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9日企业热点新闻

为生歌唱

抗战时期，出于对国民党升官发财、骄奢淫逸作风侵蚀的警惕，也为了更好领导全国抗战，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

延安作风是什么作风？效果如何？很多人从共产党人的吃穿住行中找到答案。

1940年5月，“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来到延安考察，毛泽东用自己在窑洞前种的豆角、西红柿外加一只老乡送来的母鸡宴请了他。相比之前重庆之行蒋介石招待他的“800银元豪华大餐”，陈嘉庚由此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少将旅长张新奉命率部攻打陕北清涧时，被我军包围，张新被俘。不久，张新被告知，彭德怀要见他。当张新见到身着补丁衣服的彭德怀时，还以为他是彭德怀的马夫。在延安，见共产党将领个个朴素，张新预言，共产党的作风，必将拯救中国。

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家岭迁驻枣园。当时枣园有十几户人家，保卫部门考虑到首长安全，建议当地老百姓迁移。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当时，枣园的一名老乡说：“住在一起，心当然在一起么。”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没有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有爱国华侨送来两辆小汽车，中央这样分配：一辆分给了管军事的朱德同志，一辆分给了年龄大、威望高的吴玉章、谢觉哉等“延安五老”。美国军事观察团成员谢伟思由此种种得出结论：“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这样的延安作风，多么有号召力。那时候，“天下事，少年心”，多少人以“天下事”为己任，“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那时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每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这样的延安作风，多么有吸引力。它证明“延安乃理想所在”“它总是能加深和加强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的原动力，追求真理的影响力，依靠群众的凝聚力，艰苦奋斗的意志力”“延安时期的作风和精神超越时代。越是艰难的时候，这种作风和精神越给人方向，越给人力量”……

1949年10月26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在致延安人民的复电中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2022年10月27日，延安革命纪念馆，习主席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叮嘱“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作风连着战斗力，作风就是战斗力。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政治整训中，坚持以听党指挥为灵魂、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以敢打必胜为核心、以艰苦奋斗为本色，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就一定能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正气充盈、作风优良。（马怡雪）

为生歌唱

近期，一则“偷钢笔获刑7年”的新闻引发热议。杨某觉得“少一两件物品也不会被发现”，便顺走原公司仓库的钢笔，离职后又数次翻墙进入厂区盗窃，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经审查，杨某累计盗窃150余支钢笔，涉案价值达30万余元，通过售卖获利约17万元。

这起盗窃案，给所有职场人敲响了警钟。职场无小事，贪念需戒除，法律底线绝不可触碰。

侥幸心理是职场贪腐的温床。杨某最初或许只是觉得“顺手牵羊”无伤大雅，却不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一支钢笔的小贪，到多次翻墙盗窃的大恶，正是一次次的自我放纵，让他在贪念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现实中，少数职场人也存在类似误区，认为挪用少量物资、侵占小额利益不会被发现，却忽视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道理。

法律对贪腐行为的惩戒从不手软。根据我国刑法，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杨某多次实施盗窃，累计盗窃150余支钢笔，涉案价值巨大，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这充分说明，法律面前没有小错，无论是大额侵占还是小额多次盗窃，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就必将受到制裁。

此案也暴露了部分企业在物资管理上的漏洞。仓库安防措施不足、离职人员管控不严，让杨某有机可乘。企业作为职场环境的构建者，既要筑牢制度防线，完善物资登记、仓库安防、离职交接等流程，不给不法行为留空间；更要加强职工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案例警示、法治培训等方式，引导员工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职业观，从思想上遏制贪念滋生。

职场之路，诚信为基，法律为纲。一时的贪念，可能毁掉一生的前程，看似微小的违规，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白原远）

为生歌唱

日前，长沙、衡阳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简称“三新”）试点城市名单。两年试点期内，中央财政将分别给予2亿至4亿元补助，重点用于健全首发经济体系、创新多元服务场景、推动优质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

“三新”试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发消费券”。消费券的局限在于“一次性”撬动，而“三新”试点追求的是“滚雪球”效应。旨在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场景创新激发潜在需求、通过供给升级创造消费增量，最终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内生循环。

