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别了，土地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67次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
　　
　　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22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终于到了我的家乡，苏南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
　　
　　能拖就拖呗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的会越多的。”我妈妈说。这是她听说来的经验。拖着不肯签字，几乎是农民们唯一可用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
　　
　　他们盘算着，村里人一户一户磨下来，很需要些时日。尽管拆迁告示贴出来，动员人们在当月25日之前签完字搬家走人，但老两口坚信，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我估计25日之前签字的肯定很少，看看情况再说。”我爸爸最初还笑呵呵地表现得很淡定。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两口神色惊惶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
　　
　　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
　　
　　我们村里如今面临拆迁的，大多是那些建于1980~1990年代的两层半或三层的小楼。
　　
　　我家的小楼建于1988年，在房子刚建好那阵儿，他们俩曾经盘算过未来。我妈妈一项一项列算了各项开支和收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咱们再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养养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满地说，“明年还会有进账呢。”
　　
　　所以，想想那个我爸妈认定手头存个200块就能养老防荒年的年头，再想想之前辛苦一天只能挣上几个工分的年代，以及稍后两毛钱可以吃上一顿红烧肉和再稍后一毛钱可以享受一支红豆冰棍的年份，你就知道，当我爸爸听说拆迁要来，我们的旧房子可以“变卖”几十万时，他是多么兴奋，两眼放光。
　　
　　“公家”来了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其实村里人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视作命根的土地，就这样变得轻贱了，像鸡肋。他们只有耕种的义务和权利，却无法享受更多的价值。他们都不能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更别提直接变卖给开发商，或自己盖上房子去售卖了。
　　
　　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机会，只有等着“公家”来征收。听凭“公家”拿去卖个高价，从中抽走大头。
　　
　　现在“公家”来了。
　　
　　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
　　
　　从稍早一批拆迁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听到，房屋各项补偿零零总总算下来，能折合到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于是他不知来来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账：我家老房子总共500多平方米，能补60多万，刨去一套120平方米和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手头还能富余二三十万。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着说：“够我们老夫妻养老啦，不用再当你们的累赘啦。”
　　
　　结果等到拆迁告示发下来，我爸妈有点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标准，我家只能补偿20多万；为了鼓励人们当月25日之前签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开出的奖励，哪家迁得早，得的奖励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奖励，也就是说最配合政府工作，马上签字搬走，也只不过再多得10多万。
　　
　　我妈妈叫道：“怎么付安置房的钱都不够啦，还要倒贴？！”
　　
　　我爸爸也嚷了起来：这肯定是胡来，没按照政府的拆迁文件办。“回去谈得拢还好，把我逼急了的话就去告他们违规！”这个老党员气哼哼地说。可是当我从网上找来所谓的拆迁安置文件，细细看下来，发现按照这份几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价值”更少，也就10多万吧。
　　
　　当我把账算完，我爸爸的脸色一下子惨然，半晌说不出话，只在那儿摇头叹气。
　　
　　从那时起，爸妈开始不安了。我妈妈还是会说：“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但明显没有底气了。
　　
　　其实在我爸妈决定回家谈判时，就已经调低了心理预期，从原来的60多万，调成了40多万。“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自我安慰般地说。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当“钉子户”。
