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1955年，早于去世8年之前，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与妻子墓地为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这让追随他一生的秘书傅泾波看到一丝曙光。他四处奔走，与中方高层沟通以落实回葬事宜。
　　
　　情势于1986年有了突破性进展——傅泾波接到中方通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北大方面允许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北大方面有人发起联名上书，阻扰骨灰归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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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北大方面再次提出，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安葬，但要求“低调进行”。不久，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中美关系一度紧张，骨灰回葬之事搁浅。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司徒雷登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记住——每一个在1949年后上小学的中国人都能朗朗地背诵上一段：“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毛泽东那些广为流传的文章标题中，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曾被提及，一个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另一个就是他——“美帝国主义的官方代表”司徒雷登。
　　
　　“回中国去吧”
　　
　　光绪二年六月，作为美国传教士长子的司徒雷登就出生在小弄里的一幢二层小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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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杭州人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逸事和段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每到清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五花肉）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鱼头）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1887年，长到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对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男孩来说，这是一次新奇而可怕的冒险——巨大的轮船，冒着浓烟的火车头和车厢……为了激起家乡人对中国宣教事业的关注，牧师夫妇们采取了功利而轻率的举动——他们给孩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让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歌，带着他们四处展示。好奇的大人们常常围着司徒兄弟问一些恼人的问题，有些甚至说——“天哪！他们看上去多么像中国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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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喜爱教育事业，他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可是作为海外传教士的后代，他的耳边总是盘旋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声音——“去海外布道去吧，回中国去吧。”
　　
　　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
　　
　　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司徒雷登专门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他欣赏中国文学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尤为推崇孟子和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前者“代表先进社会学说”，后者则是“集施政者、教师和思想家于一身”，而墨子的非攻主张则是和基督教倡导的和平一脉相承。
　　
　　在浙北乡村传教时，司徒雷登觉察到父辈传教方式的狭隘与不足。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信徒们在新教和尊崇祖先之间左右为难；洗礼只是一种简化了的信教模式……他的观点逐步为许多在华布道团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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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为吸引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关注，他在布道和福音写作中，常常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诠释基督教义，以“大同主义”来比喻和描述将福音传遍地球的使命。
　　
　　这位思想开阔的年轻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自嘲为乞丐的“燕京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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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为吸引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关注，他在布道和福音写作中，常常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诠释基督教义，以“大同主义”来比喻和描述将福音传遍地球的使命。
　　
　　这位思想开阔的年轻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自嘲为乞丐的“燕京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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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执着努力下，一笔笔捐赠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截至1937年，燕京所募的款项高达250万美元。这为学舍、设备、日益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奠定了基础。
　　
　　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燕京大学若要发展成一流的学府，必须摆脱过于狭隘的宗教意识的束缚。为此，他频频写信，努力争取美国宗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1922年，燕大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主日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校规，第二年又做出削减宗教必修课的规定。燕园里活跃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讲座与活动，但是，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师生无论是基督徒、共产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几乎是依仗司徒雷登一人之力，燕大从一所籍籍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着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两所仅有的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曾与他共事多年的燕大末任校长陆志韦曾评价说：“凡是崇拜司徒先生的人，不必褒扬他的长处，也不必为他的短处辩护，应当体谅他的难处。……燕大内部的人事，芝麻绿豆大的事都得轮到他管，他也喜欢管，所以越管越多。外国教职员有外国的事，中国教职员当然更是人多口杂。他老人家一视同仁，种族之见他全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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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陆志韦因“协助司徒雷登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遭到了重点批判。
　　
　　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
　　
　　在动荡的中国时局中，为了让燕京大学能在中国站得住脚，赢得人们的善意，也为了能筹到更多钱款，在助手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开始了“一场广交朋友的活动”。
　　
　　他和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都有过交往。段祺瑞、孙传芳、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张作霖父子、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陈果夫兄弟等军政要人都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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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购买新校址的地皮，他结交了陕西军阀陈树藩，并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土地。当他去拜访军阀孙传芳时，虽然对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还是用100美元打发走了这个老外，后来又加捐2万美元。在司徒雷登的所有社会关系网中，他和蒋介石的交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上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燕大陷入财政危机。他发起“百万基金运动”。为帮助燕大渡过难关，1934年10月，蒋介石、孔祥熙、汪精卫三人以私人名义在南京举办茶会。随之，燕京大学得到了政府各部的支持。
　　
　　对于共产主义，司徒雷登在个人信仰角度没有好感。然而，在燕校，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信仰一直采取宽容和保护。抗战期间，他曾帮助共产党获得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并通过个人关系网，把决心抗日的燕京学生输送到中共根据地。一度，中共高层对这位在中国享有很高声誉的美籍教育家也非常友好。1940年，司徒雷登一次意外受伤，毛泽东还特意发去慰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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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坚守“孤岛”办学。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美国国旗，维持正常教学；一边与日本军方周旋，竭力保持燕大的独立性；私底下，以各种方式帮助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宪兵抓捕入狱，拘禁长达3年零8月10天。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战胜利后，他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时代》刊文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