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企业热点新闻

为生歌唱

近日，“中国海洋大学”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消息《@全球英才，中国海大诚邀您申报国家优青（海外）项目（新增批次）！》。其中明确，“聘任为学校高层次人才工程教授，纳入学校事业编制，聘为博士生导师，设有薪酬增长机制，享受良好的学术环境，无‘非升即走’，不实行竞争性淘汰”。另外还特别说明：对于进入会评阶段但未入选人员，经学校人才引进程序，可聘为学校人才工程教授（事业编制），享受相关待遇。

虽然这一政策中“无非升即走”的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大，还有待人事部门的进一步解读，但作为985高校，中国海洋大学的态度仍引发广泛关注。

非升即走，一般而言是针对青年教师的“讲师—副教授”阶段，采取预聘制，即达不到考核要求就不再续聘。其初衷是通过设定明确的考核周期与晋升标准，打破传统高校人事制度中“一聘定终身”的惰性，激发青年教师的学术活力。在政策推行初期，这一制度确实在部分顶尖高校起到了筛选优秀人才、优化师资结构的作用，促使一批青年学者在压力下快速产出高水平成果。

但在现实中，政策却逐渐变味。一开始是一些顶尖高校实行非升即走，但渐渐地，这一制度从顶尖高校向地方院校蔓延，执行逻辑逐渐偏离初衷。有的让副教授也加入“非升即走”；有的“广进广出”，堪称“不升只走”；有的“非升即转”，做不成副教授，就去做行政、后勤、保安。部分高校将考核标准单一化，过度量化科研成果，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项目级别等指标作为“硬杠杠”，而忽视教学质量、学术潜力和社会服务价值。

这种异化的制度设计，给青年教师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学术层面，青年教师被迫陷入短期功利主义的泥潭。他们本应处于学术积累的黄金期，需要沉下心来探索原创性、长周期的研究课题，但“非升即走”的考核迫使他们选择周期短、易发表的“安全课题”，不敢挑战高风险、高价值的开创性研究。教学工作同样被边缘化，部分青年教师为专注科研牺牲教学精力，甚至出现“上课应付、科研拼命”的畸形状态，背离了高校教书育人的使命。

在生活层面，青年教师承受着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煎熬。长期高压下，不少青年教师出现失眠、抑郁等心理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科研创新的发展。

有鉴于此，近年来高等教育界反思非升即走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大。部分高校也开始调整相关政策。例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在人才引进政策中都明确不实行非升即走政策。这些尝试打破了非升即走的路径依赖，有利于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成长空间。

虽然部分高校明确不实行非升即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拐点的到来。而且除了中国海洋大学之外，大部分高校属于地方高校。这些高校在吸引高水平人才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实行非升即走，恰是其提升人才吸引力的一种策略。而多数顶尖高校仍在坚持甚至强化这一制度。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需求，简单一刀切的制度设计本就不合时宜。

“一聘定终身”固然不合时宜，推行教师退出机制是国际通行做法。但非升即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这背后指向的是，如何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并以评价体系为牵引，既充分激发活力，又保障学术创新的自由土壤，引导青年人才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

对此，一些高校也在探索。比如，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建立涵盖教学质量、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学术道德等多维度的评价框架。对于基础学科，放宽考核周期，允许“十年磨一剑”的原创性研究；对于应用学科，重视成果转化与社会贡献。同时，设立容错机制，允许科研失败，鼓励大胆探索的环境也在形成。

青年教师是高校的未来，他们的成长状态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质量与科研创新能力。在强化淘汰压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完善成长支持机制。既要“压担子”，更要“搭台子”“扶梯子”。既要通过提供稳定的科研经费、实验平台和学术交流机会等支持他们走好科研道路，又要通过住房补贴、子女教育支持、心理健康服务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青年教师感受到“被支持”而非“被压榨”，这才是激发其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更大程度激发创新潜力的关键所在。这背后指向的还是如何对待青年人才的价值拷问：高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应该为人才提供怎样的成长环境？如何让青年学者在阳光下从容生长？（李一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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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约谈饿了么、美团、京东三家平台企业，要求相关平台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理性参与竞争，共同构建消费者、商家、外卖骑手和平台企业等多方共赢的良好生态。