　　
　　没用上的“筹码”
　　
　　其实我爸妈是带着一点“筹码”回去的。
　　
　　我爸爸一下意识到，拖延——这个他们原先唯一拥有的谈判手段看来是不堪一击的。他想到了我的录音笔。我帮他将录音笔连上电话，教他怎么使用这种他此前碰都没碰过的数码玩意儿。然后在接听拆迁办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他就摁下录音按钮。
　　
　　他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不能让他们在电话中“骗”回去了，得留下凭证。但是在他第二次使用的时候，竟有了意外收获。
　　
　　那位工作人员在游说的过程中，提到他们派人殴打戊村那位村民的事情。“该打！”工作人员义正辞严地说，“他自己不签也就算了，还去动员别人也不要签，做反动工作！”此外，还有更加“雷人”的话语，不便公开发表。
　　
　　我爸爸如获至宝，要我一定好好保存这段录音。他盘算着，回去谈判，真到万不得已，就将这段录音放给对方听。
　　
　　就这样，他们挤上了南归的火车。第二天一下火车到家，就置了一桌酒席，备了两条烟，请拆迁办的人边吃边谈。
　　
　　这段录音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5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第二天，他们轻松地跟我报告说，已谈下补偿款40多万。正是他们的心理价位。虽然老两口算了算，拿这40多万支付掉两套安置房的钱和装修费用，就几乎不剩多少，但比起先前到底涨了10多万，算是满意了。
　　
　　其实如果他们当场放出那段录音，我相信能要得更多。但我爸妈坚决放弃了，因为不想害那位工作人员就此砸了饭碗，这样“不厚道”。
　　
　　“人不要太贪心”，我妈妈说，“人家也不容易。”为此我爸爸还在电话里嘱咐我把保存的录音删了吧。

为生歌唱

　别了，土地
　　
　　村里人基本上各自在签完字的第二天就忙着搬家了。他们把先人的遗照从墙上摘下来，把家什拉走，然后各奔东西。
　　
　　我爸爸回去的时候，特意带上了我的数码相机。他从没有用过，让我教他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其实主要是摁快门。他要把老房子拍下来留作纪念。他把我家房子前前后后从各个角度拍了个遍。还帮我几个堂叔伯拍了他们的房子，以及我那几个还健在的爷爷奶奶，他们或者佝偻着腰背，或者抱着孙子站在即将消失的房子前面。
　　
　　人们好像很少留恋这个村庄了。这些作了几十年邻居、妯娌、兄弟的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积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恩怨、矛盾、是非和闲言碎语；拆迁到来的时候，为了争夺父母的补偿，有些人兄弟反目，姐妹揪打。“其实人人心里都盼着赶紧散了吧。”这是我妈妈的观察。
　　
　　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就像大地震过后一样。”我爸爸说。
　　
　　村子的搬迁是如此彻底，就连我那个最初来这里扎根繁衍的曾曾祖父，也在搬迁之列。在他80多岁的时候，这个硬朗老头一天晚上从镇上喝醉酒回家，一跤跌进了路边的小河里，再没有爬上来。他在他的土地上躺了几十年，如今也随着子孙们迁走了。人们把他的骨灰放进镇上的陵园里，在那些数不清的一格一格的牌位间里，占据上一格，永远地告别了土地。
　　
　　他和我的曾曾祖母曾经紧挨着村边那条河流安息，现在那里将会被围起来，成为一个公园。我们的村子身下，则筑起一条宽阔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不远处那条从千里之外绵延而来的高速铁路上，就会有列车像风一般地呼啸而过。

为生歌唱

不解“民为贵”，难有“服务观”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82次 　　医院电话挂号，银行拆掉玻璃窗，简化户政机关办事程序——这些服务上的问题，一道命令就可改了。
　　
　　1980年代，我由台湾任职的机构派往纽约工作将近10年。1989年首次回大陆探亲，在北京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想买件纪念品带给家人。那件货物放在玻璃橱里，我请店员小姐拿给我看。她问：“你买不买？”我说：“让我看看，合适我就买。”她板着脸说：“不买就不能看。”我为之愕然。
　　
　　后来看到店里的墙上贴着一纸选拔“模范店员”的公告，候选人须具备好几项条件，其中之一是“不打骂顾客”。美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顾客永远是对的”已深入社会人心。当时看到“不打骂顾客”是北京选拔“模范店员”的基本条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20年过去了，大陆惊天动地的改革进步，不必细说了，但在各行各业的服务上，仍有不少可叫人“挑剔”之处。
　　
　　退休后，我常自台湾来大陆短暂居留。台湾很多人想回来长住，但人没有不生病的，一想到大陆的医疗服务品质，辄废然而止。
　　
　　在台湾，不论是大大小小的医院，要去看病，都可在一周前打电话预约。到了当天，根据你挂的号码次序，在适当的时间到医院就行，不必早去枯候。
　　
　　医生对你望闻问切，如需要做心电图、超音波、照X光等，会开单子要你去做。等你做完了，回到医生处，这些诊断资料已经传输到医生的电脑，医生在电脑上为你开药，处方你拿去缴费，副本已传至配药房。你缴完费，到取药处，你的药已经等着你了。即使在“尖峰时段”，你也不会候很久。
　　
　　我在北京曾到一家有名的中医院求诊，早晨6点赶去挂号已经算迟到了。其间排队、缴费、等候，种种折磨，不忍细话。终于拿到医生的处方，要排队送处方给配药处，再排队领药，再排队送煎。如果上午晚了，要下午甚至明天才能煎好，你要等候或者再来。医生还给我开了三味成药，我要到两个窗口去领，当然都要排队。
　　
　　我也曾在一位朋友的协助下到北京一家顶级西医院看过病。排队是省了，但是那个“菜市场”的格局，仍然叫人心悸。
　　
