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1946年6月，燕大为司徒雷登7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当时中国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生。蒋介石特以一块刻有贺辞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极高的个人声誉，以及与各个政治阵营、派别的密切关系，立刻引起当时奉命调停国共矛盾的乔治马歇尔的极大兴趣。这位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派出私人飞机把司徒雷登接到南京，游说他出任新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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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一经传出，处于战火威胁的中国兴起一场意想不到的舆论热潮，“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新闻晚报》语）。在《最后的演讲》中，闻一多热赞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一段话却在该文1949年后入选中学教科书时被删得一干二净。
　　
　　上任伊始，这位“政治生手”对推动和平怀着相当的乐观。1946年的夏秋之交，正是和谈最紧张的时期。当时，蒋介石以避暑之名上了庐山，年逾古稀的司徒只得在烈日下频频奔波来往于庐山和南京之间。
　　
　　很快，司徒雷登发现自己低估了国共之间无法化解的敌意。他不由得想起曾任驻华大使的纳尔逊约翰逊在日本侵华期间和他说过的一番话，大意为：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剧，我们的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观和接受以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哪想到我们现在就坐在一个豪华的私人包厢，观看一场令人甚为悲伤的演出。”他悲伤地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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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月，调停失败的马歇尔应召回国。启程前，他和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国局势的谈话。司徒雷登积极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政府，并要求它做出内部改革。他的建议得到马歇尔的赞成，华盛顿也采纳了这一意见——内战全面爆发后，美国在不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提供援助，帮助国民党打击中共的军事力量。
　　
　　局势在一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8年的圣诞节，炮火已弥漫到北平地区。此时，他还乐观地相信这不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圣诞。作为一名信仰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司徒雷登将共产主义和苏联视为某种类似法西斯式的独裁势力。然而，当面对中共接管整个中国的前景，他致电美国国务卿，主张接受现实，积极与共产党接触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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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南京解放，司徒雷登留了下来，他在静候着另一种可能。
　　
　　4月24日清晨，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尚在睡梦中的司徒雷登——他惊诧地发现，十来名配枪的士兵闯进了他的卧室。他们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家，一边大声呵斥这个美国佬——“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给我们”。英、法大使馆在差不多时候也遭到了同样冲击。
　　
　　经过数月的漫长等待，司徒雷登逐渐意识到——他和他所代表的美国已是不被欢迎的“人”。8月2日，他黯然离开中国。在日本冲绳转机时，他得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
　　
　　这让司徒雷登惊骇万分。他所呈报的秘密谈话等全被公诸于世，“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些被提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观察、估计和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不出其所料，蒋介石认为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毫不客气地拒绝老朋友到台湾履新。而胜利的一方——毛泽东在随后一个多月亲自为新华社撰写5篇“评白皮书”，其中包括那篇流传甚广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司徒雷登不久中风，经抢救后幸免于难，从此行动不便。一年后，他辞去了大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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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的肢解，传教士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努力的结果——医院、学校、教堂被毁，友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让晚年的司徒雷登沉浸于巨大的伤痛之中。让他最为痛苦的，是在那片土地上所遭受的污名——“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污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
　　
　　从名利角度衡量，他的晚年近乎窘迫。他一生持守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没有个人积蓄；由于长期在华工作，他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金。人生最后十多年是在傅泾波一家的照顾下度过的。做牧师的独子也很少来探望他。后来，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他的情况后，每月寄来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资助。
