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几何惊梦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22次 　　总是会做这样一类的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象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了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了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恶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课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被分到初二义班，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对象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面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传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怎样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就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宇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骰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我看，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考试和平常分数，我是最后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的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看，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奏时，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不耻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白地表示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在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了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题让全班演算。我是反正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子上把数目字乱搬一气，心里却一直惦记者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的四条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心。
　　
　　数学补考是定在下午第一堂，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人有七个，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题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到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也始终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恶梦的话，那么，那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场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一样关切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个恶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去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其实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我，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的这一条路，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地说：
　　
　　“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恶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眼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

为生歌唱

与11位总统“斗争”的漫画家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224次 　　他曾经被尼克松列入“白宫敌人”名单，他曾经被里根及其妻子南希电话投诉，他从杜鲁门开始连续对11位总统开展了不懈“斗争”。虽然三次赢得普利策新闻奖，但他觉得，登上尼克松臭名昭着的敌人名单“比得普利策还荣耀”。作为《洛杉矶时报》的社论漫画作者保罗·康拉德（PaulConrad），他对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总统始终“穷追猛打”。
　　
　　爱与总统作对
　　
　　“但愿我的伟大一如我的痛苦，或者比我的名字渺小；或者能让我忘记过去的身份，或者记不起现在要被迫变成什么。”莎士比亚笔下理查二世的名言，被康拉德赠予“水门事件”之后的尼克松，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水门事件”暴露的第一天，他便在漫画中加以嘲弄：一身工具的尼克松满头大汗在凿民主党总部的墙壁，旁边几个人指指点点说：“他说自己是电话公司的……”他笔下的尼克松永远皱眉头、长鼻子、耷下巴、脑袋缩进耸起的肩膀里，阴险又惶恐。为此，康拉德上了尼克松的“白宫敌人”名单。另一位在康拉德笔下不得“善终”的加利福尼亚人是总统里根，从开始担任加州官员起，这位演员出身的政治人物便不得不每天面对康拉德的种种讽刺。后者总是将他描画为小丑或头脑简单者，比如称里根为“里根汉”（ReaganHood）—戏仿“罗宾汉”（RobinHood）——专门把穷人的钱偷来给富人。另一幅画里，针对里根的军备竞赛政策，康拉德将其置于齐腰高的浴缸里，兴致勃勃跟在橡胶鸭子后面摆弄一串玩具军舰。
　　
　　他的画笔辛辣直接，一针见血，以至于《洛杉矶时报》主编常常在早餐时间接到里根或其妻子南希的投诉电话，但康拉德的不屈不挠丝毫不变。近30年来，康拉德日复一日发表针对国内外重大时事的漫画，尤其对于白宫新闻，从杜鲁门开始连续对11位总统开展了不懈“斗争”。最近一次“中奖”者是小布什，筋疲力尽推着西西弗斯的石头上山，石头上写着大字：伊拉克。唯一被康拉德的钢笔画逗笑的大概只有福特，他说过：“你笑，全世界会跟你一起笑；你哭，就只有成为保罗·康拉德的漫画了。”
　　
　　比得普利策还荣耀
　　
　　“永远不要因为客观而控告我。”这是康拉德的名言。不公正、浮夸、腐败，是他持续关注的主题。1965年发生黑人暴乱之后，康拉德画了一群中年白人将一位黑人置于手术台上捅针管：“你提到失业、住房、教育、警察暴力、绝望……但是，你暴乱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次，为嘲弄总统卡特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我也有欲望”，康拉德便画了他在自由女神像前意淫女神裸体的模样。
　　
　　“读者们每天早上都在期待他的作品，他总能让你愤怒、让你大笑，或者让你思考。”《洛杉矶时报》编辑拉斯·斯坦顿说。为此，他曾三次赢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康拉德觉得，登上尼克松的敌人名单“比得普利策还荣耀”。这样与强权作战免不了付出代价。有人以诽谤名义将他告上法庭，有人写文章谩骂抗议。爵士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就曾表示：“他超出了媒体人的道德底线。不要以为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掩护下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的没错，正是美国宪法中不得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使得康拉德得以有自由环境进行创作。“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讨论过，康拉德带来了多大的麻烦。”1971年到1989年的《洛杉矶时报》社评版编辑托马斯说，“我们经常为此挨一顿臭骂。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欣赏他漫画的艺术性，背后的智慧及其老拳击中的要害。”
　　
　　除了舆论环境，更重要的自然是康拉德个人的艺术天赋、新闻敏感、广泛阅读和思考。这个出生于1924年衣阿华州的穷小子有一对志存高远的父母，他们尽管生活拮据，却决定送孩子去学习艺术。康拉德常说，自己第一幅画作是在8岁时，画在男厕所墙壁的涂鸦。高中之后，他还曾与双胞胎兄弟辍学去阿拉斯加闯荡，为赚钱在妓院里弹钢琴。二战期间，康拉德决意从军，并参加过太平洋战役。尽管这是最后一次“正义”的战争，他却被身边随时发生的死亡、残缺、暴力深深震动，在此后的画作里，无一不是在为反对暴行、争取人权而努力。战场归来后，他进入衣阿华大学学习，并在学校校刊上首次发表了自己的漫画作品，兴奋的感觉激励他持续创作，从此走上漫画创作道路。
　　
　　“漫画家应该保持自己的火气并转化为创作。”康拉德曾这样阐释自己的理念，“漫画的功能显然应该是否定性质的，一幅鼓吹意味的漫画通常等于什么也没说。”