　　台湾大企业家王永庆在台湾各地分设“长庚医院”，规模、设备和医术均为一流。他生前极希望在北京、上海投资医院，为大陆同胞服务，但均未成事实。台湾大医院如到大陆开业，不仅能促进大陆的医疗水平，也必能“带回”很多台湾居民到大陆长住，对两岸的和平与发展有益。
　　
　　因为常来北京停留，不能不在银行开户。银行职员和顾客之间是用各个封闭的大玻璃窗隔开的，只在下方留一个进出钱的小老鼠洞，你要跟银行职员讲话，就必须“俯首帖耳”从那个小洞口与他沟通。银行为什么要这样防范呢？不就是怕你偷它抢它吗？存款人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这样侮辱顾客不是很荒唐吗？
　　
　　这样的银行，台湾也有，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旧事了。今天客人和银行职员隔桌面对面坐着，有平等才能亲切。如果你办的事较多较麻烦，则请你去一房间慢慢来。
　　
　　前些天我去北京一家银行办事，走完“老鼠洞程序”，抬头看到墙上挂着红布幅，上写“北京分行储蓄存款已突破5000亿”。对照他们“防范设备”所代表的经营心态与办事方法，其实只需拿出5000亿中的一点“毛毛雨”，用于改善服务，即可大大提升这家银行的美誉度。
　　
　　这家银行已是世界大银行之一了，他们的高管必定去过欧美、台港澳，看到人家银行是怎么做的，他们难道不想奋起直追，领先国内同侪？
　　
　　现代国家的政府部门，与人民接触最多的应属“户政机关”。在台北市，进了户政事务所的门，服务人员立即笑脸相迎，问明来意，把你领到办事人员桌前坐下，奉上香茶。你若行动不便，用轮椅伺候你。你年纪大了，忘记带老花眼镜来，他们备有各种度数的眼镜供你使用。办公室全部进入数位化，务期节省你的时间。
　　
　　我因常来大陆短期居留，按规矩要到管区派出所登记。第一次由朋友陪去，他和警员同志就发生了冲突。因对方语言、态度都不得体，把人民依法来办事看成找他麻烦一样！至于手续之无条理，时间之冗长，犹余事也。
　　
　　我亲身感受的这些服务上的问题，其实都不难解决。像医院电话挂号，银行拆掉玻璃窗，简化户政机关办事程序，一道命令就可改了，比经济翻几番、建浦东、办奥运，容易多了。可见，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而不为的受害对象，是13亿百姓。
　　
　　“民为贵，社稷次之。”认识了民为贵，才能建立服务观念。如何让公私部门尽早而又普遍地建立服务观，要靠仁人志士集思广益，找出一条捷径来。

为生歌唱

摆渡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80次 　　2010年4月12日清晨5点多，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48岁的老师王勇起床了，他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出门往河边走。
　　
　　王勇从来不敢赖床，因为每天早上6点，孩子们都会准时在村头的渡口等着他。山里温度低，如果他出门晚了，孩子们就容易被冻感冒。在过去的20年里，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王勇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摆渡者
　　
　　1984年，20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民办代课教师。
　　
　　1989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件往事时，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当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年，从教6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小学。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H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爽快地答应F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也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千就是20年。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的去处。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其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些的教育条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了6个学生，最大的上六年级，最小的上一年级。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一次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左脚的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河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没捞着。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6年。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岁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学三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现在，王勇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
　　