近年来，湖南的实践已印证这一逻辑。长沙近三年累计举办促消费活动超3000场，财政投入逾5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500亿元；2021年以来引进各类首店超700家，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143个，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稳居全国“新消费第一方阵”。衡阳借力旅发大会，“周末不忙·来趟衡阳”话题全网播放量逾60亿次，2025年春节假期湖南十大热门商圈中衡阳独占四席；2024年，南岳古镇夜间消费额同比增长6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由1.2天延长至2.5天。这些成效背后，是持续的场景培育、品牌孵化和生态建设。

放眼两城路径：长沙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人工智能+消费集聚区，聚焦“一老一小”和数字消费前沿，通过首发、首秀、首展持续制造“新鲜感”，本质上是在构建“政策引导—资本参与—品牌集聚—消费沉淀”的长效机制；衡阳依托南华里、南岳古镇等载体，深耕夜间经济、文旅融合，推动外贸优品转内销，让“过路游”升级为“过夜游”，核心是通过业态复合与体验升级，将“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留量”。两者异曲同工。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首。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以及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双重挑战。把“三新”试点打造成创新消费供给的“实验场”、集聚优质资源的“强磁场”、引领中部崛起的“新赛场”，湖南当有新作为。（杨兴东）

为生歌唱

当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无废城市”建设已成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据统计，近两年江苏省级财政累计投入2.498亿元，为全省“无废城市”建设注入强劲资金动能。作为兼具经济实力与生态禀赋的大省，江苏立足前瞻布局、抓实落地举措，以循环经济理念为引领，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循环经济是“无废城市”建设的核心引擎。江苏各地深刻践行“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这一理念，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各类固体废物“吃干榨净”。在苏州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企业将餐厨垃圾转化为天然气和有机堆肥，把污泥制成循环燃料，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徐州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更是将循环经济贯穿于城市转型的始终，通过构建“2+3+X”固废资源化处置利用体系，不仅消纳利用了大量煤矸石、建筑垃圾，还成功将采煤沉陷地修复为生态绿地，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些实践表明，循环经济不仅是解决固废污染的良方，更是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大动力。

江苏在“无废城市”建设中，注重系统谋划与科技赋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从省级层面率先启动全域建设工作，到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方案，江苏构建了完善的顶层设计。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固废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无锡的“智慧渣土”平台、泰兴经济开发区的危废智能监管平台等，实现对固废从产生到处置的全链条监管。此外，江苏还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攻克了一批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技术瓶颈，如国内首套利用钛白粉酸性废水生产建筑石膏粉项目的投产，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无废城市”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江苏在推进过程中，注重激发全民参与的热情。从徐州的“无废书屋”到张家港的智能回收奖励机制，从南京的“土方银行”到宿迁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绿岛项目，一个个生动的实践案例，让“无废”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激励机制，江苏正逐步形成政府引导、以企业为主体、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为循环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无废城市”建设仍面临一些挑战，如部分低值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难、公众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等。这需要我们持续加大投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技术创新和宣传教育，不断推动循环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无废城市”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江苏以其在循环经济领域的积极探索和显著成效，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江苏样板”。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持续增强，江苏在“无废城市”建设的道路上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胡波）

为生歌唱

据南方+客户端报道，近日，广东省通报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其中，某市住建局在制定方案时，20多天内3次征求意见，要求1—2个工作日内反馈修改意见，有时周五发出要求周六反馈。

现实中，有的部门将征求意见视为完成任务的必经流程，重痕迹轻实效，只要收集了意见、整理了材料，便算工作到位，至于意见是否真实、能否采纳则漠不关心。有的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事先定好方案框架，征求意见只是走个过场。更有甚者，短期内密集下发多张征求意见表，内容重复、时间仓促，基层根本无暇深入研究，只能仓促应付，无意见便成了无奈的标准答案。