为生歌唱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38次 　　近日有机会到浙江上虞，问起陈梦家（1911-1966），大家不太了然。从诗人到学者，一个值得崇敬的人，惜今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记得王世襄在世时，我听他谈得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张葱玉，一个是陈梦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梦家还在的话，那明代家具研究的着作。就肯定轮不到我写了！”陈梦家于逝世12年后，终获平反。如他夫人赵萝蕤所说：“深可惋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他还可写出许多着作，为他所热爱的祖国现代化增加一些砖瓦，但是他没有能这样作。”（见《新文学史料》）这无奈的话，恳切、诚实，但听起来令人辛酸。那是1979年“文革”刚结束时说的。
　　
　　陈梦家，出身于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康之家，诚如赵萝蕤在《忆梦家》中所述：“他的父亲陈金镛老先生曾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是一位非常忠厚纯朴的长者。”梦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受教会学校欧美思想的教育，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日后造就了他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到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便出版了他的第一册诗，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读书生活散记》216页）当然，他的一举成名，离不开两位老师兼诗人的器重与教导，一是闻一多，一是徐志摩。
　　
　　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实际编辑的《诗刊》季刊，终于在上海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这标志着“后期新月诗派”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就我多年读陈梦家的诗，觉得于中国新月派诗人群体中，他的诗艺、独具的形象与灵魂，比闻一多、王统照的诗，似略胜一筹。这也使我迄今还能背诵他的一些诗：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一朵野花》）我悄悄的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白马湖》）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摇船夜歌》）读这样的诗，清新，朴实，又具象征，令人难忘，让我遥想。
　　
　　然而，陈梦家也有新写实主义的诗，那是他亲临战场写出的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陈梦家与同学亲临火线，抢救伤员。当年有人说：“杨绛和赵萝蕤，钱锺书和陈梦家，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有故事说，在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两人相遇。陈先生见钱先生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锤书。”钱锺书随口即应：“上虞诗人陈梦家。”
　　
　　“作为诗人，梦家的创作生涯前后只七八年。”赵萝蕤说，“1934年至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从此以后，他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梦家与赵萝蕤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从1938年春到1944年秋，陈梦家除教书外，仍孜孜不倦致力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在西南联大时，他撰有《老子今释》《西周年代考》等。
　　
　　随后，夫妇俩经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从昆明经印度去了美国。陈梦家除了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外，还游历了英、法、荷兰、瑞典等国，目的是收集青铜器的资料，编写一部流落海外的青铜器图录。约三年时间，他完成了在美的研究任务。
　　
　　那时，国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均表示赞赏，就连喜欢收藏的瑞典国王以及瑞典最着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也不无敬佩他。当时，罗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陈梦家能永久留在美国工作。然而，他仍回到了清华，心中只希冀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自己的祖国。赵萝蕤后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经劝告许多欲去台湾的专家和学者。他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清华、燕京的解放。”
　　
　　令他想不到的是，1951年即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据巫宁坤先生说，那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发出通知，要全体师生参加统一的工间操。作为诗人的陈梦家，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是‘1984’（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写假想中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社会）来了，这么快！”之后，全国高校开始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了。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后，离开了学校，被分配到中国考古研究所。
　　
　　约30年的工作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字学》《殷墟卜辞综述》《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等大量着述，留下了近千万字的学术与文学作品。他不幸逝世时，尚有200多万字文稿未及整理。
　　
　　1957年，陈梦家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着名的五大右派之一（余为黄现瑶、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年龄最小）。据谢蔚明回忆：“当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其本意是在争鸣，符合‘双百’方针，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正和毛主席的宏文同一天见报。陈文于5月15日刊于《文汇报》，同一天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也在全国各大报纸见报，成了‘唱对台戏’，党组织于是就召开批判会。”
　　
　　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后，赵萝蕤因受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写到此，我想起1935年8月，陈于燕大自编的《陈梦家自选诗集》序言中最后的话：“多谢萝蕤，这集诗的选定，大半是她温暖的鼓励和谈心，使我重新估价，赐我有重新用功的勇敢！”可见他们俩是一对互相激励、亲切温馨助学术伴侣。
　　
　　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后，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做研究，曾经——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干踩水车等农活。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被“斗争”。他们的家被抄，住房被别人占用。8月24日那晚，陈梦家在被斗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过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他们不准陈梦家回家。陈梦家写下遗书自杀，但终未遂。十天以后，陈梦家再次自杀，9月3日，死于非命，年仅55岁。“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这是当年的陈梦家，与—千千万万—同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诚如他于1932年3月16日在青岛所写的一首诗所述：也许他淹在河里／也许死在床上／现在他倒在这里／僵着没有人葬。也许他就要腐烂／也许被人忘掉／但是他曾经站起／为着别人，死了！（《一个兵的墓铭》）
　　
　　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曾经站起”，也“为着别人，死了”，人们是不会忘掉这位赤诚的诗人和学者的。鲁迅曾说：“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如今，陈梦家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了，他究竟是受何人所害而死，至今似难分辨，但终究是应验了陈梦家曾喊出的一句话：“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陈梦家虽歌唱过“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可那时，已没有了他理想中的新月，更没了小星去点亮他人生的桅杆。他曾吟出“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而1966年的那天晚上，一个诗人与学者的血，真的被榨出来了，但是酿出醇香的酒了吗？往事如烟，已无法究其所想所为了。令人痛心扼腕的是，这么一位大家，正是学术上最有成就之际，却过早地凋谢了。这真是人间莫大的损失与悲哀。我不禁想起宗璞对梁漱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指责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见《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如今，我只能引几句莱蒙托夫的诗，作为对陈梦家的哀悼。诗曰：“他们的心是不会理解诗人的。他们的心不能够爱他的心灵，不能够了解他的悲哀，不能够共享—切的欢欣！”
　　
　　是的，“文革”那个时代的人是互相隔膜的，不可能理解世界的一切以及一切的人，唯一能崇拜的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当然，在那样的时代，更不知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民主在哪里；而那样的时代，岂能容下一个真正的诗人？