　　船、桥和老师的背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条小木船。它长约3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载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河去。2002年，县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米，宽1。5米，一次能运10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每逢秋天的清晨，河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有好几次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王勇让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向，才能勉强渡河。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面，来确定能否行人。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脚踩破了冰面，大半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一边喊着让孩子们不要靠近，一边用手肘支撑着冰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冰窟窿里爬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结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两百多斤重”。母亲和妻子搂着他心疼得直哭。
　　
　　每年有两段时间，王勇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是在冬天，河水还没结冰的时候，他不到4点就要起床，烧上一桶开水，烫一下船上的机器，否则机器根本启动不了。另一段时间是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回落30多米，大多数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来，随处可见干枯的水草和龟裂的泥滩，那艘铁皮船也趴在岸边，动弹不得。而这段时间，河水还是有几十米宽，挡住了孩子们上学的道路。每天早晨，王勇只能背着这些孩子瞠过河去。
　　
　　为了背孩子们过河，他特意买了一双能够套到大腿的长筒胶鞋，但很多时候，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光着脚，“踩石头踩得紧，不容易打滑”。因为长期浸水，王勇的双腿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到发病的时候，双腿红肿得像大萝卜，现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热水烫脚。
　　
　　摆渡者的家
　　
　　王勇的家，离碑沟村的村口不远。他和妻子住着2007年新盖的一座小平房，年迈的父母住在不远处的祖屋里。祖屋已经盖了20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顶被烟火熏得发黑，时不时地往下掉土坯。
　　
　　对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学，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
　　
　　最直接的反对原因，来自经济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来块钱，但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务农。他一边要赡养两个老人，一边要养育18岁的在宽甸读高中的儿子。但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得在这艘铁皮船上搭进数千元：零件坏了要更换，船体要时不时地维修，光是一年的油费，就是1000多元钱。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王勇才会向学生家长象征性地征收一点油钱，每个孩子每天5角钱。
　　
　　其实，王勇也曾想过放弃。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们怎么办？犹豫再三，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仅如此，现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渐接受了他的“傻劲儿”。
　　
　　现在，王勇不在家时，妻子就主动顶替。开船的事儿，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但老人家主动当起了“安全监督员”，经常绕着铁船转个把小时，检查机器和船身。
　　
　　村里的村民们除了种田外，大多都有些副业——养养蚕，种点烟草，可因为接送学生，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归，仅有的几亩农田全靠妻子侍弄。因为人手“不够”，他家至今没有副业。
　　
　　对于自己的儿子，王勇也有个愿望，希望他将来也能当一名老师，哪天自己老得实在干不动了，儿子能接替自己继续摆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学可上。当他和旁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妻子可不答应了。这个农村妇女扯着嗓门吼道：“你自个儿上了贼船就算了，别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
　　