一段时间以来，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许多消费类网站平台以“补贴换低价”“算法推荐”等方式，争夺用户资源。可其中暴露出不少无序竞争乱象：有平台推出“满18元减18元”政策，销量火爆，商家却表示“利润几乎为零”“只能保量减质”；算法要求外卖骑手逼近极限速度配送，有骑手为抢时间不惜超速行驶乃至出现事故；有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逼迫小商户在自己和其他平台之间“二选一”；一些中小商家在大店铺的“流量霸权”下艰难求生……表面火热的“平台大战”，许多时候已陷入恶性、“内卷”竞争。消费者看似一时“薅到羊毛”，却可能遭遇品质缩水与补贴退潮后的价格反弹。

平台经济竞争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创新与法治供给之间的“时间差”。一方面，面对发展迅速的平台经济，专门性立法可能出现缺位。电子商务法虽确立了平台责任框架，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也有相关规定，但面对算法歧视、数据垄断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仍显不足。此前有平台要求骑手在自己与其他平台之间“二选一”，监管部门只能在认定其具有垄断地位后，才能以反垄断法进行罚款。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涉及网购的规定还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监管机制有时面临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水土不服”。电商平台具有跨地域、跨领域的特性，传统属地化、条块化执法可能难以匹配。此前某平台虚假促销行为，多地执法部门协同查处下才取得处罚证据。这种监管模式成本高，且易留死角。此外，既往执法、司法偏重事后处罚，对平台主体责任事前规制往往不足。

因此，提升法治供给，重构监管生态，就成了防范平台无序竞争的重要途径。

优化规则制度是关键。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有了专门法律作为基础，下一步需要加快制定平台经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相关指南，细化“变相强制”“不合理低价”等各项标准。此外，相关部门还应更多关注事前环节，避免“出现问题才处罚”。市场监管总局不久前就《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就要求平台在流量分配、规则制定时便兼顾各方利益。期待相关规范加快出台。

立下了规矩，需要各方协作努力，在监管层面共同构建起“事前预警—事中查处—事后救济”的治理链条。算法治理是斩断恶性竞争链条的关键，去年底，四部门开展算法典型问题治理相关专项行动，平台企业要依法公开、优化、完善算法规则，从根本上规避恶性竞争。而针对备受瞩目的骑手“被困在算法里”问题，除了法律上明确保护依据外，各方要不断优化救济机制，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创新专门保险制度，等等。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当法治为竞争划定清晰边界，平台才能真正回归创新本质。从强制“二选一”到自愿“多赢”，从算法黑箱到阳光治理，唯有以法治为锚，方能让平台经济在创新与规范的航道上行稳致远，在数字时代铸就长久的竞争力。（金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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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日本国内，有那么一群人，为还原历史真相、承担历史责任奔走呼号，坚守正义与良知。

他们是揭露战争真相的研究者。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一批日本学者、律师、记者、僧人，几十年如一日地挖掘资料、走访证人，持续揭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罪行。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多年来自费收集二战期间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档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等罪证，并多次向中国捐赠。他的研究在日本国内鲜有支持，但他无怨无悔：“我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他们是坚持讲述历史的亲历者。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便是其中之一。1945年，14岁的清水英男经老师推荐加入731部队，并参与了该部队的残酷暴行，成为战争加害者。战后，仅有小学学历的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跟着木匠父亲以木工勉强维持生计。2024年，长期饱受良心谴责的清水英男赴中国道歉谢罪，公开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并向受害者表示真诚道歉与忏悔。他一生的曲折经历，深刻反映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对个体命运的摧残。他说：“我现在的心愿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讲真话。”

他们还是更多普通的日本民众。近3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用歌声讲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这个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是老人，不少人身患疾病，甚至需要依靠轮椅出行，但依然坚持以歌声传递和平信念、发出正义呼声。他们就像一株株傲然绽放的“紫金草”，在岁月深处承载着不屈的希望。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回避、淡化甚至歪曲曾经的侵略历史，导致不少年轻人对其知之甚少。2025年4月16日，经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合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正式发售并使用。仅以笔者购买的日本文教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为例，对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侵华战争，教科书仅用一页篇幅简略叙述，且内容存在诸多歪曲美化之处，严重淡化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199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上战争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30年后，叩问历史的路上后继有人——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告诉笔者：“日本应该真诚地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忏悔，信守‘誓不再战’的诺言，只有这样才能与邻国长久和平相处。”“日本八路”小林清之子小林阳吉对笔者说：“一个民族的反省比另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一个勇于反省的国家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侵华日军1644部队成员后代竹上胜利坚定地表示：“在我有生之年，我将继续向世人揭露历史真相，避免悲剧重演。”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日本才能早日卸下历史包袱，更好地开创未来。那些勇于直面历史、勇于忏悔反思的日本有识之士，选择挺身而出为正义而呼，展现了对历史最大的敬畏与尊重，更体现着对未来的尽责。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却如点点星火，穿透历史迷雾，正唤醒更多人正视过去，坚守和平。（朱玥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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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包头市联合调查组就此前包头市委讲师团人才引进“因人设岗”有关问题发布调查通报。根据通报，讲师团人才引进中存在因人设岗、监督工作落实不到位、议事决策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依据调查结果，认定2025年讲师团人才引进招考结果无效，依规依纪对讲师团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理，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同时，对人才引进相关负责人给予诫勉处理。通报表示，包头市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强化全流程监督，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8月9日新华网）