为生歌唱

作为官员的詹天佑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94次 　　宣统二年（1910）年，一个叫朱子勉的广东人参加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因修建京张铁路而闻名的詹天佑先生。在拜见詹天佑时，詹天佑对他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而且做惯官的人一旦没有官做，精神便会十分痛苦。但官不可不做，又不可无。在现在中国里，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官职，就没有地位，没有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
　　
　　这段语录在北京詹天佑纪念馆的展览中被专门列出一个单元进行重点介绍，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这段话是理解詹天佑一生作为的一把钥匙。
　　
　　詹天佑不仅是一个杰出的铁路工程师，同时他也在也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担任过各种官职。从关内外铁路帮办到京张铁路总办再到汉粤川铁路督办、从从六品的州同到正四品的道台、从邮传部参议到交通部技监，詹天佑仕途顺利、位高权重。然而，作为一个十一岁就留学美国，系统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来说，他的为官之道又与众不同。
　　
　　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时，铁路要穿过满洲贵族广宅的的坟院。广宅是镇国公载泽的亲戚，很有势力。他百般阻挠，坚决不让铁路经过自家坟院。他还贿赂了铁路主管部门邮传部，要求铁路改线。邮传部畏惧其势力，又收受了贿赂，竟然同意改线。詹天佑看到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改道就要浪费大量的银两和时间，他坚持不许。此事几经周折，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詹天佑目睹了这些故事，也知道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他逐渐明白，在清末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下，要实现自己“以创造性建设谋求社会进步”的梦想，必须要有一定的官职，否则连做事的机会都得不到，遑论做成一件事。所以，面对同样是留学生的老乡朱子勉，詹天佑语重心长地对他讲了自己的“感悟”。
　　
　　曾经有清政府官员称赞说：“做官与做事历来被兮为二途，唯有詹天佑能合二为一。”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当官对于詹天佑来说只是他的手段，而绝非他的目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做官只是詹天佑引进西学做实事以谋求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也可以说是他无奈的选择。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要么自命清高，不与当政者有任何来往，要么完全被政治左右，而詹天佑却能从现实主义出发，通过这种折中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既保持了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性，又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对立，这种妥协恰好表现了他立足现实、奋斗自强的一面，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为生歌唱

