同样判决公司违法解除。

上述案例让不少网友产生共鸣，有网友就表示：“我就是在年中绩效考核之前被要求多干一个人的活，另一个人十月份要回去生娃，还是跨部门的活，让我去干，不去绩效就给C，没有年终奖。”有网友建议：“对这种违法的公司，就应该设立惩罚管理制度，而不是让它无所谓，除了赔偿员工外，是否可以以违法赔偿罚额的几倍，来做信用保证金呢？”

对劳动者而言，高女士的做法无疑提供了非常正确的维权范本：她在工作量超负荷时，及时进行了书面申诉，避免“无故拒绝”被误解为违纪。这也给广大职场人士提了个醒，在工作饱和时，应及时通过书面形式向企业反馈情况，保留证据链。

职场启示：

对滥用用工自主权说“不”

针对该起案件，劳达律所联合创始人、执业律师李伟提醒用人单位：给职工增加工作量，要讲究“度”。即便劳动者被迫同意工作量的大幅提升，于理于情也不合适，更会对公司长期发展产生影响，一旦劳动者提出异议，单位也绝不可以强迫或以此为借口，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李伟表示，根据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拥有用工自主权。“但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用工自主权也不例外，绝不能滥用。”李伟说。在劳动者工作量不饱和时，用人单位适当给其增加工作量，属于行使用工自主权的，劳动者应遵守并执行；但当劳动者工作量已达饱和，或增加的工作量明显导致劳动者工作量严重超额时，就属于单位滥用用工自主权了，这得不到法律支持，劳动者就有拒绝权。

这个问题，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第二批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之五“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增加工作任务，劳动者是否有权拒绝”中，曾有相应的说明。在该案例的典型意义中明确：单位大幅度调整劳动者工作量时，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不能采取强迫或者变相强迫的方式，更不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同时，李伟也提醒广大劳动者：单位是有用工自主权的，如果增加的工作量在合理范围内，劳动者应当积极配合，不能任性拒绝，但如果工作量明显不合理时，也请坚定勇敢说“不”。（李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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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何以中国·和合共生”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来到“民园1920街区”。中国经济网 年巍/摄

6月22日，位于天津环球金融中心79层的“天津之心”津塔观光厅对外开放；7月9日，备受关注的天美艺术街区核心区开门迎宾；8月6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之一的“民园1920街区”正式挂牌……今年以来，天津推进城市更新的工作蹄疾步稳。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牵着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进入了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人民群众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工作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突出强调了城市更新在推进城市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城镇化进程“下半场”，如何避免“千城一面”？一条可行的路径是，依托城市更新，在规划建设过程中重视深入调研、挖掘本地历史文脉和人文特色。跳出眼前之需，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一份敬畏之心，留住了历史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与魂。

保护好才能利用好。对于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应保尽保，才能更好彰显城市特色风貌。以“民园1920街区”改造工程为例，区别于常规市容整治，此次改造统一采用文物修缮标准的修复方式，对街区内文物建筑和风貌建筑实施修复。采用脱漆工艺去除外檐墙面数十年的涂料层，通过勾缝、涂刷憎水剂恢复清水砖墙原貌，让被岁月遮蔽的砖雕纹饰重见天日。此外，修缮中发现的百年老砖、瓦片及井盖则被嵌入公共空间展示。

城市更新，也意味着文化空间的重塑。如今，在“天津之心”，游客不仅能将天津最美天际线尽收眼底，还可以通过观景平台设置的四大主题展览，领略不一样的津城文化。其中，“探迹风云”历史文化展通过环绕360度观景窗中的32个地标风采与8段天津主题故事，重现津门记忆，构成旅行家眼中的天津。可以说，文化是城市生态的关键要素，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不仅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还能有效拉动投资，扩大内需。

进一步看，活化利用才能不断激发内生活力。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一方面可以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在保持传统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补足设施短板，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还应着力培育新功能、新业态。比如，天美艺术街区以“主题文创市集”延伸游客消费链条，联动天美画材等特色商户，结合艺术季主题推出限定文创产品；同时通过引入降噪工厂酒吧等多元业态，丰富街区内商业形态，延长整体营业时长。

让传统和现代融合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在寻常烟火处赓续千年文脉，就能更好实现城市“有里有面”，百姓生活“有滋有味”。（子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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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奔涌，文脉悠长。8月9日，“何以中国·和合共生”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天津启动。活动通过“河海津韵”“津非昔比”“天下一家”三个篇章，用精彩的表演和亲切的讲述，展现了天津多元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气质，折射出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民族智慧。

活动开篇的“河海津韵”，以天津深远而独特的历史，将文化“和合”的魅力徐徐铺展。《南桃北柳》节目中，杨柳青年画木版水印传承人讲述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的故事，“让世界看看咱杨柳青木版年画”；《镇馆之宝》中天津博物馆馆长“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和精髓”的总结，道出了文明传承的真谛：那些流传千年的器物，是不同时空对话的见证者，是古老智慧的结晶。作为南北文化交汇、中西文明碰撞的城市，天津从其诞生之初就带着“和合”的印记——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多元文化，让不同的文化元素在交流中相互滋养、共同成长，在不断融合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在历史的长河里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津非昔比”篇章所呈现的创新成果，则彰显了天津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崭新面貌和澎湃能量。中国的超算有多快？“新一代‘天河’每一秒要完成百亿亿次运算，相当于全世界80亿人不眠不休整整要算四年。”在《天工开物》节目中，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首席科学家鲜活地讲述了他与天河超级计算机的故事，书写了科研工作者不断突破创新、自强自立的时代答卷。当科技创新与历史文化交织，我们看到，传统与现代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和合共生。天津的发展实践恰是如此，老字号的传承匠心与新质生产力的锐意进取，都是天津“和合”的发展智慧。

“天下一家”篇章的跨国对话，则是对“和合”最直观的演绎。节目《美美与共》中，一群外国人说起群口相声，快板、贯口、吉他弹唱，他们各展所长，赢得观众阵阵喝彩；《九河谣》则将京剧、民乐与流行音乐创新融合，用多元形式让传统文化破圈。当不同肤色的人们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当多种艺术形式同台共舞，这些跨越国界的表演和真诚的互动，让“和合”理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这场活动以天津为缩影，展现了“和合共生”理念在中华文明的生动实践。从文化根脉的传承，到创新发展的推动，再到与世界的交流互鉴，“和合共生”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这些鲜活的故事向世界诉说着，中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历史相承接、与时代同进步、与世界共命运；中国所追求的，不仅是自身的繁荣昌盛，更是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或许，这正是对“何以中国”这一时代之问最好的诠释。（郝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