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第二天，奥斯利就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老板手中。尽管老板对这位得力干将极力挽留，并许以加薪，但都被奥斯利微笑拒绝：“主流媒体不会过多关注无家可归或者贫困问题，除非有人死去或者出现大规模游行。我现在就要帮助这些曾被社会抛弃的人们，是现在。”紧接着，奥斯利说服自己的好朋友特德·亨森加入进来。两人找到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在这个民间组织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2003年11月，第一期《路感》出版，用大篇幅关注了华盛顿特区的流浪者群体艾滋病毒携带者生存状况，印刷了5000份。慢慢地，这份16页报纸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一半内容由街头流浪者或曾经的流浪者提供，其余的则由专职记者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撰写。报纸为流浪者提供信息，为他们发声，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包括社论、专题、诗歌，甚至还有流浪者餐饮指南。报纸印刷完成后，被分发到市区各地100多名无家可归者手中，他们以每份0。35美元的价格购买报纸，然后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平均每人每天能赚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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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夏天，杰弗雷·麦克奈尔只身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0美分。由于酗酒他失去了在亚特兰大市的工作，又因为赌博输得倾家荡产，而且不良记录导致他拿不到政府补贴。一无所有的麦克奈尔在华盛顿街头流浪了几天后，通过一位卖报小贩介绍，加入了《路感》的队伍。他很快成为销售成绩最好的人之一，并且经常给报纸投稿。这份工作让麦克奈尔结识了更多的人，他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管理学课程，用卖报的钱和朋友租房。下一步，麦克奈尔打算重整旗鼓，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回到正轨。他说：“我是无家可归，但并非无可救药。《路感》让我找回对生活的信心。它帮我建立起人脉，得到更多的资源。”几乎所有参与《路感》卖报纸的流浪汉都表示，卖报纸明显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不光是经济上的变化，有的人开始和疏远的家人联络，或是学到了写作和沟通技巧，对更多人而言，《路感》让他们重拾自尊和对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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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广告收入大幅缩水，但奥斯利还是采用了向富人朋友募捐以及举办慈善拍卖晚宴的办法保住了这份给流浪汉提供饭碗、给予自尊的报纸。《路感》成为2009年华盛顿地区唯一一家发行量有所增加的报纸，扩大到160万份。
　　
　　2011年3月28日，接收老东家《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路感》创始人劳拉·奥斯利深情讲述了九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被流浪者反向帮助的故事：“不论他们的经历有多悲惨，这些无家可归者身上仍有可以打动人的人性的闪光点，他们有权利保持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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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王小波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128次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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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人说，小波爱听这首曲。
　　
　　艾晓明提醒我，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祥，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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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围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出发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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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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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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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那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的极度艰难，为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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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