曹禺的褒与贬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34次 　　在20世纪50年代初，剧院常演出一些前苏联的话剧。这种引进总的来说还是有益处的，但也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一次，在演出了一部前苏联的现代戏以后，在一片“好好好”“是是是”的赞扬声中，只有曹禺尖锐地指出：“这个本子只是一个二流的剧本，充其量只是个‘佳构剧’而已。”我听了大吃一惊，心里却暗暗赞同。同时，曹禺对于真正的艺术精品又非常敏感，十分热情。当他读到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的时候，就兴奋得像个小孩儿，不但拍案叫绝

为生歌唱

同来同往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21次 　　马克·吐温的生卒时辰很是奇特。他出生前20天，天空中出现哈雷彗星。1910年4月20日，哈雷彗星再度出现，翌日吐温即与世长辞。此应纯属巧合，但吐温自己的预测却包含着睿智和幽默。他在1909年写道：
　　
　　“我于1835年与哈雷彗星同来。明年它将再来，我将与它一起离开。假若我不与哈雷彗星同走，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失望。上帝无疑说过：兹有两种莫名其妙的怪物，他们既同来，就该同去。”

为生歌唱

底层与美盲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24次 　　2006年秋到2007年春，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学校安排我住在早稻田大学的奉仕园会馆。这是由两栋建筑组成的学生与访问教师的混合宿舍。会馆中间有一个园子，植有几株银杏树，有的已经有近百年的树龄。深秋，树叶变成金黄色，煞是好看。到得年底，天气转寒，银杏树开始掉叶。一日，凛冽西风整夜紧吹。早晨俯望，园内已是一地落叶。
　　
　　意外的是，那天上午我下楼出门，却看见了另外一番景象。原来，会馆的清扫员大叔已经把那一地落叶慢慢地扫拢，移到那几棵银杏树脚下，让它们围抱住树根，覆盖在了砖头砌成的泥坛内的泥土上。泥坛有各种不同几何图形，如此，无论近看远看还是俯瞰，那些镶嵌在泥坛中的落叶，自然形成一个个不同的金色几何图形，既化作树的营养，又愉悦了眼睛。看到此景，心情为之一振，内心也不由得涌起一股感激。清扫员大叔这个在我看来创意十足的手笔，在他也许已属平常，但却让我倍感意外。
　　
　　扫地，似乎简单到人人都可为，而且人们往往不屑为之，更以此将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也一并“扫”进“底层”。但就是这位清扫员大叔，却以“主人翁精神”扫出了出人意料的美感与丰富的视觉效果。
　　
　　其实，如果不把美与工作、生活对立起来的话，事情似乎本应如此。但恰恰是一些习惯性思维，先是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思维在骨子里是把创造美的可能性只寄托在“上等人”身上。因此，这位大叔的工作，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再次向我们提示美与工作、美与生活的关系。他就是在这么不经意间，以主动向“美”的心态，把发生在生活中的细节审美化、艺术化了。
　　
　　我想，清扫员大叔也许不一定喜欢这个工作，但却以他的态度表示，他不轻视这份工作，也不轻贱自己。他可能也认为这个工作“低贱”，却力图做出某种“意义”来。工作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以及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这么一种化日常为审美的过程之中。意外的生活不可求，但生活的意外，而且是“美”的意外，却是可以在有心人那里获得实现并与人分享的。因为这种提拔日常的努力，生活也就平添了一份意义。
　　
　　如果一个人能够主动向“美”，那么他在同时向“真”、向“善”的可能性是否也会提升？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能够主动向“美”，那么“和谐”二字也许根本不用频频提及。
　　
　　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与社会氛围，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工作时不苟且，不势利，不奸滑，不怨忿，努力丰富工作的意义，让自己的心态、让环境变得更为美丽，就此也把自己的工作态度与人生意义传播出去？以这位清扫员为例，如果可以把向“美”之心也纳入社会分层重要指数，那么，许多身在“上层”的人并非就有资格安居“上层”。
　　
　　刚去世的画家吴冠中曾经感叹国人多“美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在下放的几年里，我吸取很多教训，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认识美盲不等于文盲，前者是审美缺陷，过去在农民院子写生，我拿幅并不好的作品给他们看，他们会说画得像；我再拿出一幅画得满意的作品给他们看，他们则说‘美’。从这里我知道，尽管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不是美盲。相反很多文化程度很高的，却是知识越丰富，越是美盲。”如果我们的“美”的扫盲教育能够有所作为，是不是可以令社会的整体气氛有所改良？当然，这个畅想是去文脉化的。谁都知道而且相信，不能只扫“美盲”。