有名无实地征求意见，看似程序合规、流程完整，实则是“猛踩油门不挂挡”的内部空转，耗费了基层大量时间精力却毫无实效。杜绝此类现象，要始终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把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作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过程，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要给基层充足的反馈时间，同时整合征求渠道，避免多头征求、重复劳动，切实为基层减负。对征求意见中弄虚作假、敷衍塞责、选择性采纳等形式主义行为严肃追责，让征求意见真正成为民主决策的有效支撑。

征求意见从来不是简单的纸面作业，思想上重视、方法上优化、制度上保障，才能让征求意见回归本源，让群众声音被听见、被尊重、被采纳，让每一项决策都饱含民意温度、充满实践力量，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何琴）

为生歌唱

眼下，各地正紧锣密鼓谋划“十五五”发展，研究梳理一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可以适度超前布局，但不能盲目追风口、铺摊子，陷入过度超前的误区。

“适度”与“过度”，一字之差，天壤之别。适度超前，核心是统筹好项目供给与经济需求、当前发展和长远规划的关系。“适度”体现项目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配性，“超前”凸显项目的先导性和引领作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引领生产方式、商业模式、消费模式全面变革。各地都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适配的场景与路径，以超前视野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但对于技术门槛高、投资规模大的通用大模型、算力网等，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具备条件，必须科学审慎决策，不能一哄而上“赶时髦”。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越是过度超前，越是急于求成，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在城市建设上，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教训非常深刻。有的地方热衷于轻轨项目，将其作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工程，一口气规划多条线路，既与本地人口规模、城市能级不相匹配，又超出财政合理承受能力，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终导致项目烂尾甚至拆除。有的地方为了尽快拉开城市框架，在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服务配套尚未跟上的情况下，盲目建设大广场、宽马路，造成公共资源闲置浪费。有的地方规划大型场馆，只顾建起来看着气派，压根就没考虑将来的使用效率和维护、运营成本，“晒太阳”“用不起”的现象并非个案。

产业布局同样如此。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是技术、资源、市场、区位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地域集聚性、品牌独特性、产业协同性、规模经济性等特点。虽不排除个别产业集群起源于一家企业的偶然进入，或一位能人企业家的主动作为，但各地不能把产业培育都寄希望于“无中生有”，总盼望着“神来之笔”。一些没有相应产业基础和科教人才资源的地方，看别人搞芯片，自己也搞；看别人搞“新三样”，自己也不甘落后。最终，项目停摆，投资打水漂，让地方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

深究过度超前的根源，既有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发展不及预期等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违背新发展理念、政绩观出现偏差。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曾以“三问”讲述为政之道。“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叮嘱，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切忌急躁冒进、大干快上。尤其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更要保持清醒头脑，立足本地区实际，因地制宜谋划重大项目，实事求是把握工作节奏，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对产业项目，要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和技术趋势，聚焦本地区有基础、有优势的重点方向加以布局引导，传统产业着力提升技术、安全、能效水平，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错位有序发展。对基础设施项目应按照国家中长期规划布局和建设要求，充分考虑实际需求、财力保障和运营可持续性，科学确定建设时机、规模和标准。对民生保障事项，要深入研究本地区人口总量、结构和流动趋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各级领导干部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时，一定要吃透实际情况，提高专业素养，摒弃私心杂念，坚决防止和纠正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黄伟）

为生歌唱

最近，上海市消保委点名了一款产品，叫“北京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它宣称磷脂含量高达43%，但实测结果却是0。一款核心成分为零的保健品，是怎么上市销售的？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生产方安徽哈博药业称，这款产品是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公司定制的，采购价远低于正常水平。北京同仁堂方面也认可了这一说法，但表示对造假“不知情”。

这里就点出了一个关键词：定制生产。

如今，品牌方委托工厂贴牌生产，是常见的商业合作。品牌出标准、出渠道，工厂负责生产。这本是合理的分工。但问题出在：当品牌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把采购价压到极低时，会发生什么？

从报道看，一瓶60克的“磷虾油”，收购价仅3元—3.7元。这个价格，连真正的磷虾油原料都买不到。于是，一个荒诞却又现实的结果出现了：品牌方用不可能的价格去采购，生产方就用不可能的产品来交货。价格压垮了质量，所谓“定制”变成了偷换概念。