　　曾有人问王勇：“送了孩子20年，你觉得这事儿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说不出什么大话来。”王勇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说，我在一天，孩子们就能安安全全上学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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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的选择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83次 　　我做大学教授已经很多年了，我注意到大学男生属于白面书生的已经非常少了，大多数男生都有很健康的肤色，可是比起在外面做工的工人来说，似乎我们的大学生仍然白得多了。
　　
　　张炳汉是少数皮肤非常黑的那种大学生，难怪他的外号叫「小黑」，我是他的导师，第一天导师生面谈，他就解释给我听为何他如此之黑，他说他从高二开始就去工地做小工，再加上他是屏东乡下长大的，所以皮肤黑得不得了。他说他家不富有，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哥哥，而他哥哥就是一位完全靠劳力赚钱的建筑工人，他大一暑假就跟着他哥哥打工，赚了几万元。
　　
　　有一天，一位屏东县社会局的社工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一件令我大吃一惊的事，他说张炳汉现在的父母绝不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因为他们血型都是Ｏ型，而张炳汉却是Ａ型，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个案，经过计算机数据库不断的搜寻，他们总算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只在这里说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发现张炳汉其实是走失的孩子，他现在的父母领养了他，而他被发现时穿的衣服也有很清楚的记录，当时他只有二岁，十八年来，他的亲生父母仍保留着当年寻人的广告，也从未放弃过找他的意念，那个广告上的衣服和小黑当年被找到的完全吻合，再加上其它的证据，他们已可百分之百地确定小黑可以回到亲生父母怀抱了。
　　
　　社工人员问我小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告诉他小黑性格非常爽朗，他建议我们就立刻告诉他这个消息。
　　
　　小黑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感到十分地激动，可是，他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血型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和他哥哥完全不像，他哥哥不太会念书，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做工了，他却对念书一点困难也没有，他哥哥体格也比他强壮得多。
　　
　　他们俩唯一相同之处是口音，可是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从小学他哥哥的缘故。不要看小黑年纪轻轻，他的决定却充满了智慧，他说他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人物，可是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他的身分证上父母栏不会改变，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们对我这么好，收养了我，含辛茹苦地将我带大，我这一辈子都会认他们为爸爸妈妈。至于亲生父母，我会孝顺他们，将他们看成自己的父母，只是在法律上，我不要认祖归宗了。
　　
　　我和社工人员都为小黑的决定深受感动，社工人员告诉小黑，他的生父是一位地位不小的公务员，生母是中学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比小黑小一岁，念大学一年级，他们住在台北。
　　
　　小黑表现得出奇镇静，他要和社工人员一齐回屏东去，将这一切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是典型的乡下好人，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和台北方面联络，约好周六小黑去台北见他的亲生父母。
　　
　　星期六一早就从台中开车去台北。小黑虽然是个壮汉，可是当他走下汽车的时候，两腿都有点软了，几乎由我和太太扶着他进电梯上楼。大门打开，小黑的妈妈将他一把抱住，哭得像个小孩，小黑有没有掉眼泪，我已不记得了，我发现小黑比他妈妈高一个头，现在是由他来轻拍安慰妈妈。
　　
　　事后，他告诉我，当天他在回台中的火车上，大哭一场，弄得旁边的人莫名其妙。我和我太太当然识相地只坐了半小时就走了，半小时内，我观察到他的亲生父母都是非常入情入理的人，他的弟弟和他很像，可是白得多，和小黑一比，真是所谓的“白面书生”了。
　　
　　我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还是我们的小黑比较漂亮，尤其他笑的时候，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有一种特别男孩子的魅力。小黑收到一件夹克做为礼物，是滑雪的那种羽毛衣，小黑当场试穿，完全合身——这也靠我事先通风报信，将小黑的尺寸告诉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小黑要我请客，将他的“双方家长”都请到台中来，我这个导师只好听命，除了两对爸妈以外，我还请了小黑的哥哥和他的亲弟弟，因为大家都是很真诚的人，宴会进行得十分愉快，我发现小黑的哥哥的确比他壮得多，我又发现小黑的弟弟比他们白了太多，小黑好像感到这一点，他说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非洲小白脸”，他显然希望由此说来缩短他和弟弟间的距离。