为生歌唱

幽默究竟是什么意思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158次 　　淘碟是我多年的爱好。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音像店扫一通货，带回许多碟，再慢慢看。这样扫货，不免夹杂残次品和不同译名的重复碟，没关系，包换。只是去年暑假，出了一点诡异。那天，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一帮大学生——想看惊悚片，要原版的、没有经过中文翻译的惊悚片。我选了一张碟，送进碟机，一阵嘈杂声突如其来，屏幕上出现的是赵本山！赵本山东北农家老太装扮，弯腰佝背站在舞台上，唱着“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镜头转换到台下，台下听众在哈哈大笑。一时间，孩子们愣了，我也愣了，都愣着，却谁也没笑。片刻，一个孩子冷静地说：“还真是恐怖。”此话—出，满屋子大笑。
　　
　　就在这一时刻，我清楚地看见，我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汇点。《小草》是1989年演出于某期“综艺大观”的小品。那个时候，这群大学生才呱呱坠地或牙牙学语。他们一生最早学会的单词，除了“妈妈”，可能就是“拜拜”——英文。幼儿园首选双语教学。初中、高中、大学又陆续出国念书。他们自然会觉得《小草》没有什么可笑的。我呢？我记得，当年我是笑过的。当年我觉得赵本山很幽默。20年后的今天，忽然意外地面对《小草》，我笑不出来了。在这相逢无笑的尴尬中，我明白了自己当年的粗鄙无知和傻气。我无错，《小草》和赵本山也无过，20年前那还是怎样的社会状态？毕竟多亏《小草》唤醒了我们笑的意识。孩子们哪里能够体会30年前我们被不允许笑的感受。
　　
　　问题出在“小草”以后。后20年，我们的社会迅速开放，西风涌涌，CDP持续高增长，人们的视野大幅度拓宽，文化审美水平进步飞快。很快地，大多数小品、喜剧不再能让人们笑了。又逐渐地，故事片、古装片、贺岁片，郭德纲、小沈阳直至海派清口，不断遭到越来越多的网友拍砖。更有那些在电视屏幕、舞台乃至婚礼上大肆泛滥的主持人的搞笑，多半把肉麻当有趣，令观众不屑。还时常有大师级导演的大片，动辄投资数亿元，结果连最基本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框架以及人物对话都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更别说能够让观众心领神会地笑了。现在，我们神州大地自产的娱乐文化充斥着装腔作势、不怀好意的玩笑和阿谀逢迎的噱头，卖弄滑稽，拿人开涮，贬低他人，出丑卖乖，幽默的含量太少太少，而哗众取宠、愚弄和调戏观众的成分太多太多。我们现在肯定都更喜欢外国电影，无论是哪一类片子，我们通吃，票房足以证明我们的热情。我们被强烈吸引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故事情节——太阳底下无新事，老外的生老病死与我们一样。我们更渴望感受并欣赏的是他们带给我们的幽默。最危急的时刻，最紧张的时刻，最失落的时刻，甚或是日常的普通生活，他们都可以引发我们由衷的——笑。我们可以被逗笑，是因为我们懂得幽默。我们知道幽默是一种睿智和创造力。幽默的语言与幽默的举止，暗含着丰富信息、独特个性、深厚阅历、精辟见解，还有善意与风趣。老早以前我们也曾经有幽默。为此，我又特地找来那时侯宝林、马三立的几段相声，听听，依旧被逗笑。可见幽默的魅力是永恒的。
　　
　　幽默真不是肉麻。笑是一桩非常严肃的事。常言一大堆，句句是真理。如：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笑比哭好，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拍照的时候喜欢说：笑一个。为了面露笑容，我们十分可笑地让大家一起说“茄子”。国外也一样，只不过老外不说“茄子”，他们说“起司”。奥地利心理学家格拉默在他1990年的研究中，甚至量化了笑声。笑量是开心的重要指标。无论是男女关系，还是社会群体关系中，笑意味着放松、许可、理解、领会、鼓励、支持和赞赏。欢声笑语本身就是和谐、沟通与亲密。而现在我们是怎样的人际关系呢？我们彼此高度陌生，互相不诚信，时刻警惕着，到处冒火药味，恶性事件频发。不要以为社会治安只是警察的事情，文化有着更深重的责任。现在人们的笑量指数很低，脾气很不好，很不开心。作为文化从业人员，我想我并不是在批评同行，我是在审视、反思与无奈。
　　
　　我把信心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千万不要谈网变色。如果稍微宽容一点看待我们的孩子，就会发现孩：子们已经大大超越我们。他们自由写字、率性表达，尽管有时候会出现偏差，会执迷，会恶搞，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就在孩子们的优点和缺点中起航。历史已经证明，技术开创了现代文明。技术因素对于我们的生活、思想和文化，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是世界的村民，封闭与禁锢再无可能。产生幽默品质所需要的个性化和思想能力，已经随技术而来，不管大小多少，它已扎根。当前我们娱乐文化的低级与滞后，应该是最后一段挣扎。衰竭与新生，是迟早的事。