当前，不少地方“人才大战”如火如荼，高水平、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炙手可热”，营造出了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然而，少数地区存在“因人设岗”现象，简单以学历背景、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等确定岗位、配置资源的做法时有发生，令引才效果打了折扣。

“因人设岗”的发生，实则是公权力的失控。某些官员“特权思想”严重，缺少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单位一人独大，各项事务都想插手。要杜绝“因人设岗”，在报名与资格审查、考试、考察、公示、审批等各个环节中，都要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最大程度呵护公众的监督权。

人才引进是一项长期工作，要着眼长远、聚焦重点、突出效果。基于此，一些网友对“因人设岗”的招聘要求，发出质疑并不奇怪。他们的这种质疑是正常的，也是有意义的，能够“倒逼”相关部门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经得起推敲。对于在人才招聘中以权谋私、违规操作的行为必须问责到人、一查到底，才能迈出取信于公众的重要一步，让人才活力充分涌流，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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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马之姿，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在今年的暑期档脱颖而出。8月11日11时，《浪浪山小妖怪》累计票房突破5.74亿元，登顶中国影史国产二维动画电影票房榜。

同是“二次元”、同是西游题材，大热的“浪浪山”不免让人联想起去年此时：一年前，在浙江杭州，游戏科学开发的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发售，并迅速引发全球轰动，截至目前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份，成为中国游戏产业的一大里程碑。

有趣的是，“浪浪山”与“黑神话”之间也有不少互动。“浪浪山”的导演於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影片中有几处台词是对“黑神话”的致敬；而“黑神话”的主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杨奇则在观看了《浪浪山小妖怪》的点映后，发微博对影片大加赞赏。

回看两部作品的创作历程，亦有颇多相似之处：“黑神话”公布之初，预告片惊艳众人，然而对于成品的最终质量，始终不乏质疑和猜忌。对此，游戏科学始终保持低调，历经四年打磨，交出了极具说服力的答卷；“浪浪山”脱胎于两年前广受好评的动画短片《小妖怪的夏天》，但是电影的相关信息直至去年6月才首次对外公布，此后几乎再无音讯。上映之初，“浪浪山”并不被看好，院线排片有限，但是过硬的质量还是等来了口碑与票房的双重爆发。

在杨奇发布的微博中，他这样写道：传统要“传”起来，从不缺呼号捍卫，缺的可能只是普通人，用平常心，当平常事来做。

“普通人”无疑是才华横溢的创作者的自谦，文艺创作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亦难言是“平常事”，但是“平常心”或许恰是两部作品成功的关键。一如美猴王需要让他打出“齐天大圣”旗号的花果山，优质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同样需要给“普通人”提供“用平常心做平常事”的土壤。

2018年，游戏科学在杭州艺创小镇成立工作室。艺创小镇所在的西湖区，近年来就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加大对文化精品创作的支持力度。

2022年，杭州在市级层面也推出了第六轮动漫游戏和电竞产业支持政策，确定了打造“国际动漫之都、电竞名城”的目标，每年投入1亿元专项资金来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年入选的173个项目，有40个获评优质项目，《黑神话：悟空》就名列其中。

无论是全球大卖的“黑神话”，还是年初创下票房奇迹的“哪吒2”，抑或是眼下成为话题的“浪浪山”，以游戏和动漫为代表的“二次元”产业已经一再证明了其自身价值和强大的消费拉动能力，同时也正成为各地争相发力的领域之一。

作为国内公认的“二次元”产业高地，长三角地区在游戏和动画领域不仅“大厂”林立且底蕴深厚，同时也不缺资源和人才。坐拥这些优势，政府层面如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阳光雨露”，势必有机会生长出更多的“浪浪山”与“黑神话”。