　　
　　小黑的账户中增加了很多钱，可是小黑的生活一如往常，只是周末有时北上台北，有时南下屏东，他的亲生母亲一开始时每天打电话来嘘寒问暖，他只好求饶，因为同学们已经开始嘲笑他了。
　　
　　大二暑假开始，小黑向我辞行，我问他暑假中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做苦工，我暗示他可以不必担心学费和生活费了，他说他一定要再去屏东，和他哥哥在一起做一个暑假的苦工，他要让他哥哥知道他没有变，他仍是他的弟弟。
　　
　　我知道屏东的太阳毒得厉害，在烈日之下抬砖头、搬水泥，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我有点舍不得他做这种苦工。小黑看出了我的表情，安慰我，教我不要担心，他说他就是喜欢做苦工，他还告诉我他做工的时候，向来打赤膊打赤脚，这是他最痛快的时候。
　　
　　可是小黑没有骗得了我，我知道小黑不是为了喜欢打赤膊、打赤脚而去做苦工的，如果仅仅只要享受这种乐趣，去游泳就可以了，我知道他去做工，完全是为了要作一个好弟弟。
　　
　　小黑大三没有做工了，他是信息系的学生，大三都有做实验的计划，整个暑假都在计算机房里，他自己说，他一定白了很多。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小黑身旁多了一个年轻人，在他旁边玩计算机，我觉得他有点面善，小黑替我介绍，原来这就是他弟弟，可是我怎么样都认不出来了。他过去不是个白面书生吗？现在为什么黑了好多，也强壮多了？
　　
　　小黑的弟弟告诉我，他已经打了两个暑假的苦工，都是在屏东，两个暑假下来，他就永远黑掉了，我忍不住问他，难道他也需要钱吗？小黑的弟弟笑了，黝黑的脸，露出了一嘴的白牙齿，他指着小黑对我说“要当他的弟弟”。
　　
　　在烈日下做两个暑假的苦工，他真的当成小黑的弟弟了。
　　
　　我们有选择的权利，而每个选择都是转折。
　　
　　小黑可以选择回台北亲生父母的身边，小黑的弟弟可以选择做其它轻松的工作。他们的选择，更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不单单是亲情，还有选择后面的智慧。

为生歌唱

闭上眼睛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英国登山运动员约瑟攀登过阿尔卑斯山主峰。但不幸的是，他所加入的这支野外登山者队伍并无实战经验，在向主峰发起冲锋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和局部雪崩。同行的7有中有6人遇难，惟有约瑟活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21年前。从此，约瑟就再没有登过阿尔卑斯山。
　　
　　约瑟现在接受了英国一家登山爱好者协会的邀请，让他讲述当年那段记忆。约瑟讲得很从容。当谈到冰峰上如何自救时，约瑟说：“伙计们，发生危险时，你们什么也不要做，只要把眼睛闭上就行了。”
　　
　　所有的队员哄堂大笑。
　　
　　而约瑟却一本正经地说：“真的，只需把眼睛闭上，站在原地，祈祷吧。”
　　
　　约瑟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当年7人遭遇暴风雪时，我们一起下撤，当走到半山腰时，应该是安全了。但山上的雪崩发生了。雪崩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己无法可逃。我闭上了眼睛，站在原地。我想自己肯定会死。我开始祈祷。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雪只盖住了我的上半身。但是，我的朋友却全死了。他们并不是被雪埋没的，而是死于缺氧。当雪崩发生时，他们往山下狂奔，他们所带的氧气很快被消耗殆尽。”
　　
　　约瑟说到这里，所有的队员都愣住了。
　　
　　约瑟说：“逃生是人的本能，当恐惧降临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常识，忘记最基本的生存办法。今天，我就要给你们一个忠告，当你们攀上高山时，你们需要永远牢记常识，当一切无法抗拒时，就请闭上眼睛祈祷吧。”

为生歌唱

将救生圈丢掉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206次 　　胡立阳小时候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刺激、冒险。他五六岁时就学会了游泳，自认为泳技高超。他常听说有人在海边被浪卷走，却不相信自己会碰上那回事：终于，他十三岁那年决定到大海里去大显身手，他抱着一个很大的救生圈下了海，由于那时是退潮，他没料到海浪的力量有那么大，很快就把他带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已经离警戒线一两千米远了，沙滩上的人看起来小得跟蚂蚁一样。他使劲地想游回岸边，但由于是退潮，加上套在身上的救生圈实在太重，根本就游不动。几经挣扎，他发现自己被海水越带越远。当时天色渐暗，身边四下无人，风浪渐大，他有些慌了，心想：难道自己要葬身海底喂鱼了吗？想到此，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哭累了，还得想办法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抱着救生圈，被动地等待奇迹出现；要么丢掉救生圈，靠自己的力量拼命游回去。可是丢掉救生圈，若游不回岸上，又没人来搭救，怎么办？但不丢掉救生圈，他动不了，就只能坐以待毙！在刹那间，他做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将救生圈丢掉。
　　
　　把救生圈丢掉之后，他立刻就哭了，因为救生圈很快就被退潮的浪带走了。他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拼命往岸边游之后，浪一退，他就潜到水下，以缓慢的速度在水下拼命地游；浪一来，他就冒出水面，借助浪的助力前进。就这样游游停停，当他感到无力时，他不断鼓舞自己来驱除内心的恐惧。他想，来海滨浴场不就是为了享受游泳的乐趣吗？怎么现在一落到海里，就哭哭啼啼了呢？眼前一大片海水，不正好可以施展自己的泳技吗？随后，他的身体慢慢放松了，虽然仍游得吃力辛苦，但陆地已经触目可及就这样拼命游了两个小时，直到天色已暗，他才终于游到岸边回头一看，救生圈早已消失在黑漆漆的茫茫大海中。当手碰到沙滩的那一刻，他瘫倒了，同时喜极而泣，劫后重生的感觉令他永生难忘。
