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先生，请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流浪汉站了起来，关切地问奥斯利。奥斯利吃了一惊：“啊哦……我有急事要乘地铁，钱包却忘到了办公室，回去取又来不及了。”流浪汉笑笑，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家当，50美分，20美分，10美分……用分币凑够了一美元，流浪汉微笑着递给了奥斯利。那一刻，奥斯利内心感到无比温暖，一美元也许就是这个流浪汉一天的收入，也许给了自己，他的午餐将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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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地坐上了地铁，顺利地办完正事，那一天，奥斯利都为这种“反向帮助”而激动、感恩。第二天，他专门来到昨天邂逅流浪汉的地方，他要好好感谢一下给予自己滴水之恩的“贵人”。但他发现，那儿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接下来几天，也还是这样。回到宽大舒适的办公室，奥斯利陷入沉思。他出生在上层家庭，五年前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应聘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每天关注的是华尔街的股市交易、黄金市场的走向、五百强企业的动态，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整天和饥饿、贫困斗争的群体。他开始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自己能为这样虽然无家可归却心灵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流浪汉做些什么呢？施舍显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忽然，他的内心灵光一现：对，发挥自己所长，为流浪汉办一份报纸，一份温暖流浪者心灵的报纸，让他们参与进来，自食其力。这一天定格在200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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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奥斯利就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老板手中。尽管老板对这位得力干将极力挽留，并许以加薪，但都被奥斯利微笑拒绝：“主流媒体不会过多关注无家可归或者贫困问题，除非有人死去或者出现大规模游行。我现在就要帮助这些曾被社会抛弃的人们，是现在。”紧接着，奥斯利说服自己的好朋友特德·亨森加入进来。两人找到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在这个民间组织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2003年11月，第一期《路感》出版，用大篇幅关注了华盛顿特区的流浪者群体艾滋病毒携带者生存状况，印刷了5000份。慢慢地，这份16页报纸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一半内容由街头流浪者或曾经的流浪者提供，其余的则由专职记者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撰写。报纸为流浪者提供信息，为他们发声，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包括社论、专题、诗歌，甚至还有流浪者餐饮指南。报纸印刷完成后，被分发到市区各地100多名无家可归者手中，他们以每份0。35美元的价格购买报纸，然后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平均每人每天能赚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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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夏天，杰弗雷·麦克奈尔只身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0美分。由于酗酒他失去了在亚特兰大市的工作，又因为赌博输得倾家荡产，而且不良记录导致他拿不到政府补贴。一无所有的麦克奈尔在华盛顿街头流浪了几天后，通过一位卖报小贩介绍，加入了《路感》的队伍。他很快成为销售成绩最好的人之一，并且经常给报纸投稿。这份工作让麦克奈尔结识了更多的人，他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管理学课程，用卖报的钱和朋友租房。下一步，麦克奈尔打算重整旗鼓，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回到正轨。他说：“我是无家可归，但并非无可救药。《路感》让我找回对生活的信心。它帮我建立起人脉，得到更多的资源。”几乎所有参与《路感》卖报纸的流浪汉都表示，卖报纸明显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不光是经济上的变化，有的人开始和疏远的家人联络，或是学到了写作和沟通技巧，对更多人而言，《路感》让他们重拾自尊和对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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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广告收入大幅缩水，但奥斯利还是采用了向富人朋友募捐以及举办慈善拍卖晚宴的办法保住了这份给流浪汉提供饭碗、给予自尊的报纸。《路感》成为2009年华盛顿地区唯一一家发行量有所增加的报纸，扩大到16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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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28日，接收老东家《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路感》创始人劳拉·奥斯利深情讲述了九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被流浪者反向帮助的故事：“不论他们的经历有多悲惨，这些无家可归者身上仍有可以打动人的人性的闪光点，他们有权利保持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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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们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126次 　　我问过许多实习生，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做做校对工作？回答几乎无一例外：这活儿太没技术含量了，想学点更实用的招数，比如选题策划、采访技巧，以及编辑秘诀等等。
　　
　　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我看过他们编出来的同期稿，勉强能达到文通字顺的标准，可是一涉及到专有名词，往往错得离谱——我很奇怪，为什么就没人去翻翻工具书，哪怕百度一下也成啊，这不都是校对的基本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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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了我师父，他就是一位校对高手，人送外号“天下第一校”。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不信校对还能校出花来，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能把错误几率降低零点零几个百分点，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要想完全不出错，怎么可能呢？后来，我才领略到他的“恐怖”之处：我的每一封邮件，他几乎都能找出错误来，要么是错别字，要么是分段不够准确，或者标点符号使用不到位。平心而论，我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可要想不被他抓住小辫子，太难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两百字的稿子，两百字，计入标点的话，在Word文档中也就五行而已，可他逼着我修改了不下十遍，从标题到标点，足足磨了四五个小时。
　　
　　有人看不下去了，劝他：“不就一篇稿子嘛，犯得着这么较真吗？”
　　
　　他倒是想得通：“不这么磨，怎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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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崩溃。接着，师父又给我下了一个任务：不管写什么稿子，都在两百字内解决。
　　
　　那段时间，两百字成了我写作的核心标准。一条评论稿，从引用相关报道，阐述基本事实，直至展开讨论，再加上个人意见，要想“随心所欲不逾矩”，还真不是个轻松活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把能想到的招都使上了，就差没用文言文写作，我的邮箱里留下了一堆以“两百字”为题头的稿件，不消说，很多都是被打回来修改的。慢慢地，我才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约束，能让人在短时间内养成精准使用文字的习惯，回复到写作的“本来面目”。
　　
　　师父只是我见过的众多爱较真的人之一。
　　
　　我曾经接过一个棘手的活儿，去采访一位“不太好伺候”的着名教授。
　　
　　有关这位教授的传言很多，先期接触过他的同事告诉我，这位教授有“三不为”：一不参加集体活动，二不接受媒体采访，三不兼行政职务。他甚至连照相都没时间，他们学校网站上的“学人介绍”一栏，挂的还是他十年前工作证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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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有热心的师长帮忙，我和教授联系上了，他没有传说中那样难以亲近，只是提了一个要求：“你采访我可以，不要问那些小儿科的问题，你能不能先读一读我的书？这样交流起来更顺畅一点。”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研究的领域正是我比较关注的，他的着作我也曾拜读过一些，这不算很为难。可第二天教授将书单发来之后，我还是吓了一跳：这是开给他门下研究生的书目啊！截稿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能抛开手头的工作，窝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啃下去，读书之余，还顺手做了些札记，算是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