同时，在面对当下这一轮“二次元热潮”时，地方政府同样需要保有一份“平常心”，需要认识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不同于传统制造业逻辑，往往需要更大的耐心与定力。唯有避免短视与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断营造更好的产业环境、提供更多对路的政策扶持，才能呵护好创作者的“平常心”。（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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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时代孕育卓越人才，伟大事业呼唤卓越人才。广大卓越工程师要坚定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信念，勇于在创新创造实践中淬火成钢，勇攀科技高峰，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2年起，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布局建设4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4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今年7月，首批2100多名专项试点硕士生顺利毕业，有67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8月10日《人民日报》）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卓越工程师，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成为当务之急、长远所需。

卓越工程师是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大型邮轮建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些成绩背后，既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的卓越智慧，也离不开无数卓越工程师的出色表现。卓越工程师，就是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重大发明创造中能够挑大梁、当主角，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从这个意义而言，卓越工程师，本身就是大国重器。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急需大批卓越工程师。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我国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但制造业工程师占从业人员比重较低，工程师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和人才成为国际战略博弈主战场。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突破工程技术难题、锻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都要求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

找准打造新时代卓越工程师队伍的路径。工程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实践性、动态性、综合性，这决定了必须走出学校，融入产业实践，在解决工程实践问题中培养更多卓越工程师。卓越工程师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高校、企业、社会多方努力、形成合力。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凝聚高校和企业双方力量，合力开展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有关高校要积极探索实行与企业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有效机制，以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促进学科融合，推动个性化、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提高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企业要同高校一起设立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打造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推行“企业出题、校企解题、学生做题”的“项目制实习”模式，并将培养平台建设成集工程实践教学、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伟大时代孕育卓越人才，伟大事业呼唤卓越人才。广大卓越工程师要坚定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信念，勇于在创新创造实践中淬火成钢，勇攀科技高峰，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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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大理苍山研学活动中一名自闭症男童走失，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也再次将研学行业的安全隐患与责任缺失推至公众视野。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美好愿景屡屡撞上安全漏洞，研学游的初心与底线该如何坚守？

研学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课堂走出围墙，让知识在现实中延伸。但当商业利益凌驾于教育本质之上，研学游沦为仓促的流程式、快餐化打卡，安全成了最先被牺牲的环节。有些机构的带队老师连基础急救知识都一知半解，却敢带领孩子深入山野；有些户外项目打着“自然教育”旗号，压缩成本砍掉专业安全员配置，所谓的安全预案不过是应付检查的摆设，这无疑将缺乏风险辨识能力的孩子推向危险边缘。

安全是研学游的生命线。专业的团队、周密的风险评估、可靠的定位设备、快速的应急响应机制，这些保障措施应如空气般渗透行程每一环。针对特殊需求儿童，需配备具备专业资质的陪护人员，定制个性化保障方案与适配路线；参观生产企业、涉水登山等项目，必须严格限定师生配比，配齐防护装备与急救物资，让安全防护无死角。

筑牢安全防线，更需多方合力。监管部门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安全信用评价平台，强化过程监管与动态抽查，对安全设施、人员资质进行实质性核查。对漠视安全者必须零容忍：提高违法成本，对酿成事故的责任方实施顶格处罚、行业禁入，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让“安全第一”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家长与学校在选择研学产品时，更要将安全资质、过往记录和应急预案完备性作为首要考量，拒绝“低价陷阱”与“资质模糊”的项目。

更深一层看，安全教育本身就是最好的研学教材，更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的研学应将安全意识培养与知识探索深度融合：在生产车间学习识别安全警示标识，在野外徒步实践避险技巧，在应急演练中掌握自救互救方法……只有让孩子在实践中习得守护安全的能力，才能彰显研学游不可替代的价值。

安全与探索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应将每一次研学游都设计为可管理、可教育、可控制的成长挑战。只有编织好由制度、责任和专业合力拧成的安全绳，研学游才能真正承载起家长的安心、社会的放心与教育的良心，行稳致远。（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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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第一批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涵盖扣押财物、强制拆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多种类型，涉及市场监管、文化旅游、劳动保障等多个行政管理领域，为规范行政强制行为提供了有益参照。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等情形而采取的暂时性控制手段，包括查封、扣押、冻结等。我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要求，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相关规定旨在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影响。