这不仅仅是保健品行业的问题。一位食品行业的朋友曾向我诉苦：某知名零食品牌凭借自己的渠道优势，对一款乳制品压价过低，致使守规矩的厂家根本做不了，敢接单的，只能在原料上动手脚。

这种模式下，谁是输家？

表面看，品牌方拿到了低价货，利润更高；工厂保住了订单。但真正的代价转嫁给了消费者——我们花钱买到的，是名不副实、甚至可能是毫无用处的产品。

更深层来看，当“低价”成为唯一的竞争武器，整个行业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讲信誉、重质量的厂家活不下去，敢造假、会糊弄的反而有单接。长此以往，伤害的是整个市场的信任基础。

要打破这个局面，关键一环在于品牌方必须真正对产品质量负责。不能一边享受着品牌溢价和渠道利润，一边又把生产成本压到违背常理，最后以“不知情”来推卸责任。定制，不是“甩锅”的代名词。品牌方定制的产品，印着知名商标，就必须对配方负责。

商业的本质是信任。当信任被挥霍，品牌注定失色。希望这次“零含量”的检测结果，能成为一个契机，让价格回归理性，让质量重回底线，也让“定制”二字不再成为品质失控的遮羞布。（谢飞君）

为生歌唱

日前，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以下简称《管理规范》）提出，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安装选址应依据公共场所类型、面积、人流量等因素，优先配置在人群相对集中的场所。同时，公共场所配置AED应实现3至5分钟可取用，安装单位应组织员工参加急救培训。

“救命神器”AED的普及，是守护生命的必要要求，体现着一座城市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文明水平。第五届中国急救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心脏原因而猝死的人数已多达76万，而抢救成功率不足1%，心搏骤停后的“黄金四分钟”内，每延迟除颤1分钟，生存率便下降7%~10%。AED操作简便，公众经简单培训便可使用，能为专业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

2023年，北京市就上线了重点公共场所AED电子地图，其AED信息与120调度指挥系统联通，通过社会急救与专业急救的协同联动，提高心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截至2024年8月，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已配置AED近7000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AED的正确与及时使用对挽救生命至关重要。因此，此次《管理规范》中提到的，“3至5分钟可取用”“安装单位应组织员工参加急救培训”等要求，正是基于对“黄金四分钟”的现实考量，从而提高实施AED除颤概率。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规范》中还提到，公共场所及居住社区公共区域配置的AED应支持成人及儿童模式。这一要求正视了儿童与成人的身体差异，将不同群体平等地纳入城市急救保护网络，而这也有助于施救者在关键时刻敢于伸出援手，更好实施救助。从“配备AED”到“用好AED”，城市公共急救体系的不断升级，也将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更有安全感。

如何抓住“黄金四分钟”的时间窗口，于危急中挽救生命？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有关条款规定，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等；《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也提出未来心肺复苏培训人员比例要求，以及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而在地方实践中，除北京外，上海、深圳、杭州等多地也先后提出建设社会四分钟急救响应系统，规范公共场所AED配置，为生命救援提供更多保障。这些细致化的规定与举措，正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一步步投射到实际生活中。如今，普及AED及相关急救技能，已成为社会共识。

当然，此次《管理规范》的制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我国公共场所AED的配置与管理面临的困难所在。一方面公共场所AED的总体配置率较低，主要集中在部分一线城市；同一城市不同片区之间的AED覆盖率也有很大差距。因此，提升AED的覆盖率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公众对AED的学习和使用情况明显不足，AED“不敢用、不会用”的痛点持续存在。加强对公共场所工作人员的高质量急救培训，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从长远看，则需要将更广泛的人群纳入培训当中。这需要政府、行业、社会等多方打通壁垒，实现通力合作，更大范围更加深入地补齐短板。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其中更是蕴含着对生命的呵护、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可以想见，当AED的人均占比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患者就多一份获救的希望，城市也就多一份温度。北京此次出台的《管理规范》，或将为更多地区提供有益借鉴。