　　
　　1962年9月19日8时，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寥寥数人出席的葬礼上，管风琴奏出的是中国古曲——《阳关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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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松：四十年守望民间时间:2014-08-09　作者:未详　点击:99次 　　也许你没听说过黄永松，但你一定知道“中国结”。
　　
　　说到黄永松，不能不提到《汉声》杂志，还有这本杂志的发起人吴美云。那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书读得好，写作能力强，但常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正是这种经历，促使她想创办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杂志。而她能想到的合作人就是那个做过摄影师、导演的黄永松。而此时的黄永松正在台北和另一个导演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戏曲京剧的纪录片。那富有生机的体现东方美学的戏曲艺术，深深震撼了一直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黄永松，同时他也痛心于这些艺术正在一点点湮灭。正是这份不谋而合的机缘，最终撞击出《汉声》这本反映民间文化的杂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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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吴美云和黄永松创办的英文版《汉声》——《ECHO》出版了。它一面世就以其独特的民族气息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当时销往三十多个国家。1978年，他们又创办了中文版《汉声》杂志。如果说英文版的《汉声》是东西方文化的横向交流，那么中文版的《汉声》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纵向衔接。“历史像头，现代像脚”，有头有脚，却没肚腹，他们要做出一个把二者相连的肚腹。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才一直坚持做到今天，整整40年。
　　
　　让黄永松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是，在后来3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将会随着《汉声》走出台湾，走遍中国内地的乡野和村落。米食、面食、风筝、泥塑、北方的农家土炕、陕北的剪纸、贵州的蜡花……每一个题目都曾是《汉声》杂志一期精美的专辑。黄永松在民间采集中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人和事，那些可触可感、可亲可爱的活生生的故事，常常令他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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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
　　
　　黄永松从典籍资料上查到了一种蜡染的古法，听说这种古法贵州尚存，他很兴奋。随后他走遍了黔东、黔南、黔西、黔北，寻找这种用木蜡和竹刀制作的蜡染，最终在黔东南地区麻江县龙山乡的青坪村找到了绕家的这种蜡染古法。青坪村绕家多长寿老人，其中有一位102岁的曹汝讲老太太。她的曾孙龙帮平和她住在一起。老人耳聪目明，虽然佝偻着腰，可身手敏捷，不需要年轻人照顾。她翻箱倒柜找出自己90岁时以古老的竹刀、木蜡绘成的背扇。这件点蜡之作，画面以螺丝花为主纹样，四周配置狗牙板。螺丝花宛转流畅，左右顾盼，她又在中心花头上略加三刀，形象似花似鸟。整件作品可谓鸟鸣花香，满幅春光。这就是这位满脸写尽沧桑的百岁老人的内心世界吗？看到这件作品后黄永松非常兴奋。他正准备在台北筹办一个“中国蓝印花布”的展览，为展览所需，就想购买一件。他和他的团队从不搞收藏，每次展览都是从收藏家那里借来的。这一点深受李济先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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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先生是着名的人类学家，殷墟的考古挖掘者。他一辈子考古，却从不收藏古物。对此黄永松深有感触，因为在民间这么多年，他碰到了很多古物被买卖的事。有一次，他在山西民间调研的时’候，看到一尸人家厢房左边那扇窗子是完好的，右边的窗子却只用一块塑料布钉着。他问这家主人，主人说：“那一扇昨天被偷了。”到另外一家，又是这样，一问，说：“有个收古董的把这扇窗子买走了。”又有一次他在西递宏村考察，发现他们都在卖老门窗、老桌子、老椅子。这些事情在农村经常发生，深深触动着他。他想，他一天到晚做着收集整理的工作，不就是要它们得到完好的保护吗？加一个“卖”字如何接受？他也知道，有国外的朋友在安徽买了整栋农民的房子运到美国去。那时候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就把苏州的一个园林买过去在美国重新呈现．他也到那里去看过，可是觉得—点意思都没有，只是一个躯壳在那里。少了生活气息，离了本土的艺术只是一个躯壳在买卖，他觉得不宜。他要求他们的编辑在卜去的时候“只许带走照相，留下脚印”，这已变成他们的家谰．他坚决不允许编辑购买当地的民间文化物件，也不允许把辕市矫揉造作、浮华的气息带到农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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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次展览中独独缺这种“竹刀木蜡”古法制作的作品，他很想带一块回去丰富展览，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破例。和老人的曾孙商量后，曾孙同意转让—件背扇给他。当他拿着这件背扇离开时，突然看到老人佝偻着腰迫出来，边喃喃自语边冲过来，目标锁定了黄永松。黄水松不明所以，只有后退，老人却抢回了自己的背扇。只见她的曾孙一个箭步冲到老人身旁，嘴里同样说着什么，又是一番言语—番拉扯。老人三番五次将背扇抢了回去，再由她的曾孙送来，最终，老人用剪刀剪下背扇边缘的一小块布后对黄水松说：“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然后不舍地离去。老人对自己作品的情感，让黄水松深受感动。对老人来讲那是与生命相关联的物品，是有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