然而，现实生活中，个别地方政府部门的做法却与相关法律规定背道而驰。比如在此次发布的一则典型案例中，某漂流公司的船只仅因未备案，就被当地文体局扣押近3年，而所属省份相关法规并未授权监管部门可以扣押财物。这种行为无视法律对强制措施“暂时性”“必要性”的明确限制，不仅给企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也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今年3月以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力求通过系统治理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最高法此次发布典型案例，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司法监督与引导，促推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如在漂流公司船只被非法扣押一案中，法院不仅认定行政机关扣押行为违法，还判决其赔偿企业经济损失。这一判决既为企业挽回了损失，更向行政机关传递出明确信号：行政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任何突破法律边界的行政强制行为都将受到纠治。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批典型案例“以小见大”，既为行政机关划定了权力边界，倒逼其养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自觉，也为企业吃下“定心丸”。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让企业在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轻装前行，真正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马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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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与以往贴息政策重点支持投资端、供给端不同，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实施针对居民个人消费贷款和消费领域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被媒体称为消费贷款领域的又一“国补”。

“双贴息”政策，聚焦民生刚需，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个人消费方面，贴息范围包括单笔5万元以下消费，以及单笔5万元及以上的家用汽车、养老生育、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消费，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每名借款人在一家贷款经办机构累计贴息上限为3000元。在服务业经营主体方面，主要针对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等8类消费领域，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双贴息”齐发，如同双轮驱动，通过财政金融协同，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据悉，如果按照1%的贴息比例，意味着1块钱的贴息资金，有可能带动100块钱的贷款资金用于居民消费，或是消费领域服务业的供给，可见其“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既重力度，更有温度。从需求端看，新政直击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的痛点。通过降低融资成本，让更多人能以更低门槛享受优质养老、教育、医疗、装修等服务。且此次贴息资金由相关贷款经办机构在收取贷款利息时直接扣减，无需额外申请，有利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消费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

既是减负，也是添柴。从供给端看，新政瞄准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当前，消费需求日益多元，但托育“一位难求”、养老“一床难求”等问题仍存，中高端服务供给亟待提升。通过贴息降低中小微服务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激发其创新活力，鼓励其拓展服务场景、提升品质。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1300万户，创业热潮叠加政策红利，将助力这些企业更有奔头、更有底气。

可以说，新政不仅回应了当前扩内需的紧迫需求，更着眼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也正因此，政策的落地不仅要“快”而“准”，更要“稳”而“久”。一方面，要坚持“简便易行”，不设繁琐门槛，不搞复杂流程，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末梢。针对个人消费，应优化金融场景布局，满足差异化、多层次需求；针对服务业主体，尤其要聚焦中小微企业，主动对接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守牢底线”，在降低消费门槛的同时，严防诱导消费、过度负债等风险，通过强化信贷资金用途监管，确保每一分贴息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服务于民生改善与实体发展。

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装着的不只是商品，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信心。把中央政策落实落细，助力消费升级与服务业焕新。当金融活水通过贴息管道精准注入消费末梢，消费脉搏必将更加有力跳动，有效提升生活品质，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朱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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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团在东莞、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启动新一轮“不闯红灯安全激励活动”。骑手在配送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每单即可额外获得1至1.5元奖励，每月可多挣千元。这一举措不仅关乎骑手个人安危，更对城市交通秩序有着深远影响。

当下，外卖配送已融入日常生活，骑手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为了赶时间、多接单，闯红灯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也给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隐患。

美团此次推出的安全激励活动，以经济奖励驱动骑手遵守交规，是一次大胆且富有成效的尝试。此前在济南、泉州等地的试点，专送骑手闯红灯行为环比减少26％，同时准时率等数据保持稳定，充分证明安全与效率并非对立。东莞活动预热就有超3000名骑手踊跃报名，上海一周近万名骑手参与，长沙4000余名骑手做到骑车不闯红灯，分别获得400元至1000元奖金，这些数据都彰显出骑手对活动的认可与支持。

从骑手角度看，新政策让他们在安全与收入之间无须艰难抉择。以往为了避免超时罚款，他们不得不冒险加速、闯红灯。如今，不闯红灯就能获得额外收入，让他们能更安心地配送。从城市交通治理层面而言，活动有助于改善交通秩序。骑手是城市交通的高频参与者，其交通文明素质的提升能带动整个城市交通环境的优化。当越来越多骑手穿上印有“我承诺不闯红灯”的定制骑手服，接受社会监督，就形成了一种积极的示范效应，引导更多人遵守交通规则。

当然，要彻底解决骑手交通安全问题，还需多方共同努力。平台应进一步优化配送时间算法，合理规划路线；交警部门要加强监管与安全教育；社会公众也应给予骑手更多理解与包容。

美团“不闯红灯安全激励活动”为外卖行业交通安全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用正向激励代替单纯惩罚，是一种更人性化、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期待更多平台借鉴这一模式，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让骑手安心，让市民放心。（曹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