（王营，系光明网记者）

为生歌唱

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3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南岛正式成为海关监管特殊区域，由此开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高密度、高含金量的政策，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势将改写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强调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型开放。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向前的每一步，都诠释着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深刻内涵。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之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地位和历史责任。

这是顺应发展大势的战略主动——

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深知“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道理。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浪潮，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贸易成本、激活要素流动，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深化同各国互利合作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机遇，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新空间。

既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也为自身破藩篱、开新局，正是“引领”的价值。从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免签政策等核心举措持续扩容，到培育形成173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海南以制度创新破解开放难题，为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树立了新标杆。

一个更好联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海南，日益成为全球企业投资的热土。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多来，海南实际使用外资1025亿元、年均增长14.6%，境外直接投资97.8亿美元、年均增长97%，新设外资企业8098家、年均增长43.7%，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年均增长31.3%和32.3%，176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南投资。“以海南为支点，做全球生意”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外企业的共同选择。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要求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是以深层次的改革来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形成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封关，是节点、也是起点。如何瞄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堵点，争取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率先实现突破；如何突出各项制度创新的互补性、耦合度和匹配度，在系统性、集成性创新上下功夫；如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继续发展市场、放活市场、做大市场……一系列问题是对于改革创新智慧与胆识的双重考验。封关之后，海南还要继续闯关。惟其如此，才是“引领”。

“引领”的价值，还在“联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不只是海南的事，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海南封关也将开启联动发展的引擎。“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牵引作用”，发展的方向明确而具体。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一盘发展大棋局已经铺展开来。“引领”的海南，将如何挑起最重的担子、啃下最硬的骨头，值得期待；开放的中国，将如何创造更多机遇、与各国合作共赢，更值得期待。（经济日报评论员）

为生歌唱

气象部门向全社会共享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产品，发放气象数据身份标识106万个；农机作业数据库助力农业现代化产业发展；数据治理大模型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一段时间以来，数据在各行各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资源。

持续释放的数据要素价值，正深刻重塑相关产业发展逻辑和运行效率。例如，作为典型的数据密集型产业，智能网联汽车行业以数据为“燃料”，加速自动驾驶算法迭代、高精地图与仿真测试平台构建，使我国新能源汽车以较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和增量贡献，成为该领域的全球引领者。又如，截至2024年5月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累计调用量突破5400亿次，不仅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更向世界展示了以数据驱动公共服务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与此同时，我国深度参与或主导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积极塑造以尊重网络主权、保障数据安全、促进公平发展为核心的全球数据治理新范式。

但也要看到，我国数据资源也面临开发利用不充分、高质量供给不足、流通交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未来，应从多维度施策，打通“资源化—资产化—价值化”全链条，深化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夯实基础，推进数据资源化。加快制定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数据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数据权属、流通规则、收益分配和监管责任。推动建立统一的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和元数据标准，实现跨系统、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互联互通。在工业领域，推动设备联网与生产过程数字化，实现全流程数据自动采集；在城市治理中，整合交通、环保、医疗、安防等数据，构建城市运行数字孪生体。在农业农村领域，建设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实现耕地、气象、种植、物流等全链条数据汇聚。通过建设国家级、省级数据资源池和行业数据中台，打破“数据孤岛”和“信息壁垒”，提升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时效性。

完善机制，推动数据资产化。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更在于流通与交易。推动建立数据资产登记、评估、入账和审计制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将数据纳入资产负债表。发展数据交易所、数据经纪商、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经营主体，构建“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流通机制。鼓励数据产品化，开发数据包、数据API、数据模型等可交易产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的变化，加速实现从“数据沉睡”到“数据赋能”的根本性转变。

强化融合应用，实现数据价值化。数据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应用成效上。推动数据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数据+算法+算力”协同体系，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通过加速数据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贯通应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让数据要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筑牢安全底线，保障数据可持续。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构建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相匹配的安全保障体系。严格落实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实行全链条重点监管和动态管控。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升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共享到销毁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对算法应用的规范治理，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以及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风险，切实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企业商业秘密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数据要素在安全、合规、可信的轨道上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赵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