为生歌唱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时间:2013-09-10　作者:未详　点击:78次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
　　
　　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一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当时他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但他说：“像这样演奏，肯定活不长久。”
　　
　　杜普雷16岁登台演出就一举成名，接下来四处不停地演奏，用才华征服了全世界。她一直演奏到28岁，直到手指完全失去知觉，患多重硬化症瘫痪在床。她常常怀疑自己除了大提琴一无所有，事实也正是如此。42岁时她死去，在失去爱情甚至亲情的孤独中死去。只有她曾经演奏的大提琴的声音还回荡在这个世界上，那深沉、凝重、有点暗哑的声音，依然在诉说着她那短促而激烈的一生。
　　
　　看过杜普雷大大提琴的照片和传记电影里的演奏镜头，很男性的姿势，把大提琴夹在两腿间，两只胳膊和脑袋不停地随情绪而大幅度摆动，像在用弦切割那把大提琴，并不优雅，甚至有些粗苯。自然、率真，百分之百地投入，让人分不清哪是杜普雷哪是大提琴，甚至分不清在杜普雷和大提琴之间，究竟是谁在演奏谁。
　　
　　半个世纪前，凡。高也同样急促地演绎完了自己的一生。“只要真诚相爱，生命将是永存的”是凡。高终生希望通过画作表达的思想和意愿。可冷酷而污浊的现实终于使这个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错乱，自此他开始了发病时疯狂、病愈时作画的错乱生活。最后，在瓦兹河畔奥维尔，如今被人们称作“凡。高客栈”的地方，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自杀之前，凡。高曾在他简陋的住所里给弟弟提奥写信：“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设法在一间咖啡馆里搞一个自己的展览。”
　　
　　一个英伦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
　　
　　杜普雷和凡。高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纪，却对爱有着同样的狂热和执着。他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他们并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事情只有一件；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方式只有一种；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也只有一样东西。这件事伴随他们成长、漫游世界、恋爱、漂泊、疲倦、失落、挣扎，最后又和他们一起枯萎。
　　
　　对杜普雷来说，这件事是演奏大提琴。对凡。高来说，这件事是绘画。所以，技艺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一切可以用来探讨和实验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魂与共，是拼却性命。
　　
　　“爱是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记得这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

为生歌唱

你的故事在别人嘴里时间:2013-09-09　作者:未详　点击:270次 　　住在小城的最大缺点是，你永远是别人嘴里的故事，而别人的故事又永远在你的嘴里。结果故事从你的嘴到别人的耳朵，然后再从别人的嘴到另一个人的耳朵，就这样一路流传下去。最后你会听到你的故事，是一个热心的人好意过来告诉你的。你听完了，却不知道那是你的故事，因为在你的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他嘴里所叙述的那样的故事。
　　
　　到底那是谁的故事？
　　
　　噢，原来是集体创作。