　　
　　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赌博，他庆幸当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不然自己可能也跟救生圈的命运一样了？事后，他曾与许多朋友讨论他当初的这个选择。大家都说他当时疯了，因为没有了救生圈，等于没有了希望。但胡立阳清楚，自己是对的。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对胡立阳日后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往后不论在求学还是工作中，始终奉行这样的座右铭——成败往往在一念之间，凡事皆应当机立断。
　　
　　后来，他进入了华尔街，不断领教到“股海”的可怕与无情当发现行情的走向与预料不同，一定要做出“丢掉救生圈”的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暂时“止损”就是放弃了希望！不幸遇上“退潮”，他总会勇于认错，并立即做出果断的决定，将手中的股票全部抛掉。
　　
　　就这样，他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华人投资理财专家，被誉为“亚洲股市教父”。

为生歌唱

再一次的遇见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12次 　　一对日本中年夫妇，生活无趣，丈夫每天对妻子呼来喝去。妻子实在忍受不了，拿烟灰缸砸破了丈夫的脑袋。昏迷的丈夫被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瘤。
　　
　　医生给出两种治疗方案：1、选择开颅手术，彻底切除，但是因为脑瘤和大脑已经相互渗透，可能会失忆。2、选择放射线治疗，不会有后遗症，但是脑瘤可能会再次复发。
　　
　　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手术。手术前一晚，妻子和护士聊起来：“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见面后的第二天他就向我求婚了——‘你能和我在一起吗？’膝盖都在抖呢……”
　　
　　手术之前，丈夫请求护士帮忙给妻子带话：“请告诉我老婆，我嘴笨，一直没告诉她……告诉她，我这辈子只要她一个，就算是重来一次，我也要和她过。”
　　
　　结果，他还是失忆了。
　　
　　医生指着妻子问醒来的丈夫：“你认识她吗？”
　　
　　丈夫回答：“不认识。”
　　
　　妻子照顾失忆的丈夫，而失忆的丈夫总说：“对我这么亲切，谢谢您了。”
　　
　　第二天，失忆的丈夫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正和护士聊天的妻子与丈夫相见了，他们彼此点头致意，然后，失忆的丈夫被继续推着往前走去。
　　
　　“不好意思，等一下。”失忆的丈夫转过头，望向妻子。
　　
　　于是，在白色基调的医院，在阳光四溢的清晨，依然打着吊瓶的丈夫，依然需要呼吸管辅助的男人，嘴角不自然地抽搐着，膝盖不停地颤抖，说：“那个，虽然昨天才见面，请和我……请和我一起生活吧。”
　　
　　妻子趴在丈夫的腿上，哭得不能自已。两人的手叠在一起，上面有结婚时的对戒。
　　
　　也许会像故事里一样，某一天，某人会对你一见钟情，他会用颤抖的声音表达爱意，你汹涌的泪水却不仅是感激他，还有命运。有人会对你一见钟情，当你第二次遇见你时，你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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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亲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89次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当然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湿热得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忌日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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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答辩时间:2013-09-12　作者:未详　点击:109次 　　1935年，费孝通通过清华大学毕业考试；次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前往英国留学。1939年春，他写成了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将其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伦敦大学专门的考试委员会。
　　
　　那次，考官只有罗斯爵士一人，考试地点是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考试过程就是喝酒。为此，马林诺夫斯基特地准备了好几种酒。答辩一开始，罗斯爵士首先举杯向马林诺夫斯基道喜，祝贺他的学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随后话题很随意，扯得很远，只是喝酒不断：到了最后，还是马林诺夫斯基想起该办的手续，于是请罗斯爵士在一张非常考究的学位审定书上签字，并再喝一杯酒，祝